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崛起与野心
日本探索民族振兴的历程似乎比中国要简单。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封建幕府统治，使日本一下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以后虽经二战，跌入谷底，又能迅速崛起，再入世界之强。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日本自明治维新至今两次崛起的历史，就会感到，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种东西和他相伴——野心。
吞并朝鲜，打败中国的野心。
驱逐沙俄，独占东亚的野心。
击败西方，称霸亚洲的野心。
联合德、意，瓜分世界的野心。
虽经战败，险遭亡国，仍不思悔改，意欲再称霸世界的野心。
……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日本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是一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战略的民族，说得再难听点，是一个多少有点不自量力的民族。
我们还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为例。他早年鼓吹“开化”和“自由”的思想，曾激烈抨击封建专制。福泽的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可见其对自由平等的提倡。在《劝学篇》中他还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种观点集中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
然而，晚年的福泽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怀着夺取中国领土及财富的贪婪欲望，他积极支持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以此作为一个良机，吞朝侵华。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在文中他写道：“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在北洋舰队覆灭，日本准备接受满清政府的求和时，他鼓动天皇御驾亲征，主张日军应直捣北京。“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日本必然胜利。”
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
更为可怕的是，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为侵略战争贴上“文明”的标签，并提出理论根据，即认为日本战胜中国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而在福泽谕吉的逻辑中，他的所谓“文明”——实为弱肉强食的法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日本是“文明”的代表，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都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一万元纸币上。统观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八十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然而，福泽为日本所设计的以对外侵略来扩张国权的道路，虽曾给日本带来了一时的“荣耀”，但却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也最终使日本走向失败的深渊。
福泽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他的理念与野心集中代表了日本政治领导乃至日本民族的理念、野心，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日本的振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日本民族的灾难。
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野心？
为什么给别人带来灾难却至死不认错？
为什么整个民族几乎陷于亡国灭种却不思悔改？
吞并朝鲜，打败中国的野心。
驱逐沙俄，独占东亚的野心。
击败西方，称霸亚洲的野心。
联合德、意，瓜分世界的野心。
虽经战败，险遭亡国，仍不思悔改，意欲再称霸世界的野心。
……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日本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是一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战略的民族，说得再难听点，是一个多少有点不自量力的民族。
我们还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为例。他早年鼓吹“开化”和“自由”的思想，曾激烈抨击封建专制。福泽的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可见其对自由平等的提倡。在《劝学篇》中他还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种观点集中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
然而，晚年的福泽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怀着夺取中国领土及财富的贪婪欲望，他积极支持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以此作为一个良机，吞朝侵华。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在文中他写道：“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在北洋舰队覆灭，日本准备接受满清政府的求和时，他鼓动天皇御驾亲征，主张日军应直捣北京。“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日本必然胜利。”
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
更为可怕的是，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为侵略战争贴上“文明”的标签，并提出理论根据，即认为日本战胜中国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而在福泽谕吉的逻辑中，他的所谓“文明”——实为弱肉强食的法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日本是“文明”的代表，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都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一万元纸币上。统观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八十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然而，福泽为日本所设计的以对外侵略来扩张国权的道路，虽曾给日本带来了一时的“荣耀”，但却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也最终使日本走向失败的深渊。
福泽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他的理念与野心集中代表了日本政治领导乃至日本民族的理念、野心，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日本的振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日本民族的灾难。
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野心？
为什么给别人带来灾难却至死不认错？
为什么整个民族几乎陷于亡国灭种却不思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