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4)
周恩来住院期间，江青一伙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们用的还是老办法：先制造舆论。《红旗》杂志1974年第10期发表了姚文元策划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6月5日姚文元布置写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历时近四个月。《红旗》编辑部贯彻姚文元的意图，说文章的主题应放在“研究儒法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意义”上，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所以要“针对当前的主要问题来写”，要着重写“复辟反复辟”的“经验教训”。姚文元8月5日说：“索性改为儒法斗争对今天的意义”。文章借研究秦汉儒法斗争历史经验之名，借古喻今。文章说：“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执行法家路线。”又说：秦始皇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而“清君侧”的策略就是要通过“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改变法家路线。文章进而点明本意：“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打击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他们的用意，跃然纸上：一为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是钻进党内的赵高、刘氵鼻；一为标榜他们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法家领导集团”，要让法家人物“在中央主持工作”。在这以后，上海市和两校等写作班子发表的多篇文章，为所谓“中央法家领导集团”鼓吹。这些文章，既是给老百姓看的，更是给毛泽东看的。他们向毛泽东进言：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心中有数，知道江青“积怨甚多”，对此并不理睬。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风庆”轮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给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在船员中议论了“样板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在信的批语中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张春桥、姚文元也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两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什么：“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作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江青一伙还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来因病住院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挑衅。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对邓小平突然袭击。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严正地回击江青：我要调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闹。邓小平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蔑视他们，离开了会场。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江青提出所谓“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种似乎是决战前夕的紧张严峻的气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地点在钓鱼台17号楼。
四人一致认为，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
“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仍然默不作声。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3）
王洪文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如果毛泽东对他的报告重视并给予支持，把事件与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钓鱼台17号楼。
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
王、唐二人看起来像姐妹俩，衣着打扮、个头长相都差不多。总是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她俩一个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一个是外交部官员唐明照的女儿。她们的职务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担任翻译，而且是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领导人有时半年几个月都难得见上毛一面，只是在他召集政治局会议或接见外宾时，才能和政治局委员们或陪同接见的其他人一起见一见。毛泽东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二位的名字。毛泽东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对两个方面报告的情况他都不轻易相信。他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王、唐二人便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毛泽东不仅从这两个年轻人那里获得他想了解的情况，而且他的指示有时也要经过这两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部门传达。
江青今天把这二位请来，是想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邓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这件事我讲不很清楚，等晚上我找洪文、春桥、文元一起来，再进一步向你们介绍情况。”江青说。
她还透露，王洪文要向毛泽东报告这件事。
当天晚上，当王海容、唐闻生按照江青的安排来到钓鱼台17号楼的时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这里等她们了。
江青首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
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说。
对问题性质的看法，张春桥把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她们两人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
“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忍了他们很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事端已经使斗争进一步明朗化，争论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问题已经到了毛泽东那里，如何解决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最后，周恩来对王、唐二人说：
“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几人的不满。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作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一架涂有中国军用飞机标志的喷气客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呼啸着腾空而起，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邓小平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谈话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说。
“这个好。”毛泽东很高兴。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向毛泽东表示：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责任确实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口罗。”毛泽东说。
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不满足自己的仅政治局委员这个职务。她想插手国务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过问。她在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金祖敏是纺织工人。中共九大期间，他突然被飞机接到北京，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天以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采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召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进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组阁”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进入数九寒天，凛冽刺骨的寒风在华北平原上空呼啸着。叶剑英得知周恩来要去长沙的消息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周恩来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击败江青“倒阁”的阴谋胜利在望。忧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据医生告诉他：“总理身体状况很不好，要乘飞机去长沙，怕……”医生话没有说完，叶剑英便果断道：“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与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让他和周恩来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长沙，毛泽东对它的感情极深。这是他家乡湖南的省城。青年时期，他在这里读书，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住的时间不短。
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略事休息，便去见毛泽东。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摇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毛泽东接见周恩来、王洪文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毛泽东向周、王说自己的身体情况。
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语“政治”。周恩来当然听得懂。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把笔放下了。
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念道：“邓、张、李……”即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飞机在平稳地飞行。上面，是无边无垠的晴空；下面，是茫茫无际的平原。世界、宇宙多么博大多么深邃。
两人的心情此时却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绪欠佳。周恩来则有一种喜悦宽慰之感。毛泽东与他们说话的主题很明确：批评江青和他们的那个“四人帮”，赞扬小平并赋予小平更重要的责任。
此次来长沙，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与周、王两人共进行了四次谈话。
23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让他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让他们再留两天。27日说，现在没什么要谈的了。
这四次谈话，毛泽东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即23日谈话的主要内容。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说没有工作做，毛泽东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说自己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11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当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他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毛泽东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毛泽东认为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毛泽东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把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个提纲，准备回京以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
周恩来微微地笑了。四届人大之前围绕人事安排的这番较量，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结局：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组阁”但没有成功。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周恩来一动身去长沙，江青便慌了手脚。她十分敏感：“这是去游说主席，是去‘组阁’了。他临死前还同我们较量……十有八九主席会采纳他的意见。”张春桥更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果真不出所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已有八年半的时间被实际上废除了。
四届人大的召开表明党内的正确势力力图使国家走上正轨的努力有了初步结果。
当周恩来站起身，准备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领导层是这样一个阵容：总理还是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从这个格局看，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四人帮”阴谋夺权却败了下来而告结束。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锋芒直指“四人帮”
1975年春天，在四届人大“组阁”问题上遭到惨败的“四人帮”不甘心失败，在四届人大闭幕不久，就大肆鼓吹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大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老干部，妄图制造新的混乱。邓小平洞悉其奸，予以坚决斗争，粉碎了“四人帮”的图谋。
1975年3月，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张春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心险恶地提出了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声称“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江青于4月4日在一次讲话中也大讲：“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也大量发表“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四人帮”的目的，是借“反经验主义”为名，攻击大批富有丰富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大批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邓小平识破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4月份就“四人帮”鼓吹的当前工作应以“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而引起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向中央写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中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上作了重要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风庆”轮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给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在船员中议论了“样板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在信的批语中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张春桥、姚文元也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两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什么：“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作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江青一伙还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来因病住院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挑衅。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对邓小平突然袭击。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严正地回击江青：我要调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闹。邓小平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蔑视他们，离开了会场。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江青提出所谓“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种似乎是决战前夕的紧张严峻的气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地点在钓鱼台17号楼。
四人一致认为，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
“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仍然默不作声。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3）
王洪文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如果毛泽东对他的报告重视并给予支持，把事件与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钓鱼台17号楼。
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
王、唐二人看起来像姐妹俩，衣着打扮、个头长相都差不多。总是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她俩一个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一个是外交部官员唐明照的女儿。她们的职务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担任翻译，而且是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领导人有时半年几个月都难得见上毛一面，只是在他召集政治局会议或接见外宾时，才能和政治局委员们或陪同接见的其他人一起见一见。毛泽东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二位的名字。毛泽东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对两个方面报告的情况他都不轻易相信。他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王、唐二人便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毛泽东不仅从这两个年轻人那里获得他想了解的情况，而且他的指示有时也要经过这两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部门传达。
江青今天把这二位请来，是想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邓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这件事我讲不很清楚，等晚上我找洪文、春桥、文元一起来，再进一步向你们介绍情况。”江青说。
她还透露，王洪文要向毛泽东报告这件事。
当天晚上，当王海容、唐闻生按照江青的安排来到钓鱼台17号楼的时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这里等她们了。
江青首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
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说。
对问题性质的看法，张春桥把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她们两人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
“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忍了他们很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事端已经使斗争进一步明朗化，争论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问题已经到了毛泽东那里，如何解决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最后，周恩来对王、唐二人说：
“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几人的不满。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作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一架涂有中国军用飞机标志的喷气客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呼啸着腾空而起，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邓小平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谈话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说。
“这个好。”毛泽东很高兴。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向毛泽东表示：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责任确实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口罗。”毛泽东说。
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不满足自己的仅政治局委员这个职务。她想插手国务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过问。她在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金祖敏是纺织工人。中共九大期间，他突然被飞机接到北京，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天以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采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召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进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组阁”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进入数九寒天，凛冽刺骨的寒风在华北平原上空呼啸着。叶剑英得知周恩来要去长沙的消息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周恩来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击败江青“倒阁”的阴谋胜利在望。忧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据医生告诉他：“总理身体状况很不好，要乘飞机去长沙，怕……”医生话没有说完，叶剑英便果断道：“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与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让他和周恩来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长沙，毛泽东对它的感情极深。这是他家乡湖南的省城。青年时期，他在这里读书，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住的时间不短。
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略事休息，便去见毛泽东。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摇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毛泽东接见周恩来、王洪文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毛泽东向周、王说自己的身体情况。
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语“政治”。周恩来当然听得懂。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把笔放下了。
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念道：“邓、张、李……”即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飞机在平稳地飞行。上面，是无边无垠的晴空；下面，是茫茫无际的平原。世界、宇宙多么博大多么深邃。
两人的心情此时却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绪欠佳。周恩来则有一种喜悦宽慰之感。毛泽东与他们说话的主题很明确：批评江青和他们的那个“四人帮”，赞扬小平并赋予小平更重要的责任。
此次来长沙，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与周、王两人共进行了四次谈话。
23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让他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让他们再留两天。27日说，现在没什么要谈的了。
这四次谈话，毛泽东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即23日谈话的主要内容。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说没有工作做，毛泽东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说自己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11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当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他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毛泽东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毛泽东认为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毛泽东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把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个提纲，准备回京以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
周恩来微微地笑了。四届人大之前围绕人事安排的这番较量，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结局：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组阁”但没有成功。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周恩来一动身去长沙，江青便慌了手脚。她十分敏感：“这是去游说主席，是去‘组阁’了。他临死前还同我们较量……十有八九主席会采纳他的意见。”张春桥更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果真不出所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已有八年半的时间被实际上废除了。
四届人大的召开表明党内的正确势力力图使国家走上正轨的努力有了初步结果。
当周恩来站起身，准备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领导层是这样一个阵容：总理还是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从这个格局看，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四人帮”阴谋夺权却败了下来而告结束。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锋芒直指“四人帮”
1975年春天，在四届人大“组阁”问题上遭到惨败的“四人帮”不甘心失败，在四届人大闭幕不久，就大肆鼓吹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大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老干部，妄图制造新的混乱。邓小平洞悉其奸，予以坚决斗争，粉碎了“四人帮”的图谋。
1975年3月，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张春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心险恶地提出了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声称“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江青于4月4日在一次讲话中也大讲：“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也大量发表“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四人帮”的目的，是借“反经验主义”为名，攻击大批富有丰富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大批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邓小平识破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4月份就“四人帮”鼓吹的当前工作应以“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而引起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向中央写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中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上作了重要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