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善 后 篇(1)
西安事变实录张学良南京受审。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的专机从洛阳机场起飞约两个多小时之后，张学良和宋子文等乘坐张学良的自备波音飞机也由洛阳机场起飞。约下午2时许，飞机降落在南京城外的一个军用机场。这里没有欢迎的人群，却有着如临大敌的宪兵和特务的严密警戒。当时前往机场欢迎张学良的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后来回忆说：“到飞机场接张学良的只有我一个人，外加一位姓杨的小姐，张(学良)下机后，我们俩同坐在一辆汽车上。他在车上问我：‘哎，南京怎么样？’我想了想说：‘南京不是咱们的天下，你到南京来，就等于入了虎穴，就要听凭南京的宰割。’张想了想，用东北话说道：‘我这么大的个子，他那么大的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不算数？’”唐德纲、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710页。
张学良乘坐的汽车，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护送下，开进了位于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里。
就在这天下午，蒋介石传来口信，要求张学良写一个认罪的信函。张学良根据这一口信，遂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过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安，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见谅！
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遗稿》，第156页。
从张学良入住宋子文公馆后，戒备森严的宋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前来探望张学良的人群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思是在12月25日晚被释放的。张学良对张学思说：“今天我很忙，两三天后我准备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第167页。
由此可见，张学良并没有想到自己处境的艰险，还准备在“两三天后”即返回西安，继续统率东北军。
12月27日夜，张学良致信杨虎城。信中写：“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寰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我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为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行，少数不清密知可也。”《张学良遗稿》，第127页。
蒋介石在收到张学良26日的信件后，遂于28日将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89―690页。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称：“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90页。
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议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会议作出决议，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会议还作出决议：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办理。当天晚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即日停止军事行动，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闭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举行会议，就审理张学良作出决定，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烈钧任高等法院审判长。李烈钧在会上指定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鹿钟麟为审判官。
李烈钧在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后，即于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专门请示了蒋介石。据鹿钟麟在所写《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一文中所述：
据李(烈钧)述当时的情况，蒋(介石)见李(烈钧)至，先开口问李(烈钧)：“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烈钧)坦率地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近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席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29页。
12月31日上午10时整，高等军法会审在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李烈钧就西安事变经过的事实对张学良进行了询问。随后，李烈钧和张学良在法庭上进行了问答。鹿钟麟后来记述了两人的问答：“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不容的吗？’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并给他提出所犯的‘胁迫统帅’有关条款。然后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抑自己所为？’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绝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进行至此，张忽谓：‘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李答称：‘可以。’张谓：‘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李称：‘有。’张谓：‘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李称：‘正是。’张自负谓：‘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李叱责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③《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93、694页。
庭审至此，已无法继续进行，在朱培德、鹿钟麟的建议下，李烈钧宣布暂时休庭。随后，又宣布开庭，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将由张学良签字的庭审记录送交蒋介石过目。随即宣读预先已准备好的判决书：“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蒋介石传》上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4页。
宣读完判决书后，李烈钧宣布闭庭。张学良在军法会审上的神色自若和直言不讳，曾使李烈钧感慨而言曰：“不愧为张作霖之子。”③。
张学良在20年之后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关于军法会审一事，这样记述说：“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烈钧)由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纸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是(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愤，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做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烈钧)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疾书，李(烈钧)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协和――引者注)先生永怀不忘。”《张学良遗稿》，第117页。
应该指出的是，张学良在此处所记当时庭审时曾有“笔述”一节，而鹿钟麟在其所写《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一文中却没有提及，其真相究竟如何？也许将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了。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一幕“闹剧”谢幕仅两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当天14时，蒋介石就将为张学良请求特致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呈文中写道：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估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宜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执法必严，有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衣，仰祈鉴核施行。《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156页。
与蒋介石的呈文一同送达国民政府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的判决书。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元旦，南京《中央日报》以《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并褫夺公权五年，即呈国府核定》为题，刊登了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与此同时，《中央日报》还以《蒋委员长请予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为题刊登了蒋介石向国民政府的呈文。当天上午，尚在休新年假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将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的呈文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当日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随即向军事委员会发出指令，全文如下：“令军事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一日，法字第17892号，呈一件，为呈送高等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一案卷 ，送核示由。呈件均悉，查核原判罪行尚无不合，应准照判执行。原卷发还，判决书存，此令。”②《中央日报》1937年1月5日报道。
1月4日，新年假期期满。国民政府在林森主席的主持下，于当天上午11时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特赦张学良。会后，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②。
从此，张学良在所谓“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
1937年元旦。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人们迎来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元旦。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隶)、鲁的活动，反对内战。”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6页。
这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注意与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②。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孙科)、冯焕章(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拯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6―637页。
也在这一天，彭德怀和任弼时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庆阳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并报在保安的毛泽东：“近日时局似有向不利方向发展趋势”，“对西北(军)、东北军团结工作使信仰红军十分重要。”《任弼时年谱》，第317页。
这一天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杨虎城将军的《告官兵书》。《告官兵书》指出：“时日的奔腾迅速得使人吃惊，一转瞬间，又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元旦了。在惨痛的回溯中，打开过去25年的历史看一看，几乎全都是血与泪写成的一幕内战剧的演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难的严重，更增加了国家民族覆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愈益紧迫，反而我中华民族的意志也日形消沉，交相点映出这东方老大的古国没落与悲哀。”《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4―455页。
《告官兵书》接着写道：“然而，正义是永存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枪口与刺刀之下，终于压榨出了一个壮烈的回声，为这东方老大的古国，重新地打开了一条民族更生的道路。譬如：去年12月12日西安爱国运动的崛发――双十二纪念日，这悲壮义举，揭开了民族复活的头幕，于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的来临，就将为这老大的东方民族写出了更热烈光荣的一页。
”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4―455页。
《告官兵书》还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写道：“假若中华民族还有一个人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一天不死，我相信中华民族终有复兴的一天。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爱国运动的造谣与诡计，也只有更加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爱国心的激发，更加紧密的站在一致团结的路上，为求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向帝国主义者作更大的努力奋斗而已。”②。
《解放日报》在刊登杨虎城《告官兵书》的同时，还刊登了张学良将军从南京发来的《告东北将士书》。《告东北将士书》写道：“危机四伏，困苦艰难的民国二十五年，已如逝水般地飞去，关系民族存亡绝续的民国二十六年，又随时序的嬗变俱来，我们当这样的一个新年元旦，想想我们的国家前途，想想我们的故乡惨状，应该怎样决定我们今后的任务？再看看国防潮流的激荡，国内新局面的展开，我们更应该怎样振作起我们的精神，坚强我们的意志，认清我们的目标，来为民族国家及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②③《张学良遗稿》，第141―143页。
《告东北将士书》指出：“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境的分野， 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②张学良在《告东北将士书》的最后，还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 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现在还在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回我们的白山黑水！”③。
就在这一天，杨虎城在西安西关操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抗议南京政府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在阅兵式开始前，杨虎城发表演说，号召官兵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91页。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官兵参加了阅兵式。
12月31日的南京军事法庭公审结束后，张学良被移居孝陵卫孔祥熙的公馆里。就在这天晚上，张学良梦见“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相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此中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将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②《张学良遗稿》，第284、141―143页。
张学良在新年第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梦境，也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呀！(民国)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衰，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国事有复兴机会。”②。
也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发表了题为《自力更生》的广播讲话。林森在讲话中说：“我希望全国人民都要注意有两件事情：第一，从今年元旦起，决不做妨害民族国家利益的事；第二，从今年元旦起，一切应尽的职责，应该积极去做。”④《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0页。
林森表示：“无论政府人民，士农工商，都要各就本位，尽力所能，尽心所安，做到称职的地步。能够这样，每个人民就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作中华民族的总动员，来拥护统一，努力国防建设，我相信国家的复兴，在短期间定可以做到。”④。
也就在这一天，已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料理其兄蒋介卿丧事并“休假”，以资调摄的蒋介石，一方面派戴笠前往张学良被关押处，“追问西安火车事”，《张学良遗稿》，第284页。
以便恢复陇海路交通，另一方面却在精心筹划着西安事变后的陕甘政局变动问题。四天之后，也就是元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议定了陕甘善后事宜。在人事方面：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在军队驻地划分上规定：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等部，分驻潼关、朝邑(今大荔境内)、渭南、咸阳、宝鸡以达天水一带；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原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卫旅团移驻正宁、？邑(今旬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县(今彬县)等县；孙蔚如第十七师移驻甘泉、？县(今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阳(今合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五师、一？九师、一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师(即张学良所部)，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以前之原位置。关于军饷问题，则规定：原由中央发饷之各军饷粮，由中央照原领实数，统一发给，在西安设军需分局办理。《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1页。
1月6日出版的《中央日报》，以《行政院议定陕甘善后》为主标题及《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均撤职留任》为副标题，刊登了南京政府行政院的这一决定。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既萌生着新的希望，提供着新的机遇，也酝酿着新的问题、新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在进行着新的努力、新的抉择，以抢抓新的机遇、创造新的奇迹。而在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面前，也将展开一条他们自己的新的人生轨迹……
红军主力继续南下。
在南京当局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日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决定恢复中共陕甘省委，李维汉任书记。会议还讨论了张学良被南京扣留后的形势与对策。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②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7、637、637―638页。
中革军委主席团于当天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指示：为策应抗日联军第一、第二集团军，争取整个联军的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并积极准备于不得已时与进攻之敌作战，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野战军应根据周(恩来)副主席与杨虎城主任商定的计划，从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注意不越过泾水以南，严守军事政治纪律。②。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③。
1月3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在庆阳发布命令：野战军各兵团(1月)4日一齐出动。以红二方面军为左翼，7日前到达淳化县城以北区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军为中央队，6日前到达旬邑以北区域；红一方面军为右翼，第十五军团8日前到达旬邑以南地域，第一军团5日前转移到淳化县城附近。前总7日前到达旬邑。②《任弼时年谱》第318页。
命令还要求各兵团尽可能保持秘密，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原有政权组织，所需粮食由当地政府及我军政治机关共同负责筹集或购买。②。
就在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联合作战方案：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依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此方案报告中共中央后，次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同意。《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0页。
1月5日，在南京政府行政院发布陕甘善后的当天晚上21时，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的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臣(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我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页。
就在同一天，已率红二方面军到达淳化的贺龙，致信在1926年曾与自己结为“金兰之好”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中写道，西安事变“之经过既使蒋先生一悟过去‘攘外必先安内’之错误政策，更毅然接受西安之六项要求，吾人惟望从此内战结束，举国一致共谋救亡图存之大计。惟蒋先生旋返南京后，是否立即履行其在西安之诺言，不再负国人之愿望，一方固决定于蒋先生‘言必信、行必果’，同时吾兄及南京各爱国领袖、将领之积极‘拥护和平实现抗日’，督促与帮助蒋先生下最后之抗日决心，实有决定意义。且夫日寇今后分裂中国抗日力量之伎俩必然继续加紧，亲日派之挑拨离间亦必无微不至，欲谋国内之和平团结，共抗暴日，惟有以迅雷手段驱逐南京及各地之亲日派，才能成功。击兹中流，端赖和衷共济，当机立断，惟望吾兄与诸爱国将领共图之！寇深势危，吾辈弟兄正当为民族国家奋斗到底，实望能在民族反日战争火线上得以兄弟重逢。临颍袂驰，不尽欲言，立候示复，并望派代表前来面商一切。”《红书简》第三卷，第988―989页。
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与陕西省各县行政当局商决：红军在友军区域的活动办法为：(一)粮食以买为主，向地主劝捐为次。(二)原有行政系统不变，联保、保甲、民团名义暂不改组，但改变其内容。(三)苏区游击队与白区民团各守原防，互不攻击，实行联欢。(四)扩大苏区口号目前可不必提。(五)绝对保护商业，目前暂不向商人劝捐。②《任弼时年谱》，第319、320页。
南下的红军主力部队严格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任弼时和杨尚昆在1月11日从泾阳县安吴堡红军前总驻地发给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的电报所说：红军主力南下以来部队纪律有大的进步，对西安事变及释放蒋介石问题经向指战员解释后，“一般都能了解，情绪很高”，对旧有政权“采取了尊重和协商的态度”，“没有打一个土豪”，各界人士“沿途欢迎”。好多群众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军队。②。
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加。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联合抗日主张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对于张、杨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
(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整个前途，在特赦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六)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遭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42―143页。
第二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的通电》，通电指出：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的专机从洛阳机场起飞约两个多小时之后，张学良和宋子文等乘坐张学良的自备波音飞机也由洛阳机场起飞。约下午2时许，飞机降落在南京城外的一个军用机场。这里没有欢迎的人群，却有着如临大敌的宪兵和特务的严密警戒。当时前往机场欢迎张学良的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后来回忆说：“到飞机场接张学良的只有我一个人，外加一位姓杨的小姐，张(学良)下机后，我们俩同坐在一辆汽车上。他在车上问我：‘哎，南京怎么样？’我想了想说：‘南京不是咱们的天下，你到南京来，就等于入了虎穴，就要听凭南京的宰割。’张想了想，用东北话说道：‘我这么大的个子，他那么大的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不算数？’”唐德纲、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710页。
张学良乘坐的汽车，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护送下，开进了位于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里。
就在这天下午，蒋介石传来口信，要求张学良写一个认罪的信函。张学良根据这一口信，遂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过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安，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见谅！
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遗稿》，第156页。
从张学良入住宋子文公馆后，戒备森严的宋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前来探望张学良的人群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思是在12月25日晚被释放的。张学良对张学思说：“今天我很忙，两三天后我准备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第167页。
由此可见，张学良并没有想到自己处境的艰险，还准备在“两三天后”即返回西安，继续统率东北军。
12月27日夜，张学良致信杨虎城。信中写：“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寰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我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为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行，少数不清密知可也。”《张学良遗稿》，第127页。
蒋介石在收到张学良26日的信件后，遂于28日将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89―690页。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称：“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90页。
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议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会议作出决议，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会议还作出决议：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办理。当天晚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即日停止军事行动，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闭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举行会议，就审理张学良作出决定，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烈钧任高等法院审判长。李烈钧在会上指定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鹿钟麟为审判官。
李烈钧在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后，即于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专门请示了蒋介石。据鹿钟麟在所写《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一文中所述：
据李(烈钧)述当时的情况，蒋(介石)见李(烈钧)至，先开口问李(烈钧)：“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烈钧)坦率地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近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席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29页。
12月31日上午10时整，高等军法会审在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李烈钧就西安事变经过的事实对张学良进行了询问。随后，李烈钧和张学良在法庭上进行了问答。鹿钟麟后来记述了两人的问答：“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不容的吗？’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并给他提出所犯的‘胁迫统帅’有关条款。然后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抑自己所为？’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绝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进行至此，张忽谓：‘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李答称：‘可以。’张谓：‘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李称：‘有。’张谓：‘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李称：‘正是。’张自负谓：‘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李叱责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③《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93、694页。
庭审至此，已无法继续进行，在朱培德、鹿钟麟的建议下，李烈钧宣布暂时休庭。随后，又宣布开庭，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将由张学良签字的庭审记录送交蒋介石过目。随即宣读预先已准备好的判决书：“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蒋介石传》上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4页。
宣读完判决书后，李烈钧宣布闭庭。张学良在军法会审上的神色自若和直言不讳，曾使李烈钧感慨而言曰：“不愧为张作霖之子。”③。
张学良在20年之后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关于军法会审一事，这样记述说：“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烈钧)由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纸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是(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愤，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做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烈钧)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疾书，李(烈钧)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协和――引者注)先生永怀不忘。”《张学良遗稿》，第117页。
应该指出的是，张学良在此处所记当时庭审时曾有“笔述”一节，而鹿钟麟在其所写《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一文中却没有提及，其真相究竟如何？也许将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了。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一幕“闹剧”谢幕仅两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当天14时，蒋介石就将为张学良请求特致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呈文中写道：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估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宜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执法必严，有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衣，仰祈鉴核施行。《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156页。
与蒋介石的呈文一同送达国民政府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的判决书。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元旦，南京《中央日报》以《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并褫夺公权五年，即呈国府核定》为题，刊登了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与此同时，《中央日报》还以《蒋委员长请予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为题刊登了蒋介石向国民政府的呈文。当天上午，尚在休新年假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将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的呈文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当日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随即向军事委员会发出指令，全文如下：“令军事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一日，法字第17892号，呈一件，为呈送高等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一案卷 ，送核示由。呈件均悉，查核原判罪行尚无不合，应准照判执行。原卷发还，判决书存，此令。”②《中央日报》1937年1月5日报道。
1月4日，新年假期期满。国民政府在林森主席的主持下，于当天上午11时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特赦张学良。会后，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②。
从此，张学良在所谓“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
1937年元旦。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人们迎来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元旦。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隶)、鲁的活动，反对内战。”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6页。
这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注意与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②。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孙科)、冯焕章(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拯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6―637页。
也在这一天，彭德怀和任弼时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庆阳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并报在保安的毛泽东：“近日时局似有向不利方向发展趋势”，“对西北(军)、东北军团结工作使信仰红军十分重要。”《任弼时年谱》，第317页。
这一天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杨虎城将军的《告官兵书》。《告官兵书》指出：“时日的奔腾迅速得使人吃惊，一转瞬间，又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元旦了。在惨痛的回溯中，打开过去25年的历史看一看，几乎全都是血与泪写成的一幕内战剧的演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难的严重，更增加了国家民族覆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愈益紧迫，反而我中华民族的意志也日形消沉，交相点映出这东方老大的古国没落与悲哀。”《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4―455页。
《告官兵书》接着写道：“然而，正义是永存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枪口与刺刀之下，终于压榨出了一个壮烈的回声，为这东方老大的古国，重新地打开了一条民族更生的道路。譬如：去年12月12日西安爱国运动的崛发――双十二纪念日，这悲壮义举，揭开了民族复活的头幕，于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的来临，就将为这老大的东方民族写出了更热烈光荣的一页。
”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4―455页。
《告官兵书》还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写道：“假若中华民族还有一个人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一天不死，我相信中华民族终有复兴的一天。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爱国运动的造谣与诡计，也只有更加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爱国心的激发，更加紧密的站在一致团结的路上，为求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向帝国主义者作更大的努力奋斗而已。”②。
《解放日报》在刊登杨虎城《告官兵书》的同时，还刊登了张学良将军从南京发来的《告东北将士书》。《告东北将士书》写道：“危机四伏，困苦艰难的民国二十五年，已如逝水般地飞去，关系民族存亡绝续的民国二十六年，又随时序的嬗变俱来，我们当这样的一个新年元旦，想想我们的国家前途，想想我们的故乡惨状，应该怎样决定我们今后的任务？再看看国防潮流的激荡，国内新局面的展开，我们更应该怎样振作起我们的精神，坚强我们的意志，认清我们的目标，来为民族国家及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②③《张学良遗稿》，第141―143页。
《告东北将士书》指出：“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境的分野， 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②张学良在《告东北将士书》的最后，还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 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现在还在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回我们的白山黑水！”③。
就在这一天，杨虎城在西安西关操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抗议南京政府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在阅兵式开始前，杨虎城发表演说，号召官兵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91页。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官兵参加了阅兵式。
12月31日的南京军事法庭公审结束后，张学良被移居孝陵卫孔祥熙的公馆里。就在这天晚上，张学良梦见“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相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此中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将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②《张学良遗稿》，第284、141―143页。
张学良在新年第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梦境，也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呀！(民国)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衰，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国事有复兴机会。”②。
也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发表了题为《自力更生》的广播讲话。林森在讲话中说：“我希望全国人民都要注意有两件事情：第一，从今年元旦起，决不做妨害民族国家利益的事；第二，从今年元旦起，一切应尽的职责，应该积极去做。”④《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0页。
林森表示：“无论政府人民，士农工商，都要各就本位，尽力所能，尽心所安，做到称职的地步。能够这样，每个人民就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作中华民族的总动员，来拥护统一，努力国防建设，我相信国家的复兴，在短期间定可以做到。”④。
也就在这一天，已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料理其兄蒋介卿丧事并“休假”，以资调摄的蒋介石，一方面派戴笠前往张学良被关押处，“追问西安火车事”，《张学良遗稿》，第284页。
以便恢复陇海路交通，另一方面却在精心筹划着西安事变后的陕甘政局变动问题。四天之后，也就是元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议定了陕甘善后事宜。在人事方面：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在军队驻地划分上规定：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等部，分驻潼关、朝邑(今大荔境内)、渭南、咸阳、宝鸡以达天水一带；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原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卫旅团移驻正宁、？邑(今旬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县(今彬县)等县；孙蔚如第十七师移驻甘泉、？县(今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阳(今合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五师、一？九师、一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师(即张学良所部)，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以前之原位置。关于军饷问题，则规定：原由中央发饷之各军饷粮，由中央照原领实数，统一发给，在西安设军需分局办理。《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1页。
1月6日出版的《中央日报》，以《行政院议定陕甘善后》为主标题及《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均撤职留任》为副标题，刊登了南京政府行政院的这一决定。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既萌生着新的希望，提供着新的机遇，也酝酿着新的问题、新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在进行着新的努力、新的抉择，以抢抓新的机遇、创造新的奇迹。而在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面前，也将展开一条他们自己的新的人生轨迹……
红军主力继续南下。
在南京当局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日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决定恢复中共陕甘省委，李维汉任书记。会议还讨论了张学良被南京扣留后的形势与对策。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②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7、637、637―638页。
中革军委主席团于当天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指示：为策应抗日联军第一、第二集团军，争取整个联军的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并积极准备于不得已时与进攻之敌作战，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野战军应根据周(恩来)副主席与杨虎城主任商定的计划，从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注意不越过泾水以南，严守军事政治纪律。②。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③。
1月3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在庆阳发布命令：野战军各兵团(1月)4日一齐出动。以红二方面军为左翼，7日前到达淳化县城以北区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军为中央队，6日前到达旬邑以北区域；红一方面军为右翼，第十五军团8日前到达旬邑以南地域，第一军团5日前转移到淳化县城附近。前总7日前到达旬邑。②《任弼时年谱》第318页。
命令还要求各兵团尽可能保持秘密，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原有政权组织，所需粮食由当地政府及我军政治机关共同负责筹集或购买。②。
就在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联合作战方案：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依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此方案报告中共中央后，次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同意。《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0页。
1月5日，在南京政府行政院发布陕甘善后的当天晚上21时，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的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臣(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我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页。
就在同一天，已率红二方面军到达淳化的贺龙，致信在1926年曾与自己结为“金兰之好”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中写道，西安事变“之经过既使蒋先生一悟过去‘攘外必先安内’之错误政策，更毅然接受西安之六项要求，吾人惟望从此内战结束，举国一致共谋救亡图存之大计。惟蒋先生旋返南京后，是否立即履行其在西安之诺言，不再负国人之愿望，一方固决定于蒋先生‘言必信、行必果’，同时吾兄及南京各爱国领袖、将领之积极‘拥护和平实现抗日’，督促与帮助蒋先生下最后之抗日决心，实有决定意义。且夫日寇今后分裂中国抗日力量之伎俩必然继续加紧，亲日派之挑拨离间亦必无微不至，欲谋国内之和平团结，共抗暴日，惟有以迅雷手段驱逐南京及各地之亲日派，才能成功。击兹中流，端赖和衷共济，当机立断，惟望吾兄与诸爱国将领共图之！寇深势危，吾辈弟兄正当为民族国家奋斗到底，实望能在民族反日战争火线上得以兄弟重逢。临颍袂驰，不尽欲言，立候示复，并望派代表前来面商一切。”《红书简》第三卷，第988―989页。
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与陕西省各县行政当局商决：红军在友军区域的活动办法为：(一)粮食以买为主，向地主劝捐为次。(二)原有行政系统不变，联保、保甲、民团名义暂不改组，但改变其内容。(三)苏区游击队与白区民团各守原防，互不攻击，实行联欢。(四)扩大苏区口号目前可不必提。(五)绝对保护商业，目前暂不向商人劝捐。②《任弼时年谱》，第319、320页。
南下的红军主力部队严格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任弼时和杨尚昆在1月11日从泾阳县安吴堡红军前总驻地发给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的电报所说：红军主力南下以来部队纪律有大的进步，对西安事变及释放蒋介石问题经向指战员解释后，“一般都能了解，情绪很高”，对旧有政权“采取了尊重和协商的态度”，“没有打一个土豪”，各界人士“沿途欢迎”。好多群众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军队。②。
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加。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联合抗日主张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对于张、杨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
(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整个前途，在特赦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六)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遭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42―143页。
第二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的通电》，通电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