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转 折 篇(2)
“二二事件”的突然发生，使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而手握重兵的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掉头西向，更是加剧了这一分化的势头。2月4日，周恩来在西安向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一份“万万火急”的“绝密”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难愈分化，少壮派趋极端而右派纷纷投降反攻。刘多荃甚至对西安警戒，对潼关接头，扣留少壮旅、团长，给蒋(介石)、顾(祝同)以大好利用机会，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甚至有被调开的危险。”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71页。
电报还指出：“(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但我们恐难公开立足。”②电报还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当时形势下应采取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7页。
2月6日，是夏历丙子年腊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总部机关人员、卫队团以及第一一五师官兵，在董英斌参谋长的率领下，离开西安，向？县(今彬县)出发。时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党务处处长的卢广绩回忆说，东北军北上？县的人员“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8页。
西安事变爆发后即担任东北军政治部宣传科游艺股股长的张寒晖，也汇入了这股向？县北上的人流之中。目睹着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使张寒晖牵挂着已被“严加管束”的张学良将军，他一面走路，一面哼唱，谱成了《士兵怀念司令歌》：
拿起枪来想起司令他，
人性正直眼光远大。
我们怎能忘记他哩！
他对我们不说空话。
端起碗来想起司令他，
抗日反奸解放中华。
我们怎能忘记他哩！
为了祖国犯了什么法？
躺在床上想起司令他，
牺牲自己挽救国家。
我们怎能忘记他哩！
他令我们打回老家。
司令你回来吧！
司令你回来吧！
我们需要你领导，
解放民族打回老家。《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第216页。
张学良在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延安会谈之后，一直到西安事变前夕，先后向西北苏区和红军提供经费资助达67万元之多，这些款项均是从西北“剿总”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西安事变后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粮秣处处长的张政枋回忆说：“张学良因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就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我曾经当面恳请于学忠设法，被否决，不准报销，并叫我自己想办法负责归还。一时间，使我惶恐不安。”《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21页。
1937年1月上旬，张政枋被调任第六十七军第一一？师师长。离任之际，这笔“无处报销”的巨款成了张政枋的一块心病。张政枋回忆说：
因我去接一一？师师长职务，把粮秣处的经手事务必须作个初步结束与交代，特别是张副司令的借支垫款都是我经手办理，更要交代清楚。因此，于1937年2月上旬粮秣处把张学良的临时借垫67万多元现款按账算清后，我于1937年2月17日上午到总部呈报于学忠请转中央报销。当时于学忠问我有条子证据没有，我说副司令临时用钱打电话给送去的，当时未要收条。于说：“这些开支垫款都是副司令许可和他使用的，你可向副司令请求报销好了，我实在不敢替他向中央报请，你另想别的办法，我是不管的。”说罢，他就进屋休息了。我无奈，转到参谋长董英斌办公室把情况介绍一番，董说何不把这些经过情况和事实向红军办事处负责人说一下，请他们想个办法或开个证明条子，再向于主席请求报销，那时他就无话可讲了。我就按照董参谋长的指示到西安市北城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见处长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三位同志，说明来意和经过情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研究，叶剑英同志慷慨地说：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子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一边说话一边拿起笔来开个共用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我把条子拿在手中如获至宝，向他们三位告别而出。
2月18日上午，我手持红军办事处的证明收条到总部，首先见董英斌参谋长，说明到红军办事处开证明条子的经过。他见到条子很高兴地说：这回差不多行啦，于先生可能敢转啦，你快去见他吧。我请参谋长同我一块儿去见于。到屋后，我首先把证明条子呈上，于一边看条子，一边皱着眉头说：“这个小条子能好使吗？它能承担这67万元巨款的责任吗？”在于学忠面有难色的时候，董参谋长说：“别看红军办事处机关小，它是代表红军的。红军现在也是国家部队，可以转报试试看，如果不行，主席也不负什么责任，况副司令在南京也可以去电问一问，粮秣处在此地有账可查，请主席转报一下没大关系。”于考虑了半天说一声：好吧！报报看。这67万元的条子就这样报上去了，以后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21―222页。
张学良援助苏区和红军的款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销”，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一段颇具戏剧性色彩的“插曲”。
2月9日，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西安。在此前的2月7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指示他进入西安城后，应注意以下事项：“(一)与杨(虎城)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办法，并探测其，(与)‘赤匪’与张(学良)部之方针态度与其轻重之程度，最后探询其李志刚谓其自有进一步办法者，如何进行与实施？此节或不必急遽直问，可先用(李)志刚、登云及邓宝珊等间接运用督促，务使其与中央一致能切实办到。”(二)“对周恩来及共产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虎城)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后派代表与之接洽。”(三)“初入城与其三方面各人会面时，不可向之用离间之言及使其疑惧团结；而对(杨)虎城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相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妥也。”《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70页。
2月8日，蒋介石又密电顾祝同，决定将东北军调往安徽、河南一带。
在得知东北军将东调安徽一带，主要军官发生分化的情况后，周恩来于2月23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目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原则是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以谋较远的发展；许多事要准备重新做起。《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61页。
在此之前，东北军骑兵军军长、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何柱国于2月17日前往浙江奉化雪窦山，拜见了被幽禁的张学良，向张学良汇报了“二二事件”的经过和东北军的近况。张学良于当天致信杨虎城，信中写道：“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持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疑为愤世之误――引者注)之想。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③《张学良遗稿》，第130页。
张学良在信中还深情地表示：“西望云天，不胜依依。”③。
张学良在当天还致信于学忠，信中说：“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仝人(同仁)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仝人(同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应为贡――引者注)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 ，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和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②③④《张学良遗稿》，第138、138、144、144页。
张学良在信中还向东北军将领表示致意，并请于学忠将信中表示的“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的愿望“转各干部为祷”②。
就在这一天，身处被幽禁之地的张学良还致信周恩来。张学良在信中写道：“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仝人(同仁)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仝人(同仁)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③张学良还在信中写道：“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向诸仝人(同仁)致敬意。”④。
张学良在同一天写下的三封信，表达了他对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共度时艰那段已逝时光的怀念，也表达了他虽身处逆境而终不懊悔的信念。
在张学良致信周恩来的当天，国民政府下达了恢复张学良公权令。第二天，行政院又奉发此令，全文如下：
关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呈请将张学良复权，俾得自效，经奉交由司法院核复，张学良所受褫夺公权五年之徒刑，似可免其执行一案。兹奉国民政府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令开：张学良著予复权。此令。《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76页。
南京政府行政院的一纸命令，并没有为张学良将军带来“自由”的福音。在他面前，还将是漫长的“幽禁”岁月。
在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和胁迫利诱之下，从1935年7月开进潼关，走上内战战场的东北军，被迫开始东移。
电报还指出：“(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但我们恐难公开立足。”②电报还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当时形势下应采取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7页。
2月6日，是夏历丙子年腊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总部机关人员、卫队团以及第一一五师官兵，在董英斌参谋长的率领下，离开西安，向？县(今彬县)出发。时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党务处处长的卢广绩回忆说，东北军北上？县的人员“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8页。
西安事变爆发后即担任东北军政治部宣传科游艺股股长的张寒晖，也汇入了这股向？县北上的人流之中。目睹着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使张寒晖牵挂着已被“严加管束”的张学良将军，他一面走路，一面哼唱，谱成了《士兵怀念司令歌》：
拿起枪来想起司令他，
人性正直眼光远大。
我们怎能忘记他哩！
他对我们不说空话。
端起碗来想起司令他，
抗日反奸解放中华。
我们怎能忘记他哩！
为了祖国犯了什么法？
躺在床上想起司令他，
牺牲自己挽救国家。
我们怎能忘记他哩！
他令我们打回老家。
司令你回来吧！
司令你回来吧！
我们需要你领导，
解放民族打回老家。《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第216页。
张学良在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延安会谈之后，一直到西安事变前夕，先后向西北苏区和红军提供经费资助达67万元之多，这些款项均是从西北“剿总”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西安事变后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粮秣处处长的张政枋回忆说：“张学良因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就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我曾经当面恳请于学忠设法，被否决，不准报销，并叫我自己想办法负责归还。一时间，使我惶恐不安。”《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21页。
1937年1月上旬，张政枋被调任第六十七军第一一？师师长。离任之际，这笔“无处报销”的巨款成了张政枋的一块心病。张政枋回忆说：
因我去接一一？师师长职务，把粮秣处的经手事务必须作个初步结束与交代，特别是张副司令的借支垫款都是我经手办理，更要交代清楚。因此，于1937年2月上旬粮秣处把张学良的临时借垫67万多元现款按账算清后，我于1937年2月17日上午到总部呈报于学忠请转中央报销。当时于学忠问我有条子证据没有，我说副司令临时用钱打电话给送去的，当时未要收条。于说：“这些开支垫款都是副司令许可和他使用的，你可向副司令请求报销好了，我实在不敢替他向中央报请，你另想别的办法，我是不管的。”说罢，他就进屋休息了。我无奈，转到参谋长董英斌办公室把情况介绍一番，董说何不把这些经过情况和事实向红军办事处负责人说一下，请他们想个办法或开个证明条子，再向于主席请求报销，那时他就无话可讲了。我就按照董参谋长的指示到西安市北城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见处长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三位同志，说明来意和经过情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研究，叶剑英同志慷慨地说：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子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一边说话一边拿起笔来开个共用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我把条子拿在手中如获至宝，向他们三位告别而出。
2月18日上午，我手持红军办事处的证明收条到总部，首先见董英斌参谋长，说明到红军办事处开证明条子的经过。他见到条子很高兴地说：这回差不多行啦，于先生可能敢转啦，你快去见他吧。我请参谋长同我一块儿去见于。到屋后，我首先把证明条子呈上，于一边看条子，一边皱着眉头说：“这个小条子能好使吗？它能承担这67万元巨款的责任吗？”在于学忠面有难色的时候，董参谋长说：“别看红军办事处机关小，它是代表红军的。红军现在也是国家部队，可以转报试试看，如果不行，主席也不负什么责任，况副司令在南京也可以去电问一问，粮秣处在此地有账可查，请主席转报一下没大关系。”于考虑了半天说一声：好吧！报报看。这67万元的条子就这样报上去了，以后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21―222页。
张学良援助苏区和红军的款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销”，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一段颇具戏剧性色彩的“插曲”。
2月9日，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西安。在此前的2月7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指示他进入西安城后，应注意以下事项：“(一)与杨(虎城)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办法，并探测其，(与)‘赤匪’与张(学良)部之方针态度与其轻重之程度，最后探询其李志刚谓其自有进一步办法者，如何进行与实施？此节或不必急遽直问，可先用(李)志刚、登云及邓宝珊等间接运用督促，务使其与中央一致能切实办到。”(二)“对周恩来及共产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虎城)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后派代表与之接洽。”(三)“初入城与其三方面各人会面时，不可向之用离间之言及使其疑惧团结；而对(杨)虎城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相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妥也。”《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70页。
2月8日，蒋介石又密电顾祝同，决定将东北军调往安徽、河南一带。
在得知东北军将东调安徽一带，主要军官发生分化的情况后，周恩来于2月23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目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原则是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以谋较远的发展；许多事要准备重新做起。《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61页。
在此之前，东北军骑兵军军长、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何柱国于2月17日前往浙江奉化雪窦山，拜见了被幽禁的张学良，向张学良汇报了“二二事件”的经过和东北军的近况。张学良于当天致信杨虎城，信中写道：“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持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疑为愤世之误――引者注)之想。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③《张学良遗稿》，第130页。
张学良在信中还深情地表示：“西望云天，不胜依依。”③。
张学良在当天还致信于学忠，信中说：“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仝人(同仁)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仝人(同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应为贡――引者注)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 ，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和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②③④《张学良遗稿》，第138、138、144、144页。
张学良在信中还向东北军将领表示致意，并请于学忠将信中表示的“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的愿望“转各干部为祷”②。
就在这一天，身处被幽禁之地的张学良还致信周恩来。张学良在信中写道：“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仝人(同仁)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仝人(同仁)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③张学良还在信中写道：“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向诸仝人(同仁)致敬意。”④。
张学良在同一天写下的三封信，表达了他对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共度时艰那段已逝时光的怀念，也表达了他虽身处逆境而终不懊悔的信念。
在张学良致信周恩来的当天，国民政府下达了恢复张学良公权令。第二天，行政院又奉发此令，全文如下：
关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呈请将张学良复权，俾得自效，经奉交由司法院核复，张学良所受褫夺公权五年之徒刑，似可免其执行一案。兹奉国民政府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令开：张学良著予复权。此令。《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76页。
南京政府行政院的一纸命令，并没有为张学良将军带来“自由”的福音。在他面前，还将是漫长的“幽禁”岁月。
在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和胁迫利诱之下，从1935年7月开进潼关，走上内战战场的东北军，被迫开始东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