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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4)
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帝谕礼部：前因丁酉科顺天中式举人，多有贿买情弊，是以朕亲加复试，今取得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苏洪、张元生、时汝身、霍于京、尤可嘉、陈守文、张国器、周根等八人，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5页。
四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对丁酉顺天科场案作了最后的处理。他谕刑部等衙门：“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郁之章、李倩、陈经在、邱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鸿、徐文龙、查学诗，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孙兰茁、郁乔、李树霖、张秀虎，俱应立绞。佘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等语。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讯，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依议”。董笃行等(同考官)，本当重处，朕面讯时，皆自认委系溺职，姑著免罪，仍复原官。曹本荣等，亦著免议。“自今以后，考官士子俱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蒙宽典，遂视为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尔等衙门即行传谕”。②《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13、14页；第14页。同日，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王永吉因其侄王树德私通科场关节，自请处分，帝降旨批示说：“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见克尽职业，实心为国，负朕简任之恩。王树德系其亲侄，岂不知情，著降五级调用。”②。
在审处顺天科场案的同时，顺治帝又对主持江南省乡试的主考官、同考官的索银舞弊，施予了更为严厉的处罚。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上疏揭发江南科场舞弊之情说：“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廉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享成、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帝阅后甚怒，降旨批示说：“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西江总督)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8、9页。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三，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又劾江南科场弊说：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细勘察，以厘夙奸。帝阅后降旨：著严察逮讯②④《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2页；第12、13页；第17、18、19页。。二月二十九日，礼部议复前疏时奏称：应照京闱事例，请皇上钦定试期，亲加复试，以核真伪。另外，直省士子云集，闱务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举人，应停止会试。帝允其议。②。
三月十二日，顺治帝亲自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二十日谕礼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情弊多端，物议沸腾，屡见参奏，朕是以亲加复试。今取得吴珂鸣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特赐进士及第》。其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作举人。史继佚、詹有望、潘之彪、洪济等二十四名，亦准作举人，罚停会试二科。方域、顾元龄、刘师汉、夏允光、程牧、孙弓安、叶甲、林大节、杨廷章、张文运、汪度、陈珍、华廷樾、孙长发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④。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刑部审理核实江南科场舞弊案后奏称：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顺治帝阅后降旨加重惩治说：“方犹、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拔真才，严绝弊窦，辄敢违朕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儆戒将来，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李祥光、钱文、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王国祯、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成，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如不缉获，即伊等受贿作实是实。尔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是何意见，著作速回奏。余如议。”《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24、25页。
将此案与顺天案相比较，显然可以看出顺治帝对江南案之处理，远重于顺天案。其一，京闱案仅斩两位同考官，两位主考官和其他同考官俱蒙恩免议，而南闱(江南)则主考方犹、钱开宗立斩，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位同考官立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一同考官卢铸鼎虽已死，亦难逃其罪，妻子家产同样籍没入官。其二，京闱复试，仅革去张元生等八名举人，其他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举人俱准参加会试，而南闱却革去十四名举人，其余举人中，只吴珂鸣一人准参加当年会试，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举人不得参加此次会试，史继佚等举人还罚停会试二科。其三，京闱舞弊受罚之举人王树德等系流徙尚阳堡，而南闱举人方章钺等则流徙宁古塔，道路更远，地更荒凉，戍人更悲惨。其四，京闱案，刑部拟议重，王树德等十九人拟立斩，李苏霖等六人中五人立绞一人绞监候，而帝加恩从宽，皆予免死而流徙，南闱则刑部拟议较轻，仅拟斩、绞两位主考，同考官皆责遣尚阳堡，而帝却摈斥其拟，改将主考、同考官一律处死。其五，京闱之拟议衙门刑部，虽拟议甚重，由帝改定，但没有受到训诫，而南闱之议，刑部却遭皇上严斥，并责令刑部回奏为何“问拟甚轻”？为何迟迟不报？刑部诸臣遵旨回奏后，吏部循谕，议拟惩治意见：刑部尚书图海、白允谦，侍郎吴喇禅、杜立德，郎中安球护、胡悉宁，员外郎马海，主事周新民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帝降旨批示：“图海等本当依议，姑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其无加级者，著降一级留任。”《清世祖实录》第122卷第13页。
为什么顺治帝对南闱舞弊案要如此从重惩处？虽无明文述帝之内心想法，但若联系时局，分析清人对此案的一些评述，也许能有所了解。帝之此举，首先是因为南闱考官是违谕坏法。其他各省乡试考官，皆系按制前往，未经皇上召见面谕，而江南主考官方犹、钱开宗，则专门被帝召见“面谕”，令其“敬慎秉公”，否则，一旦违法，将按处决巡按顾仁之例惩办，“决不轻恕”，可是，方犹、钱开宗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贪婪纳贿，败坏国法，帝若不从严处治，岂不是言而无信，令出不行，今后臣人谁会遵旨？故予严办。
其次，南闱之案，流传甚广，物议沸腾。清人评述此狱之起因说：“南场发榜后，众大哗，好事者为诗为文，为传奇杂剧，极其丑诋。两座师撤棘归里，道过毗陵、金阊，士子随舟唾骂，至欲投砖掷甓。”此狱，“相传因尤侗著《钧天乐》而起。时尤侗、汤传楹高才不第，隐姓名为沈白、杨雪，描写主考何图，尽态极妍，三鼎甲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亦穷形尽相”。“前此江陵（宁）书肆刻传奇名《万金记》，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流布禁中，上震怒，遂有是狱。”《研堂见闻杂记》，戴璐：《石鼓斋杂录》，转引自孟森之《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尤侗，乃著名才子，清人赞其“所作骈俪各种，脍炙人口。尝以西厢词句题作文，流闻禁卫”，世祖观其所著，“叹曰真才子”。康熙时尤侗官翰林，“偕诸儒进平蜀诗文，上见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尤侗之字)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日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余金：《熙朝新语》第3卷，第10、11页。南闱之弊，影响太坏，流传太广，不予严惩，难平民愤和士心。
再次，江南人才辈出，人文茂盛，状元、榜眼、探花，多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顺治十八年在内，顺治朝共举行了八次会试殿试，其中，吕宫、邹忠倚、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五名状元是江苏人，史大成是浙江人，只有傅以渐、刘子壮两名状元是山东、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苏有两名。八名探花里，江苏有蒋超、沈苓、秦钺、叶方霭四名，浙江有张天植、吴光两名。若将时间放长一些，则到乾隆六十年止，清朝共举行了六十六科殿试，选中状元、榜眼、探花各六十六名，其中江浙出了状元五十一名、榜眼三十八名、探花四十七名。总的是江苏、浙江名士才子夺走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状元、榜眼、探花桂冠，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亦多系江浙之人。因此，如果科场弊端太甚，真才不得选拔，那么，一则清帝难觅贤才，佐政乏人，再则有才之士埋没山林，怀才不遇，难免滋生不满情绪，诋毁朝政，动摇民心，尤其是在清初局面尚未完全稳定的形势下，争取士子，特别是争取江南士子，乃系朝廷当务之急，更需要纠正科场舞弊积习，更应严惩贪婪考官。
也许这些情况，以及顺治皇帝福临之爱才求贤，才使他加重惩罚南闱纳贿违法的考官和私通关节的举人。他在十五年四月初七御乾清门考选庶吉士后，谕告诸进士，言及处治考官之事说：“朕屡重试典，严除弊窦者，实欲得真才而用之耳！”《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3页。
其实，南闱处理固然很重，北闱的惩办，也很严厉，尤其是对违法之举人，南闱、北闱案的处治是大同小异，即都是连妻子父母兄弟一并流徙，只不过是京闱案流徙的地点是尚阳堡，比南闱案之宁古塔，要近一些而已。
仅仅是因为一人中举有舞弊之事，就连父母妻子兄弟都要连坐，都要充军数千里外，而且是荒凉边外。特别是宁古塔，清人称“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研堂见闻杂记》。被惩之举人，连同父、母、妻、子、兄、弟，当有四五家至七家数十人，就这样流徙边外，尸横异乡，惨不忍言。惩罚确是太重了。
清人对“丁酉之狱”，虽不敢直言皇上苛暴，也讲点个别考官舞弊及明末清初弊习，但大体上皆认为此狱过严，非仁君之政，且为被惩之举人鸣冤叫屈，认为他们本系才子名士，并非腹内空空行贿得中，实即对“丁酉之狱”持否定态度。
以北闱为例，被罚流徙尚阳堡的举人中，有被清初大文豪吴伟业赞颂的孙、陆庆曾，孙？系状元孙承恩之弟。吴伟业为孙氏兄弟专作《吾谷行》一诗。《吴诗集览》引《苏州府志》：“孙承恩，……弟？，字赤崖，少游文社，名与兄埒。顺治丁酉，举顺天乡试，科场事发，为人牵连，谪戍尚阳堡。圣祖东巡，献颂万余言，召至幄前，赋东巡诗，试以书法，上叹惜其才。”吴伟业又写诗赠陆庆曾，题为《赠陆生诗》：“陵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王钱。尚书墓道千章树，处士汇二顷田。”董含在《三冈识略》中亦赞陆庆曾“素负才名”。
南闱之方章钺、吴兆骞二案，更为时人叹息。给事中阴应节参劾南闱有弊时所举之唯一例子，是江南主考方犹取中了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因二方是“联宗有素”。尽管方拱乾在奉旨回奏时辩称：“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2页。但方章钺仍被罚徙，其父方拱乾、兄悬成、享成、膏茂，以及妻子和兄长之妻、子，俱同徙宁古塔。方家父子皆系有才之士，名声远扬。方享成“工诗文，善书，精小楷，兼长山水，与程青溪、顾见山称鼎足”。方悬成就是有名的方孝标，官至学士，著述甚丰。方家父子兄弟皆因一人之案而全部流徙，着实令人悲痛感慨。
更为冤屈的是众所周知的吴兆骞。吴兆骞，字汉槎，乃江南名士，“善属文”，考试之事，本系易如反掌，不料，州县押解，千里迢迢，道途艰辛，身心交瘁。皇上亲自复试之日，“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几不能下笔”。而且，“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在此恶劣形势威逼之下，下笔千言的才子吴兆骞竟“战栗不能握笔”，“不能终卷”，从而险遭斩杀，最后连妻、子、父、母、兄、弟一起流徙宁古塔。王应奎：《柳南随笔》第11卷，第4页，《诸南笔谈》，戴璐《石鼓斋杂录》，转引自孟森：《科场案》。
顺康时期，许多名人学士为吴之冤屈鸣不平，做诗填词相赠，最著名的是吴伟业(吴梅村)之一诗和顾贞观的两首词。人文学家吴梅村以诗《悲歌赠吴季子》，赠与吴兆骞。其诗为：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壁青蝇见排诋。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梅村此诗，描景抒情议事皆佳，实为绝唱之作，其最末两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更点明了此诗吴兆骞系含冤流徙的主题。
被誉为“词家三绝”之一的大词家顾贞观，与吴兆骞系好友，当吴远流之后，为此冤案特写《贺新郎》（亦名《金缕曲》）二首相寄，题为《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第一首：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因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勾？此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第二首为：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叟，曾不减夜郎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吴梅村之诗和顾贞观之词，皆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
这两首词，情深意浓，念友心切，悲惨凄然，字字是血，声声是泪，读后令人无不悲从中来，凄然泪下。据说大词家纳兰性德见此词后，“泣曰：山阳思旧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遂竭力奔走求情，筹措赎金，名人学士达官，争相捐助，吴兆骞得以离戍返归。
吴兆骞之革举远戍，实为冤屈，被罚之举人连同父母妻子兄弟流放边远荒凉之地，亦系太重，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顺治皇帝福临对科场舞弊的惩处。士子献金求中，考官纳银受贿，本来就犯了贪婪之罪，国法不容，行贿者与受贿者皆应惩治。何况，其他贪污案件之后果，大都不如科场舞弊危害之严重。有清一代，科举为做官之正途，尤其是知县以上内外文武官员，大都由此而出，设若科场贿赂盛行，有银即可入学中举名登进士金榜，荣为状元、榜眼、探花，他日为官，必然贪婪虐民，那时内而大学士、九卿、司官，外而总督、巡抚、司道、州县官员，岂不皆成为贪官赃官，形成“政以贿成”的混浊局面，于国于民，害莫大焉。因此，顺治帝严革科场舞弊，是完全正确的，也起到了革明季颓风树清初新习的作用。《清史稿》赞其严惩顺天、江南纳贿坏法之考官及行贿中式之举人说：“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清史稿》第108卷，《选举三》。此见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参与机要重用饱学名士。
四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对丁酉顺天科场案作了最后的处理。他谕刑部等衙门：“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郁之章、李倩、陈经在、邱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鸿、徐文龙、查学诗，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孙兰茁、郁乔、李树霖、张秀虎，俱应立绞。佘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等语。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讯，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依议”。董笃行等(同考官)，本当重处，朕面讯时，皆自认委系溺职，姑著免罪，仍复原官。曹本荣等，亦著免议。“自今以后，考官士子俱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蒙宽典，遂视为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尔等衙门即行传谕”。②《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13、14页；第14页。同日，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王永吉因其侄王树德私通科场关节，自请处分，帝降旨批示说：“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见克尽职业，实心为国，负朕简任之恩。王树德系其亲侄，岂不知情，著降五级调用。”②。
在审处顺天科场案的同时，顺治帝又对主持江南省乡试的主考官、同考官的索银舞弊，施予了更为严厉的处罚。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上疏揭发江南科场舞弊之情说：“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廉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享成、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帝阅后甚怒，降旨批示说：“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西江总督)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8、9页。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三，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又劾江南科场弊说：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细勘察，以厘夙奸。帝阅后降旨：著严察逮讯②④《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2页；第12、13页；第17、18、19页。。二月二十九日，礼部议复前疏时奏称：应照京闱事例，请皇上钦定试期，亲加复试，以核真伪。另外，直省士子云集，闱务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举人，应停止会试。帝允其议。②。
三月十二日，顺治帝亲自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二十日谕礼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情弊多端，物议沸腾，屡见参奏，朕是以亲加复试。今取得吴珂鸣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特赐进士及第》。其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作举人。史继佚、詹有望、潘之彪、洪济等二十四名，亦准作举人，罚停会试二科。方域、顾元龄、刘师汉、夏允光、程牧、孙弓安、叶甲、林大节、杨廷章、张文运、汪度、陈珍、华廷樾、孙长发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④。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刑部审理核实江南科场舞弊案后奏称：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顺治帝阅后降旨加重惩治说：“方犹、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拔真才，严绝弊窦，辄敢违朕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儆戒将来，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李祥光、钱文、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王国祯、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成，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如不缉获，即伊等受贿作实是实。尔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是何意见，著作速回奏。余如议。”《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24、25页。
将此案与顺天案相比较，显然可以看出顺治帝对江南案之处理，远重于顺天案。其一，京闱案仅斩两位同考官，两位主考官和其他同考官俱蒙恩免议，而南闱(江南)则主考方犹、钱开宗立斩，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位同考官立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一同考官卢铸鼎虽已死，亦难逃其罪，妻子家产同样籍没入官。其二，京闱复试，仅革去张元生等八名举人，其他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举人俱准参加会试，而南闱却革去十四名举人，其余举人中，只吴珂鸣一人准参加当年会试，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举人不得参加此次会试，史继佚等举人还罚停会试二科。其三，京闱舞弊受罚之举人王树德等系流徙尚阳堡，而南闱举人方章钺等则流徙宁古塔，道路更远，地更荒凉，戍人更悲惨。其四，京闱案，刑部拟议重，王树德等十九人拟立斩，李苏霖等六人中五人立绞一人绞监候，而帝加恩从宽，皆予免死而流徙，南闱则刑部拟议较轻，仅拟斩、绞两位主考，同考官皆责遣尚阳堡，而帝却摈斥其拟，改将主考、同考官一律处死。其五，京闱之拟议衙门刑部，虽拟议甚重，由帝改定，但没有受到训诫，而南闱之议，刑部却遭皇上严斥，并责令刑部回奏为何“问拟甚轻”？为何迟迟不报？刑部诸臣遵旨回奏后，吏部循谕，议拟惩治意见：刑部尚书图海、白允谦，侍郎吴喇禅、杜立德，郎中安球护、胡悉宁，员外郎马海，主事周新民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帝降旨批示：“图海等本当依议，姑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其无加级者，著降一级留任。”《清世祖实录》第122卷第13页。
为什么顺治帝对南闱舞弊案要如此从重惩处？虽无明文述帝之内心想法，但若联系时局，分析清人对此案的一些评述，也许能有所了解。帝之此举，首先是因为南闱考官是违谕坏法。其他各省乡试考官，皆系按制前往，未经皇上召见面谕，而江南主考官方犹、钱开宗，则专门被帝召见“面谕”，令其“敬慎秉公”，否则，一旦违法，将按处决巡按顾仁之例惩办，“决不轻恕”，可是，方犹、钱开宗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贪婪纳贿，败坏国法，帝若不从严处治，岂不是言而无信，令出不行，今后臣人谁会遵旨？故予严办。
其次，南闱之案，流传甚广，物议沸腾。清人评述此狱之起因说：“南场发榜后，众大哗，好事者为诗为文，为传奇杂剧，极其丑诋。两座师撤棘归里，道过毗陵、金阊，士子随舟唾骂，至欲投砖掷甓。”此狱，“相传因尤侗著《钧天乐》而起。时尤侗、汤传楹高才不第，隐姓名为沈白、杨雪，描写主考何图，尽态极妍，三鼎甲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亦穷形尽相”。“前此江陵（宁）书肆刻传奇名《万金记》，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流布禁中，上震怒，遂有是狱。”《研堂见闻杂记》，戴璐：《石鼓斋杂录》，转引自孟森之《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尤侗，乃著名才子，清人赞其“所作骈俪各种，脍炙人口。尝以西厢词句题作文，流闻禁卫”，世祖观其所著，“叹曰真才子”。康熙时尤侗官翰林，“偕诸儒进平蜀诗文，上见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尤侗之字)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日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余金：《熙朝新语》第3卷，第10、11页。南闱之弊，影响太坏，流传太广，不予严惩，难平民愤和士心。
再次，江南人才辈出，人文茂盛，状元、榜眼、探花，多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顺治十八年在内，顺治朝共举行了八次会试殿试，其中，吕宫、邹忠倚、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五名状元是江苏人，史大成是浙江人，只有傅以渐、刘子壮两名状元是山东、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苏有两名。八名探花里，江苏有蒋超、沈苓、秦钺、叶方霭四名，浙江有张天植、吴光两名。若将时间放长一些，则到乾隆六十年止，清朝共举行了六十六科殿试，选中状元、榜眼、探花各六十六名，其中江浙出了状元五十一名、榜眼三十八名、探花四十七名。总的是江苏、浙江名士才子夺走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状元、榜眼、探花桂冠，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亦多系江浙之人。因此，如果科场弊端太甚，真才不得选拔，那么，一则清帝难觅贤才，佐政乏人，再则有才之士埋没山林，怀才不遇，难免滋生不满情绪，诋毁朝政，动摇民心，尤其是在清初局面尚未完全稳定的形势下，争取士子，特别是争取江南士子，乃系朝廷当务之急，更需要纠正科场舞弊积习，更应严惩贪婪考官。
也许这些情况，以及顺治皇帝福临之爱才求贤，才使他加重惩罚南闱纳贿违法的考官和私通关节的举人。他在十五年四月初七御乾清门考选庶吉士后，谕告诸进士，言及处治考官之事说：“朕屡重试典，严除弊窦者，实欲得真才而用之耳！”《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3页。
其实，南闱处理固然很重，北闱的惩办，也很严厉，尤其是对违法之举人，南闱、北闱案的处治是大同小异，即都是连妻子父母兄弟一并流徙，只不过是京闱案流徙的地点是尚阳堡，比南闱案之宁古塔，要近一些而已。
仅仅是因为一人中举有舞弊之事，就连父母妻子兄弟都要连坐，都要充军数千里外，而且是荒凉边外。特别是宁古塔，清人称“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研堂见闻杂记》。被惩之举人，连同父、母、妻、子、兄、弟，当有四五家至七家数十人，就这样流徙边外，尸横异乡，惨不忍言。惩罚确是太重了。
清人对“丁酉之狱”，虽不敢直言皇上苛暴，也讲点个别考官舞弊及明末清初弊习，但大体上皆认为此狱过严，非仁君之政，且为被惩之举人鸣冤叫屈，认为他们本系才子名士，并非腹内空空行贿得中，实即对“丁酉之狱”持否定态度。
以北闱为例，被罚流徙尚阳堡的举人中，有被清初大文豪吴伟业赞颂的孙、陆庆曾，孙？系状元孙承恩之弟。吴伟业为孙氏兄弟专作《吾谷行》一诗。《吴诗集览》引《苏州府志》：“孙承恩，……弟？，字赤崖，少游文社，名与兄埒。顺治丁酉，举顺天乡试，科场事发，为人牵连，谪戍尚阳堡。圣祖东巡，献颂万余言，召至幄前，赋东巡诗，试以书法，上叹惜其才。”吴伟业又写诗赠陆庆曾，题为《赠陆生诗》：“陵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王钱。尚书墓道千章树，处士汇二顷田。”董含在《三冈识略》中亦赞陆庆曾“素负才名”。
南闱之方章钺、吴兆骞二案，更为时人叹息。给事中阴应节参劾南闱有弊时所举之唯一例子，是江南主考方犹取中了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因二方是“联宗有素”。尽管方拱乾在奉旨回奏时辩称：“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2页。但方章钺仍被罚徙，其父方拱乾、兄悬成、享成、膏茂，以及妻子和兄长之妻、子，俱同徙宁古塔。方家父子皆系有才之士，名声远扬。方享成“工诗文，善书，精小楷，兼长山水，与程青溪、顾见山称鼎足”。方悬成就是有名的方孝标，官至学士，著述甚丰。方家父子兄弟皆因一人之案而全部流徙，着实令人悲痛感慨。
更为冤屈的是众所周知的吴兆骞。吴兆骞，字汉槎，乃江南名士，“善属文”，考试之事，本系易如反掌，不料，州县押解，千里迢迢，道途艰辛，身心交瘁。皇上亲自复试之日，“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几不能下笔”。而且，“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在此恶劣形势威逼之下，下笔千言的才子吴兆骞竟“战栗不能握笔”，“不能终卷”，从而险遭斩杀，最后连妻、子、父、母、兄、弟一起流徙宁古塔。王应奎：《柳南随笔》第11卷，第4页，《诸南笔谈》，戴璐《石鼓斋杂录》，转引自孟森：《科场案》。
顺康时期，许多名人学士为吴之冤屈鸣不平，做诗填词相赠，最著名的是吴伟业(吴梅村)之一诗和顾贞观的两首词。人文学家吴梅村以诗《悲歌赠吴季子》，赠与吴兆骞。其诗为：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壁青蝇见排诋。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梅村此诗，描景抒情议事皆佳，实为绝唱之作，其最末两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更点明了此诗吴兆骞系含冤流徙的主题。
被誉为“词家三绝”之一的大词家顾贞观，与吴兆骞系好友，当吴远流之后，为此冤案特写《贺新郎》（亦名《金缕曲》）二首相寄，题为《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第一首：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因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勾？此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第二首为：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叟，曾不减夜郎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吴梅村之诗和顾贞观之词，皆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
这两首词，情深意浓，念友心切，悲惨凄然，字字是血，声声是泪，读后令人无不悲从中来，凄然泪下。据说大词家纳兰性德见此词后，“泣曰：山阳思旧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遂竭力奔走求情，筹措赎金，名人学士达官，争相捐助，吴兆骞得以离戍返归。
吴兆骞之革举远戍，实为冤屈，被罚之举人连同父母妻子兄弟流放边远荒凉之地，亦系太重，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顺治皇帝福临对科场舞弊的惩处。士子献金求中，考官纳银受贿，本来就犯了贪婪之罪，国法不容，行贿者与受贿者皆应惩治。何况，其他贪污案件之后果，大都不如科场舞弊危害之严重。有清一代，科举为做官之正途，尤其是知县以上内外文武官员，大都由此而出，设若科场贿赂盛行，有银即可入学中举名登进士金榜，荣为状元、榜眼、探花，他日为官，必然贪婪虐民，那时内而大学士、九卿、司官，外而总督、巡抚、司道、州县官员，岂不皆成为贪官赃官，形成“政以贿成”的混浊局面，于国于民，害莫大焉。因此，顺治帝严革科场舞弊，是完全正确的，也起到了革明季颓风树清初新习的作用。《清史稿》赞其严惩顺天、江南纳贿坏法之考官及行贿中式之举人说：“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清史稿》第108卷，《选举三》。此见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参与机要重用饱学名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