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二节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政论文上最为成熟的杰作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庆历三年（1043），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实施政治改革，但其改革措施严重危及保守派利益，保守派夏竦等人便千方百计地阻止和破坏，指使宦官蓝元震向皇帝写告状信，说范仲淹等人营私结党、拉帮结派。仁宗听了很害怕，担心会祸及帝国稳定、危及他帝位的安全，因此，对改革产生怀疑，对范仲淹等人也不是那么支持和信任。思前想后，仁宗提出朋党问题。范仲淹回答：朋党有正邪之分，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好的。仁宗听了仍不放心。要取得仁宗对改革的继续支持，必须首先解除仁宗对朋党的疑虑和隐忧。这个艰巨的任务又历史性地落到改革派的头号理论家欧阳修身上，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朋党论》。文章开头直截了当地对仁宗说：朋党，自古以来就有，并不稀奇，最关键的问题是皇上您的眼睛够不够明亮？能不能辨别是非好歹？能不能分清什么是君子朋党？什么是小人朋党？以及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接着说：君子与君子是以同道为朋的，小人与小人是以同利为朋的。君子朋党信守道德仁义，奉行忠诚信誉，珍惜名声气节。这样的朋党，就修身而言，他们能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就效力国家而言，他们能够和衷共济，终始如一，永不背叛。这就是君子朋党，这也是君子朋党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凝聚力。小人朋党又是怎么个朋法呢？小人朋党也有忠诚的时候或忠诚的地方，他们忠诚于眼前的物质钱财和功名利禄，在争取这些利益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臭味相投，暂时结成朋党。不过等到利益瓜分完毕的时候，他们的朋党就会解散，彼此之间为了利益分配还会互相残杀迫害，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也不会相认。正因为君子朋党以忠诚、道义为原则，他们不仅彼此忠诚，永远忠诚，对皇上、对朝廷就更加忠诚了，这种能与皇上保持一条心的朋党，岂不多多益善？接下来，欧阳修又列举上至尧舜下至晚唐的一些历史事实，紧扣国家兴亡与朋党的密切关系，进行反复对比。尧、舜、周武王时，用了君子朋党，使天下大治，国家兴旺；而商纣王、汉献帝、唐昭宗时，小人擅权，谗害忠贤，“皆乱亡其国”。通过这些史例，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结不结党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结成什么样的党，作为皇上应该远离小人虚伪之朋党，进用君子真诚之朋党，国家才能达到大治，政权才会牢不可破。

　　全文结构严谨，观点鲜明，气势沉雄。欧阳修通过引证史实，层层对比，说理透彻周详，论辩剀切有力。清沈德潜评说此文：“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其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

　　欧阳修是开宗立派的词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是成就最高的，而欧阳修就是“宋词”开宗立派的人。他上承韦庄、冯延巳，下启苏轼、秦观，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欧词的基本风格是词不假修饰，直抒胸臆，又时而夹杂议论，形成一种豪爽雄放的气势，为苏轼的豪放词派开了先路。

　　例一：

　　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的朋友知制诰刘敞（字原甫）因为避亲（唐宋封建社会的考试授官制度，因避嫌疑，凡有亲属关系者不能同地做官，如果已在同地则职位较低者改官他地）出守扬州，欧阳修便作此词送给刘敞。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

　　词上片首句“平山阑槛倚晴空”，写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给人一种高兀之势。“阑槛”意即栏杆。段玉裁注：“阑槛者，谓凡遮阑之槛，今之阑干是也。”“平山阑槛”指平山堂的栏杆。一个“倚”字，使静物动态化，给人一种高起突兀之感。其“平山堂”为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今扬州市瘦西湖蜀冈大明寺内）。接下来写道：“山色有无中。”这是站在平山堂远眺所见。苏轼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说：“长记平山堂上，倚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又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他们描写的山貌是清晰可见。然而，词人也许受到王维《汉江临眺》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水浩瀚，好像是流到天地之外，山色朦朦胧胧，远在虚无缥缈中）的影响，从扬州远望江南，青山隐隐约约，还真是“山色有无中”了。“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词人的视线由远而近，在描写上更为可感，但也是想象之中的事。

　　这首词是欧阳修送刘原甫所写，是词人对扬州时生活的回忆。送刘原甫出守扬州，自然而然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即自己亲手种植的。这看来是平常的，在词作中却推动了情感的发展。词人在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词人抓住杨柳来写，突出放大，是有其作用的。在中国传统诗词里，柳往往与“留”谐音，有不舍之意，常常与人们的思乡、离别、不舍等怀念与送别的思绪相联系。而词人离开扬州，便通过杨柳来表现自己对扬州的深婉之情。接着一句“别来几度春风”更有力度。“几度”是虚指，即几次、好几次之意。其中“春风”往往给人以欣欣向荣的感觉。“别来几度春风”就是离开之后，经过了几次春风的吹拂，自己种下的杨柳该是生机勃勃了吧！这些虽是词人的想象，但却表现出词人心中的愉悦。

　　接着的过片三句写道：“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写所送之人刘原甫，进入了“送别”的正题。这里，为什么把刘原甫称为“文章太守”？据《宋史》卷三百十九《刘敞传》记载，刘敞“为文尤赡敏，掌外制时，将下直（犹今语下班），会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顷之，九制成。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写信）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九制”是指九道敕封郡王和公主的诏书。其中，说刘原甫“立马却坐”，一挥而就，突出了刘原甫才思敏捷过人。所以，称为“文章太守”。这样，不仅表达了词人对刘原甫博学的敬佩，而且对刘原甫“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而又加上“一饮千钟”一句，不但丰富了人物的气质，而且使人物立体化。“千钟”即千盅，千杯，极言酒多或酒量大。《孔丛子·儒服》：“尧舜千钟，孔子百觚。”明代沈受先《三元记·斗东》：“邂逅相逢，情怀更浓，通宵畅饮千钟，人生不饮总成空。”词人欧阳修这里用“一饮千钟”又把刘原甫推上一个层次——豪迈。这样，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而才思敏捷的“文章太守”一跃而出。所以，词的结尾二句写道：“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这两句分为两层，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在对比中抒情。第一句是劝人，第二句写自己。词人送朋友，感慨良多。特别是自己一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人生感叹就更加深刻。对照这两句，连贯起来，不就是人生易老、须及时行乐的意思吗？虽说有些消极，但也可以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写，不仅劝慰朋友，更主要地表现出欧阳修豪迈之气与豁达洒脱的性格。

　　在艺术上，这首词表现出欧阳修词作的豪迈风格，没有走词作抒发离愁别绪、闺怨寂寞之情的路，这正如文学史上所说的开启了苏轼一派豪放词的先路。其次，在情感的表现上，虚实结合，含而不露，意境高远。再次，在描写上，运用白描手法，抓住特点予以表现，点到即可，很有韵味。

　　上片追忆自己当年知扬州时所建平山堂的风光，当至交好友、才华横溢的刘敞也要去扬州上任时，记忆的往事涌上心头。想起那蜀冈上的平山堂，登堂遥望，只见远山似与栏槛平齐。纵目远眺，江南数百里的风景映入眼底，“山色有无”，若隐若现。想起在堂前亲自种植的垂柳，几度春风之后，如今欣欣叶茂了吧？下片以豪迈之笔写友人与自己的豪气，抒发人生易老、及时行乐的感慨。“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才华横溢，豪气奔放，何等的潇洒风流！这与其说是对刘敞由衷的赞美，倒不如说是当年平山堂上词人的写照。这是宋词中难得一见的豪迈奔放的送别词。

　　例二：

　　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这是欧阳修所作的一首婉约词。大意是在那华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的花市，主人公与心爱的人在月挂柳梢的黄昏时刻相约赴会。现实是这样的凄凉，月光华灯依旧，然而却见不到去年的情人。主人公伤心的眼泪沾湿了衣袖。

　　这首词与唐朝诗人崔护的名作《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中描写了作者昔日一段缠绵悱恻、难以忘怀的爱情，抒发了旧日恋情破灭后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上片写去年元夜情事。头两句写元宵之夜的繁华热闹，为下文情人的出场渲染出一种柔情的氛围。后两句情景交融，写出了恋人与自己在月光柳影下两情依依、情话绵绵的景象，制造出朦胧清幽、婉约柔美的意境。

　　下片写今年元夜相思之苦。“月与灯依旧”与“不见去年人”相对照，引出“泪满春衫袖”这一旧情难续的沉重哀伤，表达出词人对昔日恋人的一往情深。

　　此词既写出了伊人的美丽和当日相恋的温馨甜蜜，又写出了今日伊人不见的怅惘和忧伤。在写法上，它采用了去年与今年的对比手法，使得今昔情景之间形成乐哀迥异的鲜明对比，从而有效地表达了词人的爱情伤感与苦痛。这种文义并列的分片结构，形成回旋咏叹的重叠，读来一咏三叹，令人感慨。其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为千古绝句。金圣叹评价说：“笔法高妙，非人之所及也。”

　　欧阳修是宋诗的奠基者

　　北宋前期诗坛出现白体、西昆体和晚唐体三大流派，他们分别师法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等唐代中后期诗人。在北宋开国到欧阳修入钱惟演幕府的70余年间，宋人一直在辉煌的唐诗中寻找蓝本，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貌。宋诗体制建构的历史任务就落到了欧阳修的肩上。他师法韩愈“以文为诗”，兼学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以气格为主，内容充实，语言流畅；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首开宋诗“以意取胜、美在气格”之先河，且颇多创新，抒情议论相融，情韵理趣兼备，以个人充沛的情感，反映复杂社会现实，矫正西昆体的唯美倾向，开创了一种与唐诗“以韵取胜、美在情辞”相对立的新格调，奠定宋诗的现实主义基础，导引了宋诗的形成。

　　例一：

　　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此诗是欧阳修贬到夷陵之后的第一个初春所作，诗人目睹残雪在枝，山花寂寥，却有红橘挂树，春笋抽芽。大自然中的橘、笋在恶劣环境中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触景生情，欧阳修写下了这脍炙人口的诗篇。诗歌描写夷陵早春的风光，诗句虽然略有伤感情绪，但全诗有牢骚而不颓唐，有痛苦而显达观。诗人笔下的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象征着诗人在徬徨和惆怅中振臂奋起，也表现作者的倔强个性。特别是尾联的爽朗洒脱，显露诗人的坚强自信：山花迟早总会绽放，我决不会长期被压抑在荒凉的穷乡僻壤！

　　例二：

　　食糟民

　　田家种糯官酿酒，椎利秋毫升与斗。

　　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

　　酒醅瀺灂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

　　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

　　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

　　不见甲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

　　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

　　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

　　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

　　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在这首诗中，欧阳修严厉抨击朝廷垄断卖酒，与民争利，谴责对农民百姓取利的地方官吏，表达了对平民百姓苦难生活的同情与关注。尤其诗尾的“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作为“父母官”，不能富国裕民，老百姓虽然没有责怪，但内心感到无比的愧疚与自责，表现出一位正直封建官吏的良知和责任心。

　　例三：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故乡飞鸟尚啁呼，何况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

　　这首诗就像一曲饱含愤懑之情的历史悲歌。它咏叹唐代宗时与回纥和亲的史事，诗人对崇徽公主远嫁回纥一事充满怜悯与同情，并且揭示产生这一悲剧的政治原因，其实是对北宋王朝守内虚外、忍辱求和的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影射，表达出对当朝肉食者未能为国远谋的愤慨之情。其中的“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深受朱熹赞赏，被誉为“以议论言之，第一等议论，以诗言之，第一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