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的创作风格尝试
1812年初，诗人第一次感觉到，被他的讽刺诗击中要害的政治敌人已开始组织反击。在彼得堡的社交界广泛传播一种传言，说写反政府讽刺诗的大胆作者已在秘密办公厅受过鞭刑。
据他自己证实说，他犹豫不决，不知是自杀好，还是杀掉沙皇好。他聪明的朋友卡达耶夫劝他对于人们的议论不要在意，对这些议论只能加以藐视。
普希金决定迫使当局对自己采取公开的斗争方式，要求当局公开他们暗中的怀疑。“我希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坐牢，以便恢复自己的名誉。”他的大胆举动令彼得堡社会十分震惊。
普希金写了一首针对大权在握的阿拉克切耶夫的讽刺诗，这首诗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颂》。诗中同时抨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专制统治。这首诗在1812年被统治者发觉，因此开始密切注意普希金。
沙皇政府在普鲁士的外交代表考兹布被土宾根大学的学生卡尔·桑德暗杀，普希金在社交界公开表示对桑德的同情。
1820年2月25日，全体彼得堡官员举行集会，“庄严悼念”别里斯基公爵。伯爵的空灵柩上用拉丁文写明了他的死因是被法国歹徒所杀。
普希金忽然间觉得自己是站在另一个阵营里：他不是和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站在一起，而是和巴黎一个孤独的手艺人皮埃尔·卢维里属于一条统一战线。卢维里是用共和国宪法学来认识社会的，他终身信仰人与公民的权利。
当印有“可怕的凶手”的石印像从巴黎传到彼得堡时，普希金也弄到了一张。他在图像旁边空白的地方，用奔放的笔体写上：“给沙皇的教训！”
当天晚上在剧场大厅里，他又把违禁的图像给坐在身边的人传看，根据属于政府派的人证实，“他引起人们不满的评论”。
别里斯基公爵被刺，成为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信号。1820年3月8日，西班牙爆发革命，引起普希金深切同情。他政治思想上的导师与朋友卡达耶夫和尼古拉·屠格涅夫，也毫不掩饰对这次“人民胜利”的喜悦。普希金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西班牙革命领袖的名字，基洛加和黎耶哥是他终生难忘的。过了10年之后，他以简短而高亢的诗句“比利牛斯山山摇地动……”描述这个时刻。
普希金一生中忧患的开始，同他创作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1820年3月26日，《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六章完成了。
这在俄国诗坛真是件大喜事，不过当时只在文学界朋友的狭小圈子里进行了隆重庆祝。曾经作为学生的普希金显然已经超过了他所有的老师了。
不久，这篇叙事诗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学辉煌的成功作品之一，并且跟任何突出的事件一样，引起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不过，文学评论界的这场风暴直至1820年秋长诗公开出版之后才爆发。那么这首诗的完成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阿尔扎马斯的《小蛐蛐》一踏入文学界，就成功地解决了俄国诗人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人们难以写出活泼通俗的民族史诗。为此，必须把本国历史题材写成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和用民间故事的形式来撰写历史事件。
然而，无论是著名作家赫拉斯科夫和卡拉姆辛，还是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家都未能找到一种非常合适的创作方法，把这些迥然不同的成分融合到一起，赋予新的诗歌体裁。
年轻诗人普希金竟然敢于承担如此困难的文学课题。他的勇气以及他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所表现的机密巧妙，都让人叹为观止。
普希金为解决这一课题找到了两个有效的办法：他用诙谐的手法处理古代传说及其稀奇古怪的恐怖情节，而对于英雄传说故事则严格遵照历史。普希金运用讥笑讽刺和历史主义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创作叙事长诗的写作难题。
普希金在创作长诗的过程中，他的历史视野大大扩展了。诗人在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自由团体里，听到关于国家头等大事的讨论和从封建农奴制压迫下解放祖国人民的激进方案。在这里，十二月党人经常谈论古罗斯的自由共和国、俄国古代的政治和艺术的价值，以及把英雄人民从奴隶状况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正是他们从波拿巴政权下拯救了欧洲。
这些历史传说使普希金关于游侠猛士的长诗得以用英雄事迹来收尾。卡拉姆辛论述的俄国人民推翻“可汗的枷锁”而创建伟大的民族国家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的思想，对普希金的俄国历史观也很有影响。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全诗初步概括地表明了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解释：对他说来，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同自己的国家荣辱与共。
长诗的语调到这里发生了明显变化：幻想被历史代替了。切尔诺莫尔的花园不见了，在面前出现的是敌人就要攻打京城的真实场景：
基辅人纷纷聚集到城头上，
透过窗户隐约看见：
河对岸搭起白色帐篷，
盾牌的闪光照红了天；
骑兵在田野里风驰电掣，
远处扬起滚滚黑烟；
行军大车源源不绝，
山上到处是战火连绵。
糟糕：贝琴涅戈人发生战乱。
这是对19世纪战争的准确描写，包括其武器、战术甚至交通工具，无一不是真实写照。这是历史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基辅被围的场景描写，成了后来普希金常用来写决战之前两军对垒的阵式的典型方法。
这最后一章的写作在普希金的创作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章里，他第一次把人民写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写出了人民的忧虑和希望、斗争和胜利。
从此，长诗开始抒写全民的斗争和光荣的伟大主题。主人公在离奇的旅行最后阶段成为祖国的解放者。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可是手里仍然握着那柄使大家免受奴役的胜利之剑。这样，妖魔童话就增添了不少历史内容。
“遥远的古代的传说”同当前的现实相呼应：透过撵走贝琴涅戈人的鲜明景象，反映出1812年俄国打退法国侵略的卫国主题。长诗中间穿插许多早在皇村学校时期歌颂卫国战争伟大事件的诗句。鲁斯兰变成了人民的历史使命的执行者，妖魔长诗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和声中结束。于是，快活的古典主义的轻松体裁，经过扩展，增添了歌颂解放功绩的内容，到叙述的最后阶段已经接近于历史现实主义。
普希金在写作《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三年过程中，创作上的成长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变成全国首屈一指的作家。在他的笔下，诙谐幽默诗变成了英雄史诗，模拟叙事诗变成了历史战争场面的细致描写，勇士和法师的奇遇变成了俄国武士为保卫祖国土地的荣誉和不受侵犯而做出的英雄豪迈的高尚行为。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构思的过程中，从诙谐诗人成长为歌颂民族的伟大和全民的荣耀的歌手。如果把诗比作树的话，说这首长诗的树根还与《修士》和《冯维辛的幽灵》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它的枝叶已经与《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血脉相连了。
这就是伟大诗人的成长过程。他用以前所未见的写作技巧使复杂的传说服从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使各个部分达到完全统一和天衣无缝的地步。这种艺术上的尽善尽美和层次上的浑然一体，在俄国诗坛上是前所未有的。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中，把握并表现了俄国诗歌的一种新形式的重要风格，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新的尝试。这种风格是从1812年伟大卫国战争至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之间经过反复锤炼而形成的。
据他自己证实说，他犹豫不决，不知是自杀好，还是杀掉沙皇好。他聪明的朋友卡达耶夫劝他对于人们的议论不要在意，对这些议论只能加以藐视。
普希金决定迫使当局对自己采取公开的斗争方式，要求当局公开他们暗中的怀疑。“我希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坐牢，以便恢复自己的名誉。”他的大胆举动令彼得堡社会十分震惊。
普希金写了一首针对大权在握的阿拉克切耶夫的讽刺诗，这首诗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颂》。诗中同时抨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专制统治。这首诗在1812年被统治者发觉，因此开始密切注意普希金。
沙皇政府在普鲁士的外交代表考兹布被土宾根大学的学生卡尔·桑德暗杀，普希金在社交界公开表示对桑德的同情。
1820年2月25日，全体彼得堡官员举行集会，“庄严悼念”别里斯基公爵。伯爵的空灵柩上用拉丁文写明了他的死因是被法国歹徒所杀。
普希金忽然间觉得自己是站在另一个阵营里：他不是和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站在一起，而是和巴黎一个孤独的手艺人皮埃尔·卢维里属于一条统一战线。卢维里是用共和国宪法学来认识社会的，他终身信仰人与公民的权利。
当印有“可怕的凶手”的石印像从巴黎传到彼得堡时，普希金也弄到了一张。他在图像旁边空白的地方，用奔放的笔体写上：“给沙皇的教训！”
当天晚上在剧场大厅里，他又把违禁的图像给坐在身边的人传看，根据属于政府派的人证实，“他引起人们不满的评论”。
别里斯基公爵被刺，成为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信号。1820年3月8日，西班牙爆发革命，引起普希金深切同情。他政治思想上的导师与朋友卡达耶夫和尼古拉·屠格涅夫，也毫不掩饰对这次“人民胜利”的喜悦。普希金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西班牙革命领袖的名字，基洛加和黎耶哥是他终生难忘的。过了10年之后，他以简短而高亢的诗句“比利牛斯山山摇地动……”描述这个时刻。
普希金一生中忧患的开始，同他创作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1820年3月26日，《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六章完成了。
这在俄国诗坛真是件大喜事，不过当时只在文学界朋友的狭小圈子里进行了隆重庆祝。曾经作为学生的普希金显然已经超过了他所有的老师了。
不久，这篇叙事诗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学辉煌的成功作品之一，并且跟任何突出的事件一样，引起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不过，文学评论界的这场风暴直至1820年秋长诗公开出版之后才爆发。那么这首诗的完成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阿尔扎马斯的《小蛐蛐》一踏入文学界，就成功地解决了俄国诗人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人们难以写出活泼通俗的民族史诗。为此，必须把本国历史题材写成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和用民间故事的形式来撰写历史事件。
然而，无论是著名作家赫拉斯科夫和卡拉姆辛，还是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家都未能找到一种非常合适的创作方法，把这些迥然不同的成分融合到一起，赋予新的诗歌体裁。
年轻诗人普希金竟然敢于承担如此困难的文学课题。他的勇气以及他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所表现的机密巧妙，都让人叹为观止。
普希金为解决这一课题找到了两个有效的办法：他用诙谐的手法处理古代传说及其稀奇古怪的恐怖情节，而对于英雄传说故事则严格遵照历史。普希金运用讥笑讽刺和历史主义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创作叙事长诗的写作难题。
普希金在创作长诗的过程中，他的历史视野大大扩展了。诗人在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自由团体里，听到关于国家头等大事的讨论和从封建农奴制压迫下解放祖国人民的激进方案。在这里，十二月党人经常谈论古罗斯的自由共和国、俄国古代的政治和艺术的价值，以及把英雄人民从奴隶状况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正是他们从波拿巴政权下拯救了欧洲。
这些历史传说使普希金关于游侠猛士的长诗得以用英雄事迹来收尾。卡拉姆辛论述的俄国人民推翻“可汗的枷锁”而创建伟大的民族国家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的思想，对普希金的俄国历史观也很有影响。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全诗初步概括地表明了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解释：对他说来，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同自己的国家荣辱与共。
长诗的语调到这里发生了明显变化：幻想被历史代替了。切尔诺莫尔的花园不见了，在面前出现的是敌人就要攻打京城的真实场景：
基辅人纷纷聚集到城头上，
透过窗户隐约看见：
河对岸搭起白色帐篷，
盾牌的闪光照红了天；
骑兵在田野里风驰电掣，
远处扬起滚滚黑烟；
行军大车源源不绝，
山上到处是战火连绵。
糟糕：贝琴涅戈人发生战乱。
这是对19世纪战争的准确描写，包括其武器、战术甚至交通工具，无一不是真实写照。这是历史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基辅被围的场景描写，成了后来普希金常用来写决战之前两军对垒的阵式的典型方法。
这最后一章的写作在普希金的创作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章里，他第一次把人民写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写出了人民的忧虑和希望、斗争和胜利。
从此，长诗开始抒写全民的斗争和光荣的伟大主题。主人公在离奇的旅行最后阶段成为祖国的解放者。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可是手里仍然握着那柄使大家免受奴役的胜利之剑。这样，妖魔童话就增添了不少历史内容。
“遥远的古代的传说”同当前的现实相呼应：透过撵走贝琴涅戈人的鲜明景象，反映出1812年俄国打退法国侵略的卫国主题。长诗中间穿插许多早在皇村学校时期歌颂卫国战争伟大事件的诗句。鲁斯兰变成了人民的历史使命的执行者，妖魔长诗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和声中结束。于是，快活的古典主义的轻松体裁，经过扩展，增添了歌颂解放功绩的内容，到叙述的最后阶段已经接近于历史现实主义。
普希金在写作《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三年过程中，创作上的成长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变成全国首屈一指的作家。在他的笔下，诙谐幽默诗变成了英雄史诗，模拟叙事诗变成了历史战争场面的细致描写，勇士和法师的奇遇变成了俄国武士为保卫祖国土地的荣誉和不受侵犯而做出的英雄豪迈的高尚行为。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构思的过程中，从诙谐诗人成长为歌颂民族的伟大和全民的荣耀的歌手。如果把诗比作树的话，说这首长诗的树根还与《修士》和《冯维辛的幽灵》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它的枝叶已经与《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血脉相连了。
这就是伟大诗人的成长过程。他用以前所未见的写作技巧使复杂的传说服从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使各个部分达到完全统一和天衣无缝的地步。这种艺术上的尽善尽美和层次上的浑然一体，在俄国诗坛上是前所未有的。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中，把握并表现了俄国诗歌的一种新形式的重要风格，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新的尝试。这种风格是从1812年伟大卫国战争至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之间经过反复锤炼而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