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勾心斗角
王国维刚步入小朝廷，情况不熟，加以本来生性谨慎，猛然看到周围政治斗争的复杂，故进言不多。现存王国维1924年阴历四月十五日的一个奏折，可作介绍。这个奏折的中心：建议溥仪不能出国，应将故宫办成皇室博物馆，请外国使馆保护。其文如下：“近者颇有人主张游历之说，臣深知其不妥。”“皇上一出国门，则宗庙宫室民国不待占而自占，位号不待削而自削，宫中重器拱手而让之民国，未有所得而全局尽失，是使皇上有去之日，无归之年也。又欧洲经济之紊乱，劳资之激争，日甚一日，其爆发而成大乱之日不远，是欲避祸，而反速祸也。故臣以为游历之事，有百害而无一利。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之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夫日本岁掷庚子赔款四百万以经营东方文化事业，既成事实矣，英法诸国行且继之，彼于散逸之文物犹不惜巨款以蒐集之，岂于固有之文物有事之时乃惜千百之兵力而不加以保卫！”他接着奏：“皇上如以此事为可行，可遣人先与英日二使接洽，如得其赞助，即下明诏以建立皇室博物馆事宣告中外，一面指定地点，先设筹备处，一面清查古器书画书籍，分别应否陈列之物。若借用原有宫殿，则半年之内即可开馆。如此则京师虽有事变而皇室有磐石之固。”有意思的是，王国维还奏道：“使博物馆地带以为一区域，与宫禁尽而为二。”此外，还加上奏折常用的套语：“臣数日以来，见外侮叠至，不胜忧愤，中夜蒐徨，愧无以分圣主之忧，偶有愚者之得，不胜献曝之忱，故敢具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在小朝廷中，制止溥仪出国，大体上是遗老们一致的想法。这个奏折的重点在后面部分：建立博物馆。王国维对中华文物有深沉的感情，他似乎以一种考古学者的执着，去热爱中华文物。但是，那时皇室中的文物展览却不可避免地联系着政治。其中一是勾结外国，使清室宝物置于外国保护之下；二是另组人“清查”古器书画，又与宫禁分开，即脱离内务府的控制。这当然会引起纷争。这个奏折显然包含了罗振玉的主意。溥仪对这个奏折也没有加御批，但是面告王国维的话，均写在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书信中：“谓前文因情节太长，不能加批，但出游并无此事，万令放心，郊外亦不再往。语甚切实。并谓以后有所见，不妨随时陈述，甚所乐闻。并问及素与公，且下至观。”罗振玉显然想进一步发挥影响，所以，他写信说：“远游之策不得不谓之受一打击，弟意公进言仍不可少，并宜早日上达，所谓乘势也。”王国维可能又写了奏折，但未上送，其内容不得而知。罗振玉进一步建议他一方面从正面论述，另一方面可上呈论“用人之道”，论证“过犹不及。与夫往者因循之害，与卤莽实为一因一果。策宜选依乎中庸……”如果联系当时背景，旧内务府诸辈，因循保守者居多，庄士敦及郑孝胥那样的新进之人又被称之为卤莽，这两类人皆不中用，另选合乎中庸之道的练达之士。这是想借王国维的嘴说出的很有心计的话。郑孝胥在溥仪支持下，对“内务府”作过改革，结果，内务府顿时瘫痪了，要钱无钱，要物找不到，迫使他三个月就下了台。罗振玉似乎看到了机会。后来，博物馆未办成，溥仪也未表态，古器物确是清点了。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记，古器物越点越少，甚至有人向他告发罗振玉。当然，这也可能出自政敌的流言。但是，王国维周围的学者张尔田，却也写信说：“国亡之谓，何又因以为利。君子爱人以德，当劝其辞，即兄亦宜脱然其间，一生大节不可不兢兢业业，噫！考古之祸竟至于此，令人不忍言学。”以这位遗老之见，皇室遭此不幸，只有“草间伏处，但有祈死”，怎能去浑水摸鱼，“分君父财产”。
有一次，故宫建福宫起火，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说，疑内部有人因偷窃而纵火灭迹。罗振玉当时听到的传言是，“起火之由乃因上玩影片所致”。但是，王国维不相信。他认为，这是内务府推托之词，思之“两夜未睡”。以后，罗振玉想借此做点文章，显然针对内务府的，并和升允一起商讨。罗振玉起草后，交王国维修改，并请代递。过了几天，罗振玉又写信说：“凡文内诸语，皆经千思百虑而后出之，但可润色辞藻，不可删节。至要至要。惟素老能知其苦心。”王国维显然看到了小朝廷内部勾心斗角，听到了一些社会舆论，对人对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友朋间也有所讨论。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婉转地说：“文甚不易作。我辈此次进言，须泯去痕迹，方为有效。故鄙意论人固不可，论事亦著形迹，故以论心为要，但一时不易着手，须以一二月为期，其时亦当可以进言之机矣。”总之，他认为“此时以暂沉默为善”。罗振玉想拥戴升允，是一个深思的谋略。他告诉王国维说：“弟谓将来之望，仅得一人。……素相宏通诚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一次，王国维为升允代递奏章之后，罗振玉又写信说：“素文竟得邀圣鉴，足见至诚可以感人，凡事向义而行，不必顾及成否毁誉也。”“皇帝”为了安抚下属，宣布不去远游了。罗振玉又提出：“远游之策不得不谓之受一打击，弟意公之近言仍不可少，并宜早日上达，所谓乘势也。”溥仪用郑孝胥改革“朝政”受挫，也表示要听其他人的意见。升允蒙召见后，回天津就去见罗振玉，由罗振玉再向王国维传达如下：“素相昨午返津，谓此次上语甚诚切，并谓知遇必记，且改之必速，可拭目以观，断不负言者苦心。且谓汝能常常见面最好，数日一见尤佳，意甚殷挚，不同敷衍。”升允从北京回天津，希望与住在北京的王国维“数日一见”，当然要王国维去天津了。升允既到北京，本来很容易见到王国维；其中当然有需要与罗振玉商议的事，关键在于人事。比如，罗振玉告诉王国维：“上问高密（即郑孝胥）为人，素对以言大而夸，作事凌乱无序，不循轨道，上笑而颔之。……素并与我言，将祈上添入南书房，亦与我卖好之一端。”罗振玉不但授意王国维多向皇帝议论用人之道，还建议他多向“皇上”英文教师庄士敦介绍各种人，因为他对中国情况不熟悉，不知谁是好人。王国维对郑孝胥受挫并无乘势追击之意。他对罗振玉说：“高密（指郑孝胥）于此事已栽一大跟兜，稍有人心必须自退以谢天下，加以天怒人怨，恐不久即不能站脚。日（指金梁）亦必随之而倒。故前日素意俟其自败，不必加功。维意或令心畲（指溥儒）入城一次，面陈一切，素答如此。此甚老成之见，亦是自留余地。窃意高密减政之策本不期实行，但以掩人耳目，其大计划既败，则亦自必求去。（对素言‘不行则去’，素即赞之）”王国维当时在清华学堂专注于研究蒙古史等学术课题，发行刚出版的《观堂集林》，对小朝廷的矛盾复杂性估计不足，认真的书生很难识别政客的手腕。其实，郑孝胥一次失败，并未即倒。过了几天，王国维又告诉罗振玉，与郑孝胥“近日晤面三次，见其兴味颇豪”他虽南归，但一个多月即回来。王国维说“明道（指陈宝琛）尚拥护高密诸人，可谓至愚”。“至此不必责高密诸人，不能不归咎螺江（指陈宝琛）矣。”罗振玉马上告诉他，陈宝琛师傅十分重要。
有一次拟奏章，罗振玉告之：“素老言此章完密得宜，若公润色字句，则不可嫌长删节。”罗振玉又叙这份奏章起草经过及重要性，说：“别后再拟入奏，方于车中得腹稿，到家则素老已在舍久待，将腹稿大意告之。素大谓然，闻其竟日长叹，并告弟不忍见此，但有祈死一法。此弟见素以来所未尝闻也。素意请公今夕缮成，明日上递。并言此稿不可一刻缓。公明日上此章，则晚死亦可。弟闻之不觉零涕。”这份稿子，经王国维润色后，请专人送津。罗振玉回信说：“冯友来奉到大稿并来示，即转素相。素相谓大稿至清，惟但陈一事，则会尽弃。唯以后不能时时进言，故意仍用弟稿，并请公不必顾虑，仍即夕缮明递入。”此事在王国维致罗振玉信（1924年2月5日）中有反映。看来，王国维有难言之隐，他委婉地说：“细读尊文，并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维代缮，手续本不甚妥……若此文再由维缮，则或以维借名相污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将尊文与维所拟一稿令冯友送呈，请与素师一酌，或用其一，或参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缮封固，交维代递，似于手续较备。折纸二份并附上，缮后可令冯友带回，则初四日即可上矣。”“又此事秘甚，上意决不愿多人知之，或由素师一人具名，由维与二公一商，由渠暗中递入，更为妥善。”
奏章的内容，并不了解，但后果并不美妙，因为罗振玉连续致信王国维说：“小人之为恶真无所不至。弟至此真可退藏，不欲更与闻一事矣。”又一信称：“素愤懑已极，日求速死。”还有一信曰：“素老上书后，亦未蒙一见，故近亦未每日趋直，似此气象，殊无一线之乐观。”到了1924年5月，王国维致信蒋汝藻，因皇室颇多事，“此数月中心绪至为不安，然无补救之法，如何如何！”到了阴历六月初一，罗振玉来信说：“素迩来骤衰，与之语言当时忘却，与之商榷，均唯唯无所可否，盖神明受外界转剧太过，殆不易回复矣。平生崇拜，但有此人，今竟至是，它何望哉。弟自知神明尚未衰谢，然中寒如饮冰矣。”升允生活也困难，受到罗振玉的接济。早在王国维在上海时，罗振玉就托他为升允的儿子谋一职务。“与素公细谈，渠安家在此，每月约需用二百余元，都门有出租房产可得百元，加以吾兄所赠五十余元，所少不过七八十元。”此后生活困难，似靠大量的接济。罗振玉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素相岁暮之资，本拟筹赠二百元，现公甚窘，弟即再设法赠送百元（即此数亦恐不足供岁暮开支，然为敬其人，不忍不尽力）。公若有所馈，新岁到津，不妨自行面交可也。”罗振玉四天没有收到回信，就又写信说，素老贫甚，“今年弟赠九百元，又煤十吨，岁暮拟再二百元，或可敷衍”。同时又催促王国维资助。过了半年多，罗振玉又函告王国维说：“素老之窘，为历来所未有，前日以百元，一日还债已尽。”那时，王国维有一幅画存罗振玉处，罗告之已准备托人“售百元；若得售，为公素”。升允写过回信给王国维说：“新年又承分惠……却之不恭，受则滋愧，耳目昏不能作字，命儿子代书致谢。”
久而久之，对王国维在小朝廷中的观望态度，罗振玉颇为不满。他在信中说；“手教殷殷见诲，其征挚爱，然大义所在，但有瘁吾力以赴之，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又有一信说：“然事已披露，势不能止，斩关夺隘，在此目前。深思熟虑，终无万全之术，只有一切不顾，转战而前。”接着，他又写信说：“以一切不顾转战而前之人，乃乞怜于军阀，何其陋也。息谓连日间博物馆亦示人以怯，在前在后皆可开，此刻却不可开也。此事自有正正堂堂抵制之法，恐非肉食者所知。此事关系太大。”
王国维后来没有将罗振玉的一个奏本上达，他企图平静地在信中介绍当时的情况。当时，小朝廷中议事时对罗振玉亦有议论。有人以为罗振玉想要“尽去新旧人，而拥素老出，即心中明知其不然，亦必以此相诬蔑，此为彼等防御之远策。上公言语中露”挑拨“二字，即出于彼等之口者也。维告上公，公本无所为，亦不畏其中伤”，“上公屡谓观太真”。王国维毕竟是书生。他卷入了纷争，又想退出来，所以，他对罗振玉说：“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递，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譬如禁御设馆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所以，他想请假之后“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可悲的是，他陷进了恶浊界的泥坑，却无力自拔。罗振玉回信说：“来书言圣断可喜。（此是庄力，何尝出自圣意）……高见与弟十九不合，倘亦不能谓然，于入直之事恐亦无甚关系矣。”第二天，罗振玉又写信说，“昨作答时忧愤已极”，“劝公之北来，不免蛇足”。罗王之间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明明白白的分歧，令人深思。
§§第九章 与国内外学者的交往
有一次，故宫建福宫起火，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说，疑内部有人因偷窃而纵火灭迹。罗振玉当时听到的传言是，“起火之由乃因上玩影片所致”。但是，王国维不相信。他认为，这是内务府推托之词，思之“两夜未睡”。以后，罗振玉想借此做点文章，显然针对内务府的，并和升允一起商讨。罗振玉起草后，交王国维修改，并请代递。过了几天，罗振玉又写信说：“凡文内诸语，皆经千思百虑而后出之，但可润色辞藻，不可删节。至要至要。惟素老能知其苦心。”王国维显然看到了小朝廷内部勾心斗角，听到了一些社会舆论，对人对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友朋间也有所讨论。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婉转地说：“文甚不易作。我辈此次进言，须泯去痕迹，方为有效。故鄙意论人固不可，论事亦著形迹，故以论心为要，但一时不易着手，须以一二月为期，其时亦当可以进言之机矣。”总之，他认为“此时以暂沉默为善”。罗振玉想拥戴升允，是一个深思的谋略。他告诉王国维说：“弟谓将来之望，仅得一人。……素相宏通诚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一次，王国维为升允代递奏章之后，罗振玉又写信说：“素文竟得邀圣鉴，足见至诚可以感人，凡事向义而行，不必顾及成否毁誉也。”“皇帝”为了安抚下属，宣布不去远游了。罗振玉又提出：“远游之策不得不谓之受一打击，弟意公之近言仍不可少，并宜早日上达，所谓乘势也。”溥仪用郑孝胥改革“朝政”受挫，也表示要听其他人的意见。升允蒙召见后，回天津就去见罗振玉，由罗振玉再向王国维传达如下：“素相昨午返津，谓此次上语甚诚切，并谓知遇必记，且改之必速，可拭目以观，断不负言者苦心。且谓汝能常常见面最好，数日一见尤佳，意甚殷挚，不同敷衍。”升允从北京回天津，希望与住在北京的王国维“数日一见”，当然要王国维去天津了。升允既到北京，本来很容易见到王国维；其中当然有需要与罗振玉商议的事，关键在于人事。比如，罗振玉告诉王国维：“上问高密（即郑孝胥）为人，素对以言大而夸，作事凌乱无序，不循轨道，上笑而颔之。……素并与我言，将祈上添入南书房，亦与我卖好之一端。”罗振玉不但授意王国维多向皇帝议论用人之道，还建议他多向“皇上”英文教师庄士敦介绍各种人，因为他对中国情况不熟悉，不知谁是好人。王国维对郑孝胥受挫并无乘势追击之意。他对罗振玉说：“高密（指郑孝胥）于此事已栽一大跟兜，稍有人心必须自退以谢天下，加以天怒人怨，恐不久即不能站脚。日（指金梁）亦必随之而倒。故前日素意俟其自败，不必加功。维意或令心畲（指溥儒）入城一次，面陈一切，素答如此。此甚老成之见，亦是自留余地。窃意高密减政之策本不期实行，但以掩人耳目，其大计划既败，则亦自必求去。（对素言‘不行则去’，素即赞之）”王国维当时在清华学堂专注于研究蒙古史等学术课题，发行刚出版的《观堂集林》，对小朝廷的矛盾复杂性估计不足，认真的书生很难识别政客的手腕。其实，郑孝胥一次失败，并未即倒。过了几天，王国维又告诉罗振玉，与郑孝胥“近日晤面三次，见其兴味颇豪”他虽南归，但一个多月即回来。王国维说“明道（指陈宝琛）尚拥护高密诸人，可谓至愚”。“至此不必责高密诸人，不能不归咎螺江（指陈宝琛）矣。”罗振玉马上告诉他，陈宝琛师傅十分重要。
有一次拟奏章，罗振玉告之：“素老言此章完密得宜，若公润色字句，则不可嫌长删节。”罗振玉又叙这份奏章起草经过及重要性，说：“别后再拟入奏，方于车中得腹稿，到家则素老已在舍久待，将腹稿大意告之。素大谓然，闻其竟日长叹，并告弟不忍见此，但有祈死一法。此弟见素以来所未尝闻也。素意请公今夕缮成，明日上递。并言此稿不可一刻缓。公明日上此章，则晚死亦可。弟闻之不觉零涕。”这份稿子，经王国维润色后，请专人送津。罗振玉回信说：“冯友来奉到大稿并来示，即转素相。素相谓大稿至清，惟但陈一事，则会尽弃。唯以后不能时时进言，故意仍用弟稿，并请公不必顾虑，仍即夕缮明递入。”此事在王国维致罗振玉信（1924年2月5日）中有反映。看来，王国维有难言之隐，他委婉地说：“细读尊文，并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维代缮，手续本不甚妥……若此文再由维缮，则或以维借名相污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将尊文与维所拟一稿令冯友送呈，请与素师一酌，或用其一，或参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缮封固，交维代递，似于手续较备。折纸二份并附上，缮后可令冯友带回，则初四日即可上矣。”“又此事秘甚，上意决不愿多人知之，或由素师一人具名，由维与二公一商，由渠暗中递入，更为妥善。”
奏章的内容，并不了解，但后果并不美妙，因为罗振玉连续致信王国维说：“小人之为恶真无所不至。弟至此真可退藏，不欲更与闻一事矣。”又一信称：“素愤懑已极，日求速死。”还有一信曰：“素老上书后，亦未蒙一见，故近亦未每日趋直，似此气象，殊无一线之乐观。”到了1924年5月，王国维致信蒋汝藻，因皇室颇多事，“此数月中心绪至为不安，然无补救之法，如何如何！”到了阴历六月初一，罗振玉来信说：“素迩来骤衰，与之语言当时忘却，与之商榷，均唯唯无所可否，盖神明受外界转剧太过，殆不易回复矣。平生崇拜，但有此人，今竟至是，它何望哉。弟自知神明尚未衰谢，然中寒如饮冰矣。”升允生活也困难，受到罗振玉的接济。早在王国维在上海时，罗振玉就托他为升允的儿子谋一职务。“与素公细谈，渠安家在此，每月约需用二百余元，都门有出租房产可得百元，加以吾兄所赠五十余元，所少不过七八十元。”此后生活困难，似靠大量的接济。罗振玉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素相岁暮之资，本拟筹赠二百元，现公甚窘，弟即再设法赠送百元（即此数亦恐不足供岁暮开支，然为敬其人，不忍不尽力）。公若有所馈，新岁到津，不妨自行面交可也。”罗振玉四天没有收到回信，就又写信说，素老贫甚，“今年弟赠九百元，又煤十吨，岁暮拟再二百元，或可敷衍”。同时又催促王国维资助。过了半年多，罗振玉又函告王国维说：“素老之窘，为历来所未有，前日以百元，一日还债已尽。”那时，王国维有一幅画存罗振玉处，罗告之已准备托人“售百元；若得售，为公素”。升允写过回信给王国维说：“新年又承分惠……却之不恭，受则滋愧，耳目昏不能作字，命儿子代书致谢。”
久而久之，对王国维在小朝廷中的观望态度，罗振玉颇为不满。他在信中说；“手教殷殷见诲，其征挚爱，然大义所在，但有瘁吾力以赴之，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又有一信说：“然事已披露，势不能止，斩关夺隘，在此目前。深思熟虑，终无万全之术，只有一切不顾，转战而前。”接着，他又写信说：“以一切不顾转战而前之人，乃乞怜于军阀，何其陋也。息谓连日间博物馆亦示人以怯，在前在后皆可开，此刻却不可开也。此事自有正正堂堂抵制之法，恐非肉食者所知。此事关系太大。”
王国维后来没有将罗振玉的一个奏本上达，他企图平静地在信中介绍当时的情况。当时，小朝廷中议事时对罗振玉亦有议论。有人以为罗振玉想要“尽去新旧人，而拥素老出，即心中明知其不然，亦必以此相诬蔑，此为彼等防御之远策。上公言语中露”挑拨“二字，即出于彼等之口者也。维告上公，公本无所为，亦不畏其中伤”，“上公屡谓观太真”。王国维毕竟是书生。他卷入了纷争，又想退出来，所以，他对罗振玉说：“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递，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譬如禁御设馆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所以，他想请假之后“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可悲的是，他陷进了恶浊界的泥坑，却无力自拔。罗振玉回信说：“来书言圣断可喜。（此是庄力，何尝出自圣意）……高见与弟十九不合，倘亦不能谓然，于入直之事恐亦无甚关系矣。”第二天，罗振玉又写信说，“昨作答时忧愤已极”，“劝公之北来，不免蛇足”。罗王之间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明明白白的分歧，令人深思。
§§第九章 与国内外学者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