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天窗

第五章 十大昏君

　　中国历史的天窗秦嬴政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自称始皇帝，希望自己的子孙二世、三世、四世乃至秦朝江山永固。但很快秦朝灭亡，但皇帝的称号被保留，直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经2132年。皇帝有400多位，那什么是昏君？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这样看来，昏君的判断标准就是君王不但是昏聩无能的，而且是常人不能理解和想象的。

　　这些昏君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智力还算正常，有的甚至是公认的聪颖。只有少数君主的智力有问题，例如晋惠帝司马衷就是弱智。当大臣在向他报告民间闹大饥荒时，他竟回说：“何不食肉糜？”把他们归于昏君一类似乎有失公允。也有一些是被权臣控制身不由己的。第二，在位期间，一贯表现的昏庸。在中国皇帝中，前期英明而后期昏庸的不乏其人，如唐太宗、乾隆等等，但他们不能算昏君。此外，暴君不算。虽然很多暴君在凶暴的同时又无能，但是也有很多暴君在不发狂或者无法发狂的时候还能做一些事。所以如隋炀帝者，可以称之为暴君，但做昏君还不够格。另外，民间传说、小说人物不算。例如蜀后主刘禅一向被民间认为是昏君的典型。这主要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刘禅在位的前期，诸葛亮是蜀汉的实际统治者。而诸葛亮死后，刘禅虽然任用黄皓，但也没有弄到朝政大乱的地步。所以他进不了前十名。

　　中国的昏君在第一个封建王朝就有。

　　胡亥（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是秦朝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个，他使秦始皇希望皇位传万世万代的好梦彻底破灭了。也算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昏君。

　　秦始皇出游到沙丘病死，其幼子胡亥在赵高策谋、李斯支持下，矫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杀秦始皇遗诏要立的长子扶苏。胡亥登上皇位后，想的不是如何治国安民，而是如何才能享尽人间的富贵。他和赵高的一段对话，显示了这位“二世祖”的本色。

　　胡亥对赵高说：“夫人生居世间也，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可乎？”意思是说，人生苦短，既为皇帝，如何才能享尽人间富贵。赵高大为赞扬说：“此贤主之所能行也。”

　　赵高是个很阴险而有心计的宦官，他深知胡亥这个“花花公子”，所想的是如何能安坐帝位以尽情快活，便一切顺着他使他沉迷于享乐，以达到孤立而控制之的目的。

　　赵高先是向胡亥提出“高枕肆意宠乐”的办法是：“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殊，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危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陛下枕肆意宠乐矣。计莫出于此。”胡亥果听赵高之谋，尽除其先帝旧臣，杀其兄弟十二人姐妹十人。

　　在达到孤立胡亥的目的后，便阴谋将胡亥控制在手里，他对胡亥说：“先帝临朝制天下久，朝群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下称朕，固不闻声。”这是说，胡亥年轻，缺乏理政经验，他不上朝，上朝与群臣一起决事，错了会被群臣轻视。胡亥只想享乐，要他不上朝，当然乐得听从，于是处理朝政，只在禁宫中独与赵高商议决定。而胡亥这个“花花公子”没有理政才能，实际上朝政大权者操纵在赵高手里，赵高利用手中权力诬以谋反罪杀李斯后，被任为丞相。

　　赵高阴谋为乱，取而代之，恐群臣不听，便先试之：他献鹿给胡亥，说：“马也”。胡亥笑说：“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大都默然，有的说是马以顺赵高，有的直说是鹿，赵高则以他事将说鹿者杀了。从此群臣者害怕赵高，而赵高敢于指鹿为马，而群臣大者不敢吭声，说明他的权力已超过了胡亥。

　　胡亥穷奢极侈，尽情享乐。为满足其私欲听赵高用严刑峻法，横征暴敛，致激起人民造反，天下大乱。赵高却对胡亥说：“关东盗毋能为也。”及秦军主力于巨鹿被项羽军消灭，胡房知情责备赵高，赵高怕被杀，便先动手杀胡亥。赵高恐被群臣反对，不敢自立，便立子婴为秦王。旋为子婴所杀。不久刘邦攻入关，子婴投降，秦亡。

　　刘宏（汉灵帝）

　　刘宏在位22年，不但无一建树反而宠信十常侍，戮杀忠臣，造成第二次党锢之祸，朝政日益凋败。终於引起黄巾起义，使东汉走向衰乱的局面。

　　汉桓帝刘志的皇后窦氏和其他众多妃嫔都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因此，当桓帝死后，便由皇后窦氏以太后身份临朝理政。窦太后与父亲窦武派人迎接年仅13岁的另一位皇族成员刘宏入宫，并于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拥立刘宏为帝，改元“建宁”，此即汉灵帝。

　　汉灵帝刘宏是汉章帝玄孙、河间孝王刘开曾孙、解渎亭侯刘淑之孙、刘苌之子。灵帝即位时，汉王朝已百孔千疮，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欲振兴刘氏天下，挽大厦于将倾，遂任太傅陈蕃主持朝政，并重新征用李膺等天下名贤参与政事，并准备消灭宦官腐朽势力。一时之间，天下贤土莫不翘首期望太平。不料宦官先发制人，于公元169年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夺取玺缓，诛杀陈蕃和外戚窦武。接着，宦官迫灵帝刘宏下诏大兴党狱，捕杀李膺、杜密等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这便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更加得势，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

　　灵帝刘宏乃绝世昏君。他毫无治国之才，朝政听由宦官把持，不但不思振兴汉家天下，反而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甚至为了搜刮钱财，竟然在上林苑设立官爵交易所，公开标价卖官，还可以半价或赊欠。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时代。

　　由于皇上昏庸无耻，宦官横行无道，奸佞小人得志，政府横征暴敛，豪强期压百姓，导致国家府库空虚，民穷财尽，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军大起义。刘氏王朝危在旦夕。

　　公元189年四月，昏庸的汉灵帝终于抛下被他搅得破烂不堪的刘氏汉家王朝，病死于洛阳宫中。灵帝在位22年，终年34岁，葬于文陵（今河南洛阳市西北），谥号孝灵皇帝。

　　虽生活在豪华的宫殿里，东汉灵帝刘宏却时时觉得自己就像流落天涯的旅客，孤独寂寞，情怀难遣。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士人的激烈抗争，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变得贪婪、好色，举止怪癖荒唐。

　　汉灵帝在西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7寸，后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实际上是对当官的一种侮辱，而且当时有些官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简直像恶狗一样凶残。随后汉灵帝又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城的百姓知道了，争相仿效，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涨，与马的价格相同。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汉灵帝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员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加减。一般来说，2000石的官价值2000万钱，400石的官价值400万钱，可以现金交易，也可以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

　　同其他乱世之君一样，汉灵帝颇为好色，其方法也离奇荒诞。公元186年，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裸游馆千间。每逢盛夏，他就到这里来避暑，作长夜饮宴。酒酣之余，他不禁嗟叹道：“如果像这样能活上10000年的话，也算是神仙中的神仙了。”当时宫人年龄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都浓妆艳抹。汉灵帝命令她们脱掉上衣，只允许穿内衣，有时与她们在茵犀汤中裸浴。浴罢，把余汁倒入渠水中，称渠为“流香渠”。汉灵帝让宦官模仿驴叫，命人在裸游馆北修建鸡鸣堂，养了很多只鸡，每当天亮的时候就让宦官模仿鸡叫。汉灵帝的淫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公元188年，在位22年之久的汉灵帝终于走到了尽头，享年34岁，葬于文陵。

　　萧宝卷（齐废帝东昏侯）

　　萧宝卷472年即位，在位3年，是赫赫有名的昏君。萧宝卷，说话迟钝，年轻即位却不好读书，秉性顽劣。明帝死时，他借口喉痛不哭；看着有人哭得前俯后仰，头巾落地，他于是高声大笑不止。即位后他不理政务，日夜唯嬉乐而已，他尤其喜欢在夜间外出游逛，高兴时竟射杀病人，剖孕妇腹。他还对朝中文武大臣、王族子弟大开杀戒，弄得满朝上下人人自危、朝不虑夕。如此作恶，真是死有余辜。《南齐书卷七·东昏侯》中记载，东昏侯“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日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妃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妃决判。”陪他一齐胡闹的人就有好几千，半个京城的百姓都吓得东多西藏。不仅如此，《南史·齐本纪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萧宝卷还宠爱潘妃，他与潘妃的怪癖行为在当时流传很广，有着这样一首民歌：“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东昏侯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却做着如此的市侩勾当，可见他的昏庸。《齐史·齐废帝东昏候纪》中记载，萧宝卷为了取悦潘妃，为她修了永寿、玉寿等殿，又凿金为莲花，贴放地上，让潘妃在上面行走，谓之步步生莲花。同时首尾分嵌潘金莲名，因此诗句中有“潘妃步步曳金莲”。他即位后仅两年，萧衍就起兵围困建康，一代市侩皇帝被部将杀死，年仅19岁。

　　萧衍（南梁武帝）

　　萧衍在位48年，不想当皇帝，只想做和尚，数次舍身入佛寺，大把大把得施舍钱财给佛寺，搞得国库空虚。最后引狼入室，招纳北朝侯景。侯景叛乱攻入建康。侯景的叛乱虽然最后被镇压，但南朝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北朝争锋。

　　萧衍有节俭、宽容、慈悲的美德不假，可正是由于他对属下无原则的宽容和迁就，造成了朝廷中贪污受贿、浪费攀比成风；正是由于他的决策失误，他的所谓“无为而治”，造成了国家丧师失地、百姓流离失所，他的一个漫不经心、敷衍了事的错误决策，曾一次就使几十万民工死于非命……

　　皇帝是一国之君，他所要负责的，是全国的民众；他所要操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因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以国家为重，以大局为重。萧衍不能说不注重自己的个人修养，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狭义上的好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所以，在他统治下才出现了充满血腥的“侯景之乱”，不仅无辜百姓尸横遍野，就连萧衍自己也被叛军围困而活活饿死。

　　李煜（南唐后主）

　　南唐后主的李煜，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李煜生活在混乱的南方，当时吴、吴越、前蜀、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再加上沙陀人刘旻在太原所建立的北汉，总共是十国。整个中国可说是在战乱中，但江南却独处偏安，李煜的祖父李升是枪杆子出政权，而当上皇帝的。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怎么也想不到会当皇帝，所以一点当皇帝的准备都没有，但因为命运的安排，在他前面的兄长个个夭折，他不想当也不行。他的确不是块当皇帝的料，他负不起这副重担，只有逃避，现实中就是以声色诗词，精神上就寄托在宗教的来生。

　　李煜在政治上不但是个庸才，而且气量狭小。他一方面以财物媚悦敌国，换取片刻安宁；另一方面排斥异己，“颇疑北人，多以死之”，把猜疑之心放在了那些由北入南的官员身上。李煜爱好诗文书画，身边有一批宫廷御用画家。其中有一个画家顾闳中，以善画人物著称，曾长期担任南唐翰林院画待诏。而这位官居南唐中书舍人的韩熙载正巧是出身北方望族，自然他的名字列入了李煜的猜疑名单之中。有一天李煜得知一些朝中官员将会聚韩宅，具有丰富想像力的他不由得陷入极度的恐惧：这伙人是不是阴谋串联？于是，李后主想出一个搞清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方法。他召见了自己所信任的画家顾闳中与周文矩，授命他们同赴韩熙载宅邸，暗中窥测这次宴会的真实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如实地描绘下来。经过了一夜认真细致的观察，顾闳中发现，宾客中有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太常博士陈雍、紫薇郎朱铣等官员和教坊副使李嘉明，此外就是当时一些走红的歌女和舞女。顾闳中和周文矩是画院中鼎鼎大名的画家，他们有“默记背写”的本领，出宫之后，顾闳中便凭记忆客观地创作出这幅反映当时宴会盛景的《韩熙载夜宴图》。李煜展卷之际，见到韩熙载纵情声色，戒心减少了许多。

　　李煜就像一个坐在室内火炉旁边的人，眼看着门外的风雪，等着炉火的熄灭，恐惧而焦虑。他又像头鸵鸟，当敌人的脚步接近时，它只将头埋在沙里，既不奋起而斗，也不尽力逃走，而是等着敌人不费力的捉住。他眼看着征服者步步相逼，他只是退让再退让，直到最后退无可退，还是走上亡国的结局。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他的确称得上是个亡国的昏君。

　　李煜这一生，在有些人眼中，出生在帝王家，用不着丝毫努力，就享受一般人梦寐难求的荣华富贵和权势，乃是口含“玉汤匙”出生的幸运儿，但实际上他活得很苦。尤其是成了亡国俘虏以后，不但本人受尽奚落轻蔑，而且他那美丽的妻子——小周后，还得定时的进宫陪侍皇帝，虽然正史上没有记载当时的皇帝赵光义有没有对她怎么样，但据史书说，每次进宫都得待几天，而且回来就会哭着骂李煜，其中自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亡国君主，真是情何以堪！最后，赵光义用牵机药毒死他，名义上是因为他写了“小楼昨夜又东风”的词句，认为他有复国思想。

　　只是，就历史的长河来看，往往事情是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短暂的亡国之痛，却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词人；他个人的羞辱悲哀，却使富裕的江南免于长期战祸；他个人的不幸，却成为文学——至少是词文学上的大幸，因为大部份的学者都承认，要是他没有亡国之恨，就只能写得出像他前期的作品，当然那些词绝对称不上伟大。

　　李煜的前期作品多以宫中的声色娱乐为题材，风格柔靡，技巧高超，如《玉楼春》、《一斛珠》等等；后期多写亡国之痛，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如《破阵子》、《虞美人》、《浪淘沙令》、《乌夜啼·秋闺》等等。李煜苟且偷安，生活奢华，常常在宫中营造销金红罗幕壁，镶以白金和玳瑁，并插上奇花异草，题曰“锦洞天”，与皇后周宪于其中作词嬉戏：每到七月初七，就命人用红罗绢装扮成月宫天河的情景，为作词创造灵感。当被俘后，李煜“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生活已经成为泡影，他不禁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叹，可惜为时已晚。诗人郭麟也为之叹息：“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宋太祖也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

　　赵佶（宋徽宗）

　　赵佶统治期间重用蔡京、童贯等奸臣权阉，贪污横暴，掠夺民财。又尊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兴木土、广建宫观庭院，设局搜刮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于京师筑“艮”，劳民伤财，导致农民揭竿起义。宣和七年（1125年）传位给钦宗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为金兵俘虏北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至死不得归。工于书画，以花鸟画和“瘦金书”书法名于世。书法初师薛稷，草书学黄庭坚。楷书瘦劲峻丽，有“屈铁断金”之誉，自成法度，世称“瘦金体”。

　　宋徽宗赵佶醉心于书法和绘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将国事丢在一边，使得蔡京、朱劬、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时称“六贼”）专权和方腊、宋江起义，最终步词学皇帝李煜的后尘，丧身丧国。宋徽宗曾跟黄庭坚学习书法，后又糅合蔡稷、褚遂良的风格而创立了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更大，擅长花鸟画，其中《腊梅山禽图》、《杏花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等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人物画《听琴图》、《文会图》以及山水画《雪江归棹图》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宋徽宗凭个人的爱好而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年年选拔画家，比科举考试还重视，这在书画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才华横溢，对国事却漠不关心。他滥用奸臣，无心上朝，勉强来到殿上与臣子们见面后，便匆匆跑往睿思殿写字习画。他曾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宫内所藏的17位名家的传世佳作。据说，他还将自己的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15幅一册，累有“千册”，单是他的《梦游化城图》“凡天地间所有物，色色俱备”，要几个月才能画成。徽宗于书画倾注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朝政当然是糟得很，以致金兵袭来，这位书画皇帝成了阶下囚。到了最后关头居然相信神棍郭京的鬼话，让他率领所谓的“六丁六甲”守卫开封，结果一败涂地，自己被俘虏不说，连带大宋的半壁江山一起断送。

　　朱厚照（明武宗）

　　朱厚照1506年即位，年号正德。在位16年期间他重用宦官奸臣（刘瑾、江彬），皆赐其朱姓。朱厚照沉迷于后宫，爱好游玩射猎，喜好声色，建豹房以享乐；所谓“豹房”原本是为了皇帝自己安身而设；里面养着雄狮、猛虎、花豹等野兽，以防外人加害。按武宗的初衷，豹房中不设女眷，连侍候日常起居都由太监担当，他找来一些名士高人讲学论道，以期提高自己的见识和能力。可日子一长，正年轻气盛的武宗就有些憋不住了，好色之性复发，于是下令各州府进选美女，充实豹房。选到豹房里来的佳丽，并不象到后宫中那样有名种名号，在这里充其量不过是武宗的玩物，想不想封名号，还要看他到时候是否高兴。然而，诏令下到各地方之后，经地方官们一加工，就说是武宗选妃，顿时在各地掀起了选美高潮。

　　朱厚照狂放不羁，喜弄兵。最可笑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想当将军，曾自封为威武大将军。朱厚照统治时期，社会动荡，大权旁落，农民起义不断。他无所作为，常常出游玩乐，大臣们请都请不回。有一次，他想偷偷出关游玩，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这才悻悻回宫。正德五年（1510年），他自号大庆法王，并命令有关部门铸造法王官印。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数万骑兵进攻明朝，明朝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击退敌兵。武宗闻信后，还恬不知耻地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他一度还想做将军总兵。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讨伐江西宁王朱宸濠，其实是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皇帝作为神圣的一国之君，竞自封为将军，这是大损帝王威严的事情。无怪《明史》评：“然耽于嬉游，暖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朱厚（明世宗）

　　公元1522年即位，在位45年，因正德皇帝无子，按其遗旨，由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选定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熜入承大统，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嘉靖元年，时年15岁。

　　朱厚熜是兴王朱祐杬的独子，母兴王妃蒋氏。朱厚熜幼时聪敏，兴王亲授书史，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重礼节，遇事有主见。其母子入宫前与礼部已有两次争议。即位后，在如何尊崇其父母的问题上与礼部及众多朝臣又发生冲突，史称“大礼议”，经过两年多的争辩，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的意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些事充分显露出了朱厚熜少年时即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性格。

　　朱厚熜初承大统时，对国事尚有所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正统以来形成的内监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曾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等。但这种善政并没有保持多久，一年以后，即有“十渐”等奏疏出现。特别是经“壬寅宫变”幸得未死，他被吓得失魂落魄，躲在西苑，设醺炼丹，迷信几个道士的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敢回大内，置朝政于不顾，使贪赃枉法的首辅严嵩横行乱政20年，形成北方蒙古侵扰不断，有识的官员不能为国出力，甚至惨遭屠戮。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愈益深重。

　　唐代的武则天对猫是深恶痛绝，因为被她害死的肖淑妃曾骂过：“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虎，生生扼其喉。”而明世宗朱厚熄对猫却情有独钟。世宗迷信道教，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受宠，先后授予礼部尚书。户部主事海瑞因上书谏止，几乎丧命。阿谀逢迎的官吏竞相进贡白鹿、白雁、白鹤、白猫等宠物，以求封赏。世宗最喜爱的宠物是两只漂亮的猫，名曰雪眉和狮猫。他经常与猫儿一起逗玩，竟然二十多年不上朝。可笑的是他曾以帝王身份举行仪式，庄重地封雪眉为“虬龙”。后来，虬龙死了，世宗几天不吃不喝，将它葬于万岁山，并立碑刻文，题名“虬龙墓”。狮猫死后，世宗命人用黄金铸造一棺材，将它敛人其中，并举行隆重的葬礼，还请当朝大臣为它作祭文。侍读学士袁神的祭文中有一句“化狮为虎”的颂词大得世宗的欢心，不久，他被提升为少宰，时称“青词宰相”。明朝功臣名臣众多，却没有哪人受到过这两只猫儿般隆重的礼遇。世宗玩物丧志，不理朝政，武英殿大学士严嵩乘机专擅朝政。

　　朱翊钧（明神宗）

　　公元1573年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初即位时由于有张居正辅佐，略有中兴气象。朱翊钧5岁被立为太子，10岁即位，由于年少，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

　　万历皇帝懒惰成性，他不习惯于张居正遇事兢兢业业的认真作风。此人贪奢淫逸，热衷于宫廷气派，多次要求增加宫中的奢糜用度，屡次受到张居正的谏阻。皇帝派心腹太监张诚刺探张居正的行居，张诚听信反对派的恶言，密报张居正“宝藏逾天府”。万历七年（1579年），皇帝命令内阁拟旨晋封自己的岳父王伟为永年伯，两年后又命令内阁拟旨将王伟的弟弟、儿子晋封爵位，要求世袭。张居正引用祖宗对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职世袭待遇上坚持不能破例，让皇帝心埋抵触与不快。张居正忤旨独断，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也得罪了外戚。张居正结怨于皇家，身后付出惨重代价成了必然的事情。万历皇帝支持张居正掌权处理朝政，完全出于迫不得已，是从皇家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选择。对于朱明朝廷来说，张居正不过是一条善于捕猎的走狗，小皇帝需要张居正去挽救颓危的朱氏朝廷，一旦首辅弃世归天，这具尸体对于皇帝来说己经没有任何用处。首辅威风凛凛的形象，帝师严厉斥责的声音，权臣行使权力的姿态，太师以身作则的身影，一幕幕都在已经亲政的皇帝的脑中闪现。至于首辅当年劳瘁心骨、弃家忘身的精神，非议满朝、左右受敌的处境，使大明国库积金四百余万两、存粮可支十年之需的功绩，统统都化为乌有。这时皇帝心中燃起的是权力旁落的妒忌心理，一心“追仇居正”，抄家得银。而抄籍张家所得，还不及万历皇帝此后的一次性奢侈花费。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以各种名目从国库中支取银两，一年即超支176万余两。

　　张居正一死，神宗倒行逆施。不但不理朝政达30年，而且不断派出宦官到各地担任“矿监”，“税监”，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把明朝的老底都掏空了。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明朝的宦官专权。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御外臣冠服，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官秩无过四品，并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铸成铁牌，悬置宫门。此时虽有少数宦官被委任外职，但对于宦官的控制还是很严的。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帝位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朱棣以获胜曾得助于宦官，故即位后，便把他们视为亲信、畀以重任，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1420），又在锦衣卫之外增置东厂，委宦官主持，专门侦伺臣民，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明世宗朱厚熜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朱翊钧时又发展起来，矿监税使、关吏采办遍布天下，为害不小。司礼监太监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显赫。以致后来明熹宗天启时期，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由检（明思宗崇祯）

　　公元1628即位，在位18年。思宗并没有通常昏君所共有的特征。例如，他不好女色，不好财货，也没有玩物丧志的去做书法家或小木匠，更没有想成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唯一理想就是要重振朝纲作为明君名垂青史。但一生却刚愎自用，猜忌心极强。

　　崇祯在位17年，共换了59位宰相，这就意味着无论贤良庸劣，他一概不信任不重用。这位皇上老儿用“枚卜”法（近似如“抓阄”）决定谁当首辅，清楚不过地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有想选贤任能。从他频繁地罢黜首辅、诛杀大员、猜忌群臣看，他有可能确实不能辨别忠诚奸猾、贤能庸劣，也有可能是老天不给他时间去从容辨别，更多的人认为是崇祯的峻急刻削的性格使然。奸猾如魏忠贤、忠良如袁崇焕，他杀起来一样酣快，毫不迟疑。

　　袁崇焕无疑成为朱由检性格悲剧的牺牲品，史书上记载袁“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明朝万历己未进士，始任福建邵武县令。天启朝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山海关外，曾坚守危在旦夕的宁远孤城（今辽宁兴城），一战而击退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既死，皇太极继位。袁采取以和为守、以守为攻、乘机出战的方针，被明廷指责为“诱敌胁和”。崇祯三年（1630）清兵绕开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再进入遵化，京师震动，举城戒严，袁崇焕率师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蓄意让擒获的明廷宦官得知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有密约，然后使该宦官逃脱，去奏告崇祯帝。崇祯果然中皇太极的反间计，以袁崇焕通敌罪将其下狱，后于菜市口处以磔刑（分尸）并暴尸于街市。崇祯这一自毁长城的昏庸之举，终于导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崇祯帝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梁启超称袁崇焕是“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朱由检为人实在太差，而且刻薄寡恩。对于百姓只知道搜刮。明明已经是饥荒遍野，不但不救济，反而还要变本加厉的征收。以至激起遍地的农民起义，最后起义军围城，他想逃跑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跟从。而把守城门的太监还拒绝给他开门。亡国之君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的大概也只有崇祯一人。最后他走投无路只好在煤山上吊了。

　　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进入承天门、占据皇宫后，首要之事就是要找到崇祯。农民军在“大楼宫中不得”之后，乃悬重赏、申严诛：“献先帝（崇祯）者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三天后，方得崇祯遗体。但至于崇祯究竟死于何处，历来有不一样的说法。据考《明史》中的《李自成传》和《王承恩传》证实，崇祯帝不是缢死在死在煤山槐树上，而是缢在“寿皇亭”中。《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七载：“天且曙，仍回南宫，散遣内员，携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云；“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党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亦说：“逐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另外，夏燮《明通鉴》卷九十、谈迁《国榷》卷一百、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四等都载崇祯死于寿皇亭。

　　但也有人对此持有疑议；明景山并无寿皇亭之称，只有寿皇殿在山后（即今少年宫），其地与所传崇祯自缢之处相离尚远。景山之上，明代并无建筑，今所存五亭系清乾隆时所建。可见此记载不确切。明末亲历甲申之变的钱甹所著《甲申传信录》有这样的记载。“（崇祯）易袍履与（太监王）承恩走万岁山，至巾帽局自缢”这一记载很符合崇祯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走上自戕之路的心理变化过程。崇祯一向刚愎自用，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投降，也不会轻易去死的。在京城旦夕可破之时，他于3月18日取太监衣帽化装后，企图从崇文门、正阳门、朝阳门、安定门等处逃跑，皆因守门士兵不知他是皇帝而被阻。逃跑不成，崇祯方在太监的陪同下跑到了巾帽局。巾帽局是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专掌宫内的靴帽制作，地处皇城东北角，是皇城内较偏僻的地方（巾帽局在今东城区织染局胡同东端）。李自成占据皇宫以后，崇祯眼看大势已去，这才自缢身死。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一副狼狈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