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杨明新
曾跃林同志的大作《甲午沉思录》即将付梓，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位读者，从中颇受启发，觉得应向大家推荐，故欣然为之作序。
曾君与我相识、相知的时间并不长，却是一见如故，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在相识中，我感到他是一位才情并茂、颇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好汉子。他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文革”那场浩劫之后才上了大学，之后做过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南下广州，现在一家石化检维修企业做高管，并负责全国石油石化建安检维修专业协会的工作。
曾君并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他爱好历史、关心国运，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涉猎大量史籍，广泛收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他所选择的课题是中日甲午战争，今年恰逢甲午战争120周年，总结那段历史深刻而沉痛的教训，正逢其时，有益于我们圆好民主文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中国梦”。所以，曾君之作的面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甲午沉思录》所关注的，虽然着重于19世纪末的那场中日之战，但其视野则涉及中日两国自古至今的悠久交往史。据该书论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的中日关系是友好的。历史上，中国的文化、技术都优于日本，综合国力也强于日本。只是到了近代，中日的强弱地位才发生了迅速的逆转。但即使在甲午及其前后的那段短暂的时期，中日两国的国力也大抵相当。国门被打开之前，中日都是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国门都是被迫打开的，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所打开。打开之后，中日都有一批仁人志士首先觉醒，大声疾呼地要求改革开放，并采取了实际的富国强兵行动。但两者的效果，却是悬殊的。日本搞的“明治维新”，由明治天皇，利用社会上的一批改革者，实行自上而下的大政改，改变藩邦幕府的分裂割据局面，把权力集中到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手中。但这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不是落后僵化的陈旧一套，而是真正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提倡文明开化的生活方式，大力鼓励和扶持民间的和国控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所以，日本的国势和国力很快就真正强盛起来了。这是见人之长，度我之短，放下架子，真诚学习，彻底革故鼎新使然。中国搞的“洋务运动”，由一批首先睁眼看世界的封疆大吏们，热心并着力去办起了好些近代的钢铁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军工企业（即所谓“洋务”）。但政坛上却仍是腐败之风蔓延，而最高统治者，竟是一位对先进的民主政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窍不通的老婆子——慈禧太后。她和阿谀献媚的近臣们，不是真觉得自己国家是全面落后的，不是真诚佩服西方的全面先进，反而沾沾自喜于咱们是“天朝大国”，自古优越、自古先进，只是在某些具体的专门技术上稍逊于“西夷”罢了。于是，长期奉行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国策。所以，中国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表面上也确实搞出了成绩。比如，甲午开战时（1894年），中国的军舰数量及吨位其实是多于日本的，其中也不乏先进的武器（从德国、英国购进）；至于兵员之多，更是远超于日本。但实战的结果，却是中败日胜，邓世昌等一大批爱国将士壮烈殉国，清政府被迫签订极度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赔付天文数字的赔款。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人家真正学习对手的长处，急起直追，故而学到真功夫，成了真正的强者。我们却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学不到人家真正的核心——民主和科学，所以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这就是我从曾君的《甲午沉思录》中所感受到的深刻启迪。
《甲午沉思录》论述以上重要观点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纵横对比，即围绕中心论题，把中日两国的有关史实，从纵向和横向作了鲜明的比照。比较对照的方法，说服力特强，往往能起到震撼读者心灵的作用。这是我在拜读《甲午沉思录》所真切感受到的。
由于曾君并非史学专家，所以其大作并没有对某些历史细节作严密的考证、推敲，也没有对某些历史观点作繁琐的旁征博引。所以，从史学专著的标准要求看，可能使某些史学家感到“不够味”或“欠厚重”，甚至可能认为个别言辞偏激，不符合中庸的老鸦声调。但我认为，不受太多顾忌和限制，凭自己掌握的史料和论据，率性而发，一气呵成挥就成书，倒是形成了一种淋漓畅快的论述风格，去除了学究味和迂腐气，可使人感悟到“独抒性灵，各领风骚”之妙。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曾君不但关注历史，论及史观，而且关注现实，论及时政。从他的关注和论述中，我切实地感觉到他的情怀是爱党爱国的。他热诚地呼吁中日两国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摒弃前嫌，以高德的智慧，共谋和谐发展。我以为，这也是该书耀眼的闪光点。
由于我也和曾君一样，并非史学专业人士，故以上所述，未必确当。但谨以此诚告广大读者，并祈方家赐教。
2014年4月18日于广州番禺海滨花园
（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喜剧美学研究会理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
曾跃林同志的大作《甲午沉思录》即将付梓，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位读者，从中颇受启发，觉得应向大家推荐，故欣然为之作序。
曾君与我相识、相知的时间并不长，却是一见如故，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在相识中，我感到他是一位才情并茂、颇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好汉子。他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文革”那场浩劫之后才上了大学，之后做过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南下广州，现在一家石化检维修企业做高管，并负责全国石油石化建安检维修专业协会的工作。
曾君并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他爱好历史、关心国运，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涉猎大量史籍，广泛收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他所选择的课题是中日甲午战争，今年恰逢甲午战争120周年，总结那段历史深刻而沉痛的教训，正逢其时，有益于我们圆好民主文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中国梦”。所以，曾君之作的面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甲午沉思录》所关注的，虽然着重于19世纪末的那场中日之战，但其视野则涉及中日两国自古至今的悠久交往史。据该书论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的中日关系是友好的。历史上，中国的文化、技术都优于日本，综合国力也强于日本。只是到了近代，中日的强弱地位才发生了迅速的逆转。但即使在甲午及其前后的那段短暂的时期，中日两国的国力也大抵相当。国门被打开之前，中日都是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国门都是被迫打开的，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所打开。打开之后，中日都有一批仁人志士首先觉醒，大声疾呼地要求改革开放，并采取了实际的富国强兵行动。但两者的效果，却是悬殊的。日本搞的“明治维新”，由明治天皇，利用社会上的一批改革者，实行自上而下的大政改，改变藩邦幕府的分裂割据局面，把权力集中到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手中。但这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不是落后僵化的陈旧一套，而是真正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提倡文明开化的生活方式，大力鼓励和扶持民间的和国控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所以，日本的国势和国力很快就真正强盛起来了。这是见人之长，度我之短，放下架子，真诚学习，彻底革故鼎新使然。中国搞的“洋务运动”，由一批首先睁眼看世界的封疆大吏们，热心并着力去办起了好些近代的钢铁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军工企业（即所谓“洋务”）。但政坛上却仍是腐败之风蔓延，而最高统治者，竟是一位对先进的民主政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窍不通的老婆子——慈禧太后。她和阿谀献媚的近臣们，不是真觉得自己国家是全面落后的，不是真诚佩服西方的全面先进，反而沾沾自喜于咱们是“天朝大国”，自古优越、自古先进，只是在某些具体的专门技术上稍逊于“西夷”罢了。于是，长期奉行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国策。所以，中国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表面上也确实搞出了成绩。比如，甲午开战时（1894年），中国的军舰数量及吨位其实是多于日本的，其中也不乏先进的武器（从德国、英国购进）；至于兵员之多，更是远超于日本。但实战的结果，却是中败日胜，邓世昌等一大批爱国将士壮烈殉国，清政府被迫签订极度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赔付天文数字的赔款。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人家真正学习对手的长处，急起直追，故而学到真功夫，成了真正的强者。我们却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学不到人家真正的核心——民主和科学，所以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这就是我从曾君的《甲午沉思录》中所感受到的深刻启迪。
《甲午沉思录》论述以上重要观点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纵横对比，即围绕中心论题，把中日两国的有关史实，从纵向和横向作了鲜明的比照。比较对照的方法，说服力特强，往往能起到震撼读者心灵的作用。这是我在拜读《甲午沉思录》所真切感受到的。
由于曾君并非史学专家，所以其大作并没有对某些历史细节作严密的考证、推敲，也没有对某些历史观点作繁琐的旁征博引。所以，从史学专著的标准要求看，可能使某些史学家感到“不够味”或“欠厚重”，甚至可能认为个别言辞偏激，不符合中庸的老鸦声调。但我认为，不受太多顾忌和限制，凭自己掌握的史料和论据，率性而发，一气呵成挥就成书，倒是形成了一种淋漓畅快的论述风格，去除了学究味和迂腐气，可使人感悟到“独抒性灵，各领风骚”之妙。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曾君不但关注历史，论及史观，而且关注现实，论及时政。从他的关注和论述中，我切实地感觉到他的情怀是爱党爱国的。他热诚地呼吁中日两国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摒弃前嫌，以高德的智慧，共谋和谐发展。我以为，这也是该书耀眼的闪光点。
由于我也和曾君一样，并非史学专业人士，故以上所述，未必确当。但谨以此诚告广大读者，并祈方家赐教。
2014年4月18日于广州番禺海滨花园
（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喜剧美学研究会理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