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千秋家国统一梦！台独浊流定成空(3)
在这次炮击金门和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过程中，暴露了美台之间的矛盾。在防守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本身把金、马等沿海岛屿排除在条约适用范围之外，而在《台湾决议案》中规定，美国“协防”的范围“包括该地区现由友方掌握之有关阵地及领土之防卫”。台湾当局据此认为，这就是指的金、马等岛屿。加上蒋介石多次重申“保卫”金、马的决心，所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明确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
但是，美国的这种态度招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不满。丘吉尔告诫美国，对于蒋介石“应给以保持之盾，而不给以动武之矛”。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宣布，他的国家将不为沿海岛屿而战。对此，美国再三向盟国解释，说明美国不会轻易地卷入远东的冲突。同时坚决向台湾当局表示，没有成功的希望决不同意蒋介石反攻大陆。
台湾方面却再三表示，决心“保卫”金门、马祖。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反对，源源不断地向金门、马祖增兵，使金、马兵力达到台湾军队总数的1/3.总之，在防守金、马问题上，美台矛盾十分尖锐，美国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周恩来：“蒋中正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
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其原子弹威慑和战争叫嚣，远东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忧虑和不安。
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中国、印度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专门就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一方面阐明台湾问题的性质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一方面又在4月23日公开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4月26日，美国国务卿在勒斯代表政府出面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对话。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变成了谈判桌上的和平对峙。会谈未取得实质性结果，但中美政府毕竟有了一条正式的外交接触通道，为以后改善两国关系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调整，是根据以下三方面情况作出的。第一，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逐步发生了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变化决定了国共两党尽管仍处于严重对抗阶段，但如何最后解决台湾国民党问题，则要服从国内主要矛盾的需要。第二，当时，台湾岛内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国民党已经能够控制台、澎、金、马这一地区，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又逐渐具备了可能性。第三，美国企图以海峡为界，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国共两党则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这样，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就不能不考虑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由此，中共中央从民族大义和海峡两岸的现状出发，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并进一步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并自1955年夏季起，解放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主动攻击，只是在遭袭扰时予以还击。
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常委程思远先生时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于是，便有了本章开篇提及的1956年的对台新政策。
于是，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首次公开谈话，也是第一次见诸报端公告于世。
1958年8月间，迫于复杂国际政治背景的压力，毛泽东再次命令炮兵部队炮击金门，以打击反华势力的气焰。10月5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从次日起停止炮击，中央军委也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
也就是在前不久的印度加尔各答，当一位记者问周恩来，如果蒋介石归国，“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务？”
周恩来豪爽而大度地笑了：“部长太低了！如果蒋中正回归祖国，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中国将不放弃使用武力
虽然美国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作出了对台湾安全的保证，这种保证为台湾20年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但是，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及“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的席位之后，蒋介石对美国保证的连续性日益感到怀疑。
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多次会见了几批海外华侨，强调了台湾人民在解放台湾中的重要作用。周和邓都强调，为了实现统一，需要长时期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败，他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在向台湾人民努力发出呼吁时，明显地缓和了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认为试图分裂的领导人虽然固执，但还可挽救。
1976年，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宣称：“我们的态度是：决不同共产党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拒绝合作的蒋经国以此为借口，拒绝和谈。
1977年至1978年，美国驻台北大使曾预先警告台湾领导人：美国政府正准备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摊牌的时刻到了！尽管如此，当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总统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此决定仅提前数小时通知蒋经国），台湾当局再次吞下被美国遗弃的苦果！以至于月底，当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代表团抵达台北时，竟发生了代表团遭到侮辱性围攻的丑剧！
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同时废除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从该日起的一年内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在4个月内撤出在台湾的所有剩余军事人员。经华盛顿和北京同意的联合公报宣布：美国将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也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一项单独声明中称：美国继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感兴趣，并希望中国人自己会和平解决此问题。中国政府则宣布，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宣布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透露，中美两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存有分歧。在会议期间，美国曾表示，将继续向台湾供应数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同意。
1981年秋，中国领导人警告华盛顿：除非美国规定出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时间表，否则中美关系将会恶化！
1982年8月17日，经过长期的反复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措词严谨的联合公报。美国同意“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中国领导人呼吁台湾批准同大陆通商、通航、通邮的“三通”和实行人员往来，并表示尊重台湾的现状，将采取合理政策解决统一问题，以使人民免遭损失。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说：在统一之后，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将享受充分自由，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武装力量。只有在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谈判，或者苏联进行干涉时，中国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关于统一问题的全面的九点建议，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权”。他说，中央政府将不干涉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叶还许诺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外国投资。叶也答应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大陆的全国性政治机构中，为台湾官员安排领导职位。他呼吁国共两党代表会晤，以便就统一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和过去对付北京的提议的做法一样，台湾当局竟然再次拒绝了叶的建议，重申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谈判、不接触的政策。
香港问题解决以后，邓小平“一国两制”本来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但首先用到香港上，有点凑巧。
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至少在80年代初就成熟了。邓不急于收回，要等两年再宣布，这好理解，为了取得英国的合作，让香港有个转弯的过程，来得平稳一点。为什么要等十几年，等到1997年？这不是因为租期未满的缘故，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既然是不平等的，就不存在租期问题。99年的租期顶多只说明拖到1997年以后不妥，而不能说明一定要等到1997年。真正的原因还是邓说的：“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邓小平文选》）一纽约教授说：我个人感觉，从中共眼光看的话，台湾问题未解决前，香港问题不但不会让它解决，而且会故意让它拖。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它一定要做成一个公开的模式，将来吸引台湾。
台湾跟香港不同，仅靠示范还不足以把它吸引过来。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希望美国“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创造条件”。
江泽民的八项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987年，台湾当局抵挡不住回大陆探亲的民间热潮，终于开放了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禁令。台湾探亲潮迈出了两岸交流的第一步。
1989年，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总书记继续执行“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第二年，台湾正式开放台商赴大陆投资办厂，并推出大陆物品管理办法，两岸经贸交流从此步入法制化轨道。
台胞回大陆探亲，台商到大陆投资，以及两岸贸易的增长，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维持和巩固了两岸仅存的同宗意识和民族感情。台北一直想“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扩大之后以“对等的政治实体”与北京交手。而北京为了防止台湾独立和外国插手，在国际上一改对台湾采取孤立政策。凡是与中国建交称友的国家，都必须接受一个前提：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诺不与台湾发生任何正式的官方关系。这样作无疑会加深台北对北京的敌意！两岸间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感情交流恰好起到了某种补偿作用，证明大陆的上述政策并非有意孤立打击台湾，只是希望台湾离大陆更近一点。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欧美国家竞相制裁中国，台商正好趁虚而入，涌向大陆的投资大幅度增长。这等于在危难时刻拉了大陆兄弟一把，有利于大陆顶住西方的制裁。台商当然也得了好处，肥水没有外流。于是双方都获得一种共识：血毕竟浓于水。
1992年，汪辜会谈令世界大吃一惊，但是，海基、海协“两会”的最高领导人毕竟终于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了4项协议。这是两岸隔绝40年以来最高层次的接触。从此，“两会”一直发挥着两岸关系中介团体的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一些台湾的有识之士看到；即使两岸的政治关系摇摆不定，台商受到大陆市场的巨大诱惑，两岸经贸往来已是一条“不归路”。
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总额已达37亿美元，投资项目达10305个，成为大陆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资来源；据说1994年台湾的外贸顺差几乎全部来自对大陆的贸易。更有人预测；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在5-10年内将超过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在此大好形势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八项主张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如果不发生台独或外国干涉，台湾海峡将是和平的，这是北京领导人一再重申的。事实上，自两岸恢复交往以来，一直到1995年夏天，台湾海峡不仅十分平静，而且两岸人民的交往日趋活跃。北京方面对动用武力是十分克制的，尽管台湾军队一再射杀大陆渔民，北京方面并未予以还手，或者说，给予必要的“回敬”。
直到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以及随后制造的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北京方面的领导人都保持着高度的克制。众所周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共领导人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解放台湾。面对李登辉一再大搞台独的表演，北京方面明确宣布，如果出现台独和外国干涉，就一定要动用武力，并且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
百年悠梦，百年沧桑，千秋家国梦，统一祖国的重任再次选择了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开国元勋毛泽东夙夜忧思的统一大业，却让他留下了一个陆游式的遗憾！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召见了中央对台工作的罗青长，专门谈了台湾问题。过后，又让工作人员将他写着“托、托、托”三个字的纸条转给罗青长。周总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候仍念念不忘台湾回归，一心系着祖国统一的未竟事业。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新一代领导人对台的基本政策，但如果出现“台独”，我们当然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千秋家国梦，为了让父辈们不再遗憾；千秋家园梦，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又为何不能手拉手地还给二十世纪一个巨大的奇迹，一个伟大的梦想呢？
第二节 台独源流缘何处分裂气焰岂能久
蒋氏父子在打击台独势力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李登辉大搞“台独”，是“本性”难移，可谓“血脉”相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体现了我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力量”。
“台独”的源与流
60年代，蒋介石光复大陆的希望日渐渺茫，便加大了思想和政治上的独裁统治，蒋氏父子同时也开始注意打击另一股政治力量――台独势力。
最初，台独者是以对抗蒋氏父子高压政策的民主斗士身份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的。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来台的国民党政权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对国民党的专权行为却是抱怨不断。
1965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后来被誉为“台独教父”，并和另两名同谋者被处8年的徒刑，之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开始在海外鼓吹台独运动。但该运动主要在日本和美国进行，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响不大。
1965年曾在11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日本是早期台独势力的温床。高玉树（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籍工程师，在1964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再次蝉联五大城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士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选举中不出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1967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有。
1965年，陈诚去世，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消除了，并于1978年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台湾政治体制的独裁性质并没有立即改变。70年代初，有一家叫《台湾政论》的月刊，曾大胆引用一位在海外的反国民党知识分子的话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推翻国民党建立独立国家，一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实行统一，两者必居其一。
该杂志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编辑随后以煽动叛乱罪处以10年徒刑。应该说，蒋氏父子在打击台独势力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希望祖国统一的。但蒋经国在挑选接班人却错了一着棋，将年轻时与台独分子打成一片的李登辉推举为他们的继承者。据说，当年蒋经国赏识乃至重用李氏，除了看重他是本省籍出身的学者以外，更主要的是考虑到他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没有党政派系班底，本人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
特别是李登辉步入政坛以后，由于国民党元老人物谢东闵等人的一再引荐，才受到蒋经国的赏识，从此在台湾政坛上平步青云，由“行政院”政务委员而台北市长，由台北市长而台湾省主席、“副总统”，直至蒋经国逝世后继承“大位”，期间，为了表现出对蒋经国的“感恩图报”和对国民党的“忠贞”，不得拿出“内敛”功夫，将其分裂祖国的意图埋在内心深处，转而对“台独”问题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态度。
他一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蒋氏去世后，却完全判若两人。
且看今日之李登辉
随着现任台湾国民党“总统”李登辉图谋破坏祖国统一，大搞“台独”的气焰甚嚣，加之美国五角大楼指派“独立”号和被称之为“海上堡垒”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染指台湾附近海域，虎视眈眈，助纣为虐，一时间令本来平静的海峡两岸如狂风突起，火药味儿弥漫，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然而，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罪魁是谁？其又是怎样一副嘴脸和居心？世人又是怎样客观评说？台湾终究要走向何处去？大凡有尊严的中国人和大凡有正义感的海外人士，无不在关切、在注视、在忧虑。
李登辉访美逞威，美利坚养虎贻患
李登辉自从当选为台湾国民党“总统”后，便诡秘地开始实施他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最后实现其“台湾独立”的野心。他深信，美国一直充当台湾的保护伞，而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访问美国。于是，通过秘密策划，他通过自己操纵的所谓民间学术机构――台湾综合研究院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以所谓“校友外交”为名签约三年，每年不惜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雇佣卡西迪公司为其联系和游说美国国会和新闻媒体等，以达到其访美的目的。据卡西迪公司的发言人史蒂夫？科利克斯透露，1994年7月18日国民党党产管理委员会主委、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以台湾综合研究院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约，总金额为四百五十万美元。卡西迪公司着重政治游说，重点是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施加影响；而下属的子公司鲍威尔？泰德公司负责公共关系，重点与各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打交道；另一个子公司白克尔？高万公司则专司民间性工作，重点是联络美国各主要民间社会团体。卡西迪发言人声称，其联络和游说的目的，就是按照“台约”规定使美国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独立政治和经济状况取得认同。而首要的工作目标就是促成李登辉访问美国。
卡西迪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在波士顿、芝加哥、费城设有办事处。公司老板卡西迪曾在1969年至1973年间担任美国参议院营养及人道需求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法律顾问。鲍威尔？泰德公司的董事长鲍威尔曾担任卡特政府的白宫新闻秘书，而总裁泰德则曾任里根总统夫人南茜的新闻秘书及布什竞选总统时的发言人。他们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些特殊背景，在美国上层社会和新闻舆论界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方面，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中一些极右分子，一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顾中美三个“公报”中明确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问题，不断向国会提交邀请李登辉访美的提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李登辉实现“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最后克林顿政府竞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居然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
李登辉到了美国后，立刻撕下“校友外交”的外衣，在演说中赤裸裸叫嚣“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台独”的言论，彻底暴露了其妄图分裂祖国的狼子野心。一时间，本来比较平静的台湾海峡风浪乍起。
“台独教父”的门生李登辉亲“独”有源
李登辉究竟是何许人也？人们未必详细了解他的家底。这里，先与大众开列其一个履历表：李登辉，男，汉族，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现年73岁。
其父李金龙，男，生卒年代不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任刑警。
李登辉小学毕业后，意欲入师范学校就读，但未被录取，同年插班进入淡江中学。
16岁前后，自感性格浮躁，开始学禅。
1953年，30岁的李登辉前往美国衣阿华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台进入“林业厅”、“农复会”，又成了基督徒。
1966年，李再次赴美，得到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
1972年，李登辉在蒋经国扶植栽培下，自“农复”组长跃升为“行政院政务委员”。1978年，又被蒋经国提拔执掌台北市政。
1988年12月，经过所谓选举，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作为一个中国人，李登辉却有深厚的日、美情结，而没有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他为什么如此包庇和纵容“台独”活动、抗拒统一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翻翻李登辉的历史，人们就不难找到答案。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曾做过日本殖民者的刑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李登辉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作为台湾当局的负责人，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受到的殖民苦难无动于衷，洋洋自得地自称曾作过22年的日本“国民”。据台湾报纸透露，他特别喜欢与那些热衷于搞分裂中国的日本“朋友”说剖白心迹的话。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中，他就透露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他要像《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一样带领台湾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他对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残酷统治顶礼膜拜，他说，“因为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可以安心工作”，说什么“殖民地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鼓吹要“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去年李登辉曾对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说，“村山首相为何要对50年前的战争之类的事情道歉呢？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与此相比对于日本而言更重要的应该是拥有作为亚洲的领导者面向未来的明确视野吧！”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之苦的亚、澳各国人民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独不见李登辉有何举措。无怪乎日本《邮报周刊》说，“李（登辉）‘总统’，比现在的日本还要有日本人的心情”。
李登辉与“台独”势力也有着拉扯不断的联系。其中“台独教父”彭明敏，是李登辉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同窗，两人自日本返台又同时进入台湾大学，都住在台大学生宿舍。彭、李二人与另一从京都帝国大学返台任台大政治系副教授的刘庆瑞关系极为密切，当时的台大师生称他们三人为“铁三角”。刘庆瑞曾于60年代初暗中炮制《台湾新宪法》，因病死而未完成。彭明敏因搞“台独”活动，于1964年被捕入狱。据彭明敏亲口说，“被捕的前一天还与李登辉在一起”。彭明敏在美国期间，李登辉曾密令其学生和好友与彭明敏取得联系。此后，两人关系不断。彭明敏曾公开表示，他在美国时常给李登辉写信，李登辉也非常重视他的建议。1990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斗时，彭明敏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李登辉竞选台湾第八任“总统”，对李登辉继任“总统”以来的政策表示肯定和支持。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向远在美国的彭明敏发出邀请函，要彭返台参加“国是会议”，“共商国事”。1992年5月，彭明敏给李登辉打电话，劝李登辉确定未来台湾“总统”选举采取“直接民选”的方式。去年底，李登辉力促彭明敏返台定居。多年来，彭明敏一直是李登辉的“超级幕僚”，李登辉所谓的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两岸分裂分治”、“总统直选”政治纲领等都来源于彭明敏的思想。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是他，支持修改“刑法一百条”，使“台独”活动变为“合法”！是他，默许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又是他，利用反对党与“台独”势力打击国民党内反对“台独”人士，制造国民党的分裂！
由此可见，李登辉大搞“台独”，是“本性”难移，可谓“血脉”相传。
三军演习，震慑“台独”逆流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大凡具有历史常识和具有正义感的海外人士都不会否定的。但是，一贯敌视中国的美国极右分子，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完全是别有用心，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李登辉的“台独”罪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管的。
但是，美国的这种态度招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不满。丘吉尔告诫美国，对于蒋介石“应给以保持之盾，而不给以动武之矛”。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宣布，他的国家将不为沿海岛屿而战。对此，美国再三向盟国解释，说明美国不会轻易地卷入远东的冲突。同时坚决向台湾当局表示，没有成功的希望决不同意蒋介石反攻大陆。
台湾方面却再三表示，决心“保卫”金门、马祖。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反对，源源不断地向金门、马祖增兵，使金、马兵力达到台湾军队总数的1/3.总之，在防守金、马问题上，美台矛盾十分尖锐，美国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周恩来：“蒋中正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
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其原子弹威慑和战争叫嚣，远东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忧虑和不安。
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中国、印度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专门就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一方面阐明台湾问题的性质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一方面又在4月23日公开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4月26日，美国国务卿在勒斯代表政府出面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对话。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变成了谈判桌上的和平对峙。会谈未取得实质性结果，但中美政府毕竟有了一条正式的外交接触通道，为以后改善两国关系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调整，是根据以下三方面情况作出的。第一，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逐步发生了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变化决定了国共两党尽管仍处于严重对抗阶段，但如何最后解决台湾国民党问题，则要服从国内主要矛盾的需要。第二，当时，台湾岛内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国民党已经能够控制台、澎、金、马这一地区，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又逐渐具备了可能性。第三，美国企图以海峡为界，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国共两党则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这样，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就不能不考虑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由此，中共中央从民族大义和海峡两岸的现状出发，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并进一步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并自1955年夏季起，解放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主动攻击，只是在遭袭扰时予以还击。
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常委程思远先生时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于是，便有了本章开篇提及的1956年的对台新政策。
于是，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首次公开谈话，也是第一次见诸报端公告于世。
1958年8月间，迫于复杂国际政治背景的压力，毛泽东再次命令炮兵部队炮击金门，以打击反华势力的气焰。10月5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从次日起停止炮击，中央军委也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
也就是在前不久的印度加尔各答，当一位记者问周恩来，如果蒋介石归国，“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务？”
周恩来豪爽而大度地笑了：“部长太低了！如果蒋中正回归祖国，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中国将不放弃使用武力
虽然美国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作出了对台湾安全的保证，这种保证为台湾20年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但是，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及“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的席位之后，蒋介石对美国保证的连续性日益感到怀疑。
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多次会见了几批海外华侨，强调了台湾人民在解放台湾中的重要作用。周和邓都强调，为了实现统一，需要长时期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败，他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在向台湾人民努力发出呼吁时，明显地缓和了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认为试图分裂的领导人虽然固执，但还可挽救。
1976年，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宣称：“我们的态度是：决不同共产党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拒绝合作的蒋经国以此为借口，拒绝和谈。
1977年至1978年，美国驻台北大使曾预先警告台湾领导人：美国政府正准备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摊牌的时刻到了！尽管如此，当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总统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此决定仅提前数小时通知蒋经国），台湾当局再次吞下被美国遗弃的苦果！以至于月底，当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代表团抵达台北时，竟发生了代表团遭到侮辱性围攻的丑剧！
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同时废除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从该日起的一年内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在4个月内撤出在台湾的所有剩余军事人员。经华盛顿和北京同意的联合公报宣布：美国将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也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一项单独声明中称：美国继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感兴趣，并希望中国人自己会和平解决此问题。中国政府则宣布，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宣布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透露，中美两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存有分歧。在会议期间，美国曾表示，将继续向台湾供应数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同意。
1981年秋，中国领导人警告华盛顿：除非美国规定出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时间表，否则中美关系将会恶化！
1982年8月17日，经过长期的反复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措词严谨的联合公报。美国同意“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中国领导人呼吁台湾批准同大陆通商、通航、通邮的“三通”和实行人员往来，并表示尊重台湾的现状，将采取合理政策解决统一问题，以使人民免遭损失。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说：在统一之后，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将享受充分自由，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武装力量。只有在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谈判，或者苏联进行干涉时，中国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关于统一问题的全面的九点建议，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权”。他说，中央政府将不干涉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叶还许诺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外国投资。叶也答应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大陆的全国性政治机构中，为台湾官员安排领导职位。他呼吁国共两党代表会晤，以便就统一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和过去对付北京的提议的做法一样，台湾当局竟然再次拒绝了叶的建议，重申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谈判、不接触的政策。
香港问题解决以后，邓小平“一国两制”本来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但首先用到香港上，有点凑巧。
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至少在80年代初就成熟了。邓不急于收回，要等两年再宣布，这好理解，为了取得英国的合作，让香港有个转弯的过程，来得平稳一点。为什么要等十几年，等到1997年？这不是因为租期未满的缘故，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既然是不平等的，就不存在租期问题。99年的租期顶多只说明拖到1997年以后不妥，而不能说明一定要等到1997年。真正的原因还是邓说的：“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邓小平文选》）一纽约教授说：我个人感觉，从中共眼光看的话，台湾问题未解决前，香港问题不但不会让它解决，而且会故意让它拖。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它一定要做成一个公开的模式，将来吸引台湾。
台湾跟香港不同，仅靠示范还不足以把它吸引过来。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希望美国“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创造条件”。
江泽民的八项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987年，台湾当局抵挡不住回大陆探亲的民间热潮，终于开放了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禁令。台湾探亲潮迈出了两岸交流的第一步。
1989年，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总书记继续执行“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第二年，台湾正式开放台商赴大陆投资办厂，并推出大陆物品管理办法，两岸经贸交流从此步入法制化轨道。
台胞回大陆探亲，台商到大陆投资，以及两岸贸易的增长，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维持和巩固了两岸仅存的同宗意识和民族感情。台北一直想“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扩大之后以“对等的政治实体”与北京交手。而北京为了防止台湾独立和外国插手，在国际上一改对台湾采取孤立政策。凡是与中国建交称友的国家，都必须接受一个前提：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诺不与台湾发生任何正式的官方关系。这样作无疑会加深台北对北京的敌意！两岸间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感情交流恰好起到了某种补偿作用，证明大陆的上述政策并非有意孤立打击台湾，只是希望台湾离大陆更近一点。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欧美国家竞相制裁中国，台商正好趁虚而入，涌向大陆的投资大幅度增长。这等于在危难时刻拉了大陆兄弟一把，有利于大陆顶住西方的制裁。台商当然也得了好处，肥水没有外流。于是双方都获得一种共识：血毕竟浓于水。
1992年，汪辜会谈令世界大吃一惊，但是，海基、海协“两会”的最高领导人毕竟终于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了4项协议。这是两岸隔绝40年以来最高层次的接触。从此，“两会”一直发挥着两岸关系中介团体的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一些台湾的有识之士看到；即使两岸的政治关系摇摆不定，台商受到大陆市场的巨大诱惑，两岸经贸往来已是一条“不归路”。
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总额已达37亿美元，投资项目达10305个，成为大陆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资来源；据说1994年台湾的外贸顺差几乎全部来自对大陆的贸易。更有人预测；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在5-10年内将超过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在此大好形势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八项主张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如果不发生台独或外国干涉，台湾海峡将是和平的，这是北京领导人一再重申的。事实上，自两岸恢复交往以来，一直到1995年夏天，台湾海峡不仅十分平静，而且两岸人民的交往日趋活跃。北京方面对动用武力是十分克制的，尽管台湾军队一再射杀大陆渔民，北京方面并未予以还手，或者说，给予必要的“回敬”。
直到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以及随后制造的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北京方面的领导人都保持着高度的克制。众所周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共领导人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解放台湾。面对李登辉一再大搞台独的表演，北京方面明确宣布，如果出现台独和外国干涉，就一定要动用武力，并且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
百年悠梦，百年沧桑，千秋家国梦，统一祖国的重任再次选择了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开国元勋毛泽东夙夜忧思的统一大业，却让他留下了一个陆游式的遗憾！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召见了中央对台工作的罗青长，专门谈了台湾问题。过后，又让工作人员将他写着“托、托、托”三个字的纸条转给罗青长。周总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候仍念念不忘台湾回归，一心系着祖国统一的未竟事业。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新一代领导人对台的基本政策，但如果出现“台独”，我们当然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千秋家国梦，为了让父辈们不再遗憾；千秋家园梦，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又为何不能手拉手地还给二十世纪一个巨大的奇迹，一个伟大的梦想呢？
第二节 台独源流缘何处分裂气焰岂能久
蒋氏父子在打击台独势力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李登辉大搞“台独”，是“本性”难移，可谓“血脉”相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体现了我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力量”。
“台独”的源与流
60年代，蒋介石光复大陆的希望日渐渺茫，便加大了思想和政治上的独裁统治，蒋氏父子同时也开始注意打击另一股政治力量――台独势力。
最初，台独者是以对抗蒋氏父子高压政策的民主斗士身份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的。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来台的国民党政权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对国民党的专权行为却是抱怨不断。
1965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后来被誉为“台独教父”，并和另两名同谋者被处8年的徒刑，之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开始在海外鼓吹台独运动。但该运动主要在日本和美国进行，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响不大。
1965年曾在11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日本是早期台独势力的温床。高玉树（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籍工程师，在1964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再次蝉联五大城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士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选举中不出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1967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有。
1965年，陈诚去世，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消除了，并于1978年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台湾政治体制的独裁性质并没有立即改变。70年代初，有一家叫《台湾政论》的月刊，曾大胆引用一位在海外的反国民党知识分子的话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推翻国民党建立独立国家，一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实行统一，两者必居其一。
该杂志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编辑随后以煽动叛乱罪处以10年徒刑。应该说，蒋氏父子在打击台独势力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希望祖国统一的。但蒋经国在挑选接班人却错了一着棋，将年轻时与台独分子打成一片的李登辉推举为他们的继承者。据说，当年蒋经国赏识乃至重用李氏，除了看重他是本省籍出身的学者以外，更主要的是考虑到他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没有党政派系班底，本人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
特别是李登辉步入政坛以后，由于国民党元老人物谢东闵等人的一再引荐，才受到蒋经国的赏识，从此在台湾政坛上平步青云，由“行政院”政务委员而台北市长，由台北市长而台湾省主席、“副总统”，直至蒋经国逝世后继承“大位”，期间，为了表现出对蒋经国的“感恩图报”和对国民党的“忠贞”，不得拿出“内敛”功夫，将其分裂祖国的意图埋在内心深处，转而对“台独”问题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态度。
他一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蒋氏去世后，却完全判若两人。
且看今日之李登辉
随着现任台湾国民党“总统”李登辉图谋破坏祖国统一，大搞“台独”的气焰甚嚣，加之美国五角大楼指派“独立”号和被称之为“海上堡垒”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染指台湾附近海域，虎视眈眈，助纣为虐，一时间令本来平静的海峡两岸如狂风突起，火药味儿弥漫，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然而，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罪魁是谁？其又是怎样一副嘴脸和居心？世人又是怎样客观评说？台湾终究要走向何处去？大凡有尊严的中国人和大凡有正义感的海外人士，无不在关切、在注视、在忧虑。
李登辉访美逞威，美利坚养虎贻患
李登辉自从当选为台湾国民党“总统”后，便诡秘地开始实施他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最后实现其“台湾独立”的野心。他深信，美国一直充当台湾的保护伞，而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访问美国。于是，通过秘密策划，他通过自己操纵的所谓民间学术机构――台湾综合研究院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以所谓“校友外交”为名签约三年，每年不惜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雇佣卡西迪公司为其联系和游说美国国会和新闻媒体等，以达到其访美的目的。据卡西迪公司的发言人史蒂夫？科利克斯透露，1994年7月18日国民党党产管理委员会主委、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以台湾综合研究院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约，总金额为四百五十万美元。卡西迪公司着重政治游说，重点是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施加影响；而下属的子公司鲍威尔？泰德公司负责公共关系，重点与各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打交道；另一个子公司白克尔？高万公司则专司民间性工作，重点是联络美国各主要民间社会团体。卡西迪发言人声称，其联络和游说的目的，就是按照“台约”规定使美国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独立政治和经济状况取得认同。而首要的工作目标就是促成李登辉访问美国。
卡西迪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在波士顿、芝加哥、费城设有办事处。公司老板卡西迪曾在1969年至1973年间担任美国参议院营养及人道需求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法律顾问。鲍威尔？泰德公司的董事长鲍威尔曾担任卡特政府的白宫新闻秘书，而总裁泰德则曾任里根总统夫人南茜的新闻秘书及布什竞选总统时的发言人。他们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些特殊背景，在美国上层社会和新闻舆论界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方面，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中一些极右分子，一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顾中美三个“公报”中明确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问题，不断向国会提交邀请李登辉访美的提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李登辉实现“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最后克林顿政府竞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居然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
李登辉到了美国后，立刻撕下“校友外交”的外衣，在演说中赤裸裸叫嚣“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台独”的言论，彻底暴露了其妄图分裂祖国的狼子野心。一时间，本来比较平静的台湾海峡风浪乍起。
“台独教父”的门生李登辉亲“独”有源
李登辉究竟是何许人也？人们未必详细了解他的家底。这里，先与大众开列其一个履历表：李登辉，男，汉族，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现年73岁。
其父李金龙，男，生卒年代不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任刑警。
李登辉小学毕业后，意欲入师范学校就读，但未被录取，同年插班进入淡江中学。
16岁前后，自感性格浮躁，开始学禅。
1953年，30岁的李登辉前往美国衣阿华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台进入“林业厅”、“农复会”，又成了基督徒。
1966年，李再次赴美，得到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
1972年，李登辉在蒋经国扶植栽培下，自“农复”组长跃升为“行政院政务委员”。1978年，又被蒋经国提拔执掌台北市政。
1988年12月，经过所谓选举，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作为一个中国人，李登辉却有深厚的日、美情结，而没有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他为什么如此包庇和纵容“台独”活动、抗拒统一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翻翻李登辉的历史，人们就不难找到答案。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曾做过日本殖民者的刑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李登辉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作为台湾当局的负责人，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受到的殖民苦难无动于衷，洋洋自得地自称曾作过22年的日本“国民”。据台湾报纸透露，他特别喜欢与那些热衷于搞分裂中国的日本“朋友”说剖白心迹的话。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中，他就透露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他要像《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一样带领台湾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他对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残酷统治顶礼膜拜，他说，“因为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可以安心工作”，说什么“殖民地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鼓吹要“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去年李登辉曾对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说，“村山首相为何要对50年前的战争之类的事情道歉呢？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与此相比对于日本而言更重要的应该是拥有作为亚洲的领导者面向未来的明确视野吧！”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之苦的亚、澳各国人民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独不见李登辉有何举措。无怪乎日本《邮报周刊》说，“李（登辉）‘总统’，比现在的日本还要有日本人的心情”。
李登辉与“台独”势力也有着拉扯不断的联系。其中“台独教父”彭明敏，是李登辉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同窗，两人自日本返台又同时进入台湾大学，都住在台大学生宿舍。彭、李二人与另一从京都帝国大学返台任台大政治系副教授的刘庆瑞关系极为密切，当时的台大师生称他们三人为“铁三角”。刘庆瑞曾于60年代初暗中炮制《台湾新宪法》，因病死而未完成。彭明敏因搞“台独”活动，于1964年被捕入狱。据彭明敏亲口说，“被捕的前一天还与李登辉在一起”。彭明敏在美国期间，李登辉曾密令其学生和好友与彭明敏取得联系。此后，两人关系不断。彭明敏曾公开表示，他在美国时常给李登辉写信，李登辉也非常重视他的建议。1990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斗时，彭明敏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李登辉竞选台湾第八任“总统”，对李登辉继任“总统”以来的政策表示肯定和支持。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向远在美国的彭明敏发出邀请函，要彭返台参加“国是会议”，“共商国事”。1992年5月，彭明敏给李登辉打电话，劝李登辉确定未来台湾“总统”选举采取“直接民选”的方式。去年底，李登辉力促彭明敏返台定居。多年来，彭明敏一直是李登辉的“超级幕僚”，李登辉所谓的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两岸分裂分治”、“总统直选”政治纲领等都来源于彭明敏的思想。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是他，支持修改“刑法一百条”，使“台独”活动变为“合法”！是他，默许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又是他，利用反对党与“台独”势力打击国民党内反对“台独”人士，制造国民党的分裂！
由此可见，李登辉大搞“台独”，是“本性”难移，可谓“血脉”相传。
三军演习，震慑“台独”逆流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大凡具有历史常识和具有正义感的海外人士都不会否定的。但是，一贯敌视中国的美国极右分子，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完全是别有用心，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李登辉的“台独”罪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