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都昌

第二十九章 高平叔与蔡元培

　　高平叔，笔者原来就听说过他的名字，知道是都昌县多宝乡西高村人；知道他是一个大学者，由于他长期在外，对他的学业、事业鲜有听闻。都昌县历史名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都昌县原副县长易至刚，从上海寄来高平叔从事蔡元培研究的一些资料，我贪婪地读了几遍，如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现辑录如下（小标题有个别调整）。

　　（一）高平叔简介

　　高平叔（1913-1998年），原名乃同，汉族，江西都昌人。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蔡元培研究专家。是国际经济研究所（现商务部研究院）创始人，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著译颇为丰硕；尤在蔡元培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多、影响最大。曾担任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秘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重要创始人，副会长。

　　高平叔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现商务部研究院）所长等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

　　高平叔早在16岁时就受知于蔡先生，后襄助蔡先生做研究工作，搜集整理资料，代拟文稿。蔡先生对他的作品竟是逐字逐句推敲。有人开玩笑地说：“你简直是蔡先生晚年亲自指导的一个研究生。”自从1935年蔡先生嘱托高平叔为他编文集和传记以来，高平叔先生已编著出版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传略、年谱简编等近四十册，计1400余万字。蔡先生的一些言行，高平叔可以说是亲耳恭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因此，高教授是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最合适的人选。高平叔先生以年近九旬高龄，为完成“蔡元培研究三部曲”（蔡元培全集、年谱长编、大传）而日夜拼搏。现全集、长编已面世，而大传尚未竣稿。惜天不假年，高平叔先生宏愿未成完璧而仙逝。蔡元培先生被尊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高平叔先生为弘扬蔡翁精神，孜孜以求，重诚守诺，奉献终身，其道德文章、高风亮节也在学术界树起了一座丰碑。

　　（二）高成鸢：献身蔡元培研究的高平叔蔡元培先生是现代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宗师，是华人世界中不分党派无人不敬的人物。曾有报刊刊载了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先生的文章《六十年前的嘱托：我和蔡元培的一段文学因缘》，这是新出版的《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的一部分，交代了他受蔡元培先生亲自嘱托编全集的经过。接受嘱托时，高先生还是20多岁的青年，到他完成为蔡元培全集详加注释的伟大工程的1998年，他已变成耄耋老人。他把一生奉献给蔡元培研究，从1935年就下工夫收集整理资料，抗战爆发，积累的成果散失殆尽。高平叔先生说：“终天抱恨，莫过于此。”他本人的专业是经济学，已经卓有建树，他舍弃专业从美国归来，就为便于从事蔡元培研究。但“文革”中又被下放改造，直到1977年北上，又经两年的奔走求援，始得定居天津。使他痛心的是浪费了大好年华。

　　撰写《蔡元培年谱长编》

　　后来蔡元培的研究也要首先突破禁区，其标志是1980年北京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和北京大学成立蔡元培研究会，对于这两件事的促成，高先生起过重要作用。高先生深知自身使命的重大，他在编《全集》的过程中，给自己外加了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的艰巨任务。经过15个寒暑，近两百万字的巨著，终于与《全集》先后问世。学术界一致认为，《年谱长编》的难度和意义都超过《全集》。例如书中根据先烈杨杏佛之子提供的证明，破除了历史谎言，澄清了胡适先生退出人权同盟事件的真相。

　　其他奉献：此外，高先生还应各方面的需要，编写了众多的蔡元培专题言论集。我想超强的精力耗费必定会伤及老人的身体，以致缩短了他的寿命。主要使命勉强完成，他就离开了人世。我因供职于图书馆，眼看这位老者搬运大摞旧报刊埋头翻阅，助手也没一个，受其感动，加上我对蔡先生的崇拜和黄钰生老馆长的特别授意，我为他的事业奉献了一些业余时间。最繁重的是他为《全集》加注释，需要查找生僻文字和典故。接到他家人的讣告电话时，我不仅想到某学者为他写的诗：蔡氏言行信足传，高翁秉笔竟遗篇。千金一诺情何重，心力抛残六十年。正是赖有高平叔这样的仁人志士，蔡元培先生开拓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伟业才能够薪尽火传，以至永远。

　　（三）高成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平叔先生于今，除去少数的先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是难以捉摸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命运，只有在蓦然回首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踏出的原来是这样一条人生的轨迹。

　　我就常常疑惑，我不是想做将军的吗？我不是学管理的吗？我怎么会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把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认真检点一下，我终于慢慢地想通了。不论你走的是哪一种人生路，只要你细细思量，你会明白，一点点偶然，一点点机缘，铸就了今天的必然。1986年，我十六岁，正在求学的年纪。突然接到一项任务，去帮一个叫高平叔的南开大学老教授整理东西。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高平叔是何许人也，心想：教授大概就是一个戴着老花镜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吧。到了高先生家中，我确实吃了一惊，倒不是高教授的形象与我的想象有什么差别，只是觉得这屋子太小太旧，里面又塞满了书，我还从没见过有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书！高先生从书堆里站起来，很和善地招呼我。我这时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整理书籍和资料。高先生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每天从早上到深夜只是钻在书堆里。偶尔探出身来，让我帮着看看稿件，查查资料。那时的我，满脑子本来都是军事和战场，现在整日盯着一堆书和在一个在书中自得其乐的老头儿，觉得好生奇怪。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但高先生要求我再多留些日子。我又在高先生身边呆了四五个月，在这段日子里，高先生与我的交流多了起来，我知道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原来他的妻子是刘海粟的学生，在“文革”后不久就去世了，谈起这些，高先生总是忽而伤感，忽而快活，手中还不时摩挲着他妻子的画作。在这段日子里，高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也多了起来，查资料，校稿件，忙得我不亦乐乎，的确，当时我很快乐，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老头。我要回部队了，高先生临别时送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蔡元培文集一至五卷，是他的学术之大成，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

　　一样是一本集邮册。后来，只要到天津，我还是会去看望高先生，但总共也只有三四次。后来，我知道了高先生的价值。高先生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所长及研究员等职。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高先生早已是有成就的学者，著译颇为丰硕。然而，1979年他却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全力以赴地转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个中缘由，只为一诺。原来高先生十六岁那年，也见到了一个大人物，即是蔡元培。

　　那时高先生还是一名中学生，而蔡元培已62岁，二人接触之后，交往日深。1935年，蔡先生提出让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在之后的六十年中，高先生编订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书信选”以及“传记”、“年谱”、“年谱长编”等近30种，总字数达一千万以上；此外，高先生还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别独立成篇地进行研究，写出论著40余篇。虽然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但当高先生实现了“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之时，他本人已届耄耋之年，85岁高龄了！有学者评价说：“高平叔的一言承诺，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做到了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地步。他这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样执着的‘傻人’，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后来，到了1998年，高先生去世了，而我正因为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终于没能为他送别。但我知道我在他身边短短的几个月，在我一生中的分量。

　　（四）高增德：记高平叔及其蔡元培研究系列在《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中，高平叔先生讲道：自1935年受蔡元培先生嘱托以来，他六十年如一日，信守诺言，实现职志，已经编订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书信选”以及“传记”、“年谱”、“年谱长编”等近30种，总字数达一千万以上；此外，高先生还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为几十个专题，分别独立成篇地进行研究，写出论著40余篇，计划集为《蔡元培的生平及其事业》。当高先生实现了“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之时，他本人已届耄耋之年，85岁高龄了！

　　放弃所学专业

　　高平叔，原名乃同，江西都昌人，出生于1913年。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新社会科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及研究员，纽约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研究员，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贸易部中国国际经济所所长及研究员等职。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

　　在国际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高先生已是有成就的学者，著译颇为丰硕。然而，1979年他却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全力以赴地转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个中缘由，亦只有高先生自知。

　　初见蔡元培

　　1929年秋天，高平叔陪同叔父高耀堂去看望蔡先生，时年高方16岁，且是一名中学生，而蔡氏已年高62岁，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对待年少的中学生竟很谦恭有礼；而他却初生牛犊不畏虎，在蔡氏面前敢于就当时的文化与教育放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蔡先生不仅不反感，反而听得十分认真。就这样，高平叔开始了与蔡先生的接触，逐渐走近、了解、认识和研究起蔡元培的经历及其业绩来。1935年，蔡先生提出让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

　　一诺千金

　　对于此事的起因，高先生曾这样深情地回忆道：“那是1935年8月5日以后的几天里，我陪蔡先生在上海兆丰公园（现为中山公园）散步，由他口述‘五四’以后的经历，我记录，然后整理出一个初稿。不久，‘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了，我长期流徙后方各地，衣物、稿件散失殆尽，因而《蔡元培文存》的编印和《蔡元培传》的撰写工作不得不中途停顿。一直到1943年，重庆各界纪念蔡先生逝世三周年，我才赶写出一本《蔡元培先生传略》，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从那以后，我无时不想到蔡先生生前的嘱托，无时不为《文存》的流产感到遗憾。但是多年来，我奔波于国内外，生活动荡无常，材料不易集中，使得我无从着手。1979年春……到北京后，全国政协特于1979年5月17日召开‘征集蔡元培史料座谈会’，到会者，除胡、吴、王、徐、无忌和我而外，尚有钱昌照、何思源、钱端升、陈翰笙、顾颉刚、李平衡、戴伯韬诸老……他们一致劝我放下经济专业，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蔡先生1935年的嘱托。”

　　高平叔的一言承诺，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做到了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地步。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他这一生，几乎皆为蔡先生奉献，这样执着的‘傻人’，真是举世难找第二人！”

　　十年磨一剑

　　“蔡先生何其有幸，在晚年获得这样一位知己！”（陶英惠，历史学家。见台湾《传记文学》1995年7月）。十年磨一剑，高平叔先生于1979年重新进入蔡元培研究时，已经年近七旬，首先从编辑《蔡元培全集》开始，到1989年由中华书局推出七卷本的“全集”时，高先生已快到八旬了。“全集”300多万字，收录遗著2600余件，据说在编辑“全集”和编撰“年谱长编”过程中，高先生又发现蔡先生佚文500多篇，这样又为“全集”续编补遗扩充了文献史料，是为喜讯也。

　　高先生为编“全集”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在“全集”搜集资料过程中，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绍兴、厦门、福州、济南、西安、长沙、广州、香港、东京、纽约、巴黎等地的朋友几乎都调动了起来给予支援；在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史馆以及蔡元培亲朋好友间展开了近乎地毯式的搜检；而以上的工作，均由高先生亲作谋划与指挥，他本人也亲历其事，仅在上海华山路蔡元培故居，一蹲就是半年多时间。为整理和抄录蔡先生全部日记，对于存放的40多个箱箧，他都亲手搬上搬下，一纸一字地阅读。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正值酷夏，南京之酷暑犹如“大火炉”烘烤，然而高先生却在馆内剔抉爬梳了一整个夏天。作为一位年高的长者，其经久耐劳的精神给周围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资料搜集到后，又以数年时间以每日投入十数个小时的辛劳，考辨真伪，校勘疏漏，识别错、衍、异、古字，勘定写作时间，比较不同版本，编排时间顺序，誊抄为简化字体，其繁琐具体程度，其文字数量巨大，实令无毅力无韧性的人望而却步。经过高先生十年的坚韧不拔的努力，首次完成了这部具有权威性的《蔡元培全集》，深得海内外学术文化界的赞誉。

　　十五个寒暑

　　高先生在编辑“全集”的同时，又产生了编一套分专题的《蔡元培选集》的愿望，按学科分为教育、美育、哲学、史学、政治、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等专题，独立成集，分别由几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要这样另编，主要考虑到“全集”按时间顺序混合编排，不便于专业学者使用，又难于在短期内面世，为此“全集”与“选集”纵横兼顾，颇可佳惠学术文化界的不同需要，于是有此举。

　　高平叔先生在着手编辑《蔡元培全集》时，也着手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长编》分上、中、下三册，三册共计180万字以上，是目前最详尽而精审的一部有关蔡先生生平及相关史事的巨著。

　　这部“年谱长编”，较之1980年所出“年谱”（简编），在数量上增加篇幅不下十七倍以上，在内容上所扩充之重要史实比原来规模也大大丰富了，无论是蔡先生的日记、书札、函电，还是与蔡先生有交往的重要人物之史料，在“年谱长编”中均有大量的辑入；关涉蔡先生教育主张和教育思想的文献更注重详尽的编摘和阐发。

　　关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关系，高先生不仅在“年谱长编”中有重点突出性记载，而且撰写有长文专论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实践贡献及其时代性的影响。他着重指出，蔡先生深受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冯波特和那个时代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当时的现状，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

　　拼力十四卷

　　高平叔先生在先后操作《蔡元培全集》、《蔡元培年谱长编》等大型项目期间，又产生重编《蔡元培文集》繁体字印行的念头，于是与台湾学者陶英惠先生在1989年1月开始了注释本十四卷“文集”的合作项目，即将原七卷“全集”和九卷“选集”，另编一套注释本十四卷的“文集”。这部“文集”，由高平叔任主编，副主编为萧超然、陶英惠，经过七年多的高先生所说的“拼力”和陶先生等在台的多方斡旋，终于面世。这部“文集”实际上是“全集”，其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弥补了本文前边提到的遗憾，首次公布了蔡先生日记二卷。这样，这部“文集”成为迄今为止有关蔡元培遗著的最为完备、最负责任的一次整理。

　　高先生自称为完成这部“文集”是“拼力十四卷”，可见其投入精力之巨大了。他除负责主编外，还具体承担了其中书信、自传、日记等六卷的注释文字，其工作量之重、难度之高，对一个老迈之躯讲，也实在有如竭尽全力的拼搏了。在这期间，老人曾有病在身，仍然躺在床上口述；老伴病重以至离世，其中艰难辛酸确难以为外人道，也不能不说是拼着老命在奉献了。

　　可告慰于蔡先生英灵的是，这部十四卷的“文集”竟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出版界达成了一致共识，这在政治派别对立、价值观念多元的20世纪的中国，恐怕除了国父孙中山外，就是教育之父蔡元培可获得这项殊荣了，这也正好是对高平叔先生六十年来一直为实现蔡元培先生重托的最高褒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