第二节 研究院导师
1925年7月17日，清华学校举行校务会议，吴宓在会上提出了研究院预算等议案，获通过。研究院章程早先由吴宓征求过王国维的意见。章程指出：“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培养目标为：“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1926年8月11日，研究院修订了《研究院章程提要》，其中对国学一科，作如下的说明：“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音学及东方语言等。”国学院聘任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国学院为了表示王、梁、赵、陈诸位高于一般的教授，被称为四大导师。王国维由于是第一位到任教授，院内事务都与他商量。
清华研究院于1925年9月8日举行第一次教务会议，会上宣布了各教授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和普通演讲的讲题、时间。王国维指导的范围如下：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普通演讲”相当于现在大学的课堂讲授，属于国学基本知识课程。王国维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一小时，《说文练习》一小时，十月中旬又加《尚书》一小时。1927年2月寒假结束后，王国维又加授《仪礼》一小时。各位教授都设有研究室，同时将该教授指导范围中的有关书籍都陈列于室中，这就方便学生来查书，同时又便于及时向教授请教。王国维的研究室中经学、小学、考古学书籍甚多。因为研究院重视个人研究，所以，各教授又有“专题研究”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在教授指定的研究范围内，就自己的志趣，提出研究课题，再与教授商量后确定，以便定时向教授请教。
关于如何研究学问，王国维在暑假受学生会邀请作公开演讲，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介绍研究学问的根本方法和当前国学研究的几个前沿的方向。教授向学生发表见解，以梁启超为多，但梁启超有事都与王国维商量，有时同学来问问题，有不了解的，就说：“去问王先生。”1925年9月11日，梁启超在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向全体学生作如何选择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的谈话时，介绍了他与王国维共同商定的意见如下：“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主张于论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专书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故太宽泛而专靠推论者少选。诸君择题须择定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基本材料之题，然后研究之，不致棘手。……总之，本院目的，在养成诸君研究学问的方法，以长期见面机会而加以指导。”
1926年3月，研究院主任办公室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教授拟就“本年招生各科命题及阅卷名单”。关于命题的原则，虽有一年的经验，梁启超仍与王国维郑重地讨论。梁启超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专门科学之题，每门约拟若干，并乞见示。此项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似故为责难，此间颇费斟酌，想先生有以处之矣。四月半后当来校就教一切。”不久，王国维拟二十题寄去。梁启超也拟出若干题寄回并函告王国维：“尤惧者有天才至美而于考题所发问者漏缺注意，则交臂失之，深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与遗珠，两皆难免。鄙意欲采一变通办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他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亦未始不可。不审尊意以为何如？今别拟一准考通告呈览。若谓可用，请更与雨僧一商，并列举指定之书见之最幸。”从这封信看，当时教授间的互相商量的氛围颇好。
1926年1月5日，清华学校召开校务会议，吴宓代表国学研究院提出了发展计划和预算大纲，其中有几项遭否决。吴宓即于1月7日召开国学研究院第六次教务会议，传达学校意见。王国维未置可否。会后，吴宓再征求他们意见，王国维便致函吴宓说：“前日校务会议所决定各事项，注重专题研究与不教授普通国学，本年办法亦略相同，自无异议。唯减收学生一项，斟酌现在社会需要与学生求学情形，似仍以照旧案方法为是。像此事与校中经费并不增加，何必自减学校效力。此项维极赞成梁任公教授之议。又津贴一项，处置甚为困难，又易惹起学生间之竞争与嫉妒，似以作废为是。但校中既有此案，不妨移诸扩充本院事业。承询意见，用特奉闻。”这种处理方式代表王国维的性格，他是冷静的、有分析的，在大的方面与梁启超的意见，注意协调。
清华国学研究所创办之际，征询王国维意见，王国维十分重视买书。主持院务的吴宓常邀王国维一起去琉璃厂遍寻中国古籍。1926年6月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十次教务会议，决定购买图书的程序：“书局送来书单以后，专请王静安先生审查决定购买及批价审定之后，交办公室照购。历史古物陈列室所需拓本之审查取舍，请王静安先生主持，整理编目等事请赵万里、梁廷灿办理。”赵万里于1925年冬来北京，曾暂住王家。当时恰逢研究院一位助教离去，院里就以赵万里继任助教。早在1925年暮春，王国维的八十一岁的远房叔叔就写信推荐赵万里：“文采斐然，现在东南大学国文系肄业，十一二岁时即见尽力读书，近于词章经术小学均有门径，为吴瞿安诸君所激赏。现因东南学校风潮，颇思北游，欲就学于我贤，此优秀分子为家乡所不可多得。如能长侍左右，日后成就必可观，且赵君小楷甚好亦速，曾见其以业余时间尽二十黄昏抄庄子一部，可谓勤矣。日后抄写文字，检查书籍，亦著席间一极乐之友生也。”赵万里到了北京，因过去并未见过王国维，就请人带领前往。首次见面拜师，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为礼，进门就叩头行礼。
赵万里是王国维的同乡和亲戚，他是王国维夫人表姊的长子，但从不以亲戚相称。据王东明回忆：“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赵万里就住在西院十二号，离得近，是一位得力的助手和勤奋的学生。
清华研究院于1925年9月8日举行第一次教务会议，会上宣布了各教授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和普通演讲的讲题、时间。王国维指导的范围如下：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普通演讲”相当于现在大学的课堂讲授，属于国学基本知识课程。王国维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一小时，《说文练习》一小时，十月中旬又加《尚书》一小时。1927年2月寒假结束后，王国维又加授《仪礼》一小时。各位教授都设有研究室，同时将该教授指导范围中的有关书籍都陈列于室中，这就方便学生来查书，同时又便于及时向教授请教。王国维的研究室中经学、小学、考古学书籍甚多。因为研究院重视个人研究，所以，各教授又有“专题研究”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在教授指定的研究范围内，就自己的志趣，提出研究课题，再与教授商量后确定，以便定时向教授请教。
关于如何研究学问，王国维在暑假受学生会邀请作公开演讲，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介绍研究学问的根本方法和当前国学研究的几个前沿的方向。教授向学生发表见解，以梁启超为多，但梁启超有事都与王国维商量，有时同学来问问题，有不了解的，就说：“去问王先生。”1925年9月11日，梁启超在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向全体学生作如何选择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的谈话时，介绍了他与王国维共同商定的意见如下：“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主张于论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专书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故太宽泛而专靠推论者少选。诸君择题须择定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基本材料之题，然后研究之，不致棘手。……总之，本院目的，在养成诸君研究学问的方法，以长期见面机会而加以指导。”
1926年3月，研究院主任办公室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教授拟就“本年招生各科命题及阅卷名单”。关于命题的原则，虽有一年的经验，梁启超仍与王国维郑重地讨论。梁启超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专门科学之题，每门约拟若干，并乞见示。此项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似故为责难，此间颇费斟酌，想先生有以处之矣。四月半后当来校就教一切。”不久，王国维拟二十题寄去。梁启超也拟出若干题寄回并函告王国维：“尤惧者有天才至美而于考题所发问者漏缺注意，则交臂失之，深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与遗珠，两皆难免。鄙意欲采一变通办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他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亦未始不可。不审尊意以为何如？今别拟一准考通告呈览。若谓可用，请更与雨僧一商，并列举指定之书见之最幸。”从这封信看，当时教授间的互相商量的氛围颇好。
1926年1月5日，清华学校召开校务会议，吴宓代表国学研究院提出了发展计划和预算大纲，其中有几项遭否决。吴宓即于1月7日召开国学研究院第六次教务会议，传达学校意见。王国维未置可否。会后，吴宓再征求他们意见，王国维便致函吴宓说：“前日校务会议所决定各事项，注重专题研究与不教授普通国学，本年办法亦略相同，自无异议。唯减收学生一项，斟酌现在社会需要与学生求学情形，似仍以照旧案方法为是。像此事与校中经费并不增加，何必自减学校效力。此项维极赞成梁任公教授之议。又津贴一项，处置甚为困难，又易惹起学生间之竞争与嫉妒，似以作废为是。但校中既有此案，不妨移诸扩充本院事业。承询意见，用特奉闻。”这种处理方式代表王国维的性格，他是冷静的、有分析的，在大的方面与梁启超的意见，注意协调。
清华国学研究所创办之际，征询王国维意见，王国维十分重视买书。主持院务的吴宓常邀王国维一起去琉璃厂遍寻中国古籍。1926年6月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十次教务会议，决定购买图书的程序：“书局送来书单以后，专请王静安先生审查决定购买及批价审定之后，交办公室照购。历史古物陈列室所需拓本之审查取舍，请王静安先生主持，整理编目等事请赵万里、梁廷灿办理。”赵万里于1925年冬来北京，曾暂住王家。当时恰逢研究院一位助教离去，院里就以赵万里继任助教。早在1925年暮春，王国维的八十一岁的远房叔叔就写信推荐赵万里：“文采斐然，现在东南大学国文系肄业，十一二岁时即见尽力读书，近于词章经术小学均有门径，为吴瞿安诸君所激赏。现因东南学校风潮，颇思北游，欲就学于我贤，此优秀分子为家乡所不可多得。如能长侍左右，日后成就必可观，且赵君小楷甚好亦速，曾见其以业余时间尽二十黄昏抄庄子一部，可谓勤矣。日后抄写文字，检查书籍，亦著席间一极乐之友生也。”赵万里到了北京，因过去并未见过王国维，就请人带领前往。首次见面拜师，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为礼，进门就叩头行礼。
赵万里是王国维的同乡和亲戚，他是王国维夫人表姊的长子，但从不以亲戚相称。据王东明回忆：“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赵万里就住在西院十二号，离得近，是一位得力的助手和勤奋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