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第31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4)

　　按正常顺序，顺治六年又举行了会试，这次又取四百人，殿试以用什么办法可使满汉同心一体，用什么办法即使百姓休养生息又使国家殷富，用什么办法可以不劳兵而使盗尽民安等为题考试贡士。《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这次会试的进行是在江西、广东等地叛乱刚平、大同等地叛乱又起的暴风骤雨中开始的，因此多尔衮所出三题全部与形势有关，盼望这些日后的统治者能够多献良策。由于两广初定，二甲进士分授参议，三甲全授知府，分派到两广等省补用。而且进士释褐之后即官四品，也是前所未有的。福格：《听雨丛谈》卷9，“乡会试掌故一”。这说明形势的不稳造成了多尔衮急于选官用人的迫切心情。

　　多尔衮摄政七年，就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全部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中。此外还通过对前朝贡生的考选，任命了一大批州县级官吏。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人逐渐代替了暂用的旧官，成为清初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力量，使多尔衮手中的国家机器开动得更加顺利。

　　四、整饬吏治。

　　无论什么时候，这都是统治者经常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更是如此。

　　无论多尔衮任用旧官，选拔新秀，还是征辟山林野老，这个问题还是使他经常劳神焦思，大费唇舌。

　　清初的吏治的确是糟糕得很。

　　顺治元年八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刘汉儒曾上过一本，说“近来吏治不可言矣”，而“有司之不肖，率衙役为之作俑者”，那些“积猾老蠹，枭张虎噬，人莫敢谁何。或指盗以诈良愚，或包讼以陷无辜。室中之藏可窥也，立地便起风波，睚眦之恨欲报也，觌面即加锋刃，一票到手，百姓股栗，倾家破产，比比皆然，民有愿死见阎罗而不愿生逢皂衣者”。《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第227页，“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汉儒启本”。请求给予重惩。多尔衮则批示道：

　　“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

　　如朝中六部，吏部为首，就有四名书办小吏，被称为“四大天王”，有“赃私数万”。多尔衮闻讯大怒，立刻发下旨意：

　　“朱国栋、白元灿著刑部拿了，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四大天王其二为谁，著一并察明具奏。”顺治六年六月三日户科给事中杜笃为据揭特参受贿诈赃大坏铨体书办，仰乞圣明敕部严究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地方小吏则更要猖狂得多。如江南太平府繁昌县粮科书手汪启英，串通粮长数人，不按例进行蠲免，额外派征米三千一百多石。顺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宁池太广巡抚李栖风为奸蠹欺官剥民谨据实纠拟以肃法纪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再如大名府县总书单惟玄等四十保书手，按明末旧规敛派纸张，工食银两共五百两。顺治四年八月初四日刑部尚书吴达海为蠹书乘机科敛等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如汝宁府快手谢自然“专一把持衙门，诈骗人财，……蛇蝎州县者数百家，视小民为几上之肉”，顺治六年六月初二日河南监察御史李若琛为遵旨特报成招大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等。

　　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河南南阳府泌阳县知县傅和羹、南召县知县姜曰敬、邓州知州马迪吉、新野县知县刘、淅川县知县冯尔迟等，分别在征收田赋时加收耗银几两到一百几十两不等，揣入自己腰包。顺治五年闰四月初八日刑部侍郎阿拉善为计典限期已迫，府册参差可疑，谨据原册奏闻，仰祈圣鉴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严重违反了多尔衮“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科加罚，巧取于民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明清史料》丙编第l本，第99页，“清世祖登极诏稿”。的规定，遭到板责革职、甚至站徒三年的处分。但多尔衮并不十分满意，他在本后批道，

　　“……俱依拟。这等事著逐件另本具奏，久已奉旨，如何不遵行？再行申饬！”

　　再如李自成大顺权利宰相牛金星之子牛铨，投降阿济格后被委以黄州知府，他在任上先后征收“非额载全书钱粮”、明末的陋规银、贪污本府属九州县的长夫银、皂隶空额的工食银等多项，共计千两上下。后被湖北巡按王守履举劾，得到多尔衮批示：

　　“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

　　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奉旨会同各官详审，认为“所供前情是的”，按律应绞。顺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为特纠冒滥方面，以肃官箴以除民蠹，仰祈圣鉴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地方大员之贪酷者，无如福建巡按周世科了。有一自号海外散人的文人记录了他在福州的见闻，其中有这样两段：

　　“巡按周世科，凡城外民获进者，俱指为贼。其法以大门扇将人手足展开，钉于其上，又竖木头于地，将人从后股串入，旋转作磨，谓穿心磨，又赤剥其人，以火炬烧其阴，日日如是。……

　　周世科开妄告之令，无赖之人辄肆志于乡绅大室。前松江府知府陈亨，被人告责十五板。前户部主事林宏衍，锁链到官。前处州府知府郑奎光，锁拿到官，馈送银八百两免罪。”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第7页，中华书局，1980年。

　　结果福建各阶层人民纷纷被迫而起，都以周世科暴横为理由。浙江福建总督陈锦等入闽后，在文武群臣中调查，结果都沉默不敢深谈。等到周世科出巡延平，“阖郡士民遂鼎沸，共言其非矣”。有说他专用炮烙、活钉、火燎、水，以及桩坐粪门等酷刑，还说是清朝法度的；有说他诈取大量金珠，放在心腹手中隐藏的；有说他贿赂有关人员，委任监军、监纪、私募兵丁的；有的揭发他滥收贼子娼男为义子，送于府学，学道不从反被锁拿；揭发他侵克犯官的赃私，欺侮部民妇女，……等等，只因周世科是关外旧人，所以以前无人敢于揭发。结果陈锦与礼部侍郎陈泰、梅勒章京东阿赖、刑部侍郎李延龄一起上疏参劾，得多尔衮批示：

　　周世科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犯，该督抚按拿究质对，确审拟罪具奏，敕印着即进缴。该部院知道。顺治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福建总督陈锦为巡方奇贪异酷，大伤国泽，大坏封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到顺治六年正月，部文下到福州，命将周世科等五名贪官污吏就地斩首，这才略略平息了闽省的仇恨。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见《清史资料》第1辑，第73页，中华书局，1980年。

　　这样的例子，体现在清初档案中的就有很多，而实际生活中发生而未被纠参的、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就更不知有多少。但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多尔衮对于吏治还是加意整饬的，对于贪官污吏还是严惩的。从入关进京之初，多尔衮就曾多次发布令旨，严禁各级官吏沿明末旧习，为非作歹。顺治元年十月登极诏书中规定：

　　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7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十一月，龚鼎孳等上书请实行宽大之政，认为有的大官“罪止铢两之微，而性命鸿毛，弃如草芥”，似为不妥。多尔衮不同意这种说法，因而批道：

　　贪官必诛，屡旨甚明，何必论赃多少？以后各官，著用心砥砺，朝廷自有优礼。《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癸卯。

　　天津总督骆养性曾谈到明朝旧例，赋税每两加火耗三分，应予禁革。多尔衮批道：

　　前有旨：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这钱粮征纳，每两加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且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罪。该部知道。《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08页，“天津总督骆养性启本”。

　　此后，多尔衮又在颁布平定江南诏书、平定浙东福建诏书、平定广东恩诏时，多次重申福临登极诏书中有关吏治的内容，这样，多尔衮对贪官污吏还是经常治、从重治的。一些上司官害怕在考察中被人弹劾，因此也督下较严。如直隶大名府滑县主簿钟溶，到任时用地方银三两为自己修缮房屋，备办家具，亦被揭发出来，“议革职，责二十板，赃照追”。顺治五年六月初六日刑部左侍郎阿拉善为特纠贪吏以肃计典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只是多尔衮看了，实在觉得过分，批了“钟姑免议”几字，此事才了。又有山西太原府西路管粮同知吴名儒受赠银十四两，被议革职，责二十板，只是念他七十五岁高龄，准其收赎，赃银照追。多尔衮也批准“革其职”，“姑免赎”。顺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为特纠贪吏以肃计典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由此可见清初吏治还是相当严的。

　　传统的京察大计仍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起着监督吏治的作用。顺治二年五月，四川道监察御史张谨上书说，各地不安定，主要是因为有司只会讨好上级、不考虑百姓的缘故。他建议“有司殿最，宜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者为上考，抚按注册达部，久任责成，三考奏绩，不次擢用。若仅干理簿书，惠鲜无策，虽有才能，止注中考”。《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丙戌。吏科给事中孙襄也请求于顺治三年举行朝觐、大计。吏部和都察院查过旧例之后，认为顺治三年正月举行时间太急，请拖到三月再举。但从实际情况看，三月也难举行。如陕西监察御史廖攀龙因为多尔衮有“计吏大典，该抚按自当预行料理，着察例申饬”之旨，十分着急，发文陕西希政司谘访各级官吏贤否，然后造册送巡按衙门，填注考语后送部院备考。但“移檄无灵，疾呼不应”，“竟无一册造送”，无奈只得请求多尔衮下令给陕西布政司催报。多尔衮也曾批示：“这文册不行造报官员，著廖攀龙指名参奏”。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陕西监察御史廖攀龙为大计届期司册延误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但各地初定，道途梗阻，一些官员新上任，大计很难按期举行。因此多尔衮只好又在吏部、都察院的本上批道。

　　“顺治三年虽系计期，但各省初定，新设之官尚未满任，姑缓朝觐，俟至四年举行。”《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戊寅。

　　清初考核官吏的制度也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每三年考核一次。对地方官的考核称作大计，对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地方督抚和京官三品以上者自陈得失，以下者由吏部和都察院考核。但首次大计，却主要据抚按的报告对官员加以黜陟，吏部和都察院企图按明制加以负责，但遭到满洲贵族的反对。因为台省官多为汉人，而地方督抚按中旗人居多，所以大计当中台省官以拾遗的方式上奏指摘，却多被反坐。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计典”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顺治六年后再举计典，由于前车之鉴，就连纠拾者也寥寥无几了。

　　顺治三年七月辛酉，吏部奏言，朝觐考察之期定在次年正月举行，由吏部发下五花册，发到各抚按手中攒造，写明朝觐官员姓名、起程日期等，限十月到部。应朝觐官员限十二月到京，违限者参奏。不许私自驰驿，分外扰民。官员贤否考评，一律由抚按定注。考语止用才、守、政，年四格，须按人指事；明白直书，不许铺叙繁文。如有毁誉徇情，是非颠倒者议处。多尔衮对此表示不同意。《清世祖实录》卷27.

　　顺治四年二月乙酉，多尔衮以皇帝的名义向天下朝觐官员发布诏谕：

　　“天下人民，困苦极矣，朕既将他们出之水火，与各级地方官一起治理，已有四年。但明末积弊难除，颓风犹煽，有司贪婪成性，小民疾苦谁怜？司道官贿赂熏心，属吏好坏不辨。疮痍未平，剥削加重，百姓流离失所，未见有谁招抚，只得揭竿而起，又不见有谁去消平。朝廷屡有德意，但郡县依然如故。天天闲游，还希望升迁。虽然对贪官污吏偶有纠参，但奸猾者经常贿赂得脱，朕对此甚感愤怒。当此大计之时，已严饬各级部门重惩贪酷，不得宽恕。你们这些人暂时可以留任，但必须改正以前的错误，勉图后效，变秽浊为清廉，易烦苛为宽大，太平治理，体现朕的爱民之意，这样朕还可以表彰提升，但如果借法行私，剥下媚上，巧文欺谩，庇罪保奸，仍继续以前的弊政，就绝不宽恕。尔其钦哉，故谕。”“敕谕天下朝官员”。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诏敕诰表”。

　　随后，便对地方各级官吏加以升降。这年十月，吏部认为计典三年一举是旧例，现在全国逐渐一统，应以三载考绩为定制。自顺治五年到七年后，大计天下群官，以后永远遵守。多尔衮表示同意。《清世祖实录》卷34，顺治四年十月戊子。到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816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庚申。

　　至于京察，似乎在摄政时期未曾举行。但顺治四年六月，在大计之后，曾以考满称职提升各部院官英俄尔岱、吴达海、冷僧机、多尔济达尔汉、明安达礼、范文程、马光辉等六七十人，《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六月甲戌。也是对京官三年来任职情况的评定。京察和考满，原是对京官加以考核的不同办法，都是三年一次，究竟应该是择一而行还是并行不悖，从顺治年间直到鳌拜辅政时期时有争议和变动，其过程这里就不谈了。

　　这样的官员考核办法往往是流于形式的，其中弊病也很多。顺治六年四月丙午，刑科给事中陈调元就认为，“朝廷之赏罚，唯凭督按之举劾，而举劾之公私，全凭道府之开报”，这本身就不合适。他说甚至有总督荐举的人恰好就是巡按弹劾的人，而且都说是根据司道的开报。《清世祖实录》卷43.后来魏象枢提出“三年大计，册报责在抚按，考察责在部院，纠拾责在科道”，认为顺治四年大计时，科道拾遗曾经举行，但因立法不善，科道官被处者不一而足。如吏科刘楗以纠拾张守廉责革，杨时化以纠拾左光先降级，刘鸿儒以纠拾劳有学降级，林起龙以纠拾杨云鹤革职，杨璜以纠拾刘孔敏罚俸，都察院臣因此被处分的还不在其内。其主要原因是抚按为了不使人说庇纵部下，所以把部下说得很好；而科道官加以纠参，抚按又怕连累自己为他们百般回护。弊端种种，不一而足。因此魏象枢得出一个结论：“总因四年计典初举，皇上未亲大政，公道未章，事多草率。”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2，中华书局，1996年8月第1版第26页。

　　这也是多尔衮被打入地狱两三年了，否则魏象枢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当然，在那时候，他完全可能不这么说。

　　第二节困境中求生存。

　　一、首革前朝弊政。

　　(一)清初凋敝与明末弊政。

　　中原昔丧乱，原隰繁稗莠。

　　人间好女儿，卖粟不满斗。张仁熙：《藕湾诗集》卷1，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2，张仁熙，第191页。

　　满目逃亡剧可怜，尚余残喘适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