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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把职业做成事业
从古至今，教育事业一直都被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就像科学家门捷列夫说的那样：“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敬！”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教学育人者就应该单纯地以学为中心，而不应该将高雅的学问与利益混为一谈，否则就是亵渎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需要和欲望越来越大。大多数的人在走向社会的时候都会选择经商赚钱，而不是将眼光投向神圣的教育者，因为那些教育工作者虽然拥有崇高的事业，却缺少盈利的资本，而社会的导向却不是如此。财富虽然不是生命的目的，却是生存必需的工具。所以，作为当代的教师，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而能够在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开创出一条新路的典范，无疑要属新东方了。
提起新东方，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想到俞敏洪这个名字。在当今大多数年轻人、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令他们崇拜不已。甚至还有一位记者曾抱怨道，俞敏洪的粉丝太疯狂了，他们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描述俞敏洪。
有人曾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的人都是新东方走出来的学生。而在国内，如果一个大学生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那么就会被视为落伍。俞敏洪究竟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或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2006年，随着新东方在美国成功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身价陡增，一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打破了人们眼中“穷教书匠”的这种想法。然而在这个“神话”的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俞敏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下海”潮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教师“下海”并不罕见，但是能够像俞敏洪那样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在经济与教育双重层面上都获得丰收的人却实属罕见。
但事实上，俞敏洪当初创立新东方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会将教育事业和商业扯在一起。当时的他被北大“逐出校门”之后，只是想着能多招揽几个学生，好好地给他们讲课，用俞敏洪自己的话说，“这仅仅是一个教师的问题，一个怎么吸引学生，让学生满意的问题。”
就像新东方的老师李杜讲的那样：“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事实上往往越是朴素的道理，蕴含的力量也就越大。正是因为“被逼无奈”、“落草为寇”，才激发出了俞敏洪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离开北大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只能义无反顾地甩掉北大这个包袱，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他敢于“不走寻常路”，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开拓新的市场，并学会与社会、政府各色人等打交道。一介书生，也就此迈进了复杂的江湖。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在创办新东方的过程中，不仅利用自身的特长赚到了第一桶金，而且也渐渐显露出了自身的经商才能。但事实上，在将职业做成事业的过程中，俞敏洪其实只靠最简单的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他的第一招就是商战中最常见的价格战，当时的培训班收费价格基本都在300～400元之间，而俞敏洪却剑走偏锋，只收160元的学费，而且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如果不满意就可以不交钱。他的第二招也是通常企业中必备的一招——推出核心产品“红宝书”，《GRE词汇精选》就是俞敏洪赖以成名的“核心产品”。最后一招其实是最简单，但也是最有效的一招——情感营销。
他在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励志教育的同时，还用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着所有学生。最终他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出路，也为新东方找到了更好的未来。可见，将任何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都有可能收获成功！但俞敏洪则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曾说：“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能充分利用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获得别人的信任。
不走寻常路，才能看到别样风景。不走寻常路，是因为心系远方。新东方不仅是俞敏洪的职业，也在他的努力之下发展成为一项事业，成为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但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国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这个把职业做成事业的“土鳖”，还真的吸引着“海龟”回家，并吸引了许多“牛人”、“怪人”来和自己共创梦想。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的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及产业升级，与此相关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领域，当然新东方的创办人俞敏洪已经成为这一变化显著的受益人，过去十几年一直如此。然而，华尔街、李阳“疯狂英语”等国内外同行业的竞争者比比皆是，为了让新东方这辆列车走得更快更稳，俞敏洪和他的合作者没少费心思。
§§第三章 俞敏洪的创业管理：更新观念，以退为进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需要和欲望越来越大。大多数的人在走向社会的时候都会选择经商赚钱，而不是将眼光投向神圣的教育者，因为那些教育工作者虽然拥有崇高的事业，却缺少盈利的资本，而社会的导向却不是如此。财富虽然不是生命的目的，却是生存必需的工具。所以，作为当代的教师，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而能够在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开创出一条新路的典范，无疑要属新东方了。
提起新东方，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想到俞敏洪这个名字。在当今大多数年轻人、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令他们崇拜不已。甚至还有一位记者曾抱怨道，俞敏洪的粉丝太疯狂了，他们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描述俞敏洪。
有人曾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的人都是新东方走出来的学生。而在国内，如果一个大学生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那么就会被视为落伍。俞敏洪究竟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或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2006年，随着新东方在美国成功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身价陡增，一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打破了人们眼中“穷教书匠”的这种想法。然而在这个“神话”的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俞敏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下海”潮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教师“下海”并不罕见，但是能够像俞敏洪那样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在经济与教育双重层面上都获得丰收的人却实属罕见。
但事实上，俞敏洪当初创立新东方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会将教育事业和商业扯在一起。当时的他被北大“逐出校门”之后，只是想着能多招揽几个学生，好好地给他们讲课，用俞敏洪自己的话说，“这仅仅是一个教师的问题，一个怎么吸引学生，让学生满意的问题。”
就像新东方的老师李杜讲的那样：“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事实上往往越是朴素的道理，蕴含的力量也就越大。正是因为“被逼无奈”、“落草为寇”，才激发出了俞敏洪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离开北大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只能义无反顾地甩掉北大这个包袱，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他敢于“不走寻常路”，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开拓新的市场，并学会与社会、政府各色人等打交道。一介书生，也就此迈进了复杂的江湖。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在创办新东方的过程中，不仅利用自身的特长赚到了第一桶金，而且也渐渐显露出了自身的经商才能。但事实上，在将职业做成事业的过程中，俞敏洪其实只靠最简单的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他的第一招就是商战中最常见的价格战，当时的培训班收费价格基本都在300～400元之间，而俞敏洪却剑走偏锋，只收160元的学费，而且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如果不满意就可以不交钱。他的第二招也是通常企业中必备的一招——推出核心产品“红宝书”，《GRE词汇精选》就是俞敏洪赖以成名的“核心产品”。最后一招其实是最简单，但也是最有效的一招——情感营销。
他在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励志教育的同时，还用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着所有学生。最终他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出路，也为新东方找到了更好的未来。可见，将任何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都有可能收获成功！但俞敏洪则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曾说：“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能充分利用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获得别人的信任。
不走寻常路，才能看到别样风景。不走寻常路，是因为心系远方。新东方不仅是俞敏洪的职业，也在他的努力之下发展成为一项事业，成为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但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国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这个把职业做成事业的“土鳖”，还真的吸引着“海龟”回家，并吸引了许多“牛人”、“怪人”来和自己共创梦想。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的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及产业升级，与此相关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领域，当然新东方的创办人俞敏洪已经成为这一变化显著的受益人，过去十几年一直如此。然而，华尔街、李阳“疯狂英语”等国内外同行业的竞争者比比皆是，为了让新东方这辆列车走得更快更稳，俞敏洪和他的合作者没少费心思。
§§第三章 俞敏洪的创业管理：更新观念，以退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