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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马上得天下(6)
于是多尔衮下令把卤簿向宫门陈设，排仪仗于前，奏乐，从长安门进皇宫。在此对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再对沈阳方向行三跪九叩头礼，再乘辇直入武英殿，以金瓜、玉节等罗列于殿前。多尔衮下辇升座，接受故明大小官员以及宦官七八千人的朝拜。眼望胸下跪伏着一大片臣民，耳听三声欢呼万岁，心里不禁生起一丝得意之感。
(二)安定民心――发帝丧，停发。
多尔衮并不敢得意忘形。尽管占领了北京，自己坐上了故国皇帝的宝座，但他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他知道作为财赋地和人文薮的江南半壁河山还不在自己手中，作为自己劲敌的农民军还有数十万人马，完全可以把自己再赶回关外。况且京畿内外，“连经兵火，又值大旱，远近田畴，尽为兵马所蹂躏。城底数百里，野无青草；城中之人，相聚为盗，多有杀越夺掠之患”，人心颇为不稳。京中粮草，大多为农民军运走，所剩多是“积年陈腐之米"，糠土参半，吃了就会腹痛，但当时“粮俱乏，人马饥馁”，军兵官员都不得不以此充饥，连随军为质的朝鲜王世子都无法例外。这些情况，都使多尔衮无法安枕。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3780页。
为了安定民心，多尔衮在进入北京之初就立即下令军队留驻城外，“使龙将等管门，严禁清人及我国人(即指朝鲜人)毋得出入”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9页。；“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④⑦《沈馆录》卷7.；而且严禁军兵进入百姓之家，“军兵之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④就连宿营做饭，都“于道旁埋锅而爨，无辄入民家者”《定思小纪》［明］刘尚友：《定思小纪》，载《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65―84页。。另外阿济格曾向多尔衮建议“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大军退师，也遭到多尔衮的拒绝。吴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3780页。在这种情况下，“城中避乱者，稍稍还集”⑦，对于多尔衮严禁杀掠的政策，“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进京次日，范文程等人还向多尔衮报告，说北京的百姓假托搜捕农民军残余，纷纷首告，恐怕造成相互仇杀，引起局势不稳，请下令严禁。多尔衮对他们的报告很赞赏，下令禁止乱告状的现象，对于稳定北京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多尔衮还让前来帮助清军作战的蒙古部落人马暂且回去，等到秋天大举南侵之际再来相会。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0页。很多文章都认为多尔衮入关之初没有南下统一全中国的企图，这里则是反驳的有力论据。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粮饷的消费，一方面则可避免军队对民间的骚扰。十七日，多尔衮又专门设立防守燕京内外城门的军队，“严禁士卒抢夺”王先谦：《东华录》顺治2，顺治元年五月甲辰。。
满洲人的风俗习惯之一就是摧发，俗称剃头，就是把脑袋四周的头发皆尽剃光，仅从头顶向后留起，梳成大辫。自从后金国日益扩张土地，发与否就成为是否降顺的标志。山海关战后，吴三桂的属下俱皆发，京东州县迎降之后也都纷纷剃了头，但这时发还没有全面展开，只是在占领地区局部实行，因此还没有引起太大波动。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仍然沿用这一传统做法，以发为归顺，即便“虽称归顺而不发者”，也“是有狐疑观望之意”，不能允许。②《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②这就使发变衣冠的做法向京畿中原推广。本来，风俗习惯的形成和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需要强制推行，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本来也颇被人们蔑视，但终于流行起来。可是，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又是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不是在民族间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互相吸取各自风俗习惯的长处，摈弃各自的短处，而是采取征服者野蛮的高压手段来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风俗习惯，那么对于被征服民族来说，或许本来并无所谓的风俗习惯，此时却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抗――因为他们把这当作民族压迫和征服的标志。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人看到：“人民之在城中，尽令剃头”。这引起了百姓的愤怒，有的见人就哭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要被剃头？于是京畿各占领地区，特别是北京城及其他大城市之中，民情骚动，连朝鲜官员都说，“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多尔衮看到此时自己还立足未稳，自己的政策又引起不利的反响，便做出适当的让步。五月二十三日，他敕谕兵部说：“以前我因为归顺的百姓不容易辨别，所以下令发，来区分顺民和反抗者。如今听说发极大违背了百姓的意愿，这反倒不是我以文教定民的本心了。从今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各随其便。”《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五月庚戌。
这样一来，各不同群体的汉人心中略为安定，有的地方“闻俱免剃头之谕，军民欢呼”。但据宣大山西总督吴孳昌报告，在免发的敕谕下达之后，北京城门内外，一些无赖恶棍仍然遍街摘帽剃头，搞得人心惶惶。“虽已经禁止，而远方蚩氓，闻风裹足……将见凡未剃头者虽欲投诚，不免疑畏，商贾裹足，四方阻绝，甚非一道同风之意。”因此他希望多尔衮“再沛纶音，大通道路，不论已剃未剃，皆得通行都市，庶辇毂之下，万国来同而行旅辐辏矣”。多尔衮阅后当即批示；
“归顺官民照旧束发，久经传谕，大同新附，尚未通知，即将发去令旨二十道，先行宣示，仍许誊刻，以便广布。都门万国朝宗，五方走集。无论有发无发，自当一体通行。顺治元年七月十三日宣大山西总督吴孳昌谨启为微臣谬膺简命受事刻不容缓，谨略抒愚臆仰候鉴裁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多尔衮发现不适应形势的政策措施就立即更改，虽说出自一个政治领袖的韬晦，后来多尔衮曾公开声称，“向来头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蒋良骐：《东华录》卷6，顺治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80年。)但毕竟及时稳定住了局势，安定了民心，对在北京城站稳脚跟起了积极作用。至于衣冠，也暂时无法“悉遵本朝制度”。山东巡按朱朗曾请求“正衣冠”，说“使不加冠服以临民，不惟无以表正百姓，凡有时而庆贺朝拜，何以先群吏而立班首？”多尔衮无法，只得批示，“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日持旨简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谢恩莅事”。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朗谨启为广文德以端王化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衣冠服制也没有变动，暂时因循明朝旧制。
多尔衮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替明崇祯帝发丧，因为他打着这个旗号进关，打着这个旗号争取吴三桂，打着这个旗号使京东一带，包括北京不战而降，这一条是争取汉人官绅的重要手段，即使一般汉民也会对此表示满意，因为这至少表明清人对过去的敌人宽宏大量，不念旧恶。此外，在这个幌子下，可以大大激起汉人官绅对农民军的仇恨，充当多尔衮剿杀农民军的急先锋。在范文程等人的督促之下，五月初四日，多尔衮对“故明”的官员、耆老、兵民发下谕旨：
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据说此谕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辛卯。多尔衮即下令从初六日开始，“为先帝设位帝王庙，哭临三日，随议谥号，议葬隧”。礼部侍郎杨汝成称典礼浩繁，不能独自担当，多尔衮便问汉官中谁最贤明，沈惟炳等推举那位曾建议崇祯帝南迁的李明睿，多尔衮便任命李明睿为礼部左侍郎。李明睿以自己身体不好推辞不干，多尔衮就对他说；“你们的皇帝还没有收殓，明天就要让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没有神主？怎么哭临？没有谥号，怎么立神主灵牌？”
李明睿一听，痛哭不止。多尔衮就下令在朝房中讨论崇祯帝的谥号，并议定朱由检为怀宗端皇帝(“怀宗”为庙号，“端”即谥号)，周皇后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庙。从初六日开始哭临，曹溶等五人作为多尔衮肯定下来的五城御史，在帝王庙“监肃诸议”，其他一些曾投降大顺权利的官员如熊文举、杨枝起、朱徽等都前来致哀。其后，又因田贵妃的坟墓宽大壮观，就决定不再为崇祯造陵，将他与周后、田妃一同葬于其中；崇祯棺椁居中，周后居左，田妃居右，命名为思陵。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年后，谈迁曾访思陵，见其中“飨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内殿加峻。”有碑上书“怀宗端黄帝陵”，前头的“大明”二字为金色，殿上匾额有“思陵”二字，亦为金书，只是乱草丛生，十分凄凉。谈迁：《北游录》，“纪文”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
无论如何，多尔衮此举的效果是显著的，汉人官绅无不为此而感激涕零。有人就说，“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4页，“马绍愉致吴三桂书”。南明大学士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信中也写道：“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发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乎？”《明季南略》卷2，［清］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史可法答书”，第143页。再加上范文程等加意抚绥，遣官护送抗拒农民军而自杀的大学士倪元璐的家属扶柩南归，凡死难诸臣之棺木，又都“次第给文南还”，更使汉人官绅感恩戴德。这样一系列措施，使多尔衮很快就在北京站住了脚，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该是迁都北京了。
(三)定议迁都。
多尔衮早就想把首都定在北京，这一是太祖、太宗的宏愿，二是他继续南下、统一全中国的要求，所以他一进入北京之后，就确定了迁都的想法。他为安定民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正是为迁都北京做准备。正如五月十二日祖可法，张存仁上疏中所说：“京师为天下之根本”，“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而近悦远来，率从恐后矣”。《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己亥。多尔衮在敕谕臣下时，也屡次提到“底定中原"、“建都燕京”这样的词，从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措施上看，也俨然一派开国气象。至六月丁卯，多尔衮便与诸王、贝勒、大臣们定议迁都北京，派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赍奏迎驾。奉书上说：
“仰荷天眷及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工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丁卯。
且不管吞齐喀等人如何赍奏书赴盛京迎接顺治帝，先说在北京的满洲王公贵族中，就有不同意迁都的。英王阿济格就曾提出：“以前初得辽东时，不随意杀人，所以清人被辽民杀掉很多。如今就应该乘着兵威声势，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诸王守燕京，大军或者退还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可以保证没有后患。”多尔衮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皇太极生前多次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而且现在人心未定，不能放弃北京东还，从而产生了矛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虽然最后定议采纳了多尔衮的意见，但由于满洲贵族中有相当一些人希望退回关外，以致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五月甲戌，多尔衮对京城内外军民发布敕谕说：
“清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知民为国家之根本，凡是可以计安民生的事，没有不与大小诸臣尽力去做的。而人民经过乱离之后，惊疑不定，传布谣言，是最可惊怕的事。听说有谣传七、八月间从北京东迁的。我们国家不靠兵力，只行德化，统驭万方。从今开始，燕京就是定鼎之地。为什么不在这儿建都呢？为什么又要东迁？如今大小各官及将士等搬取家属，计日可到北京，你们这些百姓难道没有听到真实消息么？恐怕有奸徒故意煽动蛊惑，流贼的奸细造谣惑众，所以遍行晓示，务必使人们知道我国安邦抚民的真实目的。”《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甲戌。
至于沈阳的八旗贵族如何看待迁都之事，没有发现更多的材料，但可以知道，搬迁的事是很快就决定了的，因为六月中旬时，连朝鲜人都已知道“沈中已令将领军兵等搬移北京”，行期或定于七月，或说定于九月。但由于道路很远，迁移人多，沿途“站驿皆空，饥馑亦甚”，行具预备也很困难，因此需要时间准备。后来决定”八月望日移都北京，两宫亦将一时入往”。据朝鲜人观察，当地人都安土重迁，而且辽沈一带庄稼大有丰收之望，无故放弃，人民颇为不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0、3731、3735，3736页。
顺治帝一行迁都起程的时间比预定的晚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大队人马出发，福临居于前列，诸王贵族率八旗人等带辎重器物随于其后，最后则是两宫皇眷，车马道路，络绎不绝，行动十分缓慢，用朝鲜人的话说，就是“寸寸前进”。前程共一千六百余里，一月之内是很难到达目的地的，而且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十分艰苦。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6页。大队人马一直向西，二十一日止辽河边，二十二日渡河后抵开城，二十三日到杨石木，二十四日停留于张古台口，二十五日至广城，二十六日到苏尔济。在这里，察哈尔固伦公主及外藩蒙古的王公、贝勒前来迎接朝见，并贡驼马。次日，福临在原地休息，召开宴会款待蒙古贵族，分赐他们各种财物。二十八日，队伍来到魏家岭关，从这儿拐向正南，行约四十余里，便于次日抵达广宁。二十九日，驻谢家台，九月初一日到大凌河，初二日至小凌河。到此时，经过十一天的跋涉，，队伍已离沈阳有九百里左右，到北京还有七百五、六十里的路程。但此时北京城里又谣言四起，说皇帝来北京以后，要让清兵放抢三日，老年壮年一律杀光，只留儿童等等。多尔衮只得又赶忙对京城内外军民发布诏谕，安定民心：
(二)安定民心――发帝丧，停发。
多尔衮并不敢得意忘形。尽管占领了北京，自己坐上了故国皇帝的宝座，但他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他知道作为财赋地和人文薮的江南半壁河山还不在自己手中，作为自己劲敌的农民军还有数十万人马，完全可以把自己再赶回关外。况且京畿内外，“连经兵火，又值大旱，远近田畴，尽为兵马所蹂躏。城底数百里，野无青草；城中之人，相聚为盗，多有杀越夺掠之患”，人心颇为不稳。京中粮草，大多为农民军运走，所剩多是“积年陈腐之米"，糠土参半，吃了就会腹痛，但当时“粮俱乏，人马饥馁”，军兵官员都不得不以此充饥，连随军为质的朝鲜王世子都无法例外。这些情况，都使多尔衮无法安枕。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3780页。
为了安定民心，多尔衮在进入北京之初就立即下令军队留驻城外，“使龙将等管门，严禁清人及我国人(即指朝鲜人)毋得出入”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9页。；“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④⑦《沈馆录》卷7.；而且严禁军兵进入百姓之家，“军兵之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④就连宿营做饭，都“于道旁埋锅而爨，无辄入民家者”《定思小纪》［明］刘尚友：《定思小纪》，载《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65―84页。。另外阿济格曾向多尔衮建议“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大军退师，也遭到多尔衮的拒绝。吴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3780页。在这种情况下，“城中避乱者，稍稍还集”⑦，对于多尔衮严禁杀掠的政策，“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进京次日，范文程等人还向多尔衮报告，说北京的百姓假托搜捕农民军残余，纷纷首告，恐怕造成相互仇杀，引起局势不稳，请下令严禁。多尔衮对他们的报告很赞赏，下令禁止乱告状的现象，对于稳定北京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多尔衮还让前来帮助清军作战的蒙古部落人马暂且回去，等到秋天大举南侵之际再来相会。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0页。很多文章都认为多尔衮入关之初没有南下统一全中国的企图，这里则是反驳的有力论据。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粮饷的消费，一方面则可避免军队对民间的骚扰。十七日，多尔衮又专门设立防守燕京内外城门的军队，“严禁士卒抢夺”王先谦：《东华录》顺治2，顺治元年五月甲辰。。
满洲人的风俗习惯之一就是摧发，俗称剃头，就是把脑袋四周的头发皆尽剃光，仅从头顶向后留起，梳成大辫。自从后金国日益扩张土地，发与否就成为是否降顺的标志。山海关战后，吴三桂的属下俱皆发，京东州县迎降之后也都纷纷剃了头，但这时发还没有全面展开，只是在占领地区局部实行，因此还没有引起太大波动。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仍然沿用这一传统做法，以发为归顺，即便“虽称归顺而不发者”，也“是有狐疑观望之意”，不能允许。②《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②这就使发变衣冠的做法向京畿中原推广。本来，风俗习惯的形成和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需要强制推行，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本来也颇被人们蔑视，但终于流行起来。可是，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又是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不是在民族间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互相吸取各自风俗习惯的长处，摈弃各自的短处，而是采取征服者野蛮的高压手段来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风俗习惯，那么对于被征服民族来说，或许本来并无所谓的风俗习惯，此时却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抗――因为他们把这当作民族压迫和征服的标志。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人看到：“人民之在城中，尽令剃头”。这引起了百姓的愤怒，有的见人就哭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要被剃头？于是京畿各占领地区，特别是北京城及其他大城市之中，民情骚动，连朝鲜官员都说，“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多尔衮看到此时自己还立足未稳，自己的政策又引起不利的反响，便做出适当的让步。五月二十三日，他敕谕兵部说：“以前我因为归顺的百姓不容易辨别，所以下令发，来区分顺民和反抗者。如今听说发极大违背了百姓的意愿，这反倒不是我以文教定民的本心了。从今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各随其便。”《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五月庚戌。
这样一来，各不同群体的汉人心中略为安定，有的地方“闻俱免剃头之谕，军民欢呼”。但据宣大山西总督吴孳昌报告，在免发的敕谕下达之后，北京城门内外，一些无赖恶棍仍然遍街摘帽剃头，搞得人心惶惶。“虽已经禁止，而远方蚩氓，闻风裹足……将见凡未剃头者虽欲投诚，不免疑畏，商贾裹足，四方阻绝，甚非一道同风之意。”因此他希望多尔衮“再沛纶音，大通道路，不论已剃未剃，皆得通行都市，庶辇毂之下，万国来同而行旅辐辏矣”。多尔衮阅后当即批示；
“归顺官民照旧束发，久经传谕，大同新附，尚未通知，即将发去令旨二十道，先行宣示，仍许誊刻，以便广布。都门万国朝宗，五方走集。无论有发无发，自当一体通行。顺治元年七月十三日宣大山西总督吴孳昌谨启为微臣谬膺简命受事刻不容缓，谨略抒愚臆仰候鉴裁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多尔衮发现不适应形势的政策措施就立即更改，虽说出自一个政治领袖的韬晦，后来多尔衮曾公开声称，“向来头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蒋良骐：《东华录》卷6，顺治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80年。)但毕竟及时稳定住了局势，安定了民心，对在北京城站稳脚跟起了积极作用。至于衣冠，也暂时无法“悉遵本朝制度”。山东巡按朱朗曾请求“正衣冠”，说“使不加冠服以临民，不惟无以表正百姓，凡有时而庆贺朝拜，何以先群吏而立班首？”多尔衮无法，只得批示，“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日持旨简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谢恩莅事”。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朗谨启为广文德以端王化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衣冠服制也没有变动，暂时因循明朝旧制。
多尔衮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替明崇祯帝发丧，因为他打着这个旗号进关，打着这个旗号争取吴三桂，打着这个旗号使京东一带，包括北京不战而降，这一条是争取汉人官绅的重要手段，即使一般汉民也会对此表示满意，因为这至少表明清人对过去的敌人宽宏大量，不念旧恶。此外，在这个幌子下，可以大大激起汉人官绅对农民军的仇恨，充当多尔衮剿杀农民军的急先锋。在范文程等人的督促之下，五月初四日，多尔衮对“故明”的官员、耆老、兵民发下谕旨：
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据说此谕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辛卯。多尔衮即下令从初六日开始，“为先帝设位帝王庙，哭临三日，随议谥号，议葬隧”。礼部侍郎杨汝成称典礼浩繁，不能独自担当，多尔衮便问汉官中谁最贤明，沈惟炳等推举那位曾建议崇祯帝南迁的李明睿，多尔衮便任命李明睿为礼部左侍郎。李明睿以自己身体不好推辞不干，多尔衮就对他说；“你们的皇帝还没有收殓，明天就要让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没有神主？怎么哭临？没有谥号，怎么立神主灵牌？”
李明睿一听，痛哭不止。多尔衮就下令在朝房中讨论崇祯帝的谥号，并议定朱由检为怀宗端皇帝(“怀宗”为庙号，“端”即谥号)，周皇后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庙。从初六日开始哭临，曹溶等五人作为多尔衮肯定下来的五城御史，在帝王庙“监肃诸议”，其他一些曾投降大顺权利的官员如熊文举、杨枝起、朱徽等都前来致哀。其后，又因田贵妃的坟墓宽大壮观，就决定不再为崇祯造陵，将他与周后、田妃一同葬于其中；崇祯棺椁居中，周后居左，田妃居右，命名为思陵。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十年后，谈迁曾访思陵，见其中“飨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内殿加峻。”有碑上书“怀宗端黄帝陵”，前头的“大明”二字为金色，殿上匾额有“思陵”二字，亦为金书，只是乱草丛生，十分凄凉。谈迁：《北游录》，“纪文”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
无论如何，多尔衮此举的效果是显著的，汉人官绅无不为此而感激涕零。有人就说，“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4页，“马绍愉致吴三桂书”。南明大学士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信中也写道：“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发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乎？”《明季南略》卷2，［清］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史可法答书”，第143页。再加上范文程等加意抚绥，遣官护送抗拒农民军而自杀的大学士倪元璐的家属扶柩南归，凡死难诸臣之棺木，又都“次第给文南还”，更使汉人官绅感恩戴德。这样一系列措施，使多尔衮很快就在北京站住了脚，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该是迁都北京了。
(三)定议迁都。
多尔衮早就想把首都定在北京，这一是太祖、太宗的宏愿，二是他继续南下、统一全中国的要求，所以他一进入北京之后，就确定了迁都的想法。他为安定民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正是为迁都北京做准备。正如五月十二日祖可法，张存仁上疏中所说：“京师为天下之根本”，“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而近悦远来，率从恐后矣”。《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己亥。多尔衮在敕谕臣下时，也屡次提到“底定中原"、“建都燕京”这样的词，从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措施上看，也俨然一派开国气象。至六月丁卯，多尔衮便与诸王、贝勒、大臣们定议迁都北京，派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赍奏迎驾。奉书上说：
“仰荷天眷及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工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丁卯。
且不管吞齐喀等人如何赍奏书赴盛京迎接顺治帝，先说在北京的满洲王公贵族中，就有不同意迁都的。英王阿济格就曾提出：“以前初得辽东时，不随意杀人，所以清人被辽民杀掉很多。如今就应该乘着兵威声势，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诸王守燕京，大军或者退还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可以保证没有后患。”多尔衮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皇太极生前多次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而且现在人心未定，不能放弃北京东还，从而产生了矛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虽然最后定议采纳了多尔衮的意见，但由于满洲贵族中有相当一些人希望退回关外，以致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五月甲戌，多尔衮对京城内外军民发布敕谕说：
“清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知民为国家之根本，凡是可以计安民生的事，没有不与大小诸臣尽力去做的。而人民经过乱离之后，惊疑不定，传布谣言，是最可惊怕的事。听说有谣传七、八月间从北京东迁的。我们国家不靠兵力，只行德化，统驭万方。从今开始，燕京就是定鼎之地。为什么不在这儿建都呢？为什么又要东迁？如今大小各官及将士等搬取家属，计日可到北京，你们这些百姓难道没有听到真实消息么？恐怕有奸徒故意煽动蛊惑，流贼的奸细造谣惑众，所以遍行晓示，务必使人们知道我国安邦抚民的真实目的。”《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六月甲戌。
至于沈阳的八旗贵族如何看待迁都之事，没有发现更多的材料，但可以知道，搬迁的事是很快就决定了的，因为六月中旬时，连朝鲜人都已知道“沈中已令将领军兵等搬移北京”，行期或定于七月，或说定于九月。但由于道路很远，迁移人多，沿途“站驿皆空，饥馑亦甚”，行具预备也很困难，因此需要时间准备。后来决定”八月望日移都北京，两宫亦将一时入往”。据朝鲜人观察，当地人都安土重迁，而且辽沈一带庄稼大有丰收之望，无故放弃，人民颇为不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0、3731、3735，3736页。
顺治帝一行迁都起程的时间比预定的晚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大队人马出发，福临居于前列，诸王贵族率八旗人等带辎重器物随于其后，最后则是两宫皇眷，车马道路，络绎不绝，行动十分缓慢，用朝鲜人的话说，就是“寸寸前进”。前程共一千六百余里，一月之内是很难到达目的地的，而且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十分艰苦。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6页。大队人马一直向西，二十一日止辽河边，二十二日渡河后抵开城，二十三日到杨石木，二十四日停留于张古台口，二十五日至广城，二十六日到苏尔济。在这里，察哈尔固伦公主及外藩蒙古的王公、贝勒前来迎接朝见，并贡驼马。次日，福临在原地休息，召开宴会款待蒙古贵族，分赐他们各种财物。二十八日，队伍来到魏家岭关，从这儿拐向正南，行约四十余里，便于次日抵达广宁。二十九日，驻谢家台，九月初一日到大凌河，初二日至小凌河。到此时，经过十一天的跋涉，，队伍已离沈阳有九百里左右，到北京还有七百五、六十里的路程。但此时北京城里又谣言四起，说皇帝来北京以后，要让清兵放抢三日，老年壮年一律杀光，只留儿童等等。多尔衮只得又赶忙对京城内外军民发布诏谕，安定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