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建立美国首家研究所
在纽瓦克，爱迪生最先着手的项目之一就是自动发报机。这种能自动拍出信号，速度超过手工操作的第一台机器，是在二十几年前由亚历山大·贝恩设计制造的。爱迪生在这一领域里的实践乃是根据某种原理对这种机器进行技术改造以去除某些障碍。
在贝恩之前，最快的发报速度只达每分钟50个单词。贝恩的发明是用手工穿孔的方法，在纸带上打出相当于莫尔斯电码点线的长孔和短孔。然后把这条纸带送进一只金属滚筒和铁笔之间，每当铁笔穿过纸孔与滚筒相触，电路就立刻接通，长孔可使通电时间稍长，短孔使通电时间稍短。用这种装置，可以从容不迫地以每分钟400个单词的速度发报。
1850年至1870年间，人们对贝恩系统做过多次的改造。19世纪70年代初，第一台最成功的改进型机器传到了美国。但是，这种自动发报机仍存在一种致命的缺点。在长线路里，线路的长度与日俱增，人们发现不同的信号经常混在一起。
爱迪生初次遇到的是当时的最佳设计乔治·D。利特尔的改进型机器。这台机器被一些商人用来创办了自动电报公司。利特尔的装置能够运转，但效果极差。1871年初春，爱德华特·H。约翰逊带来的就是这种机器。他代表该公司求教于华尔街的爱迪生，问他是否能想个办法，修复他们买亏了的这台机器。急于摆弄自动电报机，几乎没有考虑到现有条件的爱迪生一口应承下来，答应收款4万美元，就可以为该公司提供他所能做出的一切改进。
事情谈妥以后，他开始了细致入微的工作。这也是他工作的特点。有意思的是，他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利特尔型机的问题，而是经过逐步的观察、分析以后，才改进了机器的整个系统。在研究这一系统的两年时间内，他申请了许许多多的技术专利。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制作一种用化学试剂浸过的纸带，使它能够高速记录文字。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典型作风。约翰逊曾对此有所描述：
一天晚上，我走进房间，发现爱迪生坐在那里，脚边一本接一本地放着化学及化工书籍，那是他从纽约、伦敦和巴黎搜购来的。他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些材料，吃饭也不离工作台，睡觉只是在椅子上靠一靠。仅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他就读完了这些书，并写下了厚厚的一本提要，还按照方程式做了2000次试验，最后终于得出了结果——一个适合于他的要求的发现。依这种方法，可以在400公里长的线路，以每分钟200个单词的速度发报。
他在改进这台机器时的主要困难是处理信号末尾的失真问题。就是说每一信号的收尾都有电流的缓慢拖长，与下一个信号连在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接收机里装了一个分电路，当前一个信号结束，电流中断之际，这个分路就产生送电极的逆电流。这种逆电流便可以使每一信号的收尾都变得干净利落。此外，发送带本身也需要改进。爱迪生放弃了原先利用在纸带上穿出的长短孔来激发莫尔斯点线信号的方式。他的设计是，在纸带上穿出圆形单孔代表点，线则用3个孔表示，其中两个在下，一个在上，呈三角形排列。纸带在发送设备中通过一只转鼓和两个平行的轮。其中一个轮用来发点，只要圆孔从它下面通过，电流就立即接通。当代表线的3个孔出现时，第一个轮先与纸带接触，第二个轮在上孔经过时继续第一个轮的接触，然后第一个轮又与下面两孔接通，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线。这一来，点是点，线是线，长短分明，一清二楚。试验的结果表明：一条有1.2万个单词的穿好孔的纸带，送入自动发报机，从华盛顿发到纽约，只用了22分半钟，平均每分钟可发500多个单词。
1873年春，自动电报公司可望将此系统出售给英国邮电部——显然，主意是爱迪生出的。于是爱迪生同一名副手带了一袋衣服和三大箱设备乘船到了英国。但是这次访问却给他留下了不快的记忆。
英国邮电部对试验的要求是以每分钟500字的速度由利物浦向伦敦发报，每隔半小时发一次，要持续6个小时。爱迪生把助手派到利物浦，自己在伦敦负责接收。他立刻发现，将要使用的设备非常糟糕，于是买了一种价值100个金几尼的电池组弥补这一缺陷。电池组及时地送到了利物浦，这次试验才较为成功。爱迪生讲，试验后报告的“损失时间”一栏是空白。
人们建议他把这一系统运用到海底电缆的通信中去，说那样还可以提高发送速度。希望向任何难题挑战的爱迪生听后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试验。他提出要在存储于格林威治的水池中的3500公里长的电缆上进行试验。后来他被允许只能在晚上使用这条电缆，当然对于他这个工作起来从不分白天黑夜的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
爱迪生在描述这次试验时说：
我打开仪器箱，将设备安装起来，试图初步找出信号失真的程度，然后发出一个点，可望用30秒的时间在我的自动录制带上印出一英寸长的点连续。可是，结果表明它的长度竟达27英尺！如果说开始时我还有过几分自鸣得意的话，这时也彻底消失了。
爱迪生整整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试图改善发送效果，但收获甚微。这正是他匮乏理论知识的缘故。电缆盘成了上百圈，置于水中，形成了线圈感应，这样势必造成失真。爱迪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点不知道他的系统在盘成线圈的电缆内发挥了和现存系统中相同的良好效果。
爱迪生失望地甚至是沮丧地回到了美国。人们问他对英国的印象如何，他略带厌恶地回答说：“英国人是不善于发明的民族；他们不爱吃馅饼。要想发明，你的系统必须彻底打乱。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可口的传统的美国馅饼。”
爱迪生回到纽瓦克后，重新试验他的多通路电报技术。自从他担任报务员以来，这一思想一直占据着他的大脑。在访问英国前不久，他已开始为西方联合公司研制属于该公司专利范围的多通路电报机。
在这方面，他的第一个成就是区别于双向电报机的“双通路”电报机研制成功。使用双向机，可以从电线的两端同时发报，使用双通路机，则能从一端同时发送两份电文。达到这一要求，不仅要改换电流的强度，而且还要掉换电极，并在收端使用两台接收装置。
对于爱迪生这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想，如果可从同一方向在同一时间通过同一根导线发射两份电文，那么从另一端再同时用这根导线，向反方向发送两份电文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爱迪生又设想出了四通路系统电报机。他说：
这是迄今最最复杂的难题，我竭尽全力，试图找到答案。它需要高度的思维能力，要同时在一个思维的平面上设想出8个运动的物体，而不借助任何实例演示。
他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就是使电流保持绝对平衡，不久他就发现一般的可变电阻器不适用于他的设备。爱迪生想，既然某些半导体可在不同的压力下改变它们的电阻值，那么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原理设计出新型的电阻系统呢？为了证明这一设想，他在一块钢板上装了一个用绝缘材料制作的圆筒，又在圆筒里装上50张胶料浸过的绸片，再用极细的石膏粉将圆筒填充起来。绸片上方，再装上一块金属板，然后借用螺旋装置按不同的刻度改变对金属板的压力。爱迪生把这一装置接在线路中，试验的结果表明：当压力最小时，阻抗为6000欧姆；如果用力将金属板旋至底部，阻值竟能降至400欧姆。这是一项十分成功的试验，这项试验在他以后的电话发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经找到平衡电流的方法，爱迪生立刻将试验深入下去。在这一段时间里，爱迪生卷入了西方联合公司与当时试图控制美国电报与铁路业务的臭名昭著的“橡胶大王”杰伊·古尔德之间的诉讼案。爱迪生本人曾给他的传记作家哈罗描述过这段经历，但他的描述不过是假装坦率，其实是一面之词。艾尔文·F。哈罗在25年以后出版的《昔日电线与今日电波——电报、电话、无线电发展史》一书中指出：“爱迪生关于大西洋—太平洋公司与西方联合公司在爱迪生四通路电报机问题上的叙述，使我们饶有兴味地看出爱迪生先生对当时有关合同义务方面的认识是轻率的。”
1873年年初，爱迪生与西方联合公司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爱迪生将把自己的专利出售给该公司，而该公司则根据双方认可的价格加以收购。是年的下半年，即爱迪生从英国返回后，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爱迪生本人的说法，西方联合公司对他已无吸引力；根据西方联合公司的说法，爱迪生此时已感到设备不足。两种说法都有可信之处。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事情牵扯到了西方联合公司的总工程师乔治·B。普莱斯科特。依据爱迪生与普莱斯科特之间签订的协议，爱迪生将把普莱斯科特作为共同发明人，分给他一定的专利。
然而西方联合公司总裁威廉·奥顿认为，付给爱迪生急需的1万美元试验费风险太大。于是爱迪生没有资金，走投无路，便从自动电报公司搞来了这笔钱。该公司显然是按照西方联合公司最大的竞争者杰伊·古尔德的指令办的。当时爱迪生是否认识古尔德，实情迄今仍不清楚。不过，爱迪生总是尽量掩饰他与这位最厚颜无耻的人之间的联系。然而，爱迪生实验室历史研究所秘书玛丽·纳尼曾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爱迪生在纽瓦克租下的厂址，乃为古尔德所有。古尔德曾威胁爱迪生要对他提出诉讼，并以此向爱迪生索赔500美元。她说，这显然是古尔德“想获得他垂涎已久的爱迪生的自动电报技术专利”的行动。
暂且不论爱迪生与古尔德之间的关系。爱迪生现在已有1万美元现金，足以偿还欠下的债务，所以他继续研究四通路电报机，并于1874年深秋来到西方联合公司的电报房进行试验。线路连接的两端是纽约和阿尔伯尼。当时，天气恶劣，爱迪生意识到会出现困难。他自己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冒险行动。
我在纽约选用了最出色的报务员，这些人熟悉我的设备。我对他们说：如果起了风暴，机器可能震颤，那么你们则应凭想象尽可能记录下电文。因为要发的都是过去发过的文字。
到了中午，阿尔伯尼附近的风暴影响尤甚。这时，威廉·奥顿和其他经理人员也赶来了。
尽管试验受到了风暴侵扰，但事实证明，爱迪生的四通路机性能良好。后来它被安装在连接纽约与波士顿和费城的线路上。到1874年12月底，关于四通路机的研制工作接近了尾声。西方联合公司答应付给爱迪生5000美元现金，又出价2.5万美元认购有关专利，此外，凡使用这种设备的每条线路，每年还付给他233美元酬金。
但是西方联合公司未能践约。奥顿离开纽约后，该公司的总监埃克特将军通知爱迪生，表示西方联合公司将拒付任何款项。他说，他知道一个意欲购买这种四通路电报机的客户。原来，埃克特指的就是杰伊·古尔德。前文讲过，正是古尔德与自动电报公司的联系，才使爱迪生度过了夏天的危机。而此时埃克特本人则正与古尔德秘密商定，他将辞去西方联合公司的任职，到古尔德的大西洋—太平洋公司工作。埃克特没有向爱迪生透露这一打算，也是不足为奇的。
关于古尔德，人们说他是靠制造“恐惧和恐慌起家的”，他“在以金融欺诈和恶棍行为著称的世纪中，总是不择手段地损害自己的朋友，因而他们对他有着深仇大恨”。爱迪生对古尔德的看法十分暖昧。他曾说：
“古尔德的良心似乎枯萎了。但这也许是因为他在与那些根本就没有良心的人竞争的缘故吧。”
作为平衡，他又表示自己对古尔德毫无怨言：“因为他在他的行业上是颇为能干的，只要我的试验成功，其他问题是次要的。”
12月28日，爱迪生在纽瓦克工厂给古尔德演示了他的四通路电报机的性能。1月4日，他被召去古尔德在曼哈顿区的寓所。在这里爱迪生显然是忆起了几年前与利弗茨会晤时的情景，他对古尔德表示：“你出个价吧。”这次，对方的出价是3万美元。第二天去取支票时，古尔德对他说：
“你得到的正是那艘‘普利茅斯之岩’号。”
这是他刚刚以3万元售出的一艘轮船。
两个星期之后，还蒙在鼓里的奥顿写信给爱迪生，表示要为那个四通路系统的交易最后拍板。又过了两个半星期，他收到了爱迪生的口信。
在信中，爱迪生表示，他当初与奥顿签约乃是一个错误，因为四通路系统的专利实属他和乔治·哈林顿两人，早在1871年，他们两个就达成协定，共同分享某些自动发报机专利。专利局还记录着当时分配给哈林顿的任务，现在，古尔德已从哈林顿那里买下了专利权。西方联合公司的律师在专利局的档案中发现，有人篡改了材料，伪造了一个“或者”，这就说明爱迪生与哈林顿之间的协定，还包括分享他的其他电报专利。
西方联合公司立刻对古尔德的大西洋—太平洋公司提出诉讼。由于古尔德的公司暂时不能使用爱迪生的四通路系统专利，所以这时就自称四通路系统是由他们自己的雇员发明的。西方联合公司认为这是对爱迪生专利的侵犯。这次诉讼延续了1年多，给爱迪生的名誉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他曾在旁证席上受到了8天的严格盘问。于诉讼期间访美的英国邮电部工程师威廉·普利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奥顿在英国就讲起过他。奥顿说：“那个年轻人似乎没有良心。”
我们这儿称他是两面三刀教授。真有意思，我听到的一些供词，都牵扯到公司官员，而且牵扯程度之深在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给我5万英镑，我也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像普莱斯科特那样受到嘲弄。因为专利是以普莱斯科特和爱迪生两人的名义申请的。
但是当爱迪生被问到普莱斯科特是否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发明时，爱迪生竟答：“没有，先生。”“他没有发明什么！”“从没有，先生。”“那么普莱斯科特与这专利又有什么联系？”“如果我不把普莱斯科特作为共同发明人，我就不能进行试验，也达不到发明的目的。”诸如此类等。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观察，爱迪生有权将自己的专利出售给任何人，即便是杰伊·古尔德也罢。同时他也认为，不受控制地向所有顾客提供他的服务。就像今天的核物理学家一样是无可非议的。他只管拿出产品，至于对方将其用于何种目的，那就是人家的事了。他还不足30岁，正周旋在一群根本不懂伦理道德的人们之中，许多问题都是难免的。
另外他或许真的认为西方联合公司无意付款。所以，哈罗用“轻率”一词描述他，似乎比用“两面三刀”更为准确些。
根据词典，轻率的含义为“鲁莽、无拘束、轻浮、欠考虑”等等。正因为爱迪生所处的环境气氛造成了他的缺点。
所以他曾对一名年轻的工业家说：“在工商业中，没有不偷的人。我就偷了不少。不过，我懂得如何偷，他们不懂得如何偷，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尽管他这样说，但是由于在与西方联合公司的谈判中理亏，几年后爱迪生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例如，有人剽窃他的电灯发明专利，他本该及早提出诉讼，可是，以前在旁证席上的8天作证，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自己如何在西方联合公司的卵翼下工作，又如何将自己的发明出售给了该公司的敌手等，这些都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也就使他失去了诉讼的胆量。
毋庸置疑，古尔德付与他的3万美元，使爱迪生渡过了难关。然而，他在后来写道：
这笔钱我全部用来试验一种六通路的电报机，结果未能成功。从财政的角度上看，如果不发明那个四通路系统，也许我的经济状况会比现在要好些。
至于不久将控制西方联合公司的古尔德在这笔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好处，我们可以从爱迪生在1892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中看出：
我的四通路系统中的每1英里电线都相当于以前的4英里电线的功用，他使用的这种四通路系统总起来就等于省去了价值1080万美元的21.6万英里长的线路。
而且这些省去的线路无须进行检修。假如按以往每年每英里4元检修费计算，每年共合节约86.4万美元，此外，还省去了借贷1080万美元建造基金所要偿付的利息。
在四通路系统的优越性还未得到充分发挥之时，爱迪生又开始了另一项足以证明他的才干的试验，这就是信息存储系统。
1874年夏，美国联邦法庭最终判定了一项“使用可缩弹簧，从电报机磁铁中拉出电容器扳杆”的专利发明所有权。这就是佩吉专利。
这项设计是电报线路转换设备的关键，长途电报必须使用这一技术。据爱迪生讲，在法庭上失败的一方无可奈何地请求他，必须找到一种不用电磁铁的继电器。这种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就像既要演哈姆雷特，又不用王子形象一样荒谬。可不是吗？只有用电磁铁，电报线路另一端装置的继电器才能发生作用。只有使用电磁铁，才能以电流的通断促使震臂接通或断路，形成莫尔斯电码的点与线，这还用怀疑吗？
我们可以说爱迪生是走运的，他很快就发现了绕过佩吉专利去制作继电器的原理。更为公平地说，他的成功，正是源于他不弄清每一现象的“为什么”，就不肯罢休的认真习惯。
这次，他忆起了昔日一次试验中的发现：如果将一张纸浸在某种化学溶液里，然后通过电解反应就会使纸更光滑。他不久就发现，如果用粉笔替代纸，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从这一简单的事实出发，他开始制作一种出色的设备。这种设备的核心是一个转鼓，用时钟机构带动它不断旋转。靠在转鼓上的是连接震臂的一个小垫。
随着转鼓的运动，鼓与垫之间的摩擦力就能使垫运动到震臂最远的位置。如果摩擦力消除，弹簧就可将震臂拉回。在实际运用中，电报电路的一极连在转鼓上，另一极与震臂和垫相接。如果没有脉冲信号传来，震臂就永远停在最远的位置；如果表示点与线的信号从线路传来，震臂就会弹回。这样，震臂的运动就成了重复脉冲信号，进行通断电路的装置——不用电磁，且简单易制。
爱迪生的发明不仅仅是绕过了佩吉的专利，事实上，它比电磁装置的常规设备有更大的优越性：它对电流的灵敏度极高，甚至可使一般设备所无法运转的微弱电流对它生效。爱迪生对此描述道：
这台机器就要完工，它装备精细，由时钟机构驱动。我只用了弱得无法驱动一般电流计的电流强度引动了震臂，使局部电源接通。
爱迪生29岁时搬迁到了门罗公园。门罗公园在纽约郊外，距纽约大约40公里。爱迪生一直想在纽约附近建立他的实验基地，希望基地的环境安静，配套设施齐全。
在这之前，在完善电笔性能的过程中，爱迪生就准备离开纽瓦克。后来，他针对这次迁移作过几种解释。他对代尔和马丁两人的解释是由于房租问题。
他说：“我曾在纽瓦克租下一个小车间，位于一家锁厂的楼上，本来讲好按月付钱。可我在那里工作了不长时间，就迁到了外地，因为纽瓦克的房主后来又依当地的法律要求我预付一年的租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下决心要迁出这个竟允许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在发表上述议论之前，他曾在自己的新总部即门罗公园境内建起的小舍里表示：“当公众找到这儿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钻进树林里去。”与爱迪生共事多年的弗兰西斯·杰尔认为，爱迪生的确需要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爱迪生的纽瓦克工厂虽然不同凡响，虽然他在那里推出了一件又一件值得称赞的发明，但从实质上说，它仍然是个生产单位，而不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实验室。
所以早在1876年他就决定要建立一处与此性质不同的工厂，它的任务就是研究人们的实际需求，然后找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方法。
而且，此时他已经从纯粹的制造业中获得了足够的本钱，他也确信自己可以靠发明新产品维生。
后来他描述自己建于门罗公园的实验室说：
许多人坚持认为我是纯粹的科学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我并不研究自然界的规律，也不曾做出这类伟大的发现。牛顿、开普勒、法拉第和亨利是为了探索真理而学习科学，我不是。我只是纯粹的职业发明家。不论是我的研究，还是我的试验，其目的都是为了发明一种具有商业用途的物件。我认为，称我是科学发明家，而不是机械发明师，也许更为合适，虽然这两类人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区别。
在爱迪生选择发明目标之际，他决不会忘记当初制作了选票记录机却没有找到主顾的教训。现在，他要建立的，正是几十年后才出现在工业企业中的那种规模巨大的研究组织。然而，在1876年，这种组织却被人看成是革命的事物，因此他受到了科学家和大企业主的攻击。原因是：科学家对这种将科学用于实际的做法表示不屑一顾；而大企业主对以科学方法发展工业则是将信将疑。
1876年，爱迪生在创立工业实验室之前，就打算找个离纽约不远的地方施工。最要紧的是环境幽静，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注意力。爱迪生在酝酿这一研究中心的时候，还考虑到要为他的工作人员提供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像纽瓦克那样，街道狭窄灰暗。
爱迪生的父亲塞缪尔·爱迪生从伊利诺伊的老家出来，为他的儿子探查这样一个地点。他在门罗公园一望无际的田野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这里正处于宾夕法尼亚铁路线，距伊丽莎白不远，离纽约也只有38公里。1876年的门罗公园，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出几个月，爱迪生就给它带来了新的面貌，不出十年，它就以留声机和白炽灯的诞生地而闻名于世。
他在当地现成的房屋里选购了一座较大的建筑，以便从这里监督实验室的工作。实验室的建筑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并设有开放式阳台。
附近，矗立着机加工车间和一个木工房，后来又在这一带建起了另外几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座图书馆。整个建筑群由洁净素淡的木栅环绕着。
就在这一朴实无华的工作地点，爱迪生集结了一伙极为能干的工作人员。原在纽瓦克的查尔斯·巴切勒、约翰·克罗西、约翰·沃特以及其他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均被带到这里。不久，他又雇用了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和新泽西大学的数学家的弗兰西斯·厄普顿和玻璃吹制工路德维格·贝姆等一些被他称之为“朋友兼同事”的能工巧匠。
爱迪生的这一措辞，可使我们联想到他在门罗公园取得成就时的工作气氛。他的热情，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兴高采烈的精神，使得这个组织的成员无时无刻不处在最佳进取状态。
在这里，他无须逼迫人们鼓足干劲，因为，只要这位不拘小节、友好善意的“老头子”——只有30岁的“老头子”在使劲干，大家都会仿而效之。在他的创造性最佳的这一段时期，爱迪生使这里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带有部族土人色彩的崇尚英雄行为的风气。
这座发明公司的中心，就是实验室。实验室的一楼几乎布满了放置灵敏仪器的工作台，工作台都建在地板之下，保证防震的砖制地基上。同这座实验室相接的是另一化学实验室，那里还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检验灯光的不同强度，以进行比较研究。
楼上是一排排长方形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化学仪器和其他仪器。环墙是立架，架上摆满了化学试剂。
在房间的最里面，有个巨大的玻璃柜，其中不仅有较昂贵的化学药物，还有各种金属样品。每张桌上都散放着书籍杂志，打开的都是爱迪生刚刚看过的那一页。
弗兰西斯·杰尔回忆说：
当落日的最后一线余晖从旁窗射进来时，这座大厅就像是一个浮士德试验室。
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件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物品，一架显然是经常使用的风琴。它的存在暗示出这座实验室里的生活或许不是那么死板。事实的确如此。
“浮士德”在驱使着他们工作。
爱迪生后期的一位同事说：
爱迪生睡觉，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什么都可以当床。我曾见他用手做枕头睡在一张工作台上；还见过他两脚架在办公桌上睡在椅子里；有时他也穿着衣服睡在小床上。还有一次我见他一连睡了36个小时，中间只醒来1个小时，吃了一大块牛排和一些土豆、馅饼，抽了一支雪茄。此外，他还有站着睡觉的时候。
有时，他不用手当枕头，而是垫一本化学辞典，等醒来时，立刻就有许多新的设想，所以人们说他在睡觉的过程中也吸收着辞典里的知识。爱迪生的吃饭时间从不固定，常常是半夜才用晚餐。
据杰尔记载：
吃过晚饭，我们享受着雪茄烟的美味，这时，常常有人弹起风琴，我们大家就随着唱起歌来，有时，还有人表演独唱。有位同事的嗓音就像是番茄罐头盒摩擦大坛子的声音。他每唱一支歌，我们大家就立刻发出一阵哄笑。这个人还善于模仿铝膜唱机的动静。每当贝姆来情绪时，就会奏起他的齐特拉琴，给我们唱起好听的德国歌曲。
凡是来此访问的人，一般都会受到欢迎，尤其是与爱迪生混得很熟的报界记者。他们在这里能采访到有趣的新闻，爱迪生与记者，甚至连最荒唐的题目也加以讨论。
比如，他们就议论过如何从黄瓜里获得能源的问题。对此，爱迪生富有想象地推断说，由于黄瓜吸收阳光，所以“如果可以逆转这种过程，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得有实用价值的能。在这种情况下，黄瓜就是储存日光的电池，毋庸置疑，科学将帮助农民发现一种独特的光源”。
人们问他，是否想进行这种试验呢？
爱迪生打趣说：“也许以后要搞，但我首先要向世界证明我的电灯是行得通的发明。其他问题，还要过一段时间进行，因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本领一下子都拿出来。”
许多来访的人，对爱迪生不讲究的膳食招待感到吃惊。威廉·普利斯在1877年5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在一个叫门罗公园的地方和爱迪生共度了酷热的一天，他是位出色的电工，我们对那里的仪器进行了试验和检查。吃饭时，他为我提供的竟是生火腿、茶水。”
如果来访者挑剔爱迪生，爱迪生也会挑剔他们，而且不是用日记这种不公开的形式。
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过一篇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谈话，他说：
我记得，威廉·汤姆森来看我时，穿了一身叫你难以置信的衣服。他的裤子太短，外衣破旧，又沾满了油泥，领子比他的耳朵还高，那帽子就像是曾用来熬过汤的。而且那还是他最得意的服装。
但是，在此之前两个月，《纽约每日写真报》也曾在描写爱迪生时，提到过他的穿着，说他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特点，“操着东部人特有的浓重的鼻音，穿着普通，是一个典型的天才者的形象”。
从弗兰西斯·杰尔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爱迪生最喜欢“性格爽快，爱说爱笑”的来访者。
每当有这种人来，公司的职员偶尔也会加入夜餐聚会。过一阵后，当我们准备工作时，来访的人就表示该回去睡觉了，而他们总是哼着歌离去，一般是唱些“女士们再见”等歌。
门罗公园与多数大企业研究组织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有高昂的工作情绪。当然，规模也是个重要因素。
爱迪生从不雇用很多人，和具有上千人的大型组织相比，他这里的人员之少，就好像是驱逐舰之于航空母舰。所以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和睦。
另外还有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工业发明也需要各行各业互相配合，因此不像爱迪生时代那样只由一个人主导，一个人提供发明思想，一个人进行设计。
今天，每提出一个初步设想，一般都是一组人，而不是一个人。尽管当时爱迪生分配给雇员们的某些工作，也需要几种技术的配合，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本人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唯一的裁决者和评判者，集众人一个月的劳动于他一人的决定之下。他的思想，就是整个企业的指导思想，他的方法也是整个企业的工作方法。
爱迪生的发明是一种个人直觉与严格科学原理的奇妙结合。他说：
在考虑某项设计时，我老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如果感到这方面的研究乏味了，我就转向另一个方面。这样，我总是同时考虑着七八种设计，随心所欲地从一项转向另一项。常常是当某项工作看不出有进展的希望时，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开始另一项工作，而且是想起哪件就抓哪件。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又放下这件工作，回到原来的工作上去，直到把它完成。
由潜意识支配工作的方法有两种。处理化学问题时，爱迪生使用的是植物栽培学家路德·伯班克的方法，先是把某种作物种上1英亩，然后从中选优，进行繁殖；处理机械性质的问题时，他所依靠的是严格的逻辑思维，并且仅仅依靠逻辑思维。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也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只要爱迪生从兴趣出发，全面出击，就势必会出现许多挫折。
然而，他和爱因斯坦一样，从不因为失败而气馁。爱因斯坦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探索出联系电力与磁力的集合场论，但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没有成功。他的结论是，现在已没有人再去浪费时间解释这一行不通的设想。爱迪生也是如此。
一位同事曾向他抱怨某项工作虽然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结果还是徒劳无益，爱迪生安慰他说：
“我愉快地告诉你，我们是失败了，但却从中学到了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那项设计不能用这种方法完成，应该另辟蹊径。”
一种办法不行再换一种，直到将问题彻底解决，这就是门罗公园的精神。弗兰西斯·杰尔曾在回忆录中援引爱迪生对某雇员的发人深省的批评说：
他博学多识，但不专心致志。我吩咐他按规定的计划进行研究，而他在研究中发现某一对他来说是新鲜的现象时，尽管这种现象显然与设计中的新设备无关，但他还是步入其中，在那上面浪费了时间。我告诉他，我们不能那样花费时间！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研究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我们办这个实验室，也正是出于此种目的。我们不能像昔日的德国教授那样，只要有黑面包和啤酒，就可以心满意足地终生探讨蜜蜂经营的秘密。
大约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门罗公园就在爱迪生的手里变了样。巴切勒和厄普顿也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寓所，设在这里的廉价旅店原来只有乔丹太太一家，现在又有两三处开始营业，旅店里也增添了新的经营项目。
不出4年，当实验室全力以赴进行白炽灯研制时，雇员已达200多人。
在这一新型的社会集合之中，刚过30岁的爱迪生就像父亲一样地施行统治。他的招聘、解职以及经营办法都不同寻常。当后来成为著名的金刚砂发明者的爱德华特·艾奇逊前来求职时，他被带到主要试验室。
艾奇逊描述说；
一张桌前坐了3个人，中间的那位穿着格衫，没穿外套，他被介绍说是爱迪生先生。坐在他左边的，我后来得知是威廉·J。哈默先生，右边的是弗兰西斯·R。厄普顿先生。
爱迪生先生将手往耳朵上一指，表示要我大声讲。他问道：“你来干什么？我回答：找工作。”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到机加车间去找克罗西。说完又回去干他的工作了。
爱迪生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毫无规矩。后来担任他的秘书的塞缀尔·英索尔甚至放弃了要爱迪生遵守纪律的企图。
英索尔说：
我无法使爱迪生的生活走上正轨。他的许多做法，足以破坏任何工作场所的秩序。他可以在中午干活，也可以在半夜干，他既不在乎今天是星期几，也不在乎现在是几点钟。如果感到累了，他会在白天大睡起来，就像是半夜一样，也许这是因为，他的多数发明工作都是在半夜进行的。我过去曾尽量把他的办公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到适当的时候，我就提醒他。有时，他会连续几天不看来信来电；有时，也会坚持每天早晨上班。如果我白天要去纽约办事，他就会在夜里召我去商量门罗公园的经营事务。
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乃是爱迪生处理日常事务的特点，如果这些都算得是日常事务的话。新的设想不断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与朋友共同进餐，或是交谈之时，他会突然在言谈中发现，或是想起某一技术问题的解决可能。
每到这时，他就会掏出来到门罗公园以后开始使用的黄色的200页厚的笔记本，立刻记下自己的想法、日期，并简单地勾画出一幅草图。
这样的事情，有时一天要出现十几次，一本笔记能连用几个星期的时候很少。许多笔记都是几天就完，到爱迪生去世时，他共记下了3400个本子。
他在这儿的一连串发明，其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的纽瓦克工厂。
门罗公园研究所的建立，不但在爱迪生一生的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因为这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工业科学研究机构，它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新的实验基地被爱迪生命名为“门罗研究所”。他为该实验室配备了大量的科学设备，价值4万美元，并扩充了图书馆。
爱迪生在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后，新的发明接踵而来，新的产品一个接着一个被制造出来。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以前的纽瓦克工厂。
1876年，费城举行了科学发明百年纪念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过去百年来美国所发明出来的各种成果，其中包括发明家爱迪生的发明成果。
在贝恩之前，最快的发报速度只达每分钟50个单词。贝恩的发明是用手工穿孔的方法，在纸带上打出相当于莫尔斯电码点线的长孔和短孔。然后把这条纸带送进一只金属滚筒和铁笔之间，每当铁笔穿过纸孔与滚筒相触，电路就立刻接通，长孔可使通电时间稍长，短孔使通电时间稍短。用这种装置，可以从容不迫地以每分钟400个单词的速度发报。
1850年至1870年间，人们对贝恩系统做过多次的改造。19世纪70年代初，第一台最成功的改进型机器传到了美国。但是，这种自动发报机仍存在一种致命的缺点。在长线路里，线路的长度与日俱增，人们发现不同的信号经常混在一起。
爱迪生初次遇到的是当时的最佳设计乔治·D。利特尔的改进型机器。这台机器被一些商人用来创办了自动电报公司。利特尔的装置能够运转，但效果极差。1871年初春，爱德华特·H。约翰逊带来的就是这种机器。他代表该公司求教于华尔街的爱迪生，问他是否能想个办法，修复他们买亏了的这台机器。急于摆弄自动电报机，几乎没有考虑到现有条件的爱迪生一口应承下来，答应收款4万美元，就可以为该公司提供他所能做出的一切改进。
事情谈妥以后，他开始了细致入微的工作。这也是他工作的特点。有意思的是，他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利特尔型机的问题，而是经过逐步的观察、分析以后，才改进了机器的整个系统。在研究这一系统的两年时间内，他申请了许许多多的技术专利。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制作一种用化学试剂浸过的纸带，使它能够高速记录文字。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典型作风。约翰逊曾对此有所描述：
一天晚上，我走进房间，发现爱迪生坐在那里，脚边一本接一本地放着化学及化工书籍，那是他从纽约、伦敦和巴黎搜购来的。他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些材料，吃饭也不离工作台，睡觉只是在椅子上靠一靠。仅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他就读完了这些书，并写下了厚厚的一本提要，还按照方程式做了2000次试验，最后终于得出了结果——一个适合于他的要求的发现。依这种方法，可以在400公里长的线路，以每分钟200个单词的速度发报。
他在改进这台机器时的主要困难是处理信号末尾的失真问题。就是说每一信号的收尾都有电流的缓慢拖长，与下一个信号连在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接收机里装了一个分电路，当前一个信号结束，电流中断之际，这个分路就产生送电极的逆电流。这种逆电流便可以使每一信号的收尾都变得干净利落。此外，发送带本身也需要改进。爱迪生放弃了原先利用在纸带上穿出的长短孔来激发莫尔斯点线信号的方式。他的设计是，在纸带上穿出圆形单孔代表点，线则用3个孔表示，其中两个在下，一个在上，呈三角形排列。纸带在发送设备中通过一只转鼓和两个平行的轮。其中一个轮用来发点，只要圆孔从它下面通过，电流就立即接通。当代表线的3个孔出现时，第一个轮先与纸带接触，第二个轮在上孔经过时继续第一个轮的接触，然后第一个轮又与下面两孔接通，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线。这一来，点是点，线是线，长短分明，一清二楚。试验的结果表明：一条有1.2万个单词的穿好孔的纸带，送入自动发报机，从华盛顿发到纽约，只用了22分半钟，平均每分钟可发500多个单词。
1873年春，自动电报公司可望将此系统出售给英国邮电部——显然，主意是爱迪生出的。于是爱迪生同一名副手带了一袋衣服和三大箱设备乘船到了英国。但是这次访问却给他留下了不快的记忆。
英国邮电部对试验的要求是以每分钟500字的速度由利物浦向伦敦发报，每隔半小时发一次，要持续6个小时。爱迪生把助手派到利物浦，自己在伦敦负责接收。他立刻发现，将要使用的设备非常糟糕，于是买了一种价值100个金几尼的电池组弥补这一缺陷。电池组及时地送到了利物浦，这次试验才较为成功。爱迪生讲，试验后报告的“损失时间”一栏是空白。
人们建议他把这一系统运用到海底电缆的通信中去，说那样还可以提高发送速度。希望向任何难题挑战的爱迪生听后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试验。他提出要在存储于格林威治的水池中的3500公里长的电缆上进行试验。后来他被允许只能在晚上使用这条电缆，当然对于他这个工作起来从不分白天黑夜的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
爱迪生在描述这次试验时说：
我打开仪器箱，将设备安装起来，试图初步找出信号失真的程度，然后发出一个点，可望用30秒的时间在我的自动录制带上印出一英寸长的点连续。可是，结果表明它的长度竟达27英尺！如果说开始时我还有过几分自鸣得意的话，这时也彻底消失了。
爱迪生整整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试图改善发送效果，但收获甚微。这正是他匮乏理论知识的缘故。电缆盘成了上百圈，置于水中，形成了线圈感应，这样势必造成失真。爱迪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点不知道他的系统在盘成线圈的电缆内发挥了和现存系统中相同的良好效果。
爱迪生失望地甚至是沮丧地回到了美国。人们问他对英国的印象如何，他略带厌恶地回答说：“英国人是不善于发明的民族；他们不爱吃馅饼。要想发明，你的系统必须彻底打乱。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可口的传统的美国馅饼。”
爱迪生回到纽瓦克后，重新试验他的多通路电报技术。自从他担任报务员以来，这一思想一直占据着他的大脑。在访问英国前不久，他已开始为西方联合公司研制属于该公司专利范围的多通路电报机。
在这方面，他的第一个成就是区别于双向电报机的“双通路”电报机研制成功。使用双向机，可以从电线的两端同时发报，使用双通路机，则能从一端同时发送两份电文。达到这一要求，不仅要改换电流的强度，而且还要掉换电极，并在收端使用两台接收装置。
对于爱迪生这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想，如果可从同一方向在同一时间通过同一根导线发射两份电文，那么从另一端再同时用这根导线，向反方向发送两份电文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爱迪生又设想出了四通路系统电报机。他说：
这是迄今最最复杂的难题，我竭尽全力，试图找到答案。它需要高度的思维能力，要同时在一个思维的平面上设想出8个运动的物体，而不借助任何实例演示。
他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就是使电流保持绝对平衡，不久他就发现一般的可变电阻器不适用于他的设备。爱迪生想，既然某些半导体可在不同的压力下改变它们的电阻值，那么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原理设计出新型的电阻系统呢？为了证明这一设想，他在一块钢板上装了一个用绝缘材料制作的圆筒，又在圆筒里装上50张胶料浸过的绸片，再用极细的石膏粉将圆筒填充起来。绸片上方，再装上一块金属板，然后借用螺旋装置按不同的刻度改变对金属板的压力。爱迪生把这一装置接在线路中，试验的结果表明：当压力最小时，阻抗为6000欧姆；如果用力将金属板旋至底部，阻值竟能降至400欧姆。这是一项十分成功的试验，这项试验在他以后的电话发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经找到平衡电流的方法，爱迪生立刻将试验深入下去。在这一段时间里，爱迪生卷入了西方联合公司与当时试图控制美国电报与铁路业务的臭名昭著的“橡胶大王”杰伊·古尔德之间的诉讼案。爱迪生本人曾给他的传记作家哈罗描述过这段经历，但他的描述不过是假装坦率，其实是一面之词。艾尔文·F。哈罗在25年以后出版的《昔日电线与今日电波——电报、电话、无线电发展史》一书中指出：“爱迪生关于大西洋—太平洋公司与西方联合公司在爱迪生四通路电报机问题上的叙述，使我们饶有兴味地看出爱迪生先生对当时有关合同义务方面的认识是轻率的。”
1873年年初，爱迪生与西方联合公司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爱迪生将把自己的专利出售给该公司，而该公司则根据双方认可的价格加以收购。是年的下半年，即爱迪生从英国返回后，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爱迪生本人的说法，西方联合公司对他已无吸引力；根据西方联合公司的说法，爱迪生此时已感到设备不足。两种说法都有可信之处。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事情牵扯到了西方联合公司的总工程师乔治·B。普莱斯科特。依据爱迪生与普莱斯科特之间签订的协议，爱迪生将把普莱斯科特作为共同发明人，分给他一定的专利。
然而西方联合公司总裁威廉·奥顿认为，付给爱迪生急需的1万美元试验费风险太大。于是爱迪生没有资金，走投无路，便从自动电报公司搞来了这笔钱。该公司显然是按照西方联合公司最大的竞争者杰伊·古尔德的指令办的。当时爱迪生是否认识古尔德，实情迄今仍不清楚。不过，爱迪生总是尽量掩饰他与这位最厚颜无耻的人之间的联系。然而，爱迪生实验室历史研究所秘书玛丽·纳尼曾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爱迪生在纽瓦克租下的厂址，乃为古尔德所有。古尔德曾威胁爱迪生要对他提出诉讼，并以此向爱迪生索赔500美元。她说，这显然是古尔德“想获得他垂涎已久的爱迪生的自动电报技术专利”的行动。
暂且不论爱迪生与古尔德之间的关系。爱迪生现在已有1万美元现金，足以偿还欠下的债务，所以他继续研究四通路电报机，并于1874年深秋来到西方联合公司的电报房进行试验。线路连接的两端是纽约和阿尔伯尼。当时，天气恶劣，爱迪生意识到会出现困难。他自己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冒险行动。
我在纽约选用了最出色的报务员，这些人熟悉我的设备。我对他们说：如果起了风暴，机器可能震颤，那么你们则应凭想象尽可能记录下电文。因为要发的都是过去发过的文字。
到了中午，阿尔伯尼附近的风暴影响尤甚。这时，威廉·奥顿和其他经理人员也赶来了。
尽管试验受到了风暴侵扰，但事实证明，爱迪生的四通路机性能良好。后来它被安装在连接纽约与波士顿和费城的线路上。到1874年12月底，关于四通路机的研制工作接近了尾声。西方联合公司答应付给爱迪生5000美元现金，又出价2.5万美元认购有关专利，此外，凡使用这种设备的每条线路，每年还付给他233美元酬金。
但是西方联合公司未能践约。奥顿离开纽约后，该公司的总监埃克特将军通知爱迪生，表示西方联合公司将拒付任何款项。他说，他知道一个意欲购买这种四通路电报机的客户。原来，埃克特指的就是杰伊·古尔德。前文讲过，正是古尔德与自动电报公司的联系，才使爱迪生度过了夏天的危机。而此时埃克特本人则正与古尔德秘密商定，他将辞去西方联合公司的任职，到古尔德的大西洋—太平洋公司工作。埃克特没有向爱迪生透露这一打算，也是不足为奇的。
关于古尔德，人们说他是靠制造“恐惧和恐慌起家的”，他“在以金融欺诈和恶棍行为著称的世纪中，总是不择手段地损害自己的朋友，因而他们对他有着深仇大恨”。爱迪生对古尔德的看法十分暖昧。他曾说：
“古尔德的良心似乎枯萎了。但这也许是因为他在与那些根本就没有良心的人竞争的缘故吧。”
作为平衡，他又表示自己对古尔德毫无怨言：“因为他在他的行业上是颇为能干的，只要我的试验成功，其他问题是次要的。”
12月28日，爱迪生在纽瓦克工厂给古尔德演示了他的四通路电报机的性能。1月4日，他被召去古尔德在曼哈顿区的寓所。在这里爱迪生显然是忆起了几年前与利弗茨会晤时的情景，他对古尔德表示：“你出个价吧。”这次，对方的出价是3万美元。第二天去取支票时，古尔德对他说：
“你得到的正是那艘‘普利茅斯之岩’号。”
这是他刚刚以3万元售出的一艘轮船。
两个星期之后，还蒙在鼓里的奥顿写信给爱迪生，表示要为那个四通路系统的交易最后拍板。又过了两个半星期，他收到了爱迪生的口信。
在信中，爱迪生表示，他当初与奥顿签约乃是一个错误，因为四通路系统的专利实属他和乔治·哈林顿两人，早在1871年，他们两个就达成协定，共同分享某些自动发报机专利。专利局还记录着当时分配给哈林顿的任务，现在，古尔德已从哈林顿那里买下了专利权。西方联合公司的律师在专利局的档案中发现，有人篡改了材料，伪造了一个“或者”，这就说明爱迪生与哈林顿之间的协定，还包括分享他的其他电报专利。
西方联合公司立刻对古尔德的大西洋—太平洋公司提出诉讼。由于古尔德的公司暂时不能使用爱迪生的四通路系统专利，所以这时就自称四通路系统是由他们自己的雇员发明的。西方联合公司认为这是对爱迪生专利的侵犯。这次诉讼延续了1年多，给爱迪生的名誉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他曾在旁证席上受到了8天的严格盘问。于诉讼期间访美的英国邮电部工程师威廉·普利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奥顿在英国就讲起过他。奥顿说：“那个年轻人似乎没有良心。”
我们这儿称他是两面三刀教授。真有意思，我听到的一些供词，都牵扯到公司官员，而且牵扯程度之深在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给我5万英镑，我也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像普莱斯科特那样受到嘲弄。因为专利是以普莱斯科特和爱迪生两人的名义申请的。
但是当爱迪生被问到普莱斯科特是否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发明时，爱迪生竟答：“没有，先生。”“他没有发明什么！”“从没有，先生。”“那么普莱斯科特与这专利又有什么联系？”“如果我不把普莱斯科特作为共同发明人，我就不能进行试验，也达不到发明的目的。”诸如此类等。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观察，爱迪生有权将自己的专利出售给任何人，即便是杰伊·古尔德也罢。同时他也认为，不受控制地向所有顾客提供他的服务。就像今天的核物理学家一样是无可非议的。他只管拿出产品，至于对方将其用于何种目的，那就是人家的事了。他还不足30岁，正周旋在一群根本不懂伦理道德的人们之中，许多问题都是难免的。
另外他或许真的认为西方联合公司无意付款。所以，哈罗用“轻率”一词描述他，似乎比用“两面三刀”更为准确些。
根据词典，轻率的含义为“鲁莽、无拘束、轻浮、欠考虑”等等。正因为爱迪生所处的环境气氛造成了他的缺点。
所以他曾对一名年轻的工业家说：“在工商业中，没有不偷的人。我就偷了不少。不过，我懂得如何偷，他们不懂得如何偷，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尽管他这样说，但是由于在与西方联合公司的谈判中理亏，几年后爱迪生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例如，有人剽窃他的电灯发明专利，他本该及早提出诉讼，可是，以前在旁证席上的8天作证，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自己如何在西方联合公司的卵翼下工作，又如何将自己的发明出售给了该公司的敌手等，这些都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也就使他失去了诉讼的胆量。
毋庸置疑，古尔德付与他的3万美元，使爱迪生渡过了难关。然而，他在后来写道：
这笔钱我全部用来试验一种六通路的电报机，结果未能成功。从财政的角度上看，如果不发明那个四通路系统，也许我的经济状况会比现在要好些。
至于不久将控制西方联合公司的古尔德在这笔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好处，我们可以从爱迪生在1892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中看出：
我的四通路系统中的每1英里电线都相当于以前的4英里电线的功用，他使用的这种四通路系统总起来就等于省去了价值1080万美元的21.6万英里长的线路。
而且这些省去的线路无须进行检修。假如按以往每年每英里4元检修费计算，每年共合节约86.4万美元，此外，还省去了借贷1080万美元建造基金所要偿付的利息。
在四通路系统的优越性还未得到充分发挥之时，爱迪生又开始了另一项足以证明他的才干的试验，这就是信息存储系统。
1874年夏，美国联邦法庭最终判定了一项“使用可缩弹簧，从电报机磁铁中拉出电容器扳杆”的专利发明所有权。这就是佩吉专利。
这项设计是电报线路转换设备的关键，长途电报必须使用这一技术。据爱迪生讲，在法庭上失败的一方无可奈何地请求他，必须找到一种不用电磁铁的继电器。这种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就像既要演哈姆雷特，又不用王子形象一样荒谬。可不是吗？只有用电磁铁，电报线路另一端装置的继电器才能发生作用。只有使用电磁铁，才能以电流的通断促使震臂接通或断路，形成莫尔斯电码的点与线，这还用怀疑吗？
我们可以说爱迪生是走运的，他很快就发现了绕过佩吉专利去制作继电器的原理。更为公平地说，他的成功，正是源于他不弄清每一现象的“为什么”，就不肯罢休的认真习惯。
这次，他忆起了昔日一次试验中的发现：如果将一张纸浸在某种化学溶液里，然后通过电解反应就会使纸更光滑。他不久就发现，如果用粉笔替代纸，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从这一简单的事实出发，他开始制作一种出色的设备。这种设备的核心是一个转鼓，用时钟机构带动它不断旋转。靠在转鼓上的是连接震臂的一个小垫。
随着转鼓的运动，鼓与垫之间的摩擦力就能使垫运动到震臂最远的位置。如果摩擦力消除，弹簧就可将震臂拉回。在实际运用中，电报电路的一极连在转鼓上，另一极与震臂和垫相接。如果没有脉冲信号传来，震臂就永远停在最远的位置；如果表示点与线的信号从线路传来，震臂就会弹回。这样，震臂的运动就成了重复脉冲信号，进行通断电路的装置——不用电磁，且简单易制。
爱迪生的发明不仅仅是绕过了佩吉的专利，事实上，它比电磁装置的常规设备有更大的优越性：它对电流的灵敏度极高，甚至可使一般设备所无法运转的微弱电流对它生效。爱迪生对此描述道：
这台机器就要完工，它装备精细，由时钟机构驱动。我只用了弱得无法驱动一般电流计的电流强度引动了震臂，使局部电源接通。
爱迪生29岁时搬迁到了门罗公园。门罗公园在纽约郊外，距纽约大约40公里。爱迪生一直想在纽约附近建立他的实验基地，希望基地的环境安静，配套设施齐全。
在这之前，在完善电笔性能的过程中，爱迪生就准备离开纽瓦克。后来，他针对这次迁移作过几种解释。他对代尔和马丁两人的解释是由于房租问题。
他说：“我曾在纽瓦克租下一个小车间，位于一家锁厂的楼上，本来讲好按月付钱。可我在那里工作了不长时间，就迁到了外地，因为纽瓦克的房主后来又依当地的法律要求我预付一年的租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下决心要迁出这个竟允许存在不公平的地方。”
在发表上述议论之前，他曾在自己的新总部即门罗公园境内建起的小舍里表示：“当公众找到这儿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钻进树林里去。”与爱迪生共事多年的弗兰西斯·杰尔认为，爱迪生的确需要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爱迪生的纽瓦克工厂虽然不同凡响，虽然他在那里推出了一件又一件值得称赞的发明，但从实质上说，它仍然是个生产单位，而不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实验室。
所以早在1876年他就决定要建立一处与此性质不同的工厂，它的任务就是研究人们的实际需求，然后找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方法。
而且，此时他已经从纯粹的制造业中获得了足够的本钱，他也确信自己可以靠发明新产品维生。
后来他描述自己建于门罗公园的实验室说：
许多人坚持认为我是纯粹的科学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我并不研究自然界的规律，也不曾做出这类伟大的发现。牛顿、开普勒、法拉第和亨利是为了探索真理而学习科学，我不是。我只是纯粹的职业发明家。不论是我的研究，还是我的试验，其目的都是为了发明一种具有商业用途的物件。我认为，称我是科学发明家，而不是机械发明师，也许更为合适，虽然这两类人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区别。
在爱迪生选择发明目标之际，他决不会忘记当初制作了选票记录机却没有找到主顾的教训。现在，他要建立的，正是几十年后才出现在工业企业中的那种规模巨大的研究组织。然而，在1876年，这种组织却被人看成是革命的事物，因此他受到了科学家和大企业主的攻击。原因是：科学家对这种将科学用于实际的做法表示不屑一顾；而大企业主对以科学方法发展工业则是将信将疑。
1876年，爱迪生在创立工业实验室之前，就打算找个离纽约不远的地方施工。最要紧的是环境幽静，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注意力。爱迪生在酝酿这一研究中心的时候，还考虑到要为他的工作人员提供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像纽瓦克那样，街道狭窄灰暗。
爱迪生的父亲塞缪尔·爱迪生从伊利诺伊的老家出来，为他的儿子探查这样一个地点。他在门罗公园一望无际的田野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这里正处于宾夕法尼亚铁路线，距伊丽莎白不远，离纽约也只有38公里。1876年的门罗公园，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出几个月，爱迪生就给它带来了新的面貌，不出十年，它就以留声机和白炽灯的诞生地而闻名于世。
他在当地现成的房屋里选购了一座较大的建筑，以便从这里监督实验室的工作。实验室的建筑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并设有开放式阳台。
附近，矗立着机加工车间和一个木工房，后来又在这一带建起了另外几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座图书馆。整个建筑群由洁净素淡的木栅环绕着。
就在这一朴实无华的工作地点，爱迪生集结了一伙极为能干的工作人员。原在纽瓦克的查尔斯·巴切勒、约翰·克罗西、约翰·沃特以及其他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均被带到这里。不久，他又雇用了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和新泽西大学的数学家的弗兰西斯·厄普顿和玻璃吹制工路德维格·贝姆等一些被他称之为“朋友兼同事”的能工巧匠。
爱迪生的这一措辞，可使我们联想到他在门罗公园取得成就时的工作气氛。他的热情，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兴高采烈的精神，使得这个组织的成员无时无刻不处在最佳进取状态。
在这里，他无须逼迫人们鼓足干劲，因为，只要这位不拘小节、友好善意的“老头子”——只有30岁的“老头子”在使劲干，大家都会仿而效之。在他的创造性最佳的这一段时期，爱迪生使这里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带有部族土人色彩的崇尚英雄行为的风气。
这座发明公司的中心，就是实验室。实验室的一楼几乎布满了放置灵敏仪器的工作台，工作台都建在地板之下，保证防震的砖制地基上。同这座实验室相接的是另一化学实验室，那里还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检验灯光的不同强度，以进行比较研究。
楼上是一排排长方形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化学仪器和其他仪器。环墙是立架，架上摆满了化学试剂。
在房间的最里面，有个巨大的玻璃柜，其中不仅有较昂贵的化学药物，还有各种金属样品。每张桌上都散放着书籍杂志，打开的都是爱迪生刚刚看过的那一页。
弗兰西斯·杰尔回忆说：
当落日的最后一线余晖从旁窗射进来时，这座大厅就像是一个浮士德试验室。
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件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物品，一架显然是经常使用的风琴。它的存在暗示出这座实验室里的生活或许不是那么死板。事实的确如此。
“浮士德”在驱使着他们工作。
爱迪生后期的一位同事说：
爱迪生睡觉，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什么都可以当床。我曾见他用手做枕头睡在一张工作台上；还见过他两脚架在办公桌上睡在椅子里；有时他也穿着衣服睡在小床上。还有一次我见他一连睡了36个小时，中间只醒来1个小时，吃了一大块牛排和一些土豆、馅饼，抽了一支雪茄。此外，他还有站着睡觉的时候。
有时，他不用手当枕头，而是垫一本化学辞典，等醒来时，立刻就有许多新的设想，所以人们说他在睡觉的过程中也吸收着辞典里的知识。爱迪生的吃饭时间从不固定，常常是半夜才用晚餐。
据杰尔记载：
吃过晚饭，我们享受着雪茄烟的美味，这时，常常有人弹起风琴，我们大家就随着唱起歌来，有时，还有人表演独唱。有位同事的嗓音就像是番茄罐头盒摩擦大坛子的声音。他每唱一支歌，我们大家就立刻发出一阵哄笑。这个人还善于模仿铝膜唱机的动静。每当贝姆来情绪时，就会奏起他的齐特拉琴，给我们唱起好听的德国歌曲。
凡是来此访问的人，一般都会受到欢迎，尤其是与爱迪生混得很熟的报界记者。他们在这里能采访到有趣的新闻，爱迪生与记者，甚至连最荒唐的题目也加以讨论。
比如，他们就议论过如何从黄瓜里获得能源的问题。对此，爱迪生富有想象地推断说，由于黄瓜吸收阳光，所以“如果可以逆转这种过程，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得有实用价值的能。在这种情况下，黄瓜就是储存日光的电池，毋庸置疑，科学将帮助农民发现一种独特的光源”。
人们问他，是否想进行这种试验呢？
爱迪生打趣说：“也许以后要搞，但我首先要向世界证明我的电灯是行得通的发明。其他问题，还要过一段时间进行，因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本领一下子都拿出来。”
许多来访的人，对爱迪生不讲究的膳食招待感到吃惊。威廉·普利斯在1877年5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在一个叫门罗公园的地方和爱迪生共度了酷热的一天，他是位出色的电工，我们对那里的仪器进行了试验和检查。吃饭时，他为我提供的竟是生火腿、茶水。”
如果来访者挑剔爱迪生，爱迪生也会挑剔他们，而且不是用日记这种不公开的形式。
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过一篇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谈话，他说：
我记得，威廉·汤姆森来看我时，穿了一身叫你难以置信的衣服。他的裤子太短，外衣破旧，又沾满了油泥，领子比他的耳朵还高，那帽子就像是曾用来熬过汤的。而且那还是他最得意的服装。
但是，在此之前两个月，《纽约每日写真报》也曾在描写爱迪生时，提到过他的穿着，说他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特点，“操着东部人特有的浓重的鼻音，穿着普通，是一个典型的天才者的形象”。
从弗兰西斯·杰尔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爱迪生最喜欢“性格爽快，爱说爱笑”的来访者。
每当有这种人来，公司的职员偶尔也会加入夜餐聚会。过一阵后，当我们准备工作时，来访的人就表示该回去睡觉了，而他们总是哼着歌离去，一般是唱些“女士们再见”等歌。
门罗公园与多数大企业研究组织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有高昂的工作情绪。当然，规模也是个重要因素。
爱迪生从不雇用很多人，和具有上千人的大型组织相比，他这里的人员之少，就好像是驱逐舰之于航空母舰。所以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和睦。
另外还有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工业发明也需要各行各业互相配合，因此不像爱迪生时代那样只由一个人主导，一个人提供发明思想，一个人进行设计。
今天，每提出一个初步设想，一般都是一组人，而不是一个人。尽管当时爱迪生分配给雇员们的某些工作，也需要几种技术的配合，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本人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唯一的裁决者和评判者，集众人一个月的劳动于他一人的决定之下。他的思想，就是整个企业的指导思想，他的方法也是整个企业的工作方法。
爱迪生的发明是一种个人直觉与严格科学原理的奇妙结合。他说：
在考虑某项设计时，我老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如果感到这方面的研究乏味了，我就转向另一个方面。这样，我总是同时考虑着七八种设计，随心所欲地从一项转向另一项。常常是当某项工作看不出有进展的希望时，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开始另一项工作，而且是想起哪件就抓哪件。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又放下这件工作，回到原来的工作上去，直到把它完成。
由潜意识支配工作的方法有两种。处理化学问题时，爱迪生使用的是植物栽培学家路德·伯班克的方法，先是把某种作物种上1英亩，然后从中选优，进行繁殖；处理机械性质的问题时，他所依靠的是严格的逻辑思维，并且仅仅依靠逻辑思维。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也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只要爱迪生从兴趣出发，全面出击，就势必会出现许多挫折。
然而，他和爱因斯坦一样，从不因为失败而气馁。爱因斯坦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探索出联系电力与磁力的集合场论，但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没有成功。他的结论是，现在已没有人再去浪费时间解释这一行不通的设想。爱迪生也是如此。
一位同事曾向他抱怨某项工作虽然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结果还是徒劳无益，爱迪生安慰他说：
“我愉快地告诉你，我们是失败了，但却从中学到了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那项设计不能用这种方法完成，应该另辟蹊径。”
一种办法不行再换一种，直到将问题彻底解决，这就是门罗公园的精神。弗兰西斯·杰尔曾在回忆录中援引爱迪生对某雇员的发人深省的批评说：
他博学多识，但不专心致志。我吩咐他按规定的计划进行研究，而他在研究中发现某一对他来说是新鲜的现象时，尽管这种现象显然与设计中的新设备无关，但他还是步入其中，在那上面浪费了时间。我告诉他，我们不能那样花费时间！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研究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我们办这个实验室，也正是出于此种目的。我们不能像昔日的德国教授那样，只要有黑面包和啤酒，就可以心满意足地终生探讨蜜蜂经营的秘密。
大约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门罗公园就在爱迪生的手里变了样。巴切勒和厄普顿也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寓所，设在这里的廉价旅店原来只有乔丹太太一家，现在又有两三处开始营业，旅店里也增添了新的经营项目。
不出4年，当实验室全力以赴进行白炽灯研制时，雇员已达200多人。
在这一新型的社会集合之中，刚过30岁的爱迪生就像父亲一样地施行统治。他的招聘、解职以及经营办法都不同寻常。当后来成为著名的金刚砂发明者的爱德华特·艾奇逊前来求职时，他被带到主要试验室。
艾奇逊描述说；
一张桌前坐了3个人，中间的那位穿着格衫，没穿外套，他被介绍说是爱迪生先生。坐在他左边的，我后来得知是威廉·J。哈默先生，右边的是弗兰西斯·R。厄普顿先生。
爱迪生先生将手往耳朵上一指，表示要我大声讲。他问道：“你来干什么？我回答：找工作。”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到机加车间去找克罗西。说完又回去干他的工作了。
爱迪生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毫无规矩。后来担任他的秘书的塞缀尔·英索尔甚至放弃了要爱迪生遵守纪律的企图。
英索尔说：
我无法使爱迪生的生活走上正轨。他的许多做法，足以破坏任何工作场所的秩序。他可以在中午干活，也可以在半夜干，他既不在乎今天是星期几，也不在乎现在是几点钟。如果感到累了，他会在白天大睡起来，就像是半夜一样，也许这是因为，他的多数发明工作都是在半夜进行的。我过去曾尽量把他的办公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到适当的时候，我就提醒他。有时，他会连续几天不看来信来电；有时，也会坚持每天早晨上班。如果我白天要去纽约办事，他就会在夜里召我去商量门罗公园的经营事务。
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乃是爱迪生处理日常事务的特点，如果这些都算得是日常事务的话。新的设想不断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与朋友共同进餐，或是交谈之时，他会突然在言谈中发现，或是想起某一技术问题的解决可能。
每到这时，他就会掏出来到门罗公园以后开始使用的黄色的200页厚的笔记本，立刻记下自己的想法、日期，并简单地勾画出一幅草图。
这样的事情，有时一天要出现十几次，一本笔记能连用几个星期的时候很少。许多笔记都是几天就完，到爱迪生去世时，他共记下了3400个本子。
他在这儿的一连串发明，其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的纽瓦克工厂。
门罗公园研究所的建立，不但在爱迪生一生的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因为这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工业科学研究机构，它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新的实验基地被爱迪生命名为“门罗研究所”。他为该实验室配备了大量的科学设备，价值4万美元，并扩充了图书馆。
爱迪生在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后，新的发明接踵而来，新的产品一个接着一个被制造出来。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以前的纽瓦克工厂。
1876年，费城举行了科学发明百年纪念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过去百年来美国所发明出来的各种成果，其中包括发明家爱迪生的发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