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20)
“当教师比做机关工作辛苦得多，你知道吗？”老师们好心地告诉她。其实，教师的甘苦陈伟华是有亲身体验的。十年动乱中，她曾在北京郊区当了十年的乡村教师，她爱活泼、纯朴的孩子们，喜爱教师工作。大学毕业以后，她虽然服从国家分配走进了机关，但对教育事业的喜爱却没有减弱。全社会都要关心、重视教育，党中央还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事业的春天来到了。陈伟华酝酿已久的想法也成熟了，她决定回到教育战线。她说：“父亲听到我这一决定非常高兴，他对我大学毕业时没有回到教育战线曾经很遗憾。母亲的一家很多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支持我当一名教师。”
可是，到哪里去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母校的一位老师，听说她是学历史的，老师告诉她学校历史组里几位老师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而分配来的年轻历史教师很少，欢迎她回母校任教。
经过学校考核合格，陈伟华终于成为实验中学的一名教师。从这学期开始，她教初一两个班的历史，并担任班主任工作。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原则是：读好书，做好人。他对部下子女的教育也要求严格，要求他们：遵纪守法，读好书。
早在1949年，他在一封给战友的儿子的回信中就明确要求：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
对凡来看望他的部下，他都要问及其子女的情况，谈加强教育，要走正道。尤其在他晚年，高干子女经商之事在社会上弄得风风雨雨，议论颇多。这将身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推到了风口浪尖。他的态度是决定性的。他对部下说：“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我还会批评你。”
陈云一生的言教、身教为他的子女、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去世后，1995年4月18日，京西宾馆，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代表全家对前来参加悼念父亲活动的工作人员、朋友、亲属表示感谢。她情绪激动，声音哽咽：“我的父亲不在人世了，我们都很悲痛，我们子女永远怀念他。怀念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育，怀念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会继承父亲的遗愿。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对第三代领导人的关切
陈云对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人当中阐述得最多的一个。许是多年的组织工作生涯，阅人甚多，对这个问题想得多一些。当年龄大了，眼看着同一代的战友一个个撒手西去，硕果仅存的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而实际上，在接班人选的问题上，除了邓小平，他的声音是最重要的。
1983年，陈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时说：
但是，应该看到，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6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这些70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以上、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像我们这样做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我们每个同志应该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继续努力办好这件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1987年10月，陈云在中纪委九次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果然，在中共十三大后，陈云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一直关注国事，尤其关心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从新版《陈云文选》增收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关切程度。《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是1988年8月写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是1988年10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因此，在经济活动权力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谈话还指出，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在1989年反对动乱的关键时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会议，要求老同志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正确决定。他说：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1990年5月，陈云还专门写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一封信，谈“秋后算账”问题，他说：
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地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中国是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的明确态度，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之后，陈云更加关注国际国内局势，在重大政治决策中，与邓小平、李先念一起，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一开始就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是陈云1989年9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看来并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他在杭州、上海休养期间，多次对许多负责同志强调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并赠以条幅。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问题》是1990年4月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是陈云1990年6月对张光斗、陈志恺合著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写的批语。批语指出，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工作要抓实》是陈云1990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谈到加强中央的权威性时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的确，对全国一盘棋、中央必须具有权威等论点，陈云是坚持始终的。
在他晚年，他更是觉得这一点尤其重要，他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认识到坚持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放过机会对地方负责人宣讲这个道理。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陈云1994年2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作者指出，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作者认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谈话最后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患难夫妻情深意笃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知道她的人不多。这和党内有的领导人家庭“夫贵妻荣”的现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一些场合，或是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新闻传媒报道时会提及于若木这个名字，冠以营养学家的头衔，但也仅此而已。个中原因，当有陈云家人要求自律甚严的缘故，而于若木自己的说法是：“或者是受陈老的影响，或者我的个性与他有相似之处，不愿出头露面。”
让我们从她与陈云的传奇婚恋、她与江青的公案及她作为营养学家对陈云的照料等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位老人。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淄博。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父亲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于若木在济南念完小学，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完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内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哥于道泉当时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于若木16岁时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吃紧，于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学生一起，来到济南。她决定和妹妹于陆琳（后来改名于璐琳）一起前往延安。
可是，到哪里去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母校的一位老师，听说她是学历史的，老师告诉她学校历史组里几位老师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而分配来的年轻历史教师很少，欢迎她回母校任教。
经过学校考核合格，陈伟华终于成为实验中学的一名教师。从这学期开始，她教初一两个班的历史，并担任班主任工作。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原则是：读好书，做好人。他对部下子女的教育也要求严格，要求他们：遵纪守法，读好书。
早在1949年，他在一封给战友的儿子的回信中就明确要求：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
对凡来看望他的部下，他都要问及其子女的情况，谈加强教育，要走正道。尤其在他晚年，高干子女经商之事在社会上弄得风风雨雨，议论颇多。这将身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推到了风口浪尖。他的态度是决定性的。他对部下说：“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我还会批评你。”
陈云一生的言教、身教为他的子女、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去世后，1995年4月18日，京西宾馆，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代表全家对前来参加悼念父亲活动的工作人员、朋友、亲属表示感谢。她情绪激动，声音哽咽：“我的父亲不在人世了，我们都很悲痛，我们子女永远怀念他。怀念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育，怀念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会继承父亲的遗愿。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对第三代领导人的关切
陈云对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人当中阐述得最多的一个。许是多年的组织工作生涯，阅人甚多，对这个问题想得多一些。当年龄大了，眼看着同一代的战友一个个撒手西去，硕果仅存的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而实际上，在接班人选的问题上，除了邓小平，他的声音是最重要的。
1983年，陈云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时说：
但是，应该看到，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6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这些70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以上、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像我们这样做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我们每个同志应该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继续努力办好这件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1987年10月，陈云在中纪委九次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果然，在中共十三大后，陈云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一直关注国事，尤其关心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从新版《陈云文选》增收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关切程度。《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是1988年8月写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是1988年10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因此，在经济活动权力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谈话还指出，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在1989年反对动乱的关键时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会议，要求老同志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正确决定。他说：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1990年5月，陈云还专门写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一封信，谈“秋后算账”问题，他说：
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地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中国是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的明确态度，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之后，陈云更加关注国际国内局势，在重大政治决策中，与邓小平、李先念一起，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一开始就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是陈云1989年9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看来并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他在杭州、上海休养期间，多次对许多负责同志强调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并赠以条幅。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问题》是1990年4月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是陈云1990年6月对张光斗、陈志恺合著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写的批语。批语指出，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工作要抓实》是陈云1990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谈到加强中央的权威性时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的确，对全国一盘棋、中央必须具有权威等论点，陈云是坚持始终的。
在他晚年，他更是觉得这一点尤其重要，他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认识到坚持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放过机会对地方负责人宣讲这个道理。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陈云1994年2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作者指出，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作者认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谈话最后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患难夫妻情深意笃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知道她的人不多。这和党内有的领导人家庭“夫贵妻荣”的现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一些场合，或是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新闻传媒报道时会提及于若木这个名字，冠以营养学家的头衔，但也仅此而已。个中原因，当有陈云家人要求自律甚严的缘故，而于若木自己的说法是：“或者是受陈老的影响，或者我的个性与他有相似之处，不愿出头露面。”
让我们从她与陈云的传奇婚恋、她与江青的公案及她作为营养学家对陈云的照料等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位老人。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淄博。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父亲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于若木在济南念完小学，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完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内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哥于道泉当时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于若木16岁时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吃紧，于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学生一起，来到济南。她决定和妹妹于陆琳（后来改名于璐琳）一起前往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