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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义和团血染紫禁城!八强盗蹂躏天安门(9)

  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刺激了载漪,使他觉得应该发动6月25日的政变,而且能够保证成功。这真是个难题。无论怎样猜想,善良的人们也不会懂得一个政治疯子的心理。一时的冲动?以为慈禧太后一定会支持自己的信心?甚至,如果慈禧不支持他,他便把慈禧一起灭掉的幻想?全都不得而知。只那结果明摆着:他仅仅率领着60名义和团,便杀进紫禁城,要把光绪皇帝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

  是日早晨6时,载漪带着义和团直接杀进了宁寿宫。宣战后,光绪皇帝就住在这里。载漪知道这一天慈禧也住在这里吗?我们不知道。昨日,24日的下午,慈禧还在西苑的中南海游玩,有宫女数人随侍。但后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义和团围攻使馆的呐喊喧嚣声和连续不断的枪炮声,让太后厌烦了。于是传谕摆道宁寿宫。是这偶然的移宫居住改变了光绪皇帝的命运吗?

  载漪和他的义和团是气势汹汹而来的。杀掉皇帝,起码,罢了他的皇权,是载漪确定无疑的目标。儿子已经是储君,还要天天看到另一个皇帝的脸,在他面前下跪,毕恭毕敬,这样的皇帝,还能要得吗!不行,得让皇帝知道知道,我,端王,载漪,在你面前,不光会点头哈腰,还会咬人呢!于是,轻率变成了固执,固执变成了嚣张,嚣张变成了公然的政变。显而易见,载漪的目标不仅是皇帝,而且是太后。他是在告诉太后,他,载漪,现在地位硬了,决不答应人家把他当成奴才看待。他做过了头。

  宁寿宫门被载漪命令义和团砸开了。端王在此,太监敢不开门?众人呼噪入宫,只听载漪率领着义和团大呼:“皇帝!出来!你这洋鬼子的朋友!”声震紫禁城。史载:“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好像是喝醉了酒而发狂的样子。”

  皇帝没出来。他不敢出来。这位有见识的皇帝没有胆子。

  太后本也不想出来。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心里也打鼓哩!”

  但太后终于出来了。“当时我想,我要是不撑住了,那后果还能想吗?”

  其时,慈禧太后正吃早茶,出来时,穿着家常衣服,但满脸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她推开门,在台阶上站住,怒视着眼前的红彤彤的一群。那是由她的指示才敢于进京的义和团,他们就站在台阶下。他们没向她下跪,因为他们的身边有一个载漪。

  但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了。

  这男人堆中、刺刀丛中的惟一的女人,把她的一双老眼朝眼前的一群慢慢地扫过去,最后注射在载漪身上。她发现,对方立刻跪下了,随后,所有的义和团都跪下了。还是无声。

  太后说话了,面对着端王载漪:“看来,你是想马上就自立为皇帝啦?胡闹!成何体统!你以为,乘此国事纷乱,就可以任意建取吗?你大错特错啦!快点,给我滚蛋!皇帝是废还是立,只有我有权力。你要是想依靠你的儿子,以为你的儿子已经立为大阿哥了,就可以肆行无忌啦,妄想!我可以把你的儿子立为储君,我也可以把你的儿子立刻就废了!你要是自不量力,我马上就废了你和你的儿子,你信不信!”

  载漪流汗了。不仅头上的汗流下来,全身都被惊惧的汗水淹没了。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一个太上皇,这时除了叩头,还是叩头。气氛过于紧张,游戏过于大胆,结果来得突然:载漪被打垮了。他像个梦游症患者,无所畏惧地在屋顶上乱跑,但猛然一声把他惊起,为自己疯狂的勇气吓得毛骨悚然,一交跌到深渊里――他在面前这个女人的打击下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

  慈禧忽然笑了,是讽刺的笑:“现在你明白了,是吧?你早就该明白:我一天在世,一天没有你做的。放小心点!再不安分,就把你赶出宫去!家产充公。”载漪的“漪”字,偏旁中有个“犬”字,因此,慈禧骂道:“瞧瞧你这副德性,真配你的狗名!”

  忽然宣谕:“来人,听宣:载漪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今后,没有我的旨意,你不准进宫!至于义和团首领在此叫嚣,立即斩首!”

  这时,光绪皇帝出来了。他由衷地叩谢太后的慈恩,感谢太后保住了他的性命。

  事情就这样完了。载漪发动并亲自领导的宫廷政变就这样结束了。他朝思梦想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

  慈禧只是骂了载漪一顿,没有更大的惩罚。表面上看,在她眼里,他,端王载漪,不过是一个在她的皮袄里做窝、她只要轻舒一指,就能掸掉的小小的、恶毒的虱子。对这样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随便给他一家伙就行了,骂他一顿,好像一个洗衣妇当着全院子人谩骂她的女邻居,这就够了,以后他就老实了。但后来慈禧说:“我确也是怕的。怕激出大变。”

  载漪感到幸运。他被骂出宫后,对军机大臣刚毅说:“唉呀,忽然遇此劈天雷电,迅雷不及掩耳,忽然又云消雨霁,真可以说是绝大幸事。可是我呀,真的已经汗流浃背啦!我真想不到:太后盛怒时,她的威慑之力乃至如此。过去我曾经听说,曾国藩、李鸿章,都是威权盖世的大臣,一见到太后,都不免震慑失次。过去我还不信。这一回亲身体验,那传闻真是毫不虚假呀!”

  但实际上,载漪气得直咬嘴唇:他的杀着给破了。他本来想悄悄地,从后面打击光绪,把那个他本来已经消失将尽的皇权弄到手。不料,在这场决斗中,他自己被痛揍了一顿,创巨痛深。

  当天,慈禧下了一道谕旨:命荣禄之兵在外宫门驻扎,同时,停止围攻使馆,由荣禄赴各使馆商议和约。

  在宣战后的第五天,在北京的战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第二天,6月26日,荣禄亲自带队――这样的机会他决不放过,走到使馆边界,悬出一个招牌,上面用大字书写着:“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可以走出使馆,来和荣禄大人商议和谈。”

  那天,据史料记载,荣禄还给刚刚还炮轰枪打的使馆,送上了一大堆的瓜果梨桃,以及其他吃的用的东西,好像两家正在走亲戚。

  应该明白了:对使馆的攻攻停停,其原因是复杂的。

  以后会更复杂。

  老太后的心事,不得错到底的错

  屈指算来,北京围攻使馆,自6月20日始,至8月14日结束,共54天,其中有4次停攻。毕生研究庚子国变史的专家学者,无不重视这一几乎延续了整个战争时间而又莫名其妙的事件,尤其是停攻使馆的原因。这是有理由的。北京是本次反侵略战争的大本营,首善之区,决策之地。其对使馆的打打停停,是整个战争期间中方最高决策的逻辑折射。

  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成果是:对使馆的数次停战,是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对使馆的进攻,又是清政府妄图假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义和团的阴谋。今天看来,这一结论有进行检讨的必要。

  根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进攻与停攻使馆的日程可排列如下:

  第一期进攻:6月20日至6月24日,共5天。21日宣战,此前一天便开始了对使馆的进攻,显然是要打个下马威。

  第一期停攻。6月25日至6月28日,共4天。我们已经知道,这次停攻,其主要原因是载漪暴露了其弑帝阴谋,使慈禧感到了对自己独裁政权的威胁,并开始怀疑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否出了问题。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容当后叙。

  第二期进攻:6月29日至7月16日,共19天。这次再攻使馆,其由头是西摩所率领的八国联军在廊坊受阻,退回天津边缘,又遭聂士成的武卫军痛击,伤亡达300多人。信息传至北京,慈禧大受鼓舞,她再次产生了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斗志。

  第二期停攻:7月17日至28日,共11天。这次停止攻击,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天津失守。此时,西方各国守卫使馆的士兵,伤亡已达150多人,占其卫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天津――北京门户的失守,显然吓坏了慈禧,她急急忙忙,开始研究如何能够与西方讲和的事情了。

  第三期进攻:7月29日至8月2日,共5天。这时,慈禧本已气馁,但忽然好像来了救星,把她这个本已瘪了的气球又给吹圆了。李秉衡――前任山东巡抚,现任长江巡阅使,20年前,曾经领导福建军民打败过法国侵略军――来到北京,自告奋勇,愿为前敌,率领义和团截住八国联军,与其决一死战。慈禧大为振奋,于是围攻使馆之战再起。

  第三期停攻:8月3日至4日,仅两天。这次停攻,直接原因不明。此前一日,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护送使馆人员到天津,允许各国大使通电本国政府,并命令各督抚保护各地洋商教士教民。可能,停攻,是要向各国表示朝廷对李鸿章建议的重视和采纳。

  第四期进攻:8月5日至8月13日,共9天。此前一天,4日,八国联军(实为七国联军)开始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李秉衡率义和团在北京誓师,决与联军死战。这次进攻使馆,显然是与敌决战的一部分。

  最后的停攻:8月14日。原因很简单,八国联军已经打入北京,使馆解围。

  毫无疑问,在对使馆56天的打打停停中,上述事实是真实的和显而易见的,当然值得重视。历史从来都是根据真实而显而易见的事实写成的。然而,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必是贫乏的事实。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真理。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那些同样真实却不贫乏,又能深刻洞悉决策者内心世界的事实又在哪里呢?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的第二天,慈禧带着光绪皇帝和不多的几个大臣仓皇出逃,并在路上进行了一次次的反思。这些反思,被许多史家认为是虚伪的。这不错。一个力图保住自己性命的最高决策者,其反思,是竭力为自己的错误及愚蠢进行辩护的。但对历史人物来说,这样的辩护又是难得的,是其内心世界的展现。历史学的伟大就在于:它不仅能从真实中得到真理,而且从半真半假甚至是伪造的史料中,经过去伪存真的分析,同样能得到真理,甚至是更重要的真理。

  后来的慈禧,确实反思过她利用义和团进行反帝战争的虚妄:

  当大乱子起来的时候,人人都说那些土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出谁是匪,谁不是匪了,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气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

  载滢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

  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胆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还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慈禧对她当时心态的描画,基本是真实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帝王古训,时刻在心。只是有时昏了头,便只想到其载舟的功效,忘了其可能覆舟的危险。这时,水不再是水,而变成下山的老虎,其势不可阻挡。义和团进京前,她还不相信这样的危险,认为对义和团的负面效应,不值得惊怪,所谓“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就是其极为自信的表示。

  但她终于发现,义和团搞破坏的本事比他们打仗的本事大多了。她是哪一天发现这一“真理”的,很难考证确实。但她身边有一小太监,总想在太后面前讨好,每当听到枪声,便向太后道喜,说:“又杀了一个洋鬼子!”太后起初还很欢喜,但很快就听烦了,说:“这几天,光听枪炮的声音,足教杀尽洋人多次了,然而总没有那一回事!”许多事情,开始的时候很棒,但很快就后悔不迭。进攻使馆的事情就是如此。

  关于义和团究竟已经闹成了什么样子,慈禧也提供了一条很有趣的史料:

  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

  我问:“怎样查验?”

  他们说:“如系二毛子,只须当额上拍了一下,便有十字纹发现。”

  这些宫监、妇女们,了不得的惶恐,哭哭啼啼,求我做主。

  但我也犯不着向拳匪去讲人情;我想阻止他们又不对,万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台。

  因此,我教他们尽管拍去,果然拍出十字来,也是命数,这何须怕得。如若胡乱枉屈人,那神佛也有公道,难道就听凭教下徒弟们冤杀无辜不成?

  后来出去查验,也是模糊了事,并没有查出什么人。

  他们心中明白,得了面子,也就算大家对付过去,还了我的面子。

  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

  看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滋味,自己也很难忍受。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慈禧是在什么时候“幡然醒悟”,从过去的相信义和团神术变为不得不忍受义和团的动乱的?这个时间表极为重要。它将解释同一事件发生过程的不同认知逻辑。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虽然“仓皇出逃”,但并没有忘记及时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放一把火,悉数销毁。因此,进攻使馆期间的所有上谕、慈禧与地方大臣们的通信,在紫禁城的档案库中,忽然全没了。但她似乎忘记了,紫禁城内的“证据”可以销毁,她已经寄出的电报、上谕却还在别人的手里。

  有两份慈禧亲自秘密发出的电谕居然就这样保留了下来。一份是发给李鸿章的。此时的李鸿章,大清朝最熟悉外交事务的大臣,早已被她赶到了南方,担任了两广总督。但战事一起,她便连发上谕,希望李鸿章回到北京,以他的经验,来与洋鬼子进行外交周旋。但李鸿章的要求是先停战。否则,他来了也没用。可能,李鸿章给慈禧的奏折中,话里话外的,指责慈禧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的邪术,所以才把局面弄得如此不可收拾。于是,6月26日,才有了慈禧给李鸿章如下密电(译文):

  我真是没办法:这次义和团的起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到处蔓延,已是无处没有义和团啦。他们的人数之多,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如剿杀义和团,一下子就会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呀!因此,我只能因势利导,先使用他们,慢慢地,再试图挽救大局。你在奏折中说这是相信了义和团的邪术,企图靠这邪术来保卫国家,看起来,你似乎并没体谅朝廷在这种局势下的万不得已的苦衷呀!

  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26日,不过是她气势汹汹地与各国宣战的第5天。就算是脑筋急转弯,这弯子转得也太快了点。只有一种解释:从董福祥军和义和团对使馆的联合进攻而毫无战果中,她看到了国家军队和义和团的“不可恃”;从端王载漪欲进宫杀光绪皇帝(25日)的极端举动中,使她感到了“阴谋”。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在她给李鸿章发出密谕的同日,她谕令停攻使馆,荣禄把写有“停战”“保护使馆”的牌子立于使馆附近的北御河桥上。

  过了3天,29日,慈禧又给各驻外使节发出电谕,说:

  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

  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已经知道:辩护归辩护,此后的慈禧,并没有让自己的军队和义和团停止进攻使馆。对一个国家的领袖来说,她的错误不在醺醺然于血腥味,而在她宣战时那些嗜血的言论。她已经明白她干了蠢事――仅仅是为了激励民众,便创造了一套血腥的套话。而当民众被这些疯狂的、刺激的言论所陶醉、所蒙蔽、所迷惑,相信必须采取最“断然的措施”,并且当真要求采取这样的措施时,领袖却忽然没有勇气进行到底了。这时候,她该怎么办呢?她必须杀人,以免民众谴责她那些关于杀人的言论言不由衷。她的行动不得不紧紧地追赶她已经说出的疯狂的言论。这时,不是别的,不是理性,而是政治惯性、政治的引力定律在起作用:一宗死刑引起了另一宗,玩弄血腥的言词变成了胡乱的大批杀人。绝不是需要,甚至也不是激情,更不是坚定,而恰恰是没有勇气违抗民意的政治家的不坚定甚至懦怯,说到头,正是懦怯,使他们残杀了成千上万条生命。说来遗憾,庚子国变的历史虽然往往被描叙成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历史,却并不仅仅是英勇卓绝的历史,同时也是当政者懦怯的历史,是领袖的懦怯并不得不盲目膜拜他们自己吼出的口号的历史!

  对慈禧来说,看到自己错了(几乎是事件一开始便后悔不迭),却不得不错到底,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权力!事情涉及到权力,她决不会不战而降:权力她是死抱住不放的。不,她不想下台。她为了皇权在握,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牺牲了政治良心,不能不拼命反抗。因此,宣战以来,她活似一个游泳能手,忽而侧泳,忽而仰泳,始终坚持着,不让自己在政治水池中下沉。

  至于说,慈禧是因为反对改革开放才与西方各国断然开战,这更是无稽之谈。

  应该把那些当代的影视文学甚至某些史家史书教科书所给予我们的“保守”、“落后”等慈禧太后的形象从脑海中断然抹去。如果把中国近代化的前60年(1840-1900)分为两个阶段,那么,前一个30年是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与西方世界“刺刀见红”的30年,而后一个30年是开放与改革最红火的30年,而那正好是慈禧太后执政的30年,它被史家称为“同光中兴”。正是在这后30年中,大清国引进了来自西方的除政治体制以外的一切新生事物。而引进这一切新生事物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竟是反对改革和开放的――这自相矛盾的逻辑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吗?

  不,慈禧不保守,也不落后,她只是“不得已”。开放的大门是被炮舰打开的,但毕竟也是开放;改革的步伐是被开放的形势催动的,但毕竟也是改革。用改革、开放与保守、落后的两极对立来定位慈禧的政治形象,是西方的话语,而后世的晚清史学,大多是对西方话语的阐释。

  遗憾的是,西方人从不懂得尊重中国当权者自己的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西方世界再次使用了他们自以为准确的话语――“这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胜利”――并立刻选择了他们要支持的人:光绪皇帝。这正是慈禧太后最愤怒的事情。

  这才是慈禧虽然认了错,但还是要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真正原因。她不够强大,她的国家不够强大。甚至,义和团――她终于看出来了――也靠不住了。这都不错,但她还是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愤怒使人智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6月24日,宣战后第3日,山西巡抚毓贤上了一道封奏,说的是山西教会的事情。此前10天,尚未宣战,慈禧曾发给各地方一道密谕,命令:但遇洋人即杀之,勿使漏网!然而,毫无动静,一查,发现陕西署抚端方、河南巡抚裕长,及蒙古各处,拿到手里的谕旨,文字中的所有“杀”字都被改成了“保”字。据说,这件事情把军机处吓坏了,认为朝廷之内必有汉奸。但没人敢把此奏闻太后。现在,毓贤的奏折又来了。大后亲自批示:

  我命令:凡是洋人,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心。

  荣禄看到了慈禧的批示,力谏道:“杀戮妇孺,恐怕不足以扬国威?恐怕为全球所笑。而且,这于老佛爷您平日慈悲为怀的名声有损呀。”

  慈禧大笑道:“你说的不错。但洋人要我归政,我不过以此还他。自从道光以来,洋人在我国欺虐吾民,反客为主。现在教他们看看,究竟谁是真主人!”

  于是,带着慈禧批示的谕令,快马飞向山西。庚子国变史上一场最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太原屠城,又一次疯狂的跳跃

  山西大屠杀发生在7月9日,由巡抚毓贤亲自主持。毓贤的一生中,在政治舞台上数次疯狂跳跃,有如杂技演员,这回是最大胆的一次,但也将是最后一次翻筋斗。

  山西本来没有义和团。

  此前一年,由于毓贤在山东巡抚任上纵容鼓舞,使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此后罢职入京,一头扎进了端王的怀抱,军机大臣刚毅对他尤其赞庇,说,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爱国主义者,此人就是毓贤。而大太监李莲英也对慈禧说,“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于是毓贤气焰高涨,公开扬言:在义和团问题上,“朝议太无主张。”并指斥满朝文武都是卖国主义者!

  每当国家动乱之秋,慷慨激昂的爱国宣教者,从来都被视为“自己人”。毓贤,以他全面反洋的爱国主义宣传,终于再次得到朝廷赏识。于是,他被罢山东巡抚,但没过多久,他便到山西再任巡抚去了。

  有一则史料说,毓贤拜命之日,义和团额手相庆,都说:“这下子好了,我们可以到山西去闹一闹了!”毓贤上任之日,带领着几十名护卫军,都是义和团的首领。从此,山西开始有了义和团的踪迹。

  上任伊始,山西平阳府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知府、县令赶紧向毓贤汇报,但在汇报材料上称义和团为“团匪”。毓贤大怒,痛斥下属无知,甚至要向朝廷汇报。从此,山西各府郡县官,一律跟风,不敢说义和团一个不字。

  有一封毓贤给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的密函留了下来,信中说:“这外边的事情嘛,你们就交给我毓贤做主好了。山西的洋教,一定会净绝根株。然后,我们再干其他的事情。我毓贤一定为你们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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