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19章 深切的怀念

　　陈凯

　　时光似流水，不觉章泽同志离开人世已十多年了，但他那真诚正直、朴实豁达、忠厚热情、一心革命、无愧人生的好品德、好作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并在默默地鼓励着我过好晚年。

　　（一）

　　章泽同志的党性原则是很强的，也是一贯的。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在组织面前，还是在同志面前；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里，他的党性原则始终坚定不移，表里如一。

　　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里，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心底无私，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纪律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蒙蔽的学生游行、静坐、绝食，冲击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机关。在形势已很严峻的情况下，他受党组织指派多次到学生中间做工作，始终坚持党组织的意见，既不说越轨的话，也不办妥协退让的事情。“造反派”夺权以后，章泽同志靠边站，家也被抄了，几顶“大帽子”接二连三地扣在他的头上。接踵而来的体罚，轮番批斗的升级，无休止的传讯，都不能使他屈服。“造反派”要他交待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所谓内部情况，他严辞拒绝：“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无权过问！”“造反派”恼羞成怒，就把写有“刘澜涛黑爪牙，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大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游斗。每次被批斗回来，他精疲力尽，只是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常为他的耿直脾气和身体担忧，总想安慰他几句，但还不等我开口，他已开始勉励我了，要我经得起风浪的冲击。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一次被批斗后给我说过的话：“我们都是从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受党几十年的培养，是能够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的。”

　　在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前夕，“造反派”逼迫章泽同志表态“站队”支持他们，章泽同志没有投其所好。“造反派”组织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康生阴阳怪气地说：“章泽和舒同是一路子货。”就这一句话，章泽同志立即被关押起来，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五六年之后，他被“解放”出来，虽然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留下了腿疾的隐患，但仍然态度坦然。我问他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平静地说：“从把我关起来那天起，我就知道党会弄清我的问题，迟早要把我放出来的。”

　　章泽同志的党性观念还反映在保守党的秘密上，这是他严格恪守的一条准则。他对家中任何人从不谈及机关和工作中的事情。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回来很晚，我随便地问了一句：“开什么会，这样晚才回来？”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开会还得向你汇报？”一句话说得我无言可对。有的同志认为我在他身边能多知道点情况，其实不然，不该我知道的，他一句话也不会对我讲。对于这个纪律的约束，多少年来，我已成为习惯，不该我问的事情，我也从来不问。章泽同志对文件的保密工作，也极为重视，有很高的警觉性。在十年动乱的初期，他生怕“造反派”查抄办公室造成文件丢失泄密，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把文件保管好。”有一天深夜12点左右，听说红卫兵要来冲击省委，他立刻指示秘书抢先转移文件，还亲自动手帮助把文件柜抬上汽车。

　　(二)

　　章泽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对康生诬陷章泽同志的卑劣行径极为气愤，说了自己的一些反对意见。他听了后，虽然心情沉重，还是反复告诫我要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人民群众，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干革命头脑里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在他被关押的几年里，从不给家里说要生活方面的东西，但却多次捎话让孩子给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送去。小儿子经过几次周折，终于把书送了进去。这几本书就成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1985年9月间，章泽同志在北京住院治疗腿病，这是他的右腿截肢后能否保住左腿的一次关键性治疗。住院期间，有一位在学校工作的青年干部来看望他，说到方励之有篇讲话，措辞激烈，攻击时政，在青年中散布很广。在章泽同志的要求下，过了几天，这位同志把这篇讲话稿送来了。章泽同志看后，非常气愤地说：“这是公开的反党反马列主义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同时，他又为大学生中的思想状况焦虑下安。于是，他便不顾自己重病在身，找到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建议要警惕方励之的错误观点，加强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教育。年末出院回到西安，他顾不上休息，立刻组织省顾委和大专院校的领导同志批判方励之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坚决斗争，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表现出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坚定的革命斗争性。

　　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章泽同志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多次用电话向有关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询问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一天晚上，孩子告诉他，有一伙人要去冲击邮电大楼，他马上转告有关领导同志要立即制止。与此同时，北京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我对此感到焦急担心，他却对我说：“你不要着急嘛，要相信中央会有办法解决的。”果然，事过两三天，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很快就使局势稳定下来。这场政治风波刚过，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遥相呼应，打着所谓维护人权的幌子，对我国施加压力，这在国内一些人特别是―些青年人中也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动。面对这一情况，章泽同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重病在身，日以继夜地学习文件，查阅资料，赶写讲话稿，先后在省委、省政府机关和省委党校等部门作了多场政治形势报告，尽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就在那段时间，他在写给党支部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五十多个春秋，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并始终为之奋斗不已。”

　　（三)

　　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这是章泽同志的品质和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年来，在章泽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不少，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在这些同志面前，从不摆官架子，不摆老资格，平等相待，坦诚相处得就像一家人。1961年从北京跟随他到陕西工作的秘书，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看到章泽同志工作很辛苦，自己一时适应不了，几次要求调动工作岗位。章泽同志很理解这位秘书的心情，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好好学习，安心工作，并安排他到基层蹲点，接触实际，锻炼提高。就是这位秘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着章泽同志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只身下放到陕北当了农民。章泽同志在自己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时刻挂念着这位同志。曾让孩子徒步百余里到农村看望他。1972年春天，章泽同志从被关押中“解放”到杨梧干校，边劳动边等待分配。这时候，当农民的秘书要回东北家乡的工厂当工人，走前来干校向章泽同志辞行。第二天，告别时，章泽同志踏着田间的泥泞小路将这位秘书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站在那里久久不肯回去。秘书一次又一次地转过身来，噙着眼泪再三地央求章泽：“您转身回去吧，你不走，我没法走哇！”

　　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章泽同志到西北工业大学拜访刘海滨校长。汽车行驶途中，被侧面开过来的一辆大卡车拦腰横撞出很远，章泽同志被抛出车外，送进了医院。当天，我和司机等同志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一见面就对汽车队队长再三叮咛，不要给司机任何处分，要好好总结经验，振作精神，大胆工作，这些体贴入微的话语感动得司机同志直流热泪。

　　章泽同志宽以待人，对自己工作、学习则要求得很严格，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学习上，对生活上的要求则是简而又简。他的衣着很随便，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行了。建国初期，他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出国，接待外宾，做了两套西服，买了一双皮鞋。在国内，西服从没有穿过，皮鞋也只是为了礼节才上脚。平时布鞋不离脚，几套灰卡叽布的中山装，一穿就是三十多年，直到身体发胖穿不成了才放下。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上百名红卫兵到雁塔路八号院查抄省委领导同志的家，还就地举办所谓“走资派侈奢生活展览”，面对我家的简单衣着用具，他们都难以置信，很不理解，又很失望。他们猜到可能是我们把东西转移了，就围攻逼问章泽同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后，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相信我家没有什么侈奢品。这个展览没搞几天就悻悻收摊了。

　　我还记得，我们家来到西安过的第一个春节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的1962年。节前省委行政处给书记处的每位同志发了―袋普通面粉，当时工作人员没有告诉章泽同志。我家四个孩子都是男孩，饭量也大，在学校吃不饱，我就用这袋面粉给孩子们烙了两次饼。章泽同志得知此事后，批评了我和秘书，并叫通讯员立刻把剩余面粉连同如数补上的粮票和钱退回行政处。还是这年春节，团省委送来打猎获得的一只黄羊，正当孩子们吵嚷着要吃黄羊肉的时候，却被章泽同志发现了，他又让通讯员把黄羊肉送到集体灶上，做给大家吃。

　　章泽同志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生怕他们产生脱离劳动人民的优越感。1964年夏天，章泽同志主张送刚满16岁的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学习锻炼，当时我和秘书都不大同意，担心孩子小，没有离开过家，独立生活能力差，怕吃不消。但章泽同志却坚持说：“他已经16岁了，正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到生产劳动当中去锻炼。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孩子听他爸爸的话，高高兴兴离开了家，去几千里之外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一去就是八年，这为他以后的进步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学习、学习、再学习，工作、工作、再工作，这是章泽同志一生的爱好和追求。他惟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学习，除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外。他还学习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每天吃过晚饭，他就习惯地拿起书报阅读。有时因工作回来晚了，他就躺在床上看书报，一直看到深夜。多少年来，他每到一个地方，从来不逛百货商店，也没有给孩子买过任何吃、穿、玩的东西，而新华书店则是他必到之处。他每次出差带的钱，大部分花在买书上。他非常爱惜书籍，由北京调来陕西工作时，随身携带最多的是十几箱书，其他都从简。“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看到“造反派”接连不断地抄家，生怕书籍受损失，便恳切地对秘书说：“家里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要，惟独书籍可不能丢失啊！”又说：“有的书刊都是从创刊订到现在，一本也不缺，我请你一定要把它们保管好。”章泽同志曾当面对儿子说过：“我死后没有别的遗产留给你们，我惟一的遗产就是书。”他平日里很少和孩子们闲谈，节假日与孩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询问学习和工作情况，并一再嘱咐他们要把学习搞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他愈加发奋学习，尤其注意研究经济理论，不少同志说，章泽同志看问题有深度，分析问题有高度，处理问题有力度，我想这和他坚持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

　　章泽同志热爱学习，也很重视调查研究。十年浩劫后，我目睹了章泽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的那种饱满热情，他几乎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了，只知勤奋工作，别无他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被“解放”出来后，组织上打算让他先到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到外地走走再工作。但他对这些都没有考虑，只是想到自己已经五十出头了，要争取时间多为党工作。他对组织上说：“我现在就是要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谈不上。”1982年，他已被确诊患有肢体主动脉闭塞性硬化症，但仍带病坚特工作，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即便到外地治病期间，他也总是带着各种调查题目，深入到农村、工厂、城镇等基层单位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几乎每次回来都向省委递交调查报告。1984年冬天，章泽同志的腿病开始恶化，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截肢手术。这突然袭来的沉重打击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手术后，回到西安他只休养了一个月就开始工作了。当时，他虽然退居二线，而且又是一个身患重病、坐着轮椅的残疾人，但他并不甘心于只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而是拄着手杖，强忍病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从他截肢到逝世的七八年间，他每年都要坚持下乡两三次，并深入农户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每年都写出五六份有分析、有观点、有新意的调查报告。他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召集各厅局同志开座谈会，系统了解情况，研究专项问题，提出建议或意见，为省委各方面的工作当好参谋。他旺盛的工作精力和劲头，常使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有时也感到难以比及。

　　(五)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章泽同志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人。1990年11月，章泽同志住院治疗血液粘稠度过高，在注射“706”代血浆的过程中，因心脏承受不了，导致严重心衰，经抢救转危为安。医生决定他住院继续治疗三个月，但他只住了一个月就出院回机关工作了。1991年4月24日，章泽同志突然感到心脏异常不适，经诊断因心脏缺血心绞痛造成心衰，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章泽同志却要去主持由他倡导召开的林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研讨会。医生和秘书再三劝阻，他说什么也不肯住院治疗，恳切地对同志们说：“为了开这个会，许多同志已辛辛苦苦忙了很久，通知也发了，如果我不到会，怎么能说得过去呢？”他顽强地拖着极度衰弱的病体，主持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议。这次发病后，医生郑重告诫章泽同志在家静休，注意治疗，停止工作，但他只是口头上答应，根本没有照办。4月28日，他参加了省委常委会，听取和研究西安市的供水问题。4月29日；他全天在办公室批阅文件，4月30日，他坐着轮椅参观了新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5月3日，章泽同志又一次出现心衰，被送进医院，经治疗病情略有好转，他又开始看文件和报纸，还应省老龄委主任赵长河同志之约，着手准备为《老年大学的教与学》一书写序言。5月24日，章泽同志病情又出现严重情况，但他仍安排省顾委会的同志选写纪念建党70周年的文章。还拿起笔艰难地写完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老年大学的教与学》序言。他放下笔只隔了一天，5月26日下午5时50分，我亲密的伴侣、敬爱的战友章泽同志，因心脏病突发，在殚精竭虑中溘然长逝了。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实际行动，实现了入党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不愧为革命的忠诚战士。

　　回忆父亲

　　章东凡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知道父亲是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离开学校，进入安吴堡青训班，参加了革命，成为党的一位领导干部。但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位很普通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天天忙于工作，很不顾及我们，只记得小学时，他带我去过几次公园，教我滑冰。他似乎没有督促过我们兄弟的学习，更没有专门和我们促膝谈心，他好像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做什么事都必须靠自己。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才使我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困难会克服，遇到逆境不灰心，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因此，回忆父亲我竟不知道从何谈起。

　　我是父亲四个儿子中的老大，1952年，父亲由沈阳调到北京工作，我便在北京上了小学，学校离家很远，十几站的车程，母亲给我发交通费让我乘公共车上学，每个星期回家一次。那时社会上非常流行集邮，我也不例外地酷爱上了集邮。回家路上常常到集邮公司看看，里面的邮票真美，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新发行的，也有历史的，特别是苏联发行的各种邮票真是棒极了。但很多邮票收集不到，只能买到。可是买吧，又没有钱！因为家里是从来不给我们零用钱的。怎么办？于是我就下决心走路上学，把母亲交给我乘车费积攒起来，购买喜爱的邮票，这一走就是三年多。小学五年级我转到离家稍近的学校，接着上初中也离家不远，这时没有车费了，怎么买邮票呢？幸好又有了新的任务，就是负责每星期接送我弟弟上学，这样就又可以把母亲发给我接弟弟的钱攒下来买邮票了。这一走又是三年。走十几站车程上下学的这些年虽然很辛苦，但我得到了锻炼，实现了集邮的愿望，而且取得了一些小成就。

　　1961年，父亲调任陕西担任领导工作，那时国家正逢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都很艰辛，作为陕西省委领导的父亲也是吃食堂，和普通干部一样，口粮定量。当时我和大弟都上中学，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我又热爱运动，是学校棒球队和田径队队员，定量口粮根本不够吃，当时父母虽然有能力给我们买些高价食品补充一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给我的还是每星期上下学的3毛钱路费。只是父亲每星期会省吃几个馒头，周末带回家作为我和弟弟星期天的口粮，这样可以使我们省下每星期回家吃饭的一斤粮票，回学校后可以多吃一点。困难时期我也忍痛不集邮了，用路费买点食品填肚子。父亲虽然没通过特殊的办法让我们吃得更好些，但“爱心剩饭”足以使我对那段日子的记忆是充满快乐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要求我和弟弟们从小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生活，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家在北京的时候，我的两个小弟弟还年幼，上的是日托，母亲工作繁忙，无暇照顾他们，请了一个河北农村的阿姨做家务。记得一年阿姨回家收麦，父亲就让阿姨带两个弟弟一起去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农村他们见了耕牛和小毛驴就稀奇，不敢接近，每天跟农村孩子们一起在地里拾麦穗。一个多月从农村回来后，两人晒得黑黑的，满身都是蚊子叮咬的红斑。父亲问他们到农村好玩不好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玩，就是蚊子多，只咬我们，不咬阿姨的孩子。”弟弟的回答，把父亲也逗笑了。

　　来到西安后，我们兄弟四人都住校。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星期天回家就去机关大灶，有时徐秘书带着我们照着食谱做饭吃。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家里还买了缝纫机，在母亲的指导下，我们也学会了踩缝纫机补衣服。虽然我们那时只是中小学生，但父亲没有溺爱我们，从不让我们在父母的荫庇下坐享其成，我们也由此完全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工作，明白生活就得靠自己。

　　多年来父亲无声的教诲和影响使我具备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知道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的人生。1962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1965年考上大学，父亲从没过问过。其实那时我还做好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呢，准备升学，也同时准备到工厂、农场、农村和部队，可惜由于眼睛近视妨碍了我投笔从戎之路。

　　1964年，父亲决定送大弟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习锻炼，大弟当时才16岁，他毅然听从父亲的意见，离家远赴边疆，在兵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又进工厂当工人，一呆就是八年。他学了不少生产知识，也培养起一个坚强朴实的个性。二弟1968年和广大青年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到了条件艰苦的陕西彬县插队。后来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父亲这时也得到平反，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奇怪的是父亲似乎忘记了还有一个儿子在农村，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二弟最后一个离开农村，被分配去了宁西林业局，在山区的一个林场当伐木工人，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补课苦读，靠自己努力考上了南京林业学院。我感谢父亲，感谢他不仅仅是给了我们一个生命，更成就了我们健全的人格，凭着自己的能力与不懈的实干精神立足社会。

　　记忆中的父亲，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最普通的父亲，甚至比不上其他父母对子女的殷殷之情。父亲顾及我们很少，但他的躬亲力行默默地感染着我们，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断认识社会，了解百姓，使我们更加严于律己，在人生路上，双足触及大地，感到平和安祥，最坦然而又真实地存在。父爱如山，稳妥凝重；父爱如歌，绵延浑厚；父爱如金，永不褪色。父亲因此成为我生命里最敬爱的人。记忆中的父亲

　　章东峰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每当看到桌面上父亲那张带着淡淡微笑的照片，就又回想起……

　　小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可以说很少很少。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下乡劳动、上大学都是住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集体生活中度过的，所以对那个时期父亲的记忆，甚至感觉是一片空白。对父亲最初的认识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开始，从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中知道父亲的家庭出身、职务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走上工作岗位，对父亲的了解才真正的开始了。

　　在我的视线中，说父亲是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勤奋的党务工作者更加确切。父亲似乎总是在工作着，即使是节假日、星期天他的身影也大都停留在办公室。按照我们家的习惯，兄弟们周六都要回家和父母团聚，但往往最后一个坐到餐桌上的肯定是他。饭桌上的调侃及饭后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联播对他来讲似乎就是一种放松和休息。之后就又返回到他的办公室直到深夜。这种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止。

　　而在我们家庭的生活当中，与其说他是父亲倒不如说他像是一位领导。其一父亲不做什么家务，但总是在关键时间提出“绝对的意见”，诸如节假日期间，吃什么、到哪去，尽管他本人可能不参加，但大人孩子三呼高兴、同意之类的语言，这时父亲的脸上又展现出一丝笑容。其二在我们全家相聚时，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在餐桌上，经常会就一些时事新闻、社会话题进行探讨，甚至发生争论，在这种时候，父亲就更像一个会议的主持人、领导者，在仔细地倾听完“各方面”的意见与见解之后给予结论性的意见，以至于我爱人在很长一个阶段都不习惯于我们家庭聚会的氛围，说是家庭的聚会，倒像是单位里开会。

　　在我们兄弟的工作、生活轨迹中，与其说他是父亲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师长，因为他从不直接地关心或者过问我们工作是否顺心，心情是否舒畅，而经常听到是批评和建议，“指示”我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做些有益的贡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的理念，但他确实是在这样要求我们。一旦发现我们有偏离这条轨迹的倾向，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干涉或制止。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不想在企业干领导工作，而想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工作。经过我的私自运作，在几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被父亲知道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他立即亲自打电话给这个部门的领导，终止我的工作调动，同时又找我进行了一次极其严肃而认真的谈话。他说：“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

　　这就是我的父亲，对于党的工作他是一个无私、敬业的党务工作者，对于家庭他是一个缺少情趣但又十分慈祥的长者，对于子女他是一个绝对忠于党的事业的传播者。这就是我对父亲最后的记忆――一个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