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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亲蒙縻藏反击罗刹(4)

  第三,巩固和提高了达赖地位,扩大了黄教影响。在此之前,西藏佛教教派林立,藏巴汗丹迥旺波和进据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世代信奉与黄教对立的噶玛噶举教派)联合,欲图消灭黄教,五世达赖被迫潜逃暂避。清崇德六年顾实汗率军入藏,打败敌军,达赖虽然转危为安,但基础并不巩固。现经清帝册封,授予自己管辖西藏、甘青藏区和川康藏区佛教弟子的大权,从此成为唯一的最高宗教领袖,且将这种权限扩大于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地区,取得了明代八大法王难以想象的成就,可以说,此行获利极大。

  第四,藏汉满和好,西南宁谧。朝贡定制,使节往返频繁,贸易兴旺,互通有无,各有裨益。顺治九年定下赏赍达赖喇嘛使臣之例:每头目二人,随从役卒二十八人,共赏二等玲珑鞍马一匹、银茶筒一个、银盆一个、缎三十匹、毛青梭布四百匹、豹皮五张、虎皮三张、海豹皮五张。《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19、20页。不要说此次达赖来朝,随从三千人可获得大量赐物和进行大批贸易,就只是达赖之第巴索南饶丹,便在顺治元年至十三年间,三次遣人一千,以阐化王名义进贡,这三千人又该得获多少赐物进行多大贸易!《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7页。这一切,为促进藏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为西南地区的安宁,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顾实汗、五世达赖的朝贡和好及顺治帝采取的对待西藏、达赖、顾实汗的正确政策,于国于民,于藏于满于汉,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节罗刹入侵清军反击。

  一、三次来“贡”清俄初步联系。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二日,少年天子颁降了有清一代第一道给予俄国沙皇政府的圣谕。他谕告俄罗斯国察汗说:“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20页。

  谕中所说俄罗斯国察汗,又写为察罕汗,即当时的沙皇。俄使乃沙皇政府向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使团成员之一布哈拉人之谢特库儿?阿布林。该使团的负责人为费尔多?依萨考维奇?巴伊可夫。巴伊可夫的任务是呈递国书于清帝,建立外交联系,进行贸易,收集情报。巴伊可夫派阿布林作为使团的先遣使节来华,自己略晚一些起程。

  由于阿布林仅是先遣人员,故未带国书,按外交惯例,清政府本来是不需予以接待和赏赐的。但清政府考虑到远国第一次来贡,诚意可嘉,故给予赏赐。帝之圣谕显示了少年天子奋发有为,眼光远大,欲图盛显国威殊恩于远国的愿望,希望俄罗斯汗“每岁入贡”,故才破例赏赐来使,赏赐俄罗斯汗,且颁予圣谕,嘉慰备至,希其“永效忠顺”,年年入贡。

  阿布林返回时,与巴伊可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因而未曾相遇。顺治十三年二月,巴伊可夫带领使团到达北京,开始时受到清政府优厚的待遇,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清政府给他们安排的住处,“随意购买或出售东西”,但不久因其“行为不端,经常在北京逛妓院,惹是非,耍流氓”,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仍允许他们常常上街”。

  巴伊可夫拒绝了清政府要其先呈国书礼物再由皇上接见的要求,坚持要在清帝接见时才呈递国书礼物,并要清按最高的礼节来接待他这位俄国的“信使”(最低一级的外交使节)。清政府否定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以其“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而却其贡物,遣返其人。

  沙皇政府的另一使团,于顺治十七年四月来到北京。使节是“信使”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特库儿?阿布林,他们携带了沙皇的国书、礼物和其他商品。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向清政府递交了国书和礼物,但由于国书措辞傲慢,清政府没有让使节见到皇上。《清世祖实录》对这次交涉,作了如下的记述:

  “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赍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来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佥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奏入,得旨:察罕汗虽恃为酋长,表文矜夸不逊,然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鄂罗斯远处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来,亦见慕义之忱。来使著该部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尔衙门可即以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之故,谕其使而遣之。”《清世祖实录》第135卷第2、3页。

  此次沙皇给清帝的国书,现已无从见悉,内容不详,但《实录》既称其表中“自称大汗,语多不逊”,想必口气极为傲慢,要求十分苛刻,欲从中国获取大量利益。但从几年前的一份文件,也许可以帮助有所了解。

  十年以前,俄国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发给侵华队长哈巴罗夫一道训令和一封给中国顺治皇帝的信件。训令中说:“要博克多汗(指清帝)率领他的氏族、部落和全体的人,接受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永远做奴隶。……博克多汗本人和他的同族应当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和刺绣织物。如果博克多汗率领他的氏族和全体的人服从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沙皇将派军队来保护他们”。“如果博克多汗和他们的氏族、部落、全体的人不服从沙皇,不向沙皇交纳实物和交出人质,那么,叶罗菲(即哈巴罗夫)应当率领服役人员和渔猎人员去秘密地用战争打压他们。……把他们统统杀死绞死毁灭掉,打到最后,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抓起来做俘虏”。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1卷,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撰写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53、54页。

  七年以前(顺治十年),俄国雅库次克督军命契奇金等五人去北京,将他给顺治皇帝的信带去。这封信和三年前的训令基本相同。信中写道:

  “我们的国君是强盛的、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他是许多皇帝和诸侯的统治者。……他以圣谕命令你沙姆沙汗率领你的全族和所有达斡尔酋长们接受国君的统治,终身为他的奴隶。……如果你拒绝归顺沙皇的统治,不肯终身做奴隶,那么,国君就会因为你不顺从而命令用战争来惩治你,夺取你的城市,使其他的达斡尔酋长看到国君的神威、死刑和毁灭,不需要打仗就能前来归降。……为了不触怒大国君,你们要用你们国家出产的金、银、宝石、贵重的商品和柔软的皮货进贡。”华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1卷第70页,转引自《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78页。

  由于契奇金等五人遭到报仇的达斡尔等族人民的袭击,被斩杀,未能送到北京。

  佩尔菲利耶夫呈交的国书,固然不可能使用训令和信那样发出充满侵略野心的露骨威胁的字句,因为,如是那样写,则必会激怒清朝大皇帝,而将佩尔菲利耶夫等人正法。但此国书也不会谦逊有礼,当然会引起自命天朝大皇帝顺治及其军国大臣的不满,断然予以拒绝。而且,清政府从顺治八年以来由于沙俄远征殖民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引起双方几次交战,故对俄国使节的“诚意”十分怀疑,高度警惕。早在几年前巴伊可夫来华时,清朝官员便对巴伊可夫说:“你作为使节到这里来,可是哥萨克却在向我们作战”,尽管巴伊可夫诡辩说:“这些人是匪徒,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沙皇的命令”,并不能打消清政府的怀疑。何况,就在佩尔菲利耶夫来华前后,清军正在猛攻沙俄远征殖民军,这当然会加深清政府对俄使的提防。

  顺治帝虽然未能通过两国议和议贡来平息东北地区的骚乱,而他调遣的将士却不负圣命,解决了外交不能解决的难题,将沙俄殖民军驱逐出去了。

  二、两军激战驱走侵华俄兵。

  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起,俄国沙皇政府连续派遣殖民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大肆烧杀掳掠,抢占领地。

  顺治七年(1650),沙皇殖民军头目哈巴罗夫袭占了位于额木尔河流入黑龙江对岸的雅克萨地区,在雅克萨修建城堡,第二年又突袭黑龙江东岸系黑龙江与精奇里江汇流处的瑷珲旧城,大杀大抢,并从精奇里江口到松花江口,所过一百多个村屯,杀害与劫掠土著居民。达斡尔、朱舍里、赫哲等族人员一面拼死反抗,或全族全屯逃走,一面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向驻守宁古塔的清朝官员报告,请求大皇帝保护他的臣民。

  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人,率领数百名士兵以及当地达斡尔、杜切尔等少数民族壮士,前往征剿,于顺治九年三月到达沙俄殖民军驻地乌扎拉村。这时,哈巴罗夫统领的二百多名殖民军还在睡觉,清军若是进行突袭,必能胜利,可是希福等人却在很远的地方便鸣枪放炮,使敌军惊醒过来,从而有时间准备防守。战争开始时,清军猛攻,炸开了敌堡缺口,冲进营地,将军旗插上堡墙,占了上风,眼看就可大败敌军,不料希福等指挥官却下了一道极其错误的命令:不准打死敌军,全部要捉活的。垂危的俄军倚靠这道命令得以起死回生,转败为胜,拼命反击,终于使清军大败而退。顺治帝于九年九月获悉此情,十分恼怒,降旨严惩有关人员,诛海塞,革去希福翼长之职,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24页。

  顺治帝福临谅必已预感到东北边境将生事端,必须派遣得力人员肩负防边重任,因而立即谕命沙尔虎达率兵驻防宁古塔。沙尔虎达乃三朝宿将,太祖、太宗时即多次征明攻朝,军功累累,任至前锋参领、议政大臣,授二等甲喇章京世职,入关以后又连立战功,晋至前锋统领、梅勒额真,世职一等男。他还率兵几次征抚瓦尔喀、虎尔哈、库尔喀,对统一黑龙江地区建树了功勋。顺治九年九月,帝命沙尔虎达防戍宁古塔。不久,帝因宁古塔原来只设总管统辖,官阶三品,隶于盛京昂邦章京,不足以担负防御沙俄殖民军入侵的重任,遂于十年五月五日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员、梅勒章京二员、满兵四百三十名,晋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固山额真)、宁古塔总管,使其成为统辖开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滨海和库页岛辽阔地域的边疆大吏,赋予防边安境的重任。顺治帝的这一任命和随后对沙尔虎达的支持,以及晋宁古塔章京和昂邦章京宁古塔总管,对驱逐沙俄殖民军起了重大作用。

  哈巴罗夫率残部回到西伯利亚,沙皇政府改派斯捷潘诺夫统领三百七十名哥萨克殖民军窜到松花江上骚扰,于顺治十一年夏与清军相遇。

  在此之前,清遣使臣韩巨源到朝鲜,要求“朝鲜选鸟枪善手一百人,由会宁府听昂邦章京率领,往征罗刹,以三月初十到宁古塔”。朝鲜国王孝宗遵令,遣北虞侯边岌领鸟枪手一百名前往。清兵三百名,赫哲族人三百名,朝鲜兵一百名,共七百名。清将昂邦章京宁古塔总管沙尔虎达听从了边岌的建议,于黑龙江与后通江合流处,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围以柳栅,列置岸上,令朝鲜兵放炮。俄兵船大火器多,登岸进攻,清军猛烈还击,俄军战败,登船退出松花江,逃往黑龙江上游。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35、3839、3844页。

  清世祖福临看到罗刹入侵之情愈益严重,遂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往征罗刹于黑龙江。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明安达理统领满蒙汉兵士及当地达斡尔等族壮士,向俄军呼玛城堡进攻。呼玛城堡建立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处的一个小岛上,颇为坚固,存粮亦多。清军包围了城堡,但俄军凭借城坚炮利,拼死防御,一时打不下来。僵持十二天以后,清军粮食将尽,明安达理只好于三月八日舍弃围城,领军撤退。《平定罗刹方略》第1、2卷。

  顺治十四年初,沙尔虎达领兵远道突袭,败俄军于黑龙江下游的尚坚乌黑(今佳木斯市附近山音村),二月被朝廷赐以蟒衣、貂帽、鞍马、腰刀、缎匹等物。《清世祖实录》第107卷第25页。

  顺治帝下决心彻底打败敌军,驱走殖民者,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顺治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他遣使赍敕到朝鲜,命朝鲜国王运送粮食遣兵从征,敕谕说:“今罗刹犯我边境,扰害生民,应行征剿,兹发满兵前往,需用善使鸟枪手二百名,王即照数简发,并将一切应用之物,全行备办,令得当官员统领,期于五月初间送至宁古塔。”《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8页。清使李一先于三月送敕至朝鲜,告诉国王说:“大国将发兵伐罗刹,馈饷甚难。本国亦当助兵,请自本国赍五月粮以送。”国王答称遵命。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58页。

  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遵循帝旨,加紧征剿准备工作,建造了大船四十只,以加强水上作战能力。顺治十五年七月,斯捷潘诺夫带领俄国殖民军五百名,乘船沿黑龙江抢掠,又闯入了松花江。沙尔虎达率清军分乘战船四十七只,在松花江与牡丹江的汇合处(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附近)严阵以待。双方激烈交战,俄军大败,二百七十余名被击毙或活捉,二百余人狼狈逃走,头目斯捷潘诺夫也尸横战场。沙尔虎达立即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帝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5页。

  第二年,顺治十六年正月,沙尔虎达病故,帝命其子巴海袭父世职一等男及官职说:“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清史稿》第243卷,《沙尔虎达传》。

  巴海不负帝望,加紧练兵备战。顺治十七年夏获悉沙俄殖民军复寇,偕梅勒章京尼哈里等领兵前往征剿,行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侦知敌军在费牙喀部落西界,立即前进,至驶犬部地方,分布兵船于两岸。俄兵乘船驶来,清军伏兵齐发,敌即回遁。清军追击,俄兵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多”。清军又俘获敌方妇女四十七名及火炮盔甲器械等物。巴海乘势“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帝命有关部门察明叙议晋赏。《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6页;《清史稿》第243卷,《巴海传》。至此,俄国殖民军除大部战死外,全部被逐出黑龙江中下游流域。顺治帝驱走劲敌保卫东北地区的斗争,取得了全部胜利。

  与此同时,清与朝鲜、日本、安南等周边国家,也保持了良好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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