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戏剧创作渐入佳境
萧伯纳开始了戏剧创作时期，他认为：“观众对戏剧感兴趣的是真正生活的故事，行为的商讨，表现在谈话中的性格冲突，心灵的暴露，底蕴的揭穿，总括一句话——生活的真正阐述。”
萧伯纳虽然以易卜生为榜样，但两个人又不尽相同：易卜生的戏剧多半具有悲剧的性质，而萧伯纳则倾向于幽默和讽刺。
继《鳏夫的房产》之后，萧伯纳于1893年写成喜剧《好逑者》和4幕剧《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伯纳把《鳏夫的房产》、《好逑者》和《华伦夫人的职业》3部剧本收入一集，定名为《不愉快的戏剧集》于1898年出版。
萧伯纳给这3个剧本取名为《不愉快的戏剧集》，是为了使读者深思一下某种不愉快的事实。
《鳏夫的房产》说出了贵族与资本家同是靠剥削穷人而生活的深刻道理。而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他又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直的劳动不可能保证妇女必需的生活资料，华伦夫人和她的姐姐丽兹一样，是靠开妓院才发了财，有钱供她的女儿薇薇上大学。
华伦夫人年轻时做过妓女，后来和她的情夫、资产阶级贵族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欧洲大陆开设了许多暗娼旅馆。
而她的女儿薇薇受过高等教育，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薇薇从来就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做什么生意的。后来当她和母亲在一起时，她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经历，同时又从向她求婚的克罗夫爵士那里得知他和华伦夫人合伙开设暗娼旅馆的事实。
薇薇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决心不再接受她母亲的肮脏钱，而去一个律师事务所当统计员，过着独立的生活。
当华伦夫人的女儿质问她为什么要干那种行当的时候，剧情发展到高潮，矛盾集中体现出来。华伦夫人愤然问她的女儿：“挨饿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给人家擦地板，到后来，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
随后，华伦夫人向女儿提出忠告：“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跟一个有钱又喜欢你的男人要好，要是你的身份跟那个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结婚，要是你的身份远不如他，那可别打结婚的主意。何必打这主意呢？结了婚自己也不会快活。不信你去问问伦敦上流社会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定也会这么说。不过我对你是直截了当地说，她们对你绕着弯儿说，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回心转意。”
而薇薇的回答也是一针见血：“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别人的！妈妈，你这套话一定跟好些女人说过了，所以说得这么熟练。”
这个剧本通过华伦夫人堕落的血泪史，描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妇女的命运，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资产阶级以文明、高尚、体面为假面具，来掩盖阶级社会中的荒淫、腐朽和罪恶。
在资本家克罗夫和薇薇的一场对话里，克罗夫说：“我为什么不应该那么投资？我跟别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肮脏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亲兄弟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员有几家租户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绝交。别人都挺乖巧地拼命往自己口袋里塞钱，你要我把25%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么傻！你要想这样拿道德标准来选择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会断绝关系，要不然就趁早离开英国。”
这里，萧伯纳用非常巧妙的技巧指出：社会希望你成为体面的人，不管你干的是什么事情，社会并不深入追究你的利润的来源。
在剧本里，萧伯纳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加强戏剧冲突，使剧情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剧中的对话和独白相当精彩，生动洗练，富有节奏，构成了萧伯纳戏剧的风格基调。
《华伦夫人的职业》脱稿后，伦敦独立剧院就准备排练上演，但是却遭到英国掌管审查戏剧的宫廷大臣的扼杀而被禁演。直至1902年，萧伯纳把剧本带到美国，才在纽约正式上演。
1924年，《华伦夫人的职业》已经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世界各国几乎都上演了此剧，伦敦的检察官才无可奈何地解除了禁演令。
英国的检查制度起源于亨利八世，检察官一直由宫廷大臣担任。从那时起，检察官对戏剧的压制逐渐司空见惯，以致后来大多数英国剧作家不再进行反抗，而是让宫廷大臣指导他们应当如何写作。渐渐地，英国的戏剧衰落下去。
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萧伯纳的戏剧并没有首先在本国取得成功，最早欢迎萧伯纳戏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也始终喜欢萧伯纳，可能是因为萧伯纳一直提倡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他自己是师承易卜生来进行创作的。直至15年之后，英国人才知道自己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个现代的莫里哀。
而《不愉快的戏剧集》中的另一部《好逑者》，则反映了关于易卜生主义、婚姻问题以及“新女性”问题的争论。
萧伯纳一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追求外貌逼真的戏剧场面，但却能深刻地揭露现实社会中的尖锐冲突。在他的大多数剧本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在动作中，而是在人物的对白中。
萧伯纳驾驭语言的才能和幽默讽刺的特点在剧本中得到了充分显示。萧伯纳是擅长舞台对话的文学大师，发出似非而是的妙论是他惯用的手法。他有一次这样说：“我开玩笑的方法就是讲真话。”
事实上，萧伯纳在开玩笑的表面背后，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并把它表现在似非而是的调侃当中。不仅他的语言是似非而是的，他设计的戏剧场面也总是似非而是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中，社会现实好像被倒转过来了一样：看起来最笨的人，实际上却聪明过人；看起来不过是一些罪犯或社会习俗和法律的叛逆者，实际上却比虚伪的“道德家”更善良；看起来不过是任人摆布的玩偶、小丑，而实际上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
在《鳏夫的房产》中，萧伯纳就指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粪上苍蝇一般，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接下来，萧伯纳又发表了《愉快的戏剧集》，其中包括1894年写成的《康蒂坦》、《武器与武士》，1895年写成的《风云人物》和1896年写成的《难于预料》4部作品。
这4部作品的问世，进一步巩固了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喜剧《武器与武士》中，萧伯纳以机智幽默的对白，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对战争、爱情、民族主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浪漫主义幻想。在这个剧本中，萧伯纳第一次显示了创作喜剧的天才。这出戏剧于1894年在伦敦爱文纽剧院连续演出11个星期。
同年9月，《武器与武士》由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在纽约先驱广场剧院演出。从那时起，萧伯纳就在美国打下了根基。而《康蒂坦》是萧伯纳在西方最受欢迎的喜剧之一。
萧伯纳从事戏剧评论和戏剧创作之后，有较多的时间是在剧团和剧院里度过的。他和许多女演员有密切的接触，对她们的生活命运有深切了解。在她们个人生活中，有的婚后受到丈夫虐待和遗弃；有的小有名气之后，跑到社交界厮混，冷淡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有的多次失恋。她们都把这些向萧伯纳倾诉。
当时的英国，妇女问题成为一些有志之士的研究课题。热衷于社会问题的萧伯纳，对此也给予应有的注意，并写出了《康蒂坦》。
康蒂坦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妇女。她的丈夫莫瑞尔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人，他醉心于人道和博爱的宣传。青年诗人马本克闯入了康蒂坦的生活。马本克揭露了莫瑞尔宣传宗教的虚伪性，并热烈地追求康蒂坦。
当康蒂坦在两个男人之间选择自己的归宿时，她知道，这个诗人是为恋爱而恋爱的；而她的丈夫，既爱她，也爱自己的工作，他需要她，也需要自己的工作，这是他赖以生活下去的支柱。
莫瑞尔向康蒂坦表白说：“我的力量来保卫你的生命，我的忠诚来保障你的安全，我的才干和勤劳来维持你的生活，我的权威和地位来维护你的尊严。这是男子汉应该献给女人的一切。”
马本克却非常鄙视莫瑞尔的懦弱：“他呀，他要保护别人，帮助别人，并且为别人工作，给他生孩子，让他去保护、帮助和为他而工作。他要别人，比如说一个成年后又变成了小孩的人，哦！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大傻瓜！”
而康蒂坦认为，帮助弱者乃是女人的天职，于是她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两人中间的弱者，我决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马本克和莫瑞尔经过一场爱情冲突后，对婚姻和爱情问题的认识都提高了一步，同时，莫瑞尔与康蒂坦也在加深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美满的夫妻关系。
最后，康蒂坦微笑着总结说：“现在让我们像三个朋友那样，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谈一谈吧！”
这是一个对传统的三角恋爱故事颠倒的喜剧。萧伯纳在这个剧本里，用他擅长心理刻画的艺术手段，把康蒂坦的性格、品质、信仰、憧憬和心灵，描写得淋漓尽致。
康蒂坦看透了自己丈夫莫瑞尔的巧妙言辞“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过是像小孩一样拿这些话来哄哄自己和别人罢了”，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同莫瑞尔决裂。她渴望真理、自由，但她又不愿意破坏她惨淡经营起来的那个安逸舒适却又庸俗单调的家庭。
这个剧的结局是维护了资产阶级家庭秩序，明显地暴露出萧伯纳“费边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思想，当然，也体现了萧伯纳在道德和婚姻观念上的严肃态度。
《康蒂坦》标志着萧伯纳的艺术才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该剧在英国各地公演后，反响强烈。后来又在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上演，经久不衰。作者将康蒂坦塑造成为一个感情真挚、热情，道德高尚，关键时刻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善良女性。这一人物塑造得相当成功。
萧伯纳自己总结康蒂坦时说：
从传统观点上看来，她是一个没有“品格”的女人。如果她没有思想上和心灵上的力量的话，她将成为可鄙的妓女和纵欲者。
她的坦率是出于她的本性，而不是传统道德的产物。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她和马本克离别的话含有更多的残酷无情的理性：“很好，我的孩子；但是我不能想象50岁的我跟一个35岁的丈夫共同生活。”
正是这种摆脱感情的力量，这种对家庭观念所表现的没有偏差的智慧，使她对整个局面取得了绝对控制权。
除了《不愉快的戏剧集》和《愉快的戏剧集》外，萧伯纳还创作了由《魔鬼的门徒》、《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组成的《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
在《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的序言里，萧伯纳抨击了当时英国戏剧界的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倡导正直的艺术，反对庸俗颓废的艺术。
在《魔鬼的门徒》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中，萧伯纳就运用历史来影射当时的现实，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丑恶与专制，另一方面歌颂自由与崇高。
《魔鬼的门徒》是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展开全剧故事的。该剧在揭露和鞭挞英国统治者残酷的殖民统治的同时，颂扬了“魔鬼的门徒”理查德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他与自诩为纯洁、高尚而实际上自私虚伪的清教徒特琴太太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萧伯纳又设计了一个颠倒的场面，发人深思，意味深长。
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则是萧伯纳作为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方法的对抗而写出的。莎士比亚曾经写过《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萧伯纳就说：
我写这个剧本是要表明自己胜过莎士比亚，我要用现实主义代替他的浪漫主义。有人说我是莎士比亚以后最伟大的戏剧家，我虽然不能保证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贩卖惹人欢笑或落泪的情节的商人”，但肯定是最优秀的10个戏剧家之一。
萧伯纳在《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中，将凯撒与英国的政治家们加以对比，把他描绘成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英明地、坚决地为着实现目标而行动起来。
萧伯纳虽然以戏剧创作为职业，但他的戏剧多数是为客观需要而写的应征之作，很少是纯粹以写作为目的，受内心的驱使而完成的。
比如《华伦夫人的职业》是应锡尼·韦布夫人的请求而作。她因为厌恶《好逑者》里那个被性欲迷住的女人，所以请萧伯纳以一个没有浪漫色彩的，努力工作的现代妇女为题材，写一出戏。
而《武器与武士》是为了要帮霍尼曼小姐和弗洛伦斯·法尔的忙赶写出来的，使她们的老牌爱文纽剧院不至于因营业失败而倒闭。
另外，《康蒂坦》则是为珍妮特·阿丘奇创作的；《风云人物》是为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和爱兰·黛丽创作的；《难于预料》是应西里尔·莫德的委托创作的。
在萧伯纳的一系列剧本获得成功之后，他成了众目关注的知名人物，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向他约稿。一些曾演过他的戏剧的演员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也为这些演员特意创作了几部作品。
《魔鬼的门徒》是为特里斯和曼斯菲尔德创作的，这个剧本在美国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凯撒一角是他扮演哈姆雷特以后最卓越的成就。
《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是为爱兰·黛丽创作的，因为当她第一个孙子出生时，她告诉萧伯纳说，没有人愿意给一个做祖母的人写剧本了。
现在，萧伯纳既要忙于费边社的集会和演讲活动，为费边社撰写大量文章，又要不断地进行戏剧创作以满足朋友的需要、演员的需要或观众的需要。从此，他才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戏剧家、评论家、小说家和社会演说家。
这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第一时期，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风格和特点，除了发出似非而是的妙论、设计不合“常理”的颠倒场面、善于描写人物对白而并不重视情节的精心安排等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他提出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却没有把读者和观众引向一定的结论。他的剧本结局并不包括最后的道德教训，而往往只是提出问题。
正如一位英国的评论家所指出的：
通过他塑造的人物，他以巨大的力量和敏锐的观察力，以翱翔于悲剧之上的诙谐的灵感，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
他的剧本被称为“仅仅是”谈话、讨论、辩论的剧本。
他以英语作家中无可比拟的热情，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他在光荣的孤立中只身作战。
萧伯纳虽然以易卜生为榜样，但两个人又不尽相同：易卜生的戏剧多半具有悲剧的性质，而萧伯纳则倾向于幽默和讽刺。
继《鳏夫的房产》之后，萧伯纳于1893年写成喜剧《好逑者》和4幕剧《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伯纳把《鳏夫的房产》、《好逑者》和《华伦夫人的职业》3部剧本收入一集，定名为《不愉快的戏剧集》于1898年出版。
萧伯纳给这3个剧本取名为《不愉快的戏剧集》，是为了使读者深思一下某种不愉快的事实。
《鳏夫的房产》说出了贵族与资本家同是靠剥削穷人而生活的深刻道理。而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他又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直的劳动不可能保证妇女必需的生活资料，华伦夫人和她的姐姐丽兹一样，是靠开妓院才发了财，有钱供她的女儿薇薇上大学。
华伦夫人年轻时做过妓女，后来和她的情夫、资产阶级贵族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欧洲大陆开设了许多暗娼旅馆。
而她的女儿薇薇受过高等教育，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薇薇从来就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做什么生意的。后来当她和母亲在一起时，她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经历，同时又从向她求婚的克罗夫爵士那里得知他和华伦夫人合伙开设暗娼旅馆的事实。
薇薇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决心不再接受她母亲的肮脏钱，而去一个律师事务所当统计员，过着独立的生活。
当华伦夫人的女儿质问她为什么要干那种行当的时候，剧情发展到高潮，矛盾集中体现出来。华伦夫人愤然问她的女儿：“挨饿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给人家擦地板，到后来，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
随后，华伦夫人向女儿提出忠告：“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跟一个有钱又喜欢你的男人要好，要是你的身份跟那个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结婚，要是你的身份远不如他，那可别打结婚的主意。何必打这主意呢？结了婚自己也不会快活。不信你去问问伦敦上流社会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定也会这么说。不过我对你是直截了当地说，她们对你绕着弯儿说，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回心转意。”
而薇薇的回答也是一针见血：“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别人的！妈妈，你这套话一定跟好些女人说过了，所以说得这么熟练。”
这个剧本通过华伦夫人堕落的血泪史，描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妇女的命运，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资产阶级以文明、高尚、体面为假面具，来掩盖阶级社会中的荒淫、腐朽和罪恶。
在资本家克罗夫和薇薇的一场对话里，克罗夫说：“我为什么不应该那么投资？我跟别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肮脏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亲兄弟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员有几家租户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绝交。别人都挺乖巧地拼命往自己口袋里塞钱，你要我把25%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么傻！你要想这样拿道德标准来选择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会断绝关系，要不然就趁早离开英国。”
这里，萧伯纳用非常巧妙的技巧指出：社会希望你成为体面的人，不管你干的是什么事情，社会并不深入追究你的利润的来源。
在剧本里，萧伯纳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加强戏剧冲突，使剧情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剧中的对话和独白相当精彩，生动洗练，富有节奏，构成了萧伯纳戏剧的风格基调。
《华伦夫人的职业》脱稿后，伦敦独立剧院就准备排练上演，但是却遭到英国掌管审查戏剧的宫廷大臣的扼杀而被禁演。直至1902年，萧伯纳把剧本带到美国，才在纽约正式上演。
1924年，《华伦夫人的职业》已经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世界各国几乎都上演了此剧，伦敦的检察官才无可奈何地解除了禁演令。
英国的检查制度起源于亨利八世，检察官一直由宫廷大臣担任。从那时起，检察官对戏剧的压制逐渐司空见惯，以致后来大多数英国剧作家不再进行反抗，而是让宫廷大臣指导他们应当如何写作。渐渐地，英国的戏剧衰落下去。
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萧伯纳的戏剧并没有首先在本国取得成功，最早欢迎萧伯纳戏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也始终喜欢萧伯纳，可能是因为萧伯纳一直提倡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他自己是师承易卜生来进行创作的。直至15年之后，英国人才知道自己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个现代的莫里哀。
而《不愉快的戏剧集》中的另一部《好逑者》，则反映了关于易卜生主义、婚姻问题以及“新女性”问题的争论。
萧伯纳一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追求外貌逼真的戏剧场面，但却能深刻地揭露现实社会中的尖锐冲突。在他的大多数剧本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在动作中，而是在人物的对白中。
萧伯纳驾驭语言的才能和幽默讽刺的特点在剧本中得到了充分显示。萧伯纳是擅长舞台对话的文学大师，发出似非而是的妙论是他惯用的手法。他有一次这样说：“我开玩笑的方法就是讲真话。”
事实上，萧伯纳在开玩笑的表面背后，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并把它表现在似非而是的调侃当中。不仅他的语言是似非而是的，他设计的戏剧场面也总是似非而是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中，社会现实好像被倒转过来了一样：看起来最笨的人，实际上却聪明过人；看起来不过是一些罪犯或社会习俗和法律的叛逆者，实际上却比虚伪的“道德家”更善良；看起来不过是任人摆布的玩偶、小丑，而实际上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
在《鳏夫的房产》中，萧伯纳就指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粪上苍蝇一般，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接下来，萧伯纳又发表了《愉快的戏剧集》，其中包括1894年写成的《康蒂坦》、《武器与武士》，1895年写成的《风云人物》和1896年写成的《难于预料》4部作品。
这4部作品的问世，进一步巩固了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喜剧《武器与武士》中，萧伯纳以机智幽默的对白，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对战争、爱情、民族主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浪漫主义幻想。在这个剧本中，萧伯纳第一次显示了创作喜剧的天才。这出戏剧于1894年在伦敦爱文纽剧院连续演出11个星期。
同年9月，《武器与武士》由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在纽约先驱广场剧院演出。从那时起，萧伯纳就在美国打下了根基。而《康蒂坦》是萧伯纳在西方最受欢迎的喜剧之一。
萧伯纳从事戏剧评论和戏剧创作之后，有较多的时间是在剧团和剧院里度过的。他和许多女演员有密切的接触，对她们的生活命运有深切了解。在她们个人生活中，有的婚后受到丈夫虐待和遗弃；有的小有名气之后，跑到社交界厮混，冷淡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有的多次失恋。她们都把这些向萧伯纳倾诉。
当时的英国，妇女问题成为一些有志之士的研究课题。热衷于社会问题的萧伯纳，对此也给予应有的注意，并写出了《康蒂坦》。
康蒂坦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妇女。她的丈夫莫瑞尔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人，他醉心于人道和博爱的宣传。青年诗人马本克闯入了康蒂坦的生活。马本克揭露了莫瑞尔宣传宗教的虚伪性，并热烈地追求康蒂坦。
当康蒂坦在两个男人之间选择自己的归宿时，她知道，这个诗人是为恋爱而恋爱的；而她的丈夫，既爱她，也爱自己的工作，他需要她，也需要自己的工作，这是他赖以生活下去的支柱。
莫瑞尔向康蒂坦表白说：“我的力量来保卫你的生命，我的忠诚来保障你的安全，我的才干和勤劳来维持你的生活，我的权威和地位来维护你的尊严。这是男子汉应该献给女人的一切。”
马本克却非常鄙视莫瑞尔的懦弱：“他呀，他要保护别人，帮助别人，并且为别人工作，给他生孩子，让他去保护、帮助和为他而工作。他要别人，比如说一个成年后又变成了小孩的人，哦！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大傻瓜！”
而康蒂坦认为，帮助弱者乃是女人的天职，于是她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两人中间的弱者，我决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马本克和莫瑞尔经过一场爱情冲突后，对婚姻和爱情问题的认识都提高了一步，同时，莫瑞尔与康蒂坦也在加深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美满的夫妻关系。
最后，康蒂坦微笑着总结说：“现在让我们像三个朋友那样，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谈一谈吧！”
这是一个对传统的三角恋爱故事颠倒的喜剧。萧伯纳在这个剧本里，用他擅长心理刻画的艺术手段，把康蒂坦的性格、品质、信仰、憧憬和心灵，描写得淋漓尽致。
康蒂坦看透了自己丈夫莫瑞尔的巧妙言辞“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过是像小孩一样拿这些话来哄哄自己和别人罢了”，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同莫瑞尔决裂。她渴望真理、自由，但她又不愿意破坏她惨淡经营起来的那个安逸舒适却又庸俗单调的家庭。
这个剧的结局是维护了资产阶级家庭秩序，明显地暴露出萧伯纳“费边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思想，当然，也体现了萧伯纳在道德和婚姻观念上的严肃态度。
《康蒂坦》标志着萧伯纳的艺术才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该剧在英国各地公演后，反响强烈。后来又在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上演，经久不衰。作者将康蒂坦塑造成为一个感情真挚、热情，道德高尚，关键时刻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善良女性。这一人物塑造得相当成功。
萧伯纳自己总结康蒂坦时说：
从传统观点上看来，她是一个没有“品格”的女人。如果她没有思想上和心灵上的力量的话，她将成为可鄙的妓女和纵欲者。
她的坦率是出于她的本性，而不是传统道德的产物。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她和马本克离别的话含有更多的残酷无情的理性：“很好，我的孩子；但是我不能想象50岁的我跟一个35岁的丈夫共同生活。”
正是这种摆脱感情的力量，这种对家庭观念所表现的没有偏差的智慧，使她对整个局面取得了绝对控制权。
除了《不愉快的戏剧集》和《愉快的戏剧集》外，萧伯纳还创作了由《魔鬼的门徒》、《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组成的《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
在《为清教徒写的三个戏剧》的序言里，萧伯纳抨击了当时英国戏剧界的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倡导正直的艺术，反对庸俗颓废的艺术。
在《魔鬼的门徒》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中，萧伯纳就运用历史来影射当时的现实，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丑恶与专制，另一方面歌颂自由与崇高。
《魔鬼的门徒》是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展开全剧故事的。该剧在揭露和鞭挞英国统治者残酷的殖民统治的同时，颂扬了“魔鬼的门徒”理查德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他与自诩为纯洁、高尚而实际上自私虚伪的清教徒特琴太太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萧伯纳又设计了一个颠倒的场面，发人深思，意味深长。
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则是萧伯纳作为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方法的对抗而写出的。莎士比亚曾经写过《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萧伯纳就说：
我写这个剧本是要表明自己胜过莎士比亚，我要用现实主义代替他的浪漫主义。有人说我是莎士比亚以后最伟大的戏剧家，我虽然不能保证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贩卖惹人欢笑或落泪的情节的商人”，但肯定是最优秀的10个戏剧家之一。
萧伯纳在《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中，将凯撒与英国的政治家们加以对比，把他描绘成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英明地、坚决地为着实现目标而行动起来。
萧伯纳虽然以戏剧创作为职业，但他的戏剧多数是为客观需要而写的应征之作，很少是纯粹以写作为目的，受内心的驱使而完成的。
比如《华伦夫人的职业》是应锡尼·韦布夫人的请求而作。她因为厌恶《好逑者》里那个被性欲迷住的女人，所以请萧伯纳以一个没有浪漫色彩的，努力工作的现代妇女为题材，写一出戏。
而《武器与武士》是为了要帮霍尼曼小姐和弗洛伦斯·法尔的忙赶写出来的，使她们的老牌爱文纽剧院不至于因营业失败而倒闭。
另外，《康蒂坦》则是为珍妮特·阿丘奇创作的；《风云人物》是为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和爱兰·黛丽创作的；《难于预料》是应西里尔·莫德的委托创作的。
在萧伯纳的一系列剧本获得成功之后，他成了众目关注的知名人物，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向他约稿。一些曾演过他的戏剧的演员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也为这些演员特意创作了几部作品。
《魔鬼的门徒》是为特里斯和曼斯菲尔德创作的，这个剧本在美国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凯撒一角是他扮演哈姆雷特以后最卓越的成就。
《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是为爱兰·黛丽创作的，因为当她第一个孙子出生时，她告诉萧伯纳说，没有人愿意给一个做祖母的人写剧本了。
现在，萧伯纳既要忙于费边社的集会和演讲活动，为费边社撰写大量文章，又要不断地进行戏剧创作以满足朋友的需要、演员的需要或观众的需要。从此，他才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戏剧家、评论家、小说家和社会演说家。
这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第一时期，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风格和特点，除了发出似非而是的妙论、设计不合“常理”的颠倒场面、善于描写人物对白而并不重视情节的精心安排等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他提出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却没有把读者和观众引向一定的结论。他的剧本结局并不包括最后的道德教训，而往往只是提出问题。
正如一位英国的评论家所指出的：
通过他塑造的人物，他以巨大的力量和敏锐的观察力，以翱翔于悲剧之上的诙谐的灵感，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
他的剧本被称为“仅仅是”谈话、讨论、辩论的剧本。
他以英语作家中无可比拟的热情，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他在光荣的孤立中只身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