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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倡办新学,繁荣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兰州市的文化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繁荣,广大知识分子与全体民众、军政各界紧密团结,对抗战的胜利和兰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涌现出了一批爱国主义的文人学子,或著文、或吟诗、或作画、或投身教育,试图以文学救国,以教育救国。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刘尔炘、王煊、杨巨川、张建等一大批爱国主义文人。

  刘尔炘的《无题诗》云:

  中原大学属英年,筹策纷纭上九天。

  海内同声谈富国,不如人处是无钱。

  讽刺一些年青知识分子空头救国,而不奋起实践的状况。

  民国时期,兰州的地方史志亦有发展,虽然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不宁,但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仍然继承中华民族治史的优良传统,或筚路蓝缕从头写起,或搜罗剔抉补遗订伪,致力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如张维总纂的《甘肃新通志稿》和著录的《甘肃人物志》与《陇右方志录》等、王编纂的《皋兰县新志初稿》、窦秉璋编纂的《金县新志稿》和《重修榆中县志稿》、周树清编纂的《永登县志》、张鸿汀编著的《兰州古今注》、杨巨川编纂的《青城记》等,均为研究兰州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张维(1890—1950年),字维之,别号鸿汀,临洮人。民国时期方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清宣统间拔贡,授学部书记官。辛亥革命间,潜归故里,联合同盟会员与开明人士倡组狄道州议会。在兰州任甘肃省临时议会文书,倡办《甘肃民报》、《大河日报》、《政闻报》,并为主笔。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署秘书长、甘肃省政务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省政府委员、国史馆顾问及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特约教授。在省府任职期间,在文化教育方面,建议设立兰州大学、西北农专、西北医学院、兽医学院及各县专科学校并保送国内外留学生,设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等,为发展兰州乃至甘肃全省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平生致力于西北史志研究,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著有《甘肃新通志稿》、《陇右金石录》、《陇右方志录》、《甘肃人物志》、《仇池国志》、《陇右著作录》、《陇学略述》等数十种。总纂的《甘肃新通志稿》叙事上起远古,下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宁、青分省以前,共450万言,取材丰富,内容翔实,为研究西北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成时正值抗战爆发,无法刊印,遂将清稿交省图书馆保存。

  民国时期,兰州士人也著有一些专著,但为数不多。主要有王树中的《细阳小草》、《梦梅轩诗词草》,刘尔炘的《果斋前集》及《续集》与《别集》、《劝学迩言》、《经日记》、《果斋一隙记》、《果斋日记》、《拙修子太平书》等,张林焱的《舣艇山房诗词稿》,郑元浚的《东游日记》,王炳麟的《拙庵诗词草》,刘绳武的《听云山房诗词草》、朱云龙的《中医先后天阴阳经集》,周应沣的《周易四卦解》、《金刚经了解》、《棣园诗文集》,杨巨川的《青城记》等和几部地方志书。

  王树中(1868-1916)是皋兰长川村人,字建候,号百川,又号梦梅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进士,当时年仅27岁。以进士第指放安徽,为官十余载,勤政爱民,皖人呼之为“王青天”。他在政事之余,还潜心学术研究,与兰州乡贤、翰林刘尔炘过从甚密。在学术问题上,王树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从不盲目苟合。刘尔炘曾说:“思与君以学术相增益,遇事辄规君,君或怒而去,怒已而喜,喜复来,来或复怒。二十余年中,相见辄相诤,相违辄相念。”他的诗作多收入《梦梅轩诗草》、《细阳小草》等诗集中,其内容除一些酬唱应和之作外,多属生活纪实,朴素自然,不事雕琢,具有较好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与他为官清廉,旨在爱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纪灾诗云:“携筐认说求桑妇,齐向郊原掘草根。一缕寒烟谁举火,斜阳黯淡照荒林。谁把婴孩弃道旁,声声犹自觅爷娘。几回恻念思留养,自顾残躯且不遑。灾祸流行盛疠疫,斯须人与鬼为期。荒原日暮群鸦噪,剩没残骸沟壑遗。”又如写天旱:“吁嗟我农人,连年忧穑事。四月雪花飞,五月骄阳肆,六月麦垂颖,雨雹见灾异。七八月间旱,良苗无嘉穗,垄亩怅徘徊,恻怆继以泪。”在《长途遣怀》一诗中写道:“十载牛刀聊复尔,归来裘敝逢揶揄”、“鲸鲲扬鬣海翻涛,当道豺狼竦发毛。”抒写了一小小县令,在腐朽的封建社会中面对百姓苦况,抑郁愤怒但又无可奈何之心情。

  诗词楹联创作有新的发展。诗词方面,除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诗词外,主要仍是吟咏乡土风物、纪游怀古、名胜古迹、抒发情怀,展现兰州具有北国之雄、江南之秀的盛貌,抒写了热爱家乡,热爱兰州的激情。间有一些表现民间疾苦、抒发忧国忧民情怀的诗词,但为数不多。

  民国周应沣的《五泉记游》诗云:

  细雨如烟滴翠台,幽花涧底向风开。

  岩头瀑布垂垂下,林角溪云故故来。

  半卷诗成动苍海,一壶兴尽寄蓬莱。

  诸君到此须留醉,不醉湖山未是才。

  诗歌描写了五泉山优美景色,抒发了诗人对五泉山林泉之美的热爱。

  民国刘尔欣的《兰州怀古》诗云:

  天开地辟几多时,山自凌峋水自奇。

  秦汉以还辛庆忌,羲轩而后段容思。

  累朝文献原非足,继去人才未可知。

  灵秀郁盘应发泄,家家诞有好男儿。

  表现了诗人对先贤名哲的仰慕,表达了希望有更多后起之秀的心情。

  民国王树中的《辛亥春日谯陵纪灾》诗组之一云:

  携筐认说求桑妇,齐向郊原掘草根。

  一缕寒烟谁举火,斜阳黯淡照荒村。

  其二云:

  家无长物剩锄犁,举室群如冻雀栖。

  儿女频频啼索食,自加呵责自酸凄。

  描写了灾区人民心酸生活,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作为母亲的心灵痛苦。

  续范亭的《兰州黄河楼远眺》诗:

  浩浩荡荡全是正气,蔚蔚苍苍皆有生机。

  绿树兮荫浓,黄河兮长流。

  此地也有黄鹤楼,雁滩胜似鹦鹉洲。

  皋兰山水真如画,欣逢崔颢与同游。

  作者以浓烈的情感,描写了登上兰州黄河楼远眺时所见的美丽壮观的景色,热情地抒发了对兰州山河大地的热爱之情。

  无名氏的《虹桥春涨》诗二首,其一云:

  不凭支柱架虹腰,独卧河干历几朝。

  桥上行人桥下影,年年来去送寒潮。

  其二云:

  春桥春渡观春华,春水春山春景佳。

  河涨春桥桥春涨,流沙过客客流沙。

  紧扣“虹桥春涨”四字作文章,记述了该桥的作用,描写了它的景色。

  民国张思温的《享堂峡》诗:

  享堂峡里且寻幽,峭壁行经动客愁。

  险道输煤仗驴背,高崖辟地种竽头。

  两山突兀摩天起,一水奔腾破石流。

  东望中原烽火满,太平何日写心忧。

  描写了享堂峡的险要,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渴望太平的心情。

  楹联方面在近现代甘肃楹联家中,最有成就,堪称楹联大家者,当数刘尔炘。他所做的联语,立意清奇、构思精妙、语言清丽、飘逸洒脱、情趣横生、通俗活泼、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引人入胜,是中华楹联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刘尔炘平生所做楹联颇多,仅题五泉山的楹联就多达一百三十多副,是其楹联中的代表作品。

  如题孰乐台联:

  最好四月天,尝听此七级台前,泉声乎?鸟声乎?钟磬声乎?高下悠扬,引我去游仙境里;

  偶登三教洞,试看那万家城外,车来者,马来者,杖履来者,贫富贵贱,无人不在戏场中。

  新中国成立前的兰州,每年农历四月八日都有过庙会的习俗,那一天的五泉山十分热闹,置身五泉山中,侧耳倾听,泉声、鸟声、钟磬声、唱戏声溶为一体,使人如置身仙境里。登上山巅的三教洞,俯神茫茫红尘,芸芸众生,熙熙攘攘,坐车的、骑马的、扶杖的……无论“贫富贵贱”,就好像全都在天地这个大戏场中。“无人不在戏场中”,通俗形象地写出了一个深奥的哲学道理:唱戏的戏台所表现的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整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戏台,帝王将相、庶民百姓,无一不在这个大戏台上游戏,从而通过写唱戏来表达作者对时势及百姓的忧思之情。

  题睿源寺中门联:

  我来敲不二法门,催座上菩提,快拔众生登彼岸;

  佛既辟大千世界,种人间烦恼,莫耽独乐守名山。

  此联看似问佛,实则质问时局之当道者,为何只顾自己享乐,而不管民生之疾苦呢?借联抒发悲世悯人之意愿,真是嫉恶如仇。

  题睿源寺左“明月前身”门联:

  花即是禅,鸟即是禅,山耶云耶亦即是禅,钟磬声中,随你自信禅意去;

  男可成佛,女可成佛,老者少者都可成佛,松杉影里,何人不抱佛心来。

  这一联全用禅语,借佛喻世。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具有禅意,人间男女老幼,人人都可成佛。关键在人是否心地纯正,有佛心即是真佛。

  题睿源寺拈花坞门联:

  白鸟忘机,任林间云去云来,云来云去;

  青山无语,看世上花开花落,花落花开。

  这一联语巧妙运用联语表达了作者旷达无羁但又消极出世的怅惘情绪。

  题大雄宝殿联:

  运法眼看得分分明明,这个该如何,那个该如何,到头来无可如何,绝世慈悲都入梦;

  把性灵养的活活泼泼,动机亦在此,静机亦在此,立脚处全然在此,自家智慧便通神。

  此联是借禅语来表达自我心境。上联抒写了愤世嫉俗而又“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下联提出只有脚踏实地,尽可能做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才算不负此生。

  另一联云:

  山即是空,水即是空,花花草草亦即是空,到此恍然空诸所有;

  天不可说,地不可说,人人物物都不可说,既然如此说个甚么?

  这一联也是借用佛语来讽刺当世,表面上看,联语似乎轻松诙谐,但实际上心情十分沉重,无可奈何,只好自我调侃了。

  题大悲殿千手千眼佛联:

  眼不宜多,眼多则遍观那人世间困苦颠连,徒增难过;

  手尤要少,手少则专抱我自家的精神念虑,免得乱抓。

  这一联将千手千眼反其意而用之,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题卧佛殿联:

  还不起来么?此等功夫,怕是懒人都藉口;

  何妨睡着了,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

  这是一副惊世骇俗的楹联,上联借笑骂睡佛来讥讽那些不自食其力,专要百姓养活的懒人,下联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果能真是像睡佛一样睡着了,或许能做个好梦,即使是梦,只要是好梦也会令人高兴的。

  题太昊宫二门内东廊“步履寻幽”门联:

  人都要挤着进去,便闹得纷纷扰扰,乱乱哄哄,我劝你缓些儿好;你既然游了出来,回想那弯弯曲曲,高高下下,他教人看个什么?

  此联以生动风趣的笔触,写出了人世的曲折、官场纷扰。

  题择步山房联:

  进门来有贤有圣有佛有仙,他曾将宗旨说明,分为三教;

  这路是可东可西可南可北,你须要主意拿定,走哪一条?

  此联仍以佛理喻哲理,警告世人,要选对道路,不要误入歧途。

  刘尔炘所撰五泉山清虚府左文襄公祠联:

  提江南江北数千里扫荡之师,靖陇上烽烟,修明礼乐;

  愿关内关外亿万户弦歌之士,学湘中豪杰,旋转乾坤。

  在赞颂左宗棠的同时,呼吁国人要像左宗棠一样,“旋转乾坤”。

  五泉山三教洞联:

  看眼中滚滚尘寰,曾讲求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唐虞传授为经世大猷,天地无私,随在容佛国袈裟,真人炉鼎;

  叹脚底茫茫孽海,全蔑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欧美文明夺圣门要道,乾坤将毁,何处著梵王宫殿,仙子楼台。

  表达了作者对西方文化严重冲击华夏文化所产生的后果的极大关注和忧虑。

  五泉山清虚府岳忠武王殿联:

  若要教天下太平,须体贴王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这才是人间豪杰,能扶持世道,入则为孝子,出则为忠臣。

  针对当时官场上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吏治状况,借岳武穆之言予以劝诫,表达了作者对澄清吏治,振兴中华的渴求。

  除刘尔炘外,还有不少士人写出了很多名联。

  薛笃弼所撰庄严寺国民戏院联:

  因时制宜,开通民知;

  旁术博采,发挥国光。

  提出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但要“因地制宜”,既要“旁术博采”,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代表了兰州士人文化和士人思想的一种趋向。

  牛剑秋的旧省民政厅进思堂联:

  宦游经四载,壮志未酬,看农林工商矿甫具萌芽,恐辜负玉塞葡萄,金城杨柳;

  胜地重三边,环奇待辟,愿汉满蒙回藏共殚心力,齐造成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此联紧扣“进思”这一主旨,指出兰州的近代工业已“甫具萌芽”,希望各民族团结一致“共殚心力”,创造一个“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万众同心,兰州将宰丧家犬;

  匹夫有责,甘肃不乏救国人。

  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兰州一位学子针对被北伐革命军赶下台的吴佩孚在兰州妄图东山再起而写的一幅对联,充分表达了兰州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立志革命救国的决心。吴佩孚于1927年被北伐军赶下大帅的宝座后,先跑到四川投靠军阀杨森,不遇。1931年,西北军失败,甘肃空虚,便又窜到兰州,与盘踞陇南的马廷贤和洮岷一带的鲁大昌,以及乡绅李俊潭等勾结,妄图恢复北洋旧制。第一次吴李共餐,吴出一上联“才同南海,金城喜相逢,何以著筹匡一统”。李遂对一下联“德并东山,玉帅庆再起,不能席卷收八方”。吴佩孚等人在兰州的反动活动激起了兰州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位中学生用白纸写了这副对联,晚间贴在吴公馆的大门上。次日,吴佩孚一看形势不妙,连夜溜之大吉了。

  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量楹联仍然是山水名胜、酬和应答、借景论理、即景抒情之作。如刘尔炘的五泉山“若登天然”坊联:

  高处何如低处好;

  下来还比上来难。

  五泉山太昊宫南“凉处坐”亭联:

  谁教人只管好高,上,上,上,上;

  我替你从容定喘,来,来,来,来。

  这些楹联语言浅显易懂,所含哲理十分深刻,耐人寻味。慕寿祺的荡喧楼联:

  望白塔盘空,楼阁直连霄汉上;

  展青天作纸,河山都在画图中。

  把站在荡喧楼上眺望白塔山高耸入云,雄奇秀美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兰州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受西方列强欺凌而无能为力的现况,深感人才的不足是国家难以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教育上,试图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培养人才,以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目的。于是,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便在兰州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据《兰州市志·教育志》载:“民国时期,新学发展,近现代教育初具规模。”民国二年,邓宗、王之佐等筹办第一所女子师范和女子小学。蔡大愚改办原政法学堂为公立政法专门学校,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建立。民国六年,改原停办的农林学堂为甲种农业学校。新办甘肃测量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内迁,人才西流,兰州国立高等学校相继成立。民国二十八年,兰州先后设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私立学校蓬勃兴起。民国二十七年,兰州首先设立北平私立西北中学分校。此后又先后设立兰林中学、志果中学、知行中学和兰山中学。

  随着一些外来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如湖南的马邻翼、四川的蔡大愚等在兰州的宣传倡导,兰州回族的中国传统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马邻翼等创办了兰州回教劝学所和所属清真第一高等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小学,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回族的中国传统教育。抗战时期,东北、华北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兰州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较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兰州地区回族的思想观念。兰州地区出现了更多的回族中小学校。如兰州市的清华、明德、进德、尚德、崇德小学和知行中学,以及西北中学等,回族学生人数最高达到1200多人。

  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兰州士人开始采用创办公共图书馆等形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推动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明清时期,随着书院的建立,大量儒家经典、史志著作的印行,藏书楼应运而生,但藏书楼只为少数人服务,一般社会士人很难看到,更不面向社会开放。书院作为古代教育机构,也有藏书,但藏书很有限,五泉书院是兰州府官立书院,藏书仅80多种。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号称藏书丰富,乾隆时藏书200多种,咸丰四年(1854年)失火被焚,此后陆续购置,至光绪时也仅101种,因此书院藏书也不向社会开放。清末建立的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教育制度,使书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阎士璘会同士绅刘尔炘、张继祖等将原学务公所及兰山、求古、五泉三家书院的书籍搜罗到一起,创办了甘肃公立图书馆,诞生了兰州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计有各类图书9913种、78686册;杂志9931册;报刊4种。20世纪30年代,甘肃学院院长邓春膏广筹资金,派员到上海购书。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有中、西文书籍16355册,订杂志近百种。抗日战争后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刘国钧教授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创办了国立兰州图书馆,计有图书1万多册,杂志30多种,报刊18种。民国三十五年,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为满足学校需要,不遗余力花重金到京、沪等地购书,两年间,积书15万册,为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总的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国民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外,广大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西北名流水梓、兰州大学的创建者辛树帜、西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李蒸、倡导回族新式教育的马邻翼、致力于回汉教育的蔡大愚、创办私立志果中学的赵元贞、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刘尔炘等。

  水梓,字楚琴,兰州人,西北名流之一。清光绪十年(1884)生,二十八年(1902年)中秀才。三十年(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曾为学堂总提调杨增新编译俄文外交条约等资料。

  民国三年(1914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回甘从事教育工作,历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代表甘肃省教育界出席全国教育会成立大会,奉派考察直、鲁、江、浙等省教育。民国八年(1919年),代表甘肃省参加教育部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回国后仍任一中校长,提倡女学,创立省教育会,当选首任会长。自1922年起,先后任甘肃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狄道(今临洮)县知事、甘肃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兰州市政筹备处总办、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兼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甘肃省银行董事长、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1940—1949年间,先后任考试院甘宁青铨叙处处长、陇右公学董事长、甘宁青考试铨叙处处长、兰州大学特约法学教授等职,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后,曾致函新疆、河西国民党驻军将领陶峙岳、刘任等,敦促和平起义。

  水梓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主张“教育救国”,一直关心文教事业,并积极支持、促进。欧美的考察,使其更深刻地感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故在甘肃省工业会成立纪念特刊题词说:“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借石他山。群起建设,力能回天。”同时提倡学好外国语,为吸收外国的文化科学技术创造基本条件。因此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特别重视英语教学,还曾引起读经派的反对。在任教育厅长时,极力提倡“尊师重教”,曾为全省教育界有成就的人士绘制画像,张贴于省教育会楼廊墙上,以示表彰。水梓创立省教育会,主张教育救国,提倡学好外语并身体力行,对兰州乃至甘肃全省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辛树帜,字先济,湖南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和农史学家。1946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合并国立甘肃学院与国立西北医科专科学校,成立国立兰州大学,由辛树帜任校长。他在上教育部的签呈中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按原计划要之工作。”他来到兰州后,对兰州大学机构进行调整建设,使其更加科学,他按综合大学的规程,增设文学院、理学院、新设兽医学院。为适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在文学院内增设边疆语文系。为提高教学质量,聘请国内著名学者顾颉刚、石声汉等数十名专家来兰大任教。重视图书馆和教学硬件设施建设,使兰州大学很快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辛树帜创建兰州大学,为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蒸,字云亭,河北省滦县人,我国著名教育家。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任校长、院长,为西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相继西迁,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次年,改西安临时大学为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1939年,又改称西北师范学院,校址设于陕西城固。1940年4月,迁来兰州。李蒸院长亲自来兰州勘定校址,选定在十里店。建院之初,院长李蒸和广大师生员工一起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不怕苦,不怕累,就地取材,一边建设,一边搬迁,一边教学。经过四年的艰苦创业,到1944年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来兰州,李蒸、黎锦熙先后任院长。全国著名学者数十人来学院任教,使西北师范学院真正成了西北教育的摇篮。

  马邻翼,字振吾、振五,回族,湖南邵阳人。他为了在回族中倡导新式教育,殚竭毕生精力。1912年任甘肃提学使时,即与甘肃提督马安良、甘州提督马麟、甘肃省印花局局长喇世俊、政法专门学堂校长蔡大愚等筹办甘肃回族新式教育。次年5月,在兰州孝友街清真寺创办了“兰州回民劝教所”,使甘肃回民新式教育有了良好开端。随后,又在今酒泉路、新华巷、临夏路、金城关等处创办回民学校5所。并在甘、宁、青三省创办回族新式小学100多所。1928年,马邻翼在北京与孙绳武、白崇禧、马松亭、马福祥等回族著名人士联合创办清真中学。1930年改名西北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迁兰州,仍称西北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兰州回民中学。

  刘尔炘(1864—1931年),字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晚年自号五泉山人,兰州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受聘任五泉书院讲席。二十年(1894年)进京述职,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后辞官归里,次年复任五泉书院讲席,继任主讲。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期间,联合同仁整顿健全了皋兰兴文社,创办了两等小学堂、兰州修学社、皋兰修学社、陇右公社义赈处及陇右乐善书局等文化教育和慈善社团。1931年卒于家。刘尔炘一生对兰州文化教育、社会公共事业以及园林景观等作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地方官为他在五泉山竖立铜像,并改五泉山层碧山庄为“果斋祠”,以志纪念。

  赵元贞,字正卿(1879年~1974年),正宁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工科。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矿学工程师、冶金学工程师,后又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22年后,历任甘肃实业厅、建设厅、教育厅厅长,创办《建设月刊》、《甘肃教育月刊》,在小西湖创办农村讲习所。1939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兰州,绝大部分中等以上学校迁至邻县或郊区,许多小学毕业生辍学在家,赵元贞十分关切,故于同年创办以刘尔炘的字果斋命名的私立“志果中学”,以示对刘尔炘的纪念。他自任校长兼教师,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为提高教学质量,延聘了不少兰州著名的专家、学者,如慕少堂、李孔昭、李端严、谷苞、薛国璋、李恭等先后来校任教。因此,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全市中学的佼佼者。

  民国时期的兰州文人书画也是硕果累累,主要书画名家有曹兆镜、刘尔炘、范振绪、裴建准、魏振皆、赵西岩等。

  曹兆镜,字月如,号蓉江、鎔江,别署兰谷后生、也和尚,兰州人。曹兆镜出身于世宦名门,但淡薄名利,一生追求无拘无束的精神生活和绘画艺术。他的画着力追摹八大山人等名人画法,形成自己的花鸟山水画风格,名列甘肃画坛前茅,声名远播省外。

  赵西岩(1900年~1955年),原名锡坤,字子厚,静宁人。著名国画家。据《甘肃大辞典》介绍,赵西岩于1925年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专习国画,师事齐白石,深得器重。1929年毕业,先后在山西太原美专、西安第一师范、兰州中学、兰州女师、兰州农校、甘肃学院教授美术,并在兰州、太原、西安、宁夏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与张大千、常书鸿等名家交谊很深。1931年,北平京都书局出版《赵西岩画册》。其力作《刮》、《芦雁》等,得到齐白石、张恨水等赞誉,被选入《西北美好展画册》。作品以功力深厚、气韵生动见长。

  魏振皆,名著中,字继祖,号振皆,甘肃皋兰人。自幼喜爱书法,寻师求教,如饥似渴。启蒙于刘尔炘,后游学京师,结识在京书法界名流,眼界大开,并选定魏碑为主攻方向,广采博纳,兼收并蓄,反复临摹,特别对张玄墓志用功尤勤。终于形成了自己空灵潇洒、疏密相间、独具风格的魏碑书体。对魏振皆的书法艺术,国内书法界评价很高,有的论者指出:近两百年来,在魏碑书体方面打破陈式,独树一帜,创出新风的惟于右任与魏振皆二人。于右任的书艺世人皆知,与他显赫的地位齐名。而魏振皆自求学归来之后,长期僻居陇上,一生以舌耕为业,辛勤耕耘、不求闻达,尽管书艺精湛,但因地域所限,声名不卓也在情理之中。著名书法家舒同在《魏振皆书法艺术》的序言中说:“他学书于古而不拘泥于古。他以魏碑古朴拙劲为基础,吸收隶书的活脱美巧的结构,取金文之势,采撷篆、隶、楷、行、草之精华为一体。写魏体,一般要写出像张旭、怀素狂草那样飞动流畅、挥笔多变的笔路是比较困难的。但在魏先生的书艺中形成的魏碑书体确能在严谨中求多变,在用笔、结构上求创新,从而使浑厚、苍劲见长的魏碑也吸收了多变的笔路,颇为生动感人。……独树一帜,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医疗卫生方面,自晚清以来,兰州医疗卫生事业受西方理论和技术影响,逐步打破中医的一统天下,向近代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发展,其间,地方官府和知识分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据《兰州市志·卫生志》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吴可读在兰州倡设牛痘局。清光绪七年(1881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在兰州设牛痘局,管理牛痘接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立官医局。光绪时,俄罗斯商妇为西固农民医疗接生,创兰州西医治疗接生之先河。但兰州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在民国时期。民国三年(1914年),英国传教士金品三设博德恩医院,为兰州首家西医院。民国十二年,董季高创办陆军医院及陆军卫生教习所,是为中国人最早在兰州创办西医院和西医学校。民国十七年,公立中山医院开业应诊。此后,医疗单位逐渐增多。民国时期,兰州虽有西医传入,但群众有病仍主要靠中医治疗,中医较前有所发展,出现了一批医术较为精湛的名中医师,如柯与参、牛孝威、马凤图、于有五、甘惠廷、董静庵等,这些人士大多成名于民国时期,贡献于解放以后,为兰州乃至全省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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