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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家分晋建赵国

  一、名为晋卿 实夺晋权--赵简子

  赵武生景叔,景叔生赵鞅,是为简子。

  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卒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生年不详。《史记》云,晋顷公九年(前517),“赵简子在位……简将合诸俟戍于周。”假如他二十多岁执晋国政的话,其生年应在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左右,寿七十多岁。

  赵鞅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平(公)昭(公)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场角逐中,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宫之难”后一蹶不振,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其势力仍不及范氏、中行氏。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年仅二十多岁的赵鞅执政以后,在复兴赵宗室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晋顷公九年(前517)赵鞅被立为卿。他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昭公二十九年(前513),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铸刑鼎,上刻范宣子定刑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的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但颁布成文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实际上是对奴隶主“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李悝在总结赵鞅“刑鼎”、子产“刑书”、邓析“竹刑”的基础上,写成《法经》,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

  赵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同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的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宗室的兴盛、强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氏、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焉”。

  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正、史黯、窦隼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鞅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鞅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鞅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鞅家臣周舍“好直谏”,周舍死后,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鞅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范氏、中行氏与郑、齐、鲁、卫等联合,和赵、韩、魏在铁地(河南濮阳西北)发生战斗。赵鞅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师”,内容包括:如果获胜,有军功的上大夫可以受封县,下大夫可以受封郡,士可以获得十万亩田地的奖赏;得胜成功的庶人和工商业者,可以按功升作官吏;得胜立功的人臣、隶、圉等家内奴隶,可以免去奴隶身份,获得自由。这种按军功赐爵、赐田,提高庶人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依军功免除奴隶身份的政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氏、中行氏两家,揭开讨伐战争的序幕。

  其实,赵简子要扩大自己势力、消灭范氏、中行氏两位卿士,可谓蓄谋已久。晋定公十一年(前501),晋国执政大臣赵简子忽然昏迷不醒,整整五天不省人事。晋国大夫们慌作一团,急忙请名医扁鹊诊治。扁鹊检查了一下后,对赵简子家臣董安于说:你主君的脉搏跳动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当年秦穆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七天以后苏醒,醒后曾告诉群臣一番话,以后秦国的发展走向与穆公预言的相同。你主君主症候与秦穆公的相同,不出三天,他必然苏醒,醒后一定有话相告。

  果然,两天半后,赵简子醒来,对前来探望的大夫们说:我这几天梦游天帝所居之地感到很快乐,我与众位神仙在钧天内畅游。天帝们演奏的乐曲和歌舞,与夏、商、周三代乐舞迥然不同,它的乐舞很感动人。突然间,有一只熊朝我奔来,天帝赐给我马和箭,让我射杀它。我接箭在手,一箭中的,熊当即毙命。正在这时一只罴咆哮而来,我开弓又射,罴中箭倒地后身亡。天帝见我射箭技艺超群,感到非常高兴,就赐予我两个筒子,每个筒子都有套子。我还看到我的儿子在天帝身旁,天帝赐给我一只产于翟地的犬,要我等孩子长大后传授给他。天帝告诉我,晋国自此以后将衰微,经七个国君后将灭亡。我念虞舜有大功,将他的后裔孟姚许配给你的第七代孙子。

  这个梦到底预示着什么,赵简子百思不得其解。一天,赵简子出巡,有一人拦住道路,任凭侍卫怎样呵斥、威胁也不离开,非要见赵简子不可。原来,这是天帝的使者,向赵简子传达天帝的命令:晋国即将发生大乱,它是针对你来的,天帝让你射杀熊和罴,就是让你消灭晋国的两位卿士。这两位卿士的祖先分别来自以熊和罴为图腾的部落。天帝赐予你两个带套子的筒子,是让你的儿子消灭子姓的两位子孙。你的后嗣必定改弃现在的一套,穿上胡人服装,消灭翟人建立的两个国家。

  赵简子的怪梦,就是赵姓发展的路线图。赵氏基本上沿着天帝在梦中预言的道路发展,赵简子在铁地打败了范氏和中行氏;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消灭了子姓国代,并消灭了强敌智氏;赵简子第七代孙赵武灵王娶娃嬴,进行胡服骑射,占领了翟人的地盘楼烦、榆中。

  其实,赵简子在与范氏、中行氏进行决战前夕突然做了怪梦,也是在为战胜这两大卿士做舆论准备:既然天帝命令我消灭二卿,范氏、中行氏必亡。

  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冲突,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觊觎和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

  定公十三年(前497),赵鞅想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子稷、臣涉宾“以邯郸叛”,赵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范氏(士吉射)的姻亲,因而得到范氏、中行氏的支持。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赵鞅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晋阳后,立刻“损其户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堡垒,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

  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战争爆发时,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力量对比的变化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赵、韩、魏、智氏之间,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对范氏、中行氏的最后胜利之前,赵鞅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注意争取韩魏智氏,特别是晋君的支持。对智氏的胁迫,他委曲求全,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自杀。当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赵鞅没有公开反叛晋侯,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

  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哀公四年(前491),赵氏与范、中行氏战事正酣,楚乘晋内乱,“乃谋北方”。赵鞅被迫妥协,满足了楚国的要求,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哀公二年(前493),晋郑两军战于铁地,赵鞅中箭负伤,面部血流不止,却“鼓音不衰”。赵鞅攻卫,他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指挥作战,故能“一鼓而士毕乘之”。

  这场战争的结果,赵简子军队打败了范氏、中行氏及诸侯联军,取得了铁地大捷。接着,赵简子又围攻范氏、中行氏据守的邯郸(今属河北)、柏人(在今河北省隆尧县西),中行文子、范昭子被迫逃亡齐国,“赵氏竟有邯郸、柏人”,形成“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的局面。可以这样说,赵简子时奠定了赵国的基础。赵氏子孙在追述祖先功业时,也往往以赵简子作为立国始主,开国之君。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就说“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也说:“今吾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意”。可见无论事实上还是赵氏子孙心目中,赵氏立国都始自赵简子。所以赵简子时期是赵国实际建国或曰雏形时期。

  从哀公六年(前489)至哀公十七年(前478),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哀公六年,赵鞅帅师伐鲜虞。哀公十年春,赵鞅率师伐齐。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使太子无恤将而围郑”,从此,赵鞅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简子卒,太子无恤代立,是为襄子。”

  综观赵鞅生平事迹,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及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鞅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两百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晋自西周初年立国,即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赵鞅、赵襄子两代改革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优秀传统,使赵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的典型特征。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三家分晋的奠基者--赵无恤

  赵无恤,又作毋恤,春秋战国之际晋国赵氏的封君。赵无恤是晋定公时专擅晋国大权的赵简子(赵鞅)与侍妾所生庶子,在诸公子中出身微贱,而且其貌不扬,生年不详,卒于周威烈王元年(前425)。卒谥襄,史称赵襄子。《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三十三年(前457-前425)。

  赵简子有很多儿子,有一天,一个叫姑布子卿的造访赵府,赵简子知道他懂得相面之术,就请他给诸子相相面,看看哪个继承他的爵位更合适。赵简子的这些孩子个个衣服鲜亮,精神饱满,但姑布子卿观察一遍后,禁不住摇头,大为失望地对赵简子说:您的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承继您的大业。

  赵简子心有不甘地问:难道赵氏家族就此衰微吗?

  姑布子卿安慰他说:将军不要伤感,这次来的路上见到一个小孩,根据相貌判断大概是您的孩子,是否把他叫来相一下。

  赵简子一察看,确实还有一个孩子叫无恤的没来,只因他的母亲是翟人,在赵府中当婢女,很受歧视。赵无恤颇有自知之明,自知自己是庶子,所享受待遇不能与其他嫡子相同,而且长相丑陋不得父亲欢心,所以每次独来独往,少惹麻烦,赵简子几乎忘记还有这个儿子。

  赵简子赶忙派人把赵无恤叫来,姑布子卿一相面,禁不住站起身来,拍案大叫:这人才是能当将军、继承您大业者!

  赵简子很感纳闷:这个孩子的母亲只是赵府通房大丫鬟,他又生得貌不惊人,怎么其他嫡出的孩子福分反倒不如他呢?

  姑布子卿说:贵贱不由人,只要是上天的安排,即使原先卑贱,最终必然富贵。

  对客人的话,赵简子终究半信半疑,他这时已立伯鲁为太子,他不相信自己的选择有错。一天,他把他的所有孩子召集在一起,逐次查询,伯鲁和其他孩子语无伦次,说不出所以然来,唯独无恤见识过人,谈起话来头头是道。这次谈话后,加深了赵简子对赵无恤的印象。

  一天,赵简子把伯鲁和无恤叫到身旁,交给他们每人一块竹简,上面写满了对二人进行训诫的话,要他们牢牢记住,此后,赵简子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三年后,他突然让伯鲁背诵竹简上的话,伯鲁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这时茫然不知所措,木简也不知扔在哪里去了。倒是赵无恤是个有心人,得到父亲所赐竹简后,把上面训诫之辞牢记在心,并时时背诵,所以等父亲问时,他恭恭敬敬一字不漏地很流利地背出,还把这些话的意思讲解了一番,并从袖子中拿出珍藏三年的竹简呈上。这次测试后,赵简子对赵无恤另眼相看。

  赵简子决定再试一次,看看伯鲁和无恤到底谁最有才能,以决定取舍。他把伯鲁、无恤和其他孩子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把宝符藏在常山(即北岳恒山)上,你们中谁能找到,我有重赏。伯鲁和他的弟兄们急忙乘马车前往,在山上到处寻找。看到众人忙乱的样子,赵无恤在一旁暗中考虑:常山这么长、这么高,假如藏一两件东西,是不会轻易被发现的。父亲为什么让我们到常山呢?猛然间,他醒悟了:这分明是父亲在考验我们哪。

  看到伯鲁和他的兄弟们垂头丧气归来,七嘴八舌告诉说找宝的经过和艰辛,赵简子不动声色把他们打发走了,禁不住叹了口气,感到很难受。这时赵无恤走上前来,禀报:我在常山找到了宝符。赵简子一听暗喜,忙对他说:快把符拿出来呀。赵无恤说:常山的山顶处有个飞狐口与代国相通,从常山越过飞狐口,可以攻取代国。父亲让我们到常山,并非让我们去寻宝,而是让我们去实地观测地形,为今后夺取代国做准备。

  经过三次测试,赵简子感到赵无恤确实才智出众,就废除原立的太子伯鲁,另立赵无恤为继承人,这就是赵襄子。当时有人对此举不满,对赵无恤有非议,赵简子认为,赵无恤能够忍辱负重,适宜担当大任,所以尽管有人反对,还是坚持让赵无恤继承他的事业。

  赵简子死后,太子无恤代立,是为赵襄子。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智瑶),乘机独占了大部分范氏、中行氏故地,把持了朝政,取赵氏而代之,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导致后来与赵氏的战争,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

  赵襄子嗣位后,很短时间内即显示出他的政治风格,毫不留情地用阴险手段夺取了代国。

  此前赵简子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代国,他把女儿嫁给代王,就有笼络代国君臣,乘机袭取而代之之意,但终究有所顾忌。

  赵简子刚被安葬完毕,赵襄子就率军登夏屋山(夏壶山、贾母山,在今山西省代县东北),派人请代王来相会。因有这样的姻亲关系,代王毫无戒备即来赴会。在酒宴上,赵无恤早已安排下陷阱,斟酒的人在行斟时,用斟酒用的铜勺乘机击杀代王及其从官。然后,赵兵兴兵伐代,一举占领代国,将其领土并入赵氏版图。

  赵襄子派使者迎请姊姊代国夫人回国。得知噩耗,赵氏悲天戗地。由于受当时道德观念的约束,她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偏袒弟弟,对丈夫之死漠然处之,是很不仁义的,再说良心上也受谴责。但如果因丈夫被杀而怨恨弟弟,又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悲愤无处诉、深仇无法报的情况下,她既无面目见代国百姓,又不愿以这样的身份回故国,只有一死了之。当赵氏行到马头山时,她拔下头上的笄(即簪子)自刺身亡。代王夫人的举动,让迎请她的人深感震惊,感到无法向赵襄子交代,也自刎而死。

  代人虽然痛恨赵襄子的无情无义,但对代王夫人的举动予以深深的同情。为了纪念她,就将其辞世之地命名为摩笄之山(又名磨笄山、鸡鸣山,在今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其后,赵无恤协同智氏、韩氏、魏氏三卿瓜分了范、中行氏的领地,驱逐晋出公,立晋懿(或作哀)公。四卿把持晋国的朝政,争权夺利的矛盾更集中、更激烈。其中智氏最强,智伯狂妄骄横,不但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还向他旧日盟友开刀,要求韩、赵、魏三家都向他进献封邑。韩康子、魏桓子惧怕智伯,忍气吞声地各自进献一万户的县邑。智伯贪心不足,又派人向赵襄子逼索蔺(今山西省离石县西)、皋狼(今山西省离石县西北)之地,但遭到赵襄子的坚决拒绝,因为蔺、皋狼本是赵氏发源地,不能轻易割让。

  原来,赵襄子与智伯有宿怨。晋定公十一年,智伯率军进攻郑国。赵简子生病,派太子赵无恤率军从征。智伯喝醉酒后,硬要用酒灌赵襄子,并拿酒罐击打他。赵无恤的臣属们请求跟智伯拼命,他坚决制止了,安慰大家:“主君所以立无恤,是因为能忍受侮辱。”话虽这么说,赵无恤心里也恼恨智伯。智伯回国后,怂恿赵简子废掉赵无恤:像赵襄子这样相貌丑陋、胆小如鼠的人,怎么能当嫡子呢?赵简子当然没有答应,但赵无恤更加怨恨智伯。

  不可一世的智伯没有想到赵无恤竟不听从命令,他恼羞成怒地起兵攻打赵氏,并胁迫魏、韩两卿也派军队一同作战。

  赵无恤寡不敌众,听从张孟谈的谋划,退保邑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南晋源镇)。因为晋阳是赵简子时的干练之臣董安于苦心经营过的,简子失利时就曾固守晋阳,历任守臣都做到了政宽民和,是理想的死守据点。赵无恤退据晋阳,巡视一遍,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又告诉他,董安于当年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拆来做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智伯率韩、魏两家围攻晋阳,一年多没有攻下。后来引汾河水灌城,“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岌岌可危。得意忘形的智伯认为晋阳城指日可下,对陪侍的韩康子、魏桓子说:我今天才知道用水可以灭掉别人的国家。韩康子、魏桓子闻言色变,因为韩氏邑都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临近绛水,魏氏邑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临近汾水,两人都担心智伯用同样手法对付他们,已生叛离之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赵无恤与张孟谈策划,由张孟谈暗中与韩、魏二氏联络,用唇亡齿寒的道理说动二君。为了自身利益,魏、韩与赵结盟,约好里应外合,共灭智氏。

  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三月丙辰日,韩、魏之兵在夜里杀死智氏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汾河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韩、魏二家从旁夹击,活捉了智伯。三家瓜分智氏领地,形成韩、魏、赵三家把持晋国的局面,为三家分晋奠定基础。

  赵无恤在困守孤城的境地中,始终坚持,而且临危不乱,在破城的前夕,能够做出正确抉择,反败为胜,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赵无恤还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威。在晋阳被围时期,群臣惶恐不安,都想寻找个人的出路,对赵无恤不怎么恭敬,只有高共一个人不敢失礼。胜利以后,赵无恤论功行赏,以高共为首。其实高共并没有什么功劳,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赵无恤说:“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在他看来,恭谨驯顺的臣子比建功立业的干将更重要,因为后者固然有用,但若没有前者,就无法维持他自己及其家族的统治。

  宗法观念在赵无恤的头上,比同时代的人表现得格外突出。他自己是赵简子的庶子,被立为太子,继位为君,从宗法习惯上来说是不正常的。他的被立与太子伯鲁的被废,属于废嫡立庶,废长立幼,与宗法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相悖。他一直对此事感到不安,想方设法加以补救。在他即位不久,攻灭了代国,即把太子伯鲁之子封为代成君。后来又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把伯鲁之孙赵浣立为太子,他死以后,赵浣即继承大权,是为赵献侯。赵无恤尊重宗法传统的行为,固然反映着他思想中的观念信条,而在实际上也能起到维护赵氏宗族内部团结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赢得当时人们的敬重。因而,那样的行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政治手段。

  在晋国六卿攫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赵无恤注意团结内部,向外扩张,又能把握时机,转化矛盾,败中取胜,终于使赵氏具备了位列诸侯的势力,成为瓜分晋国的三家之一。

  据《列国纪闻》记载:襄子尝居原(今河南济源)。公元前476年,三家分晋,原城归韩。赵襄子是赵衰第六代孙,可见在三家分晋之时,赵氏仍食采于原。赵氏原城采邑的最后终结,当是在三国分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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