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初征金川败师殒将(4)
其四，军情紧迫，贻误政务。征战以来，军中事务繁多，军情瞬息万变，胜败难卜，不仅阵前将帅精力高度紧张，京师帝、王、大臣运筹数千里之外，亦甚烦劳，因而影响了政务的妥善裁处。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下谕，专门详细讲述此事，把它作为必须班师的一条重要理由。他说：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朕昨御斋宫，偶一检点应发之旨，遂有数件。“六部为天下政务根本”，经略大学士以阁臣而兼理户、工两部，今专任于军旅，而尚书之在军前者，有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兵部尚书瑚宝亦暂留于陕甘。军机大臣之中，大学士张廷玉年老休暇，大学士来保，尚书陈大受、汪由敦、纳延泰所理之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属紧要”，而他们近来“晨夕内直”，承旨办理军前事务，便难照常料理部务，自会旷误。金川军务一日不竣，则诸大臣一日无暇，“朕亦不忍更责以旷误部务之愆”。直隶诸省督抚州县，“因供亿军行”，必使吏治民事“迟延耽误”。今“聚能办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间，致旷内外诸务”，实不应该。经略大学士“宜深为内外政务筹虑”，早还朝一日，即可早办一日之事，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万几，不致惦念”。《清高宗实录》卷332，页35―38.
其五，厚爱经略，虑其有失。任经略之前，傅恒本来就因为是孝贤皇后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宠爱，超级提拔，未及而立之岁便任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仅次于讷亲之第二宠臣。当张广泗料理未妥帝心烦闷之时，讷亲安坐未动，傅恒却奏请“愿效前驱”，赴军指挥，分担帝忧，此举甚受皇上赞扬。傅恒就任经略以后，不辞辛苦，长途奔驰，赶到军营，整顿营伍，露立风雪之中，“彻夜督战”，夺碉取卡，军威大振，更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欢心，乾隆帝决定要让其接替讷亲之位，成为“素深倚毗”、最受宠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对其用兵十分担心，既怕其战败，又恐其负伤或劳累成疾，所以要傅恒尽速统兵回朝。他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谕中讲道：经略大学士“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赞襄机务，所关綦重”，“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况悬军深入，“种种可虞”。且孝贤皇后念经略大学士是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朕亦因孝贤皇后诸弟之中，“能如此忠诚任事”，殊不易得，“是以优加眷遇”。其在金川“临阵督战，彻夜露立风雪之中，此岂人所能甚”，于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6、48.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经略大学士年力壮盛，“赞襄之日方长”，实国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岂肯以将来五六十年辅弼良佐”，而令其殚穷年之力，专办一无足轻重之“番蛮”。大学士督战金川，使“朕心日夜悬注”，皇太后因朕筹划忧勤，“又致圣心日夜悬注”。贤臣久劳在外，“朕心实有所不忍”，应即撤兵还朝。《清高宗实录》卷333，页3、4.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该错对金川用兵，因此，从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离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决定要止兵撤军了，并准备派岳钟琪统兵一万，驻守打箭炉，防止金川兵袭击要道和内地。应当说，乾隆帝知错能改，还是应予肯定的。人孰无误，知过能改，筹划弥补之法，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历史进程变化多端，有时还曲折有趣，正当乾隆帝引咎自责面带惭色之时，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从远离京城五千里的金川军营，飞速传送，日行六七百里，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就呈于御案之上，顿时龙眉舒展，变愁为笑，宫殿内外，喜气洋洋，一派欢庆大捷的快乐景象。
三、岳钟琪劝降勒乌围莎罗奔营前归顺。
连续接到皇上劝说、谕令班师回京的圣旨，被乾隆帝赞为“殚心为国”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经略傅恒，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壮志，至军营后一再向帝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必欲打下勒乌围、刮耳崖，生擒莎罗奔及其侄郎卡，“荡平贼境，慑服群番”。《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卷333，页2.何况，军务颇有起色，卡撒、党坝两路大军均连续夺碉取卡，渐逼莎罗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要求降顺。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太可惜了，对朝廷，对自己，都是一大损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绝。而且皇帝既连下长谕，嘉赞经略为国尽忠效劳建树了功勋，又温情脉脉，以至亲身份，苦口婆心地从国家大局到个人安危婉言相劝，阐述收兵的必要，还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后的慈谕，提及长姐孝贤皇后之恩眷，这一切特恩殊宠，都使傅恒难以坚持己见。尤其是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经略回京的上谕中，明确宣布，“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如此严谕，臣子怎能违命。兼之，十七日班师之诏又已下达，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傅恒只好上疏，奏称愿意离开军营，遵谕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头人阿申内附，机有可乘，弃之可惜，恳展还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称奉到十六日谕旨，“敬谨遵奉。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驰就道”，纳降之事，交策楞办理。乾隆帝赞嘉说：“如此方为明于事理能知轻重之大臣，朕心深为嘉悦。罢兵一事，朕再四熟筹，为国家远大之计，无逾于此。”《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7.
傅恒所说欲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动身回京，并非真话。当时从北京到金川军营，谕旨及经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系于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谕，而他奏称将于一天之后，在二十九日起身，执行圣旨之如此坚决和迅速，当然会得到皇上的夸奖。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傅恒上奏之时就已决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亲自纳降。尽管近二十道上谕促其返京，而且明确限令其停止战争，撤军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归京，可是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的愿望，只不过是在“纳降”上作了重大的变动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罗奔便“日遣头人在卡喊降”，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告诉来使说：必须莎罗奔、郎卡“面缚叩见，方准伊不死”。初七日头人得什阿朗到达党坝四川提督岳钟琪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注验”。岳遣千总杨自功等于初八日赴勒乌围，验得郎卡果系病重，并探明勒乌围一带道路及山川形势。岳传谕得什阿朗：若莎罗奔、郎卡“抗不赴营，嗣后毋庸喊降”。随后，十余名藏民陆续来降，言及刮耳崖已无粮，勒乌围粮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溃”，“贼酋……欲诱令(藏民)同出投诚”。《清高宗实录》卷330，页43、44.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改变了在原先讷亲、张广泗任职时制定的政策，当时是要二人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不许收降，现在因已后悔不该用兵金川，故于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宣布，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成功，即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息人力”。《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余日里，连续奉到多道言及尽早收兵的上谕。他一方面几上奏疏，要求实行他制定的“锐师深入，从中峰压下，直捣贼巢之策”，欲图荡平金川；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计诱“番酋”之法。他于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称：“番众震我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禀哀恳”，十五日又遣头人来营，送还抢去绿旗兵三名，“观其情词恳切，穷蹙似系实情”，因谕以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当贷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④《清高宗实录》卷333，页29、30、33、34，29、30、33、34.
傅恒意欲骗诱莎罗奔及其侄郎卡来营投降时，缚二人入京献俘，这种做法实为谬误。傅恒可能是借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谋取殊勋特功之封赏，但此举将带来严重后果。失信于“番”，金川藏民将重举义旗，拼死反抗，局面很难收拾。何况，堂堂天朝大帅，行此鼠窃狗偷之计，岂不贻笑大方。乾隆帝对傅恒之策予以摈斥，于正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连下二谕，令其废除此法。他指出：莎罗奔、郎卡会考虑到被骗的危险，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来投，一旦擒拿押献，不仅其“随从之众，一时情急生变”，而且“彼中人心团结，必复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坚拒，更倍于前”，如欲“痛断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况，既许以不死，又“絷之槛车，献俘阙下”，则“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归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师有征无战，降者不杀，信义宏孚，恩威并著”，这样一来，“边徼由此永宁”。④。
傅恒在奉到这两道上谕之前，已决定放弃诱擒之法，改为纳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可能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见旨之后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上谕，恐因捉拿莎罗奔、郎卡引起“番变”，无法离开金川，从而违背了“著即还朝”命策楞纳降的圣旨，犯下欺君抗诏的大罪。二是莎罗奔真心降顺，于正月二十日遣头人来到军营，“呈献甘结，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尽返所夺“邻番”之地；四、擒献过去误犯天兵之凶首；五、送还从前所侵掠之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虽被傅恒以其“未经面缚”而“峻拒其请”，莎罗奔仍求降不已，并托绰斯甲土司转求提督岳钟琪“代请贷死”，还屡派亲信头人“致词献币”，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7、18、29、30.傅恒很可能考虑到，与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马还朝，将纳降之功让与别人，自己落得一个虚糜粮饷无功返京的可耻下场，倒不如抓住这一极为难得的机会，允许莎罗奔投顺，还可亲享四个月来鞍马劳顿勤理军务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弃了诱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岳钟琪署川陕总督时，曾推翻原总督年羹尧的错误决定，将大金川割与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归还与莎罗奔弟兄，因此莎罗奔对岳十分感激。现在岳钟琪向傅恒提出纳降，愿意亲至勒乌围招抚，傅恒同意。岳遂带兵四五十人，进抵勒乌围，宣谕劝说，莎罗奔见岳轻骑亲至，大喜，“迎谒甚恭”，“悉听约束”，是夜留岳宿于帐中，岳“解衣酣寝如常”，莎罗奔更为信服。次日，岳至莎罗奔的经堂，令绰斯甲土司同莎罗奔、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随即前往卡撒军营，告诉经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于卡撒经略之军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简从，“示以不疑”，升帐就座，莎罗奔等人“次第俯伏帐下”。傅恒“开诚训饬，义正词严”，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等人“感激欢欣，致词恳切，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并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却银受佛，颁赉恩赏，手授荷包，莎罗奔跪谢领受，叩称银两不敢领回，愿以此银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建祠诵经，子孙戴德”，傅恒遣其归还勒乌围。此日，“远近各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敬信畏服”，“万声欢庆”。《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8、26、27、29、30；《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报天威远扬平定金川”，“献捷班师”的露布，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宣布喜讯，盛赞傅恒“迅奏朕功”，从此“远徼敉宁，蛮氛尽息，生灵休养，食德饮和，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垂诸史册，盛烈光昭”。他从厚封赏功臣，赐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团龙补褂(按清制，此服仅亲王、郡王才能服用)，赐予金黄带及宝石帽顶，并依开国元勋超等公、追赠武勋王扬古里额驸之制，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不许恳辞，又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奖忠勋”。对提督岳钟琪，加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授兵部尚书衔，赐紫禁城骑马，免其西征准噶尔时罚令赔补之银七十余万两。《清高宗实录》卷334，页26―28，卷336，页22，卷350，页24、25.
莎罗奔感帝“宥死之恩”，“选进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经略傅恒处，求进献大皇帝，又于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帝得悉四川总督策楞奏报此事后，谕令送还“幼番”，量加奖赏，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于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谕给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讲述了讷亲、张广泗办理不善已处以军法等事，谕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无侵轶”，设若邻近土司前来欺凌，许其向总督、提督控告，当“为尔等分剖曲直”。《清高宗实录》卷235，页28、29.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谕给邻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见。
三月十三日，大学士等议准四川总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纳旺管辖。二、允许从军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扎什诺尔布承袭该土司，给予号纸。三、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辖己地，毋庸“联为一气”。四、沃日女土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务，仍由女土司泽尔吉护理，所生之子，分袭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毁的碉房，听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来投诚之大金川土舍汪尔吉，乃郎卡之异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待有安插之处时，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职衔，毋庸加衔。十、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交部分别加级，以示鼓励。十一、“严奸人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钱谷文移需人代办，听其自行延请汉民充任，“番民贸易”难以禁绝，惟严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番民”“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不必勒令汉民赎还，今后严禁内地民人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清高宗实录》卷336，页37、38、39.
四、斩相诛帅耗银劳民名胜实败。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报“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万分高兴，封赏功臣，遣派大员祭告天、地、太庙、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和先师孔子，立碑太学，编平定金川方略，并恭谒泰陵，上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恩赐出征官兵夫役和伤病兵丁，宽免犯人，其《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过程和奏凯之情，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受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狡以蓄志，军无适从，事用弗集。(乃命傅恒为经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励，……奸酋授首，军声大振。……(莎罗奔)稽首请降，……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清高宗实录》卷335，页3―7.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罗奔之降当做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后来列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余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后。此役延续两年，调兵数万，可谓规模不小，但是否能将此称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为清军大胜的赫赫“武功”，就很难说了。
金川之战是否能成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决于清政府在此战之中，是得不偿失，还是获利无穷。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军队来说，乾隆十二年，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征汉土官兵三万，受挫之后，十三年上半年再增为四万。傅恒于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经略，又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东三省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金川军营之兵二万五千，多达六万之众。用兵两载，耗费了巨量银两。一征金川，究竟用银多少，以往无人涉及。乾隆帝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惊呼：“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1.这个数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后，参赞大臣、户部尚书舒赫德于十四年二月上疏，详言军费开支情况，其文如下：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称：川省旧管新收，军队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查此项银以备地方紧要，不可久缺，应于存银照数拨还，尚余九十二万一千余两。现在应付回兵水陆船只夫马之需，又从前雇马雇夫运米及铁斤草料，价应找给，又出师官兵赏恤，均宜留备，查各省尚有奉拨未到银，应请将一百万两，留备前项支用。余银查川省本年额赋奉恩缓征，临边要地，炉藏各站，岁有供应，宁使多备无缺，应再拨银一百万两，以备岁需，计核少银四十五万两，请于就近湖广起解银，截拨足数。(从之)”《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按照舒赫德的奏报，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银八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加上支付大军班师所需水陆运费及先前欠付的脚价等费，又是一百万两，则共用军费九百六十三万余两。如果再加上瞻对之役的一百余万两银，则军费多达一千一百万两。
用兵金川的过程中，清军两次失败，伤亡惨重。前面曾说过讷亲、张广泗所统之四万余名兵士，因战死和重伤遣返，只剩下二万四千九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张广泗等损失之具体情形说：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军营现存官兵，“每百名中(带伤者)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335，页7、8.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5.
由于供应军需，转运粮饷，民力十分疲惫，尤以川省为甚。停战之后，乾隆帝降旨：川省军兴，“一切供亿输挽，有资民力”，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并将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钱粮缓征。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后，帝于五月初八日下谕：列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县，“地居冲要，差务殷繁，承办米夫最多”，加恩蠲免一年钱粮。列在二等的温江等四十三州县厅，办米出夫亦多，仅次于茂州，有的州县或派出口站夫，或当北路孔道，“差务亦重”，免一年钱粮十分之七。列为三等、四等的乐山、隆昌等七十五州县，或出夫而不办米，或粮由舟运，“人力稍省”，分别免一年钱粮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清高宗实录》卷340，页19.此时四川省有州、厅、县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运米蠲免钱粮的州、县、厅却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百分之九十二，可见金川之战使四川民力亏损之严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对之战，使历任尚书、总督、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要职的国舅爷一等公庆复，坐贻误军机律，革职削爵，勒令自尽；署四川提督李质粹被处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势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宠臣、首辅、领班军机大臣、一等果毅公经略讷亲，被削爵问罪，丧命于其祖遏必隆的宝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变而平步青云超升总督、副将军，被帝赞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失误军机“有心误国”罪，立即处斩。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当然，也不是一无所获。其一，不管怎样，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总算是“稽首请降”了，还具了甘结，遵守六条，金川地区保持了十几年比较安定的局面。其二，逃匿多时的下瞻对首领班滚，慑于军威，“悔罪投诚”，率领弟兄、土目、头人，“出界跪迎”四川总督策楞派往晓谕的官员，“誓死明心”，“亲身率众归诚”，并表示立即“约束番众禁做夹坝，遇有差使，倍竭报效”。其亲戚土目，“亦各同声欢庆，如获更生”。《清高宗实录》卷349，页6，卷358，页6.瞻对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决，这一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其三，降服苍旺，将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杂谷土司苍旺攻打邻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调处，又“私造铁炮，潜蓄逆谋”，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发兵四千，前往征剿，半个月内擒获苍旺，降服“番寨”一百余寨，招抚藏民四万余人，将这延袤二千余里的大土司改土归流，设立理番厅。此事虽在打金川之后，但显然与岳钟琪起为提督，执掌四川兵权，以及其两次攻取金川碉卡，劝降莎罗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此列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于所谓莎罗奔之“跪降”及其六条条约，倒很难作为“武功”的依据，或者说得更准确、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误及其并未成功的有力证据。莎罗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岳钟琪的奏疏，说莎罗奔多次求降，情切词恳，但是他们却在“求降”之事的三个重要关节上含糊其辞。一是虽然莎罗奔与其侄郎卡确曾一再和清军联系，要求停兵议和(即傅恒等人说的求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俩坚决拒绝清朝要其自缚到营面议的要求，只是屡遣头人来见，本人从不前往清军大营。二是莎罗奔之所以能于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军营外设坛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岳钟琪的劝降。堂堂天朝的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竟然仅仅率领四五十名随员，就纡尊降贵，亲临小小土司寒舍，反复劝导，而且肯定讲述了清政府宽待莎罗奔的方针及“跪降”的具体安排。先有岳的大驾光临及其保证，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等人至军营的“跪降”。三是莎罗奔仅仅是率众跪迎，并未自缚其身，“肉袒羊牵”，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当即遣返回家，没有施加任何凌辱和处罚。如果考虑到莎罗奔原本是经帝批准袭承其兄之职的一个小小安抚使，是清帝所辖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连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来，他都要率众跪迎，那么，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没有什么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战败而跪迎将军、经略。
与此相类似的，是所谓莎罗奔的“呈献甘结，遵依六事”，即不侵邻“番”、退还占地、勤勉当差、献擒凶首、送还俘获、交献枪炮。这与其说是莎罗奔战败而签的投降条约，倒不如说是友好协议和例行公文。莎罗奔是清帝“属番”，他作为清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安抚使，本来就应遵守清朝国法，不得侵扰邻“番”抢掠汉民，不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对抗官军，杀伤将弁士卒，夺取枪炮，如果违令则要依法严惩，直至抄家问斩，踏平全境。这次的两年之战，莎罗奔先后击杀了总兵任举、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游击孟臣等将领多人，杀伤官兵上万，还夺取了许多枪炮，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灭门大罪，可是，六条之中，莎罗奔只是退地、还人、当差、献炮而已，交了一个马邦头人朗多阿朗，作为“起祸之源”，“误犯天兵的凶首”，而他这位指挥“番民”万人侵邻、占地、掠人、夺炮、数败官军的大土司，却安然无恙，既不问罪，又不受罚，还不挨骂，不受羞辱，照样稳坐安抚使的金交椅，统辖五百里的大金川，这六条怎能成为清军获胜建立武功的根据。
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关于此战的目的、要求的谕旨，更可使人们明了所谓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谕决定征讨金川时讲道：此番进剿，“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清高宗实录》卷287，页4、5.擒斩莎罗奔，诛其弟兄叔侄子孙，铲除再起变乱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这一方针，此后多次在谕旨中继续宣扬和强调。七月二十七日，他对大学士、川陕总督庆复呈述副将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围、小金川投诚、莎罗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说：此乃小小取胜，与去岁进攻瞻对相似。“蠢兹小丑，大兵压境，未尝不畏威慑服”，究难保其日后之不复肆横，置之化外，仍不免劳师动众，“岂为一劳永逸之计”。《清高宗实录》卷295，页20.十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四川巡抚纪山报称莎罗奔遣人求降，因其未亲赴军营，不准。川陕总督张广泗亦曾奏述莎罗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张之“所见极是。逆蛮反复狡狯，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在这里，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罗奔，犁庭扫穴，不许纳降，哪怕“番酋”面缚归诚，也不允其请。十二月十九日，因张广泗奏称，莎罗奔托土司汪结“恳请招安”，已坚拒其请，告以“该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今岁不能，至明岁，明岁不能，至后岁，绝不似瞻对烧毁罢兵。他盛赞其处理得当，批示说：“好。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实庆用卿之得人也。勉之，虽迟何妨。”②《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0，29.过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军机大臣传谕张广泗，命其“擒执逆酋”，“拿解京师献俘，明正典刑”。②
类似谕旨，还有不少，无须赘引。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罗奔，彻底制服这一地区，绝不是“纳降了局”，即使莎罗奔“面缚求降”，也不罢休。将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对照，其名胜实败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总的看来，乾隆帝发动的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金川之役，并没有取得胜利。他的这一所谓“平定金川”的“武功”，既不威武，也无功可言，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已。由于他决策有误，用兵的时间不对，选择的打击对象(大金川莎罗奔)欠妥，较长时间里任用将帅不当，因此，耗费了巨量银两，劳民伤财，败师殒将，得不偿失，最后不得不以“纳降”来“草率了局”，实际上是打了一场大败仗。
其五，厚爱经略，虑其有失。任经略之前，傅恒本来就因为是孝贤皇后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宠爱，超级提拔，未及而立之岁便任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仅次于讷亲之第二宠臣。当张广泗料理未妥帝心烦闷之时，讷亲安坐未动，傅恒却奏请“愿效前驱”，赴军指挥，分担帝忧，此举甚受皇上赞扬。傅恒就任经略以后，不辞辛苦，长途奔驰，赶到军营，整顿营伍，露立风雪之中，“彻夜督战”，夺碉取卡，军威大振，更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欢心，乾隆帝决定要让其接替讷亲之位，成为“素深倚毗”、最受宠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对其用兵十分担心，既怕其战败，又恐其负伤或劳累成疾，所以要傅恒尽速统兵回朝。他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谕中讲道：经略大学士“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赞襄机务，所关綦重”，“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况悬军深入，“种种可虞”。且孝贤皇后念经略大学士是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朕亦因孝贤皇后诸弟之中，“能如此忠诚任事”，殊不易得，“是以优加眷遇”。其在金川“临阵督战，彻夜露立风雪之中，此岂人所能甚”，于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6、48.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经略大学士年力壮盛，“赞襄之日方长”，实国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岂肯以将来五六十年辅弼良佐”，而令其殚穷年之力，专办一无足轻重之“番蛮”。大学士督战金川，使“朕心日夜悬注”，皇太后因朕筹划忧勤，“又致圣心日夜悬注”。贤臣久劳在外，“朕心实有所不忍”，应即撤兵还朝。《清高宗实录》卷333，页3、4.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该错对金川用兵，因此，从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离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决定要止兵撤军了，并准备派岳钟琪统兵一万，驻守打箭炉，防止金川兵袭击要道和内地。应当说，乾隆帝知错能改，还是应予肯定的。人孰无误，知过能改，筹划弥补之法，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历史进程变化多端，有时还曲折有趣，正当乾隆帝引咎自责面带惭色之时，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从远离京城五千里的金川军营，飞速传送，日行六七百里，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就呈于御案之上，顿时龙眉舒展，变愁为笑，宫殿内外，喜气洋洋，一派欢庆大捷的快乐景象。
三、岳钟琪劝降勒乌围莎罗奔营前归顺。
连续接到皇上劝说、谕令班师回京的圣旨，被乾隆帝赞为“殚心为国”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经略傅恒，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壮志，至军营后一再向帝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必欲打下勒乌围、刮耳崖，生擒莎罗奔及其侄郎卡，“荡平贼境，慑服群番”。《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卷333，页2.何况，军务颇有起色，卡撒、党坝两路大军均连续夺碉取卡，渐逼莎罗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要求降顺。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太可惜了，对朝廷，对自己，都是一大损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绝。而且皇帝既连下长谕，嘉赞经略为国尽忠效劳建树了功勋，又温情脉脉，以至亲身份，苦口婆心地从国家大局到个人安危婉言相劝，阐述收兵的必要，还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后的慈谕，提及长姐孝贤皇后之恩眷，这一切特恩殊宠，都使傅恒难以坚持己见。尤其是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经略回京的上谕中，明确宣布，“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如此严谕，臣子怎能违命。兼之，十七日班师之诏又已下达，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傅恒只好上疏，奏称愿意离开军营，遵谕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头人阿申内附，机有可乘，弃之可惜，恳展还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称奉到十六日谕旨，“敬谨遵奉。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驰就道”，纳降之事，交策楞办理。乾隆帝赞嘉说：“如此方为明于事理能知轻重之大臣，朕心深为嘉悦。罢兵一事，朕再四熟筹，为国家远大之计，无逾于此。”《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7.
傅恒所说欲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动身回京，并非真话。当时从北京到金川军营，谕旨及经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系于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谕，而他奏称将于一天之后，在二十九日起身，执行圣旨之如此坚决和迅速，当然会得到皇上的夸奖。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傅恒上奏之时就已决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亲自纳降。尽管近二十道上谕促其返京，而且明确限令其停止战争，撤军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归京，可是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的愿望，只不过是在“纳降”上作了重大的变动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罗奔便“日遣头人在卡喊降”，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告诉来使说：必须莎罗奔、郎卡“面缚叩见，方准伊不死”。初七日头人得什阿朗到达党坝四川提督岳钟琪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注验”。岳遣千总杨自功等于初八日赴勒乌围，验得郎卡果系病重，并探明勒乌围一带道路及山川形势。岳传谕得什阿朗：若莎罗奔、郎卡“抗不赴营，嗣后毋庸喊降”。随后，十余名藏民陆续来降，言及刮耳崖已无粮，勒乌围粮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溃”，“贼酋……欲诱令(藏民)同出投诚”。《清高宗实录》卷330，页43、44.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改变了在原先讷亲、张广泗任职时制定的政策，当时是要二人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不许收降，现在因已后悔不该用兵金川，故于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宣布，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成功，即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息人力”。《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余日里，连续奉到多道言及尽早收兵的上谕。他一方面几上奏疏，要求实行他制定的“锐师深入，从中峰压下，直捣贼巢之策”，欲图荡平金川；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计诱“番酋”之法。他于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称：“番众震我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禀哀恳”，十五日又遣头人来营，送还抢去绿旗兵三名，“观其情词恳切，穷蹙似系实情”，因谕以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当贷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④《清高宗实录》卷333，页29、30、33、34，29、30、33、34.
傅恒意欲骗诱莎罗奔及其侄郎卡来营投降时，缚二人入京献俘，这种做法实为谬误。傅恒可能是借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谋取殊勋特功之封赏，但此举将带来严重后果。失信于“番”，金川藏民将重举义旗，拼死反抗，局面很难收拾。何况，堂堂天朝大帅，行此鼠窃狗偷之计，岂不贻笑大方。乾隆帝对傅恒之策予以摈斥，于正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连下二谕，令其废除此法。他指出：莎罗奔、郎卡会考虑到被骗的危险，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来投，一旦擒拿押献，不仅其“随从之众，一时情急生变”，而且“彼中人心团结，必复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坚拒，更倍于前”，如欲“痛断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况，既许以不死，又“絷之槛车，献俘阙下”，则“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归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师有征无战，降者不杀，信义宏孚，恩威并著”，这样一来，“边徼由此永宁”。④。
傅恒在奉到这两道上谕之前，已决定放弃诱擒之法，改为纳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可能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见旨之后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上谕，恐因捉拿莎罗奔、郎卡引起“番变”，无法离开金川，从而违背了“著即还朝”命策楞纳降的圣旨，犯下欺君抗诏的大罪。二是莎罗奔真心降顺，于正月二十日遣头人来到军营，“呈献甘结，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尽返所夺“邻番”之地；四、擒献过去误犯天兵之凶首；五、送还从前所侵掠之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虽被傅恒以其“未经面缚”而“峻拒其请”，莎罗奔仍求降不已，并托绰斯甲土司转求提督岳钟琪“代请贷死”，还屡派亲信头人“致词献币”，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7、18、29、30.傅恒很可能考虑到，与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马还朝，将纳降之功让与别人，自己落得一个虚糜粮饷无功返京的可耻下场，倒不如抓住这一极为难得的机会，允许莎罗奔投顺，还可亲享四个月来鞍马劳顿勤理军务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弃了诱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岳钟琪署川陕总督时，曾推翻原总督年羹尧的错误决定，将大金川割与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归还与莎罗奔弟兄，因此莎罗奔对岳十分感激。现在岳钟琪向傅恒提出纳降，愿意亲至勒乌围招抚，傅恒同意。岳遂带兵四五十人，进抵勒乌围，宣谕劝说，莎罗奔见岳轻骑亲至，大喜，“迎谒甚恭”，“悉听约束”，是夜留岳宿于帐中，岳“解衣酣寝如常”，莎罗奔更为信服。次日，岳至莎罗奔的经堂，令绰斯甲土司同莎罗奔、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随即前往卡撒军营，告诉经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于卡撒经略之军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简从，“示以不疑”，升帐就座，莎罗奔等人“次第俯伏帐下”。傅恒“开诚训饬，义正词严”，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等人“感激欢欣，致词恳切，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并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却银受佛，颁赉恩赏，手授荷包，莎罗奔跪谢领受，叩称银两不敢领回，愿以此银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建祠诵经，子孙戴德”，傅恒遣其归还勒乌围。此日，“远近各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敬信畏服”，“万声欢庆”。《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8、26、27、29、30；《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报天威远扬平定金川”，“献捷班师”的露布，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宣布喜讯，盛赞傅恒“迅奏朕功”，从此“远徼敉宁，蛮氛尽息，生灵休养，食德饮和，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垂诸史册，盛烈光昭”。他从厚封赏功臣，赐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团龙补褂(按清制，此服仅亲王、郡王才能服用)，赐予金黄带及宝石帽顶，并依开国元勋超等公、追赠武勋王扬古里额驸之制，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不许恳辞，又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奖忠勋”。对提督岳钟琪，加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授兵部尚书衔，赐紫禁城骑马，免其西征准噶尔时罚令赔补之银七十余万两。《清高宗实录》卷334，页26―28，卷336，页22，卷350，页24、25.
莎罗奔感帝“宥死之恩”，“选进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经略傅恒处，求进献大皇帝，又于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帝得悉四川总督策楞奏报此事后，谕令送还“幼番”，量加奖赏，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于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谕给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讲述了讷亲、张广泗办理不善已处以军法等事，谕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无侵轶”，设若邻近土司前来欺凌，许其向总督、提督控告，当“为尔等分剖曲直”。《清高宗实录》卷235，页28、29.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谕给邻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见。
三月十三日，大学士等议准四川总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纳旺管辖。二、允许从军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扎什诺尔布承袭该土司，给予号纸。三、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辖己地，毋庸“联为一气”。四、沃日女土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务，仍由女土司泽尔吉护理，所生之子，分袭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毁的碉房，听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来投诚之大金川土舍汪尔吉，乃郎卡之异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待有安插之处时，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职衔，毋庸加衔。十、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交部分别加级，以示鼓励。十一、“严奸人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钱谷文移需人代办，听其自行延请汉民充任，“番民贸易”难以禁绝，惟严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番民”“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不必勒令汉民赎还，今后严禁内地民人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清高宗实录》卷336，页37、38、39.
四、斩相诛帅耗银劳民名胜实败。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报“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万分高兴，封赏功臣，遣派大员祭告天、地、太庙、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和先师孔子，立碑太学，编平定金川方略，并恭谒泰陵，上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恩赐出征官兵夫役和伤病兵丁，宽免犯人，其《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过程和奏凯之情，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受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狡以蓄志，军无适从，事用弗集。(乃命傅恒为经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励，……奸酋授首，军声大振。……(莎罗奔)稽首请降，……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清高宗实录》卷335，页3―7.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罗奔之降当做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后来列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余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后。此役延续两年，调兵数万，可谓规模不小，但是否能将此称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为清军大胜的赫赫“武功”，就很难说了。
金川之战是否能成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决于清政府在此战之中，是得不偿失，还是获利无穷。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军队来说，乾隆十二年，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征汉土官兵三万，受挫之后，十三年上半年再增为四万。傅恒于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经略，又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东三省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金川军营之兵二万五千，多达六万之众。用兵两载，耗费了巨量银两。一征金川，究竟用银多少，以往无人涉及。乾隆帝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惊呼：“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1.这个数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后，参赞大臣、户部尚书舒赫德于十四年二月上疏，详言军费开支情况，其文如下：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称：川省旧管新收，军队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查此项银以备地方紧要，不可久缺，应于存银照数拨还，尚余九十二万一千余两。现在应付回兵水陆船只夫马之需，又从前雇马雇夫运米及铁斤草料，价应找给，又出师官兵赏恤，均宜留备，查各省尚有奉拨未到银，应请将一百万两，留备前项支用。余银查川省本年额赋奉恩缓征，临边要地，炉藏各站，岁有供应，宁使多备无缺，应再拨银一百万两，以备岁需，计核少银四十五万两，请于就近湖广起解银，截拨足数。(从之)”《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按照舒赫德的奏报，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银八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加上支付大军班师所需水陆运费及先前欠付的脚价等费，又是一百万两，则共用军费九百六十三万余两。如果再加上瞻对之役的一百余万两银，则军费多达一千一百万两。
用兵金川的过程中，清军两次失败，伤亡惨重。前面曾说过讷亲、张广泗所统之四万余名兵士，因战死和重伤遣返，只剩下二万四千九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张广泗等损失之具体情形说：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军营现存官兵，“每百名中(带伤者)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335，页7、8.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5.
由于供应军需，转运粮饷，民力十分疲惫，尤以川省为甚。停战之后，乾隆帝降旨：川省军兴，“一切供亿输挽，有资民力”，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并将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钱粮缓征。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后，帝于五月初八日下谕：列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县，“地居冲要，差务殷繁，承办米夫最多”，加恩蠲免一年钱粮。列在二等的温江等四十三州县厅，办米出夫亦多，仅次于茂州，有的州县或派出口站夫，或当北路孔道，“差务亦重”，免一年钱粮十分之七。列为三等、四等的乐山、隆昌等七十五州县，或出夫而不办米，或粮由舟运，“人力稍省”，分别免一年钱粮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清高宗实录》卷340，页19.此时四川省有州、厅、县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运米蠲免钱粮的州、县、厅却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百分之九十二，可见金川之战使四川民力亏损之严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对之战，使历任尚书、总督、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要职的国舅爷一等公庆复，坐贻误军机律，革职削爵，勒令自尽；署四川提督李质粹被处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势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宠臣、首辅、领班军机大臣、一等果毅公经略讷亲，被削爵问罪，丧命于其祖遏必隆的宝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变而平步青云超升总督、副将军，被帝赞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失误军机“有心误国”罪，立即处斩。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当然，也不是一无所获。其一，不管怎样，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总算是“稽首请降”了，还具了甘结，遵守六条，金川地区保持了十几年比较安定的局面。其二，逃匿多时的下瞻对首领班滚，慑于军威，“悔罪投诚”，率领弟兄、土目、头人，“出界跪迎”四川总督策楞派往晓谕的官员，“誓死明心”，“亲身率众归诚”，并表示立即“约束番众禁做夹坝，遇有差使，倍竭报效”。其亲戚土目，“亦各同声欢庆，如获更生”。《清高宗实录》卷349，页6，卷358，页6.瞻对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决，这一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其三，降服苍旺，将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杂谷土司苍旺攻打邻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调处，又“私造铁炮，潜蓄逆谋”，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发兵四千，前往征剿，半个月内擒获苍旺，降服“番寨”一百余寨，招抚藏民四万余人，将这延袤二千余里的大土司改土归流，设立理番厅。此事虽在打金川之后，但显然与岳钟琪起为提督，执掌四川兵权，以及其两次攻取金川碉卡，劝降莎罗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此列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于所谓莎罗奔之“跪降”及其六条条约，倒很难作为“武功”的依据，或者说得更准确、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误及其并未成功的有力证据。莎罗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岳钟琪的奏疏，说莎罗奔多次求降，情切词恳，但是他们却在“求降”之事的三个重要关节上含糊其辞。一是虽然莎罗奔与其侄郎卡确曾一再和清军联系，要求停兵议和(即傅恒等人说的求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俩坚决拒绝清朝要其自缚到营面议的要求，只是屡遣头人来见，本人从不前往清军大营。二是莎罗奔之所以能于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军营外设坛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岳钟琪的劝降。堂堂天朝的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竟然仅仅率领四五十名随员，就纡尊降贵，亲临小小土司寒舍，反复劝导，而且肯定讲述了清政府宽待莎罗奔的方针及“跪降”的具体安排。先有岳的大驾光临及其保证，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等人至军营的“跪降”。三是莎罗奔仅仅是率众跪迎，并未自缚其身，“肉袒羊牵”，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当即遣返回家，没有施加任何凌辱和处罚。如果考虑到莎罗奔原本是经帝批准袭承其兄之职的一个小小安抚使，是清帝所辖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连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来，他都要率众跪迎，那么，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没有什么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战败而跪迎将军、经略。
与此相类似的，是所谓莎罗奔的“呈献甘结，遵依六事”，即不侵邻“番”、退还占地、勤勉当差、献擒凶首、送还俘获、交献枪炮。这与其说是莎罗奔战败而签的投降条约，倒不如说是友好协议和例行公文。莎罗奔是清帝“属番”，他作为清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安抚使，本来就应遵守清朝国法，不得侵扰邻“番”抢掠汉民，不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对抗官军，杀伤将弁士卒，夺取枪炮，如果违令则要依法严惩，直至抄家问斩，踏平全境。这次的两年之战，莎罗奔先后击杀了总兵任举、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游击孟臣等将领多人，杀伤官兵上万，还夺取了许多枪炮，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灭门大罪，可是，六条之中，莎罗奔只是退地、还人、当差、献炮而已，交了一个马邦头人朗多阿朗，作为“起祸之源”，“误犯天兵的凶首”，而他这位指挥“番民”万人侵邻、占地、掠人、夺炮、数败官军的大土司，却安然无恙，既不问罪，又不受罚，还不挨骂，不受羞辱，照样稳坐安抚使的金交椅，统辖五百里的大金川，这六条怎能成为清军获胜建立武功的根据。
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关于此战的目的、要求的谕旨，更可使人们明了所谓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谕决定征讨金川时讲道：此番进剿，“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清高宗实录》卷287，页4、5.擒斩莎罗奔，诛其弟兄叔侄子孙，铲除再起变乱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这一方针，此后多次在谕旨中继续宣扬和强调。七月二十七日，他对大学士、川陕总督庆复呈述副将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围、小金川投诚、莎罗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说：此乃小小取胜，与去岁进攻瞻对相似。“蠢兹小丑，大兵压境，未尝不畏威慑服”，究难保其日后之不复肆横，置之化外，仍不免劳师动众，“岂为一劳永逸之计”。《清高宗实录》卷295，页20.十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四川巡抚纪山报称莎罗奔遣人求降，因其未亲赴军营，不准。川陕总督张广泗亦曾奏述莎罗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张之“所见极是。逆蛮反复狡狯，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在这里，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罗奔，犁庭扫穴，不许纳降，哪怕“番酋”面缚归诚，也不允其请。十二月十九日，因张广泗奏称，莎罗奔托土司汪结“恳请招安”，已坚拒其请，告以“该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今岁不能，至明岁，明岁不能，至后岁，绝不似瞻对烧毁罢兵。他盛赞其处理得当，批示说：“好。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实庆用卿之得人也。勉之，虽迟何妨。”②《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0，29.过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军机大臣传谕张广泗，命其“擒执逆酋”，“拿解京师献俘，明正典刑”。②
类似谕旨，还有不少，无须赘引。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罗奔，彻底制服这一地区，绝不是“纳降了局”，即使莎罗奔“面缚求降”，也不罢休。将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对照，其名胜实败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总的看来，乾隆帝发动的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金川之役，并没有取得胜利。他的这一所谓“平定金川”的“武功”，既不威武，也无功可言，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已。由于他决策有误，用兵的时间不对，选择的打击对象(大金川莎罗奔)欠妥，较长时间里任用将帅不当，因此，耗费了巨量银两，劳民伤财，败师殒将，得不偿失，最后不得不以“纳降”来“草率了局”，实际上是打了一场大败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