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会 谈 篇(4)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多次向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提出的“改造部队，准备抗日”的建议，被提上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议事日程。6月15日，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的军官训练团正式开学。由于训练团团址位于长安县王曲镇，所以称之为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教育长由王以哲担任。从第三期开始，则由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担任。总队长为缪徵流。学员为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连以上军官，每期学员500余人。每期两个月。
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杨虎城和张学良部队也曾开办过训练班。如杨虎城从1933年至1935年，曾开办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杨虎城自兼训练班主任，姚国俊、邹桂五、金闽生、韩成西先后任副主任。学员为该部的连、排长。每期训练时间为6个月，共举办了5期。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也曾于1930年10月在东北讲武堂内开设了东北步兵研究班，培训部队中的校级与尉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步兵研究班即停办。
王曲军官训练团开学后，张学良于6月22日对第一期学员和教职员作了题为《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讲话。张学良指出：“中国目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它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惟有抗日；惟有抗日，才能求得统一。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刘鼎》，第51页。
张学良的讲话，第一次在东北军内部公开表明了自己抗日的坚定决心。两广事变的发生，更坚定了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信心。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表达了自己决心联共抗日的意愿。
7月1日，毛泽东在安塞真武洞(今安塞县城)致电彭德怀，提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问题。电报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为准备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事变〕甚宣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等问题。“这个中层是个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5页。
第二天，张闻天在安塞化子坪以南的杨家园子村致电已到达保安的秦邦宪，通报了红军西征的胜利和统战工作方面的新进展。电报指出：“刘鼎不日可来此。东北军工作有新的进步。张(学良)对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要求我们派给他高级干部。”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7页。
电报还告知秦邦宪：“我与(毛)泽东等诸同志待与刘鼎见面后即回，大约一星期左右”。③同一天，张闻天还签署了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东北军是一支被日本驱赶出来的“亡国亡家”的军队，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并受到蒋介石的歧视，士兵质量好，因此，“有争取其成为优良的抗日人民革命军队的完全可能”。②《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8页。
电报还说及东北军干部状况，指出：“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军长中以王以哲最好。”“于学忠、董英斌、刘多荃均张(学良)之亲信，能指挥之。”“中下级干部一般都表示欢迎我们”，这就提供了我们“今后将开展一个更好工作的基础”。②。
张闻天电报中提到的刘多荃是东北军第一？五师的师长。刘多荃(1897―1985)，字芳渡，辽宁凤城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此后，先后任东北军炮兵排长、连长、营长，军团卫队队副、团长。1929年1月，刘多荃奉张学良之命，处死杨宇庭和常荫槐二人。1930年3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后任北平张学良行营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1933年初，卫队统带部所辖部队改编为独立第一？五师，刘多荃任师长。一？五师相当于军一级建制，下辖三个旅。一旅旅长谭海，后为董彦平；二旅旅长唐君尧；三旅旅长高鹏云。该师驻地在甘肃平凉一带，后调防陕西洛川。
7月5日上午，刘鼎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从西安来到延安。当天下午，他即徒步赶往安塞县的真武洞镇。当天晚上，安塞会议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连夜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刘鼎此行，还带来了张学良亲笔写的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再)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鼎)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并迄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而后用李毅②《张学良遗稿》，第152―153、3页。
张学良信中最后所写“而后用李毅”一句，当因为他本人号“毅庵”，而“李”为他的本姓。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我的祖宗，原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时代，张、李两家原本是亲戚，又同为是由大城逃荒而来者，张家无子绝后，领养李姓之子以继香烟，遂冒姓了张氏。”②
会议听取了刘鼎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6页。
刘鼎回忆说：“天亮了，周恩来让我抓紧时间睡觉，然后马上返回西安。我刚睡着，又被人叫醒，原来是毛泽东单独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要记住，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的方针，任何不符合这条方针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点情报，而是要做张(学良)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真正成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刘鼎》，第195页。
当天，刘鼎即离开真武洞，经延安城，然后赶回西安。
刘鼎离开后，安塞会议继续进行，至7月7日始告结束。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和中央关于两广事变的策略等问题，7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③张闻天和周恩来也于当天致电4月间派赴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对中央关于两广事变的策略进行了阐述。电报指示在当前开展群众运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同一切关门主义的坚决斗争”，认为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电报最后委托冯雪峰转致党中央对鲁迅和茅盾的敬意，并说：“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9页。
安塞会议结束之后，张闻天于7月8日离开真武洞，9日到达保安。毛泽东则于7月10日离开真武洞，于11日到达保安。留在安塞的周恩来于7月8日在东线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真武洞以南3公里的白家坪村，会见了进访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与他同行进入苏区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人。1924年进入堪萨斯大学学习。次年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1928年5月，经日本到达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1931年9月，斯诺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引荐，结识了宋庆龄。1933年他又结识了鲁迅先生。宋庆龄和鲁迅的影响，使斯诺获益匪浅。同年3月起，斯诺定居于北平，成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3月，斯诺又受聘于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乔治？海德姆(1910―1988)，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祖籍黎巴嫩。1926年进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医科预科班学习。1929年又来到贝鲁特(当时属叙利亚，现属黎巴嫩)攻读临床诊断。1933年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来到中国上海，先后在广慈医院、莱斯特医院讲学，并开始研究性病和皮肤病的治疗。在上海期间，经过史沫特莱的引荐，他结识了宋庆龄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的学习。
斯诺在与宋庆龄的交谈中，流露出了希望前往西北苏区采访的愿望，而海德姆则从宋庆龄处得到了苏区缺少医生的信息，向宋庆龄表示出希望前往苏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心愿。在宋庆龄的斡旋下，两人曾于1936年3月随刘鼎一同来到西安，但因刘鼎很快前往洛川而无法取得联系，他们两人不得不离开西安，斯诺返回北平，海德姆则回到上海。同年6月，在宋庆龄的周密安排下，斯诺从北平出发，海德姆从上海出发，分头奔赴西安。两人在秘密接头人“王牧师”(即董健吾)的安排下，并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经过当时正在西安，准备经过新疆前往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的周密安排，斯诺和海德姆于7月5日乘坐东北军运送军需的卡车，离开西安，经洛川等地，于7月6日来到延安。7月8日，来到了安塞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当天黄昏，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在7月9日至10日，用两天的时间同斯诺进行了交谈，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并为斯诺制定了一个需时92天的采访日程安排。7月12日，斯诺和海德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也就是在这次安排斯诺和海德姆进入西北苏区期间，董健吾向张学良将军提出了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人前往苏联的请求。
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龙弟兄三人在母亲杨开慧烈士于1930年11月英勇就义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31年春节后来到上海。随后，即进入地下党领导的由互济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创办于1930年3日。毛岸英弟兄三人进入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幼弟毛岸龙就因患急性痢疾不幸早逝。1932年6月前后，由于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园中的孩子分散安置。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送到他的原配夫人黄慧光处寄养。
当董健吾向张学良提出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及另外一个孩子送往苏联的请求后，张学良满口答应。随后，他即出资，由准备出洋考察的李杜将军带着这三个孩子，于1936年6月底乘坐轮船离开上海。李杜化名“王元华”，在一个多月的航程中，李杜和夫人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关怀备至。他们于7月底到达法国巴黎。由于日本当局向苏联政府表示抗议，不让签发李杜去苏联的护照。经过多方交涉，苏联政府仅为毛岸英等三个小孩签发了护照，此时已是1936年年底了。李杜不得不返回上海。而毛岸英、毛岸青等三名孩子于1937年初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张学良并不知道由他出资送往苏联的三名小孩中，有两个分别是毛泽东的长子和次子。1994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接受一位来访者的采访时，得知这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的原委后，欣然一笑，说道：“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健吾)牧师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张学良遗稿》，第353―354页。
在刘鼎返回西安时，张学良已离开西安，前往南京出席7月10日至14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学良在参加了会议之后，又前往上海。刘鼎先后赶往南京、上海，都没有找到张学良。在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刘鼎才赶回西安，向张学良汇报了安塞之行的情况。
就在张学良离陕期间，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奉蒋介石之命，“进剿”西征前线的主力红军。为了避免造成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影响，彭德怀于7月4日致电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李天佑和政治委员黄克诚，电报指出：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其决战，多从政策上争取。但敌向我前进时，消灭其一部，也有必要。《彭德怀年谱》，第151页。
7月14日，毛泽东在保安就西征战役的指挥问题，致电彭德怀，其中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7、560页。
7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攻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则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②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电报说：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未回，集中3个师共约13个团，执行蒋介石命令，分左右翼队向黑城镇、杨郎镇、七营进犯，妄图夹攻红军。对此敌，我意坚决打击，否则不解决问题。故拟集中一、十五军团全力消灭其一个或两个师。④《彭德怀年谱》，第152页。
第二天，彭德怀就消灭何柱国所部一两个师，致电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一军团隐蔽集结于七营、豫旺堡之间的张家嘴、郭家嘴附近，小部留在七营迷惑敌人。十五军团主力暂在豫旺县附近集结待命。二十八军开到定边后，以一个团接替盐池工作，八十一师待二十八军接替后，尾七十八师进至甜水堡、萌城附近待命。④两天之后，彭德怀率野战军司令部由洪德城移驻豫旺堡。由于部署得力，何柱国所部对红军的进攻被阻滞。到7月底，西征红军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了发展。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分别以“赵东”、“赵天”、“赵来”、“赵古”署名，致信李毅(即张学良)。信中说：“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②④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6―567、567、568、569页。
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②信中还表示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工作。《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5页。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保安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刘鼎，请他与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④8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⑤。
8月底，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信的全文如下：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
公祺。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5―436页。
当时，王以哲率领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已奉命西调甘肃平凉一带。王以哲部队的调防，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几乎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固原一带与何柱国所部骑兵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于9月18日与东北军骑兵军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指出：抗日为双方联合条件与无上责任。并规定，骑兵第六师(一)不受命进攻红军；(二)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枪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三)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四)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作友谊退让，但应以实现抗日利益为原则。“为了互相砥砺，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以达实现抗日的亲密的兄弟联系，建议互派代表互相研究，互相通商，经常会商并解决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与纠纷。”《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20页。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的于学忠。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诉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6页。
毛泽东派往于学忠处进行联络工作的彭雨峰，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大队长、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等职。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师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司令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往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关系已较为牢固，从而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初步形成和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杨虎城和张学良部队也曾开办过训练班。如杨虎城从1933年至1935年，曾开办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杨虎城自兼训练班主任，姚国俊、邹桂五、金闽生、韩成西先后任副主任。学员为该部的连、排长。每期训练时间为6个月，共举办了5期。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也曾于1930年10月在东北讲武堂内开设了东北步兵研究班，培训部队中的校级与尉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步兵研究班即停办。
王曲军官训练团开学后，张学良于6月22日对第一期学员和教职员作了题为《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讲话。张学良指出：“中国目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它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惟有抗日；惟有抗日，才能求得统一。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刘鼎》，第51页。
张学良的讲话，第一次在东北军内部公开表明了自己抗日的坚定决心。两广事变的发生，更坚定了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信心。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表达了自己决心联共抗日的意愿。
7月1日，毛泽东在安塞真武洞(今安塞县城)致电彭德怀，提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问题。电报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为准备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事变〕甚宣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等问题。“这个中层是个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5页。
第二天，张闻天在安塞化子坪以南的杨家园子村致电已到达保安的秦邦宪，通报了红军西征的胜利和统战工作方面的新进展。电报指出：“刘鼎不日可来此。东北军工作有新的进步。张(学良)对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要求我们派给他高级干部。”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7页。
电报还告知秦邦宪：“我与(毛)泽东等诸同志待与刘鼎见面后即回，大约一星期左右”。③同一天，张闻天还签署了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东北军是一支被日本驱赶出来的“亡国亡家”的军队，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并受到蒋介石的歧视，士兵质量好，因此，“有争取其成为优良的抗日人民革命军队的完全可能”。②《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8页。
电报还说及东北军干部状况，指出：“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军长中以王以哲最好。”“于学忠、董英斌、刘多荃均张(学良)之亲信，能指挥之。”“中下级干部一般都表示欢迎我们”，这就提供了我们“今后将开展一个更好工作的基础”。②。
张闻天电报中提到的刘多荃是东北军第一？五师的师长。刘多荃(1897―1985)，字芳渡，辽宁凤城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此后，先后任东北军炮兵排长、连长、营长，军团卫队队副、团长。1929年1月，刘多荃奉张学良之命，处死杨宇庭和常荫槐二人。1930年3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后任北平张学良行营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1933年初，卫队统带部所辖部队改编为独立第一？五师，刘多荃任师长。一？五师相当于军一级建制，下辖三个旅。一旅旅长谭海，后为董彦平；二旅旅长唐君尧；三旅旅长高鹏云。该师驻地在甘肃平凉一带，后调防陕西洛川。
7月5日上午，刘鼎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从西安来到延安。当天下午，他即徒步赶往安塞县的真武洞镇。当天晚上，安塞会议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连夜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刘鼎此行，还带来了张学良亲笔写的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再)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鼎)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并迄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而后用李毅②《张学良遗稿》，第152―153、3页。
张学良信中最后所写“而后用李毅”一句，当因为他本人号“毅庵”，而“李”为他的本姓。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我的祖宗，原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时代，张、李两家原本是亲戚，又同为是由大城逃荒而来者，张家无子绝后，领养李姓之子以继香烟，遂冒姓了张氏。”②
会议听取了刘鼎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6页。
刘鼎回忆说：“天亮了，周恩来让我抓紧时间睡觉，然后马上返回西安。我刚睡着，又被人叫醒，原来是毛泽东单独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要记住，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的方针，任何不符合这条方针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点情报，而是要做张(学良)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真正成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刘鼎》，第195页。
当天，刘鼎即离开真武洞，经延安城，然后赶回西安。
刘鼎离开后，安塞会议继续进行，至7月7日始告结束。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和中央关于两广事变的策略等问题，7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③张闻天和周恩来也于当天致电4月间派赴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对中央关于两广事变的策略进行了阐述。电报指示在当前开展群众运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同一切关门主义的坚决斗争”，认为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电报最后委托冯雪峰转致党中央对鲁迅和茅盾的敬意，并说：“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9页。
安塞会议结束之后，张闻天于7月8日离开真武洞，9日到达保安。毛泽东则于7月10日离开真武洞，于11日到达保安。留在安塞的周恩来于7月8日在东线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真武洞以南3公里的白家坪村，会见了进访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与他同行进入苏区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人。1924年进入堪萨斯大学学习。次年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1928年5月，经日本到达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1931年9月，斯诺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引荐，结识了宋庆龄。1933年他又结识了鲁迅先生。宋庆龄和鲁迅的影响，使斯诺获益匪浅。同年3月起，斯诺定居于北平，成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3月，斯诺又受聘于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乔治？海德姆(1910―1988)，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祖籍黎巴嫩。1926年进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医科预科班学习。1929年又来到贝鲁特(当时属叙利亚，现属黎巴嫩)攻读临床诊断。1933年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来到中国上海，先后在广慈医院、莱斯特医院讲学，并开始研究性病和皮肤病的治疗。在上海期间，经过史沫特莱的引荐，他结识了宋庆龄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的学习。
斯诺在与宋庆龄的交谈中，流露出了希望前往西北苏区采访的愿望，而海德姆则从宋庆龄处得到了苏区缺少医生的信息，向宋庆龄表示出希望前往苏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心愿。在宋庆龄的斡旋下，两人曾于1936年3月随刘鼎一同来到西安，但因刘鼎很快前往洛川而无法取得联系，他们两人不得不离开西安，斯诺返回北平，海德姆则回到上海。同年6月，在宋庆龄的周密安排下，斯诺从北平出发，海德姆从上海出发，分头奔赴西安。两人在秘密接头人“王牧师”(即董健吾)的安排下，并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经过当时正在西安，准备经过新疆前往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的周密安排，斯诺和海德姆于7月5日乘坐东北军运送军需的卡车，离开西安，经洛川等地，于7月6日来到延安。7月8日，来到了安塞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当天黄昏，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在7月9日至10日，用两天的时间同斯诺进行了交谈，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并为斯诺制定了一个需时92天的采访日程安排。7月12日，斯诺和海德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也就是在这次安排斯诺和海德姆进入西北苏区期间，董健吾向张学良将军提出了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人前往苏联的请求。
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龙弟兄三人在母亲杨开慧烈士于1930年11月英勇就义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31年春节后来到上海。随后，即进入地下党领导的由互济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创办于1930年3日。毛岸英弟兄三人进入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幼弟毛岸龙就因患急性痢疾不幸早逝。1932年6月前后，由于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园中的孩子分散安置。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送到他的原配夫人黄慧光处寄养。
当董健吾向张学良提出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及另外一个孩子送往苏联的请求后，张学良满口答应。随后，他即出资，由准备出洋考察的李杜将军带着这三个孩子，于1936年6月底乘坐轮船离开上海。李杜化名“王元华”，在一个多月的航程中，李杜和夫人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关怀备至。他们于7月底到达法国巴黎。由于日本当局向苏联政府表示抗议，不让签发李杜去苏联的护照。经过多方交涉，苏联政府仅为毛岸英等三个小孩签发了护照，此时已是1936年年底了。李杜不得不返回上海。而毛岸英、毛岸青等三名孩子于1937年初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张学良并不知道由他出资送往苏联的三名小孩中，有两个分别是毛泽东的长子和次子。1994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接受一位来访者的采访时，得知这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的原委后，欣然一笑，说道：“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健吾)牧师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张学良遗稿》，第353―354页。
在刘鼎返回西安时，张学良已离开西安，前往南京出席7月10日至14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学良在参加了会议之后，又前往上海。刘鼎先后赶往南京、上海，都没有找到张学良。在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刘鼎才赶回西安，向张学良汇报了安塞之行的情况。
就在张学良离陕期间，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奉蒋介石之命，“进剿”西征前线的主力红军。为了避免造成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影响，彭德怀于7月4日致电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李天佑和政治委员黄克诚，电报指出：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其决战，多从政策上争取。但敌向我前进时，消灭其一部，也有必要。《彭德怀年谱》，第151页。
7月14日，毛泽东在保安就西征战役的指挥问题，致电彭德怀，其中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7、560页。
7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攻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则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②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电报说：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未回，集中3个师共约13个团，执行蒋介石命令，分左右翼队向黑城镇、杨郎镇、七营进犯，妄图夹攻红军。对此敌，我意坚决打击，否则不解决问题。故拟集中一、十五军团全力消灭其一个或两个师。④《彭德怀年谱》，第152页。
第二天，彭德怀就消灭何柱国所部一两个师，致电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一军团隐蔽集结于七营、豫旺堡之间的张家嘴、郭家嘴附近，小部留在七营迷惑敌人。十五军团主力暂在豫旺县附近集结待命。二十八军开到定边后，以一个团接替盐池工作，八十一师待二十八军接替后，尾七十八师进至甜水堡、萌城附近待命。④两天之后，彭德怀率野战军司令部由洪德城移驻豫旺堡。由于部署得力，何柱国所部对红军的进攻被阻滞。到7月底，西征红军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了发展。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分别以“赵东”、“赵天”、“赵来”、“赵古”署名，致信李毅(即张学良)。信中说：“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②④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6―567、567、568、569页。
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②信中还表示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工作。《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5页。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保安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刘鼎，请他与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④8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⑤。
8月底，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信的全文如下：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
公祺。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5―436页。
当时，王以哲率领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已奉命西调甘肃平凉一带。王以哲部队的调防，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几乎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固原一带与何柱国所部骑兵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于9月18日与东北军骑兵军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指出：抗日为双方联合条件与无上责任。并规定，骑兵第六师(一)不受命进攻红军；(二)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枪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三)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四)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作友谊退让，但应以实现抗日利益为原则。“为了互相砥砺，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以达实现抗日的亲密的兄弟联系，建议互派代表互相研究，互相通商，经常会商并解决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与纠纷。”《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20页。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的于学忠。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诉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6页。
毛泽东派往于学忠处进行联络工作的彭雨峰，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大队长、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等职。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师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司令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往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关系已较为牢固，从而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初步形成和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