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政治新星”蒋介石处境不妙
在国民党“二全”大会后不久，2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于是，他在广州，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在蒋介石之上的那“一人”，乃汪精卫。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汪精卫年长蒋介石四岁。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午夜，二十七岁的汪精卫冒死在北京摄政王载沣王府附近的银锭桥下偷埋炸药而被捕，一时间震惊全国。汪精卫面对死刑，坦然自若，口诵五言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汪精卫得以死里逃生。从此，这位反清志士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声誉。加上他聪慧过人，擅长写作和演讲，有生花之笔、如簧巧舌，又为人圆滑，深得孙中山器重，以至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记录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会议召开之际，必定要全体肃立，恭读一番总理遗嘱。自然，汪精卫的声望，高于蒋介石。在人们的心目中，汪精卫乃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二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常由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作为列席者一般总是到会的，蒋介石作为常委则是会议当然出席者。汪、蒋、毛聚会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汪、蒋已是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而毛泽东只是代理宣传部长。会上，他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会议记录所载，“蒋巾正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党务、军务，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则大都关于宣传。
在1926年2月1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五次会议上，有这样一行记录：“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毛泽东生了什么病？
其实，生病只是毛泽东的托词。毛泽东既是国民党员，又是中共党员，他受中共派遣，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调查、领导那里的农民运动。到了3月9日召开第十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时，毛泽东“病愈”了，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场里。
就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之时，蒋介石也不在常委会上露面。2月19日，蒋介石忽地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
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正扶摇直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怎么会离开广州，“赴俄休养”呢？
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有着写日记的习惯。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如此披露心迹；“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
原本动不动回老家溪口，如今要“离粤远游”，其实都是因为处境不佳。这一回，蒋介石“环境恶劣”、“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尚浅，资格尚嫩，猛然擢升，不孚众望。牵动蒋介石根基最甚的，是中共！蒋介石能把黄埔军校办成“我党我军的中心”，中共出了大力；蒋介石东征大胜，中共亦是出了大力的。1926年初，蒋介石手下的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七个！蒋介石暗中担心中共势力过盛，曾要求周恩来交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名单，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苏联新派来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古比雪夫，原任苏联红军喀琅斯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原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因病离粤回国治疗。蒋介石跟季山嘉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要求“二全”大会对北伐作出决议，而季山嘉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支持了季山嘉。因此“二全”大会没有就北伐作出任何决议，蒋介石气得连“二全”大会的闭幕式也不参加了……
由此，蒋介石得出印象，苏联顾问支持的是汪精卫，不是他蒋介石。
不久，蒋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蒋介石独揽军权，给他所领导的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的经费特别优厚，而季山嘉则认为不该厚此薄彼，主张合理分配，削减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经费。
为此，季山嘉找蒋介石谈话。蒋介石以为，季山嘉“语多讽规，而其疑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同志疑忌我，侮弄我……”蒋介石决心“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
他，掼纱帽了：先是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又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接着则提出“赴俄休养”……
不过，嘴里这么说，蒋介石心里却很明白：当年孙中山在世时，他可以动不动就回溪口老家去，孙中山一定会一次次打电报请他出来。如今全然不同，由汪精卫“当家”，汪精卫巴不得他一走了之。倘若他真的要“赴俄休养”，那他好不容易把持的军权会马上落到汪精卫手中！
蒋介石只能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他心中的苦闷。
3月5日，他这么写道：“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3月10日，他则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也。”
他提及的“反蒋运动传单”，是刘峙、邓演达日前告诉他，有人向各处散发反蒋油印传单。
看来，受到“疑”、“谤”、“忌”、“诬”、“排”、“害”，蒋介石的处境不妙。
在蒋介石之上的那“一人”，乃汪精卫。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汪精卫年长蒋介石四岁。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午夜，二十七岁的汪精卫冒死在北京摄政王载沣王府附近的银锭桥下偷埋炸药而被捕，一时间震惊全国。汪精卫面对死刑，坦然自若，口诵五言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汪精卫得以死里逃生。从此，这位反清志士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声誉。加上他聪慧过人，擅长写作和演讲，有生花之笔、如簧巧舌，又为人圆滑，深得孙中山器重，以至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记录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会议召开之际，必定要全体肃立，恭读一番总理遗嘱。自然，汪精卫的声望，高于蒋介石。在人们的心目中，汪精卫乃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二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常由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作为列席者一般总是到会的，蒋介石作为常委则是会议当然出席者。汪、蒋、毛聚会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汪、蒋已是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而毛泽东只是代理宣传部长。会上，他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会议记录所载，“蒋巾正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党务、军务，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则大都关于宣传。
在1926年2月1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五次会议上，有这样一行记录：“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毛泽东生了什么病？
其实，生病只是毛泽东的托词。毛泽东既是国民党员，又是中共党员，他受中共派遣，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调查、领导那里的农民运动。到了3月9日召开第十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时，毛泽东“病愈”了，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场里。
就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之时，蒋介石也不在常委会上露面。2月19日，蒋介石忽地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
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正扶摇直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怎么会离开广州，“赴俄休养”呢？
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有着写日记的习惯。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如此披露心迹；“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
原本动不动回老家溪口，如今要“离粤远游”，其实都是因为处境不佳。这一回，蒋介石“环境恶劣”、“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尚浅，资格尚嫩，猛然擢升，不孚众望。牵动蒋介石根基最甚的，是中共！蒋介石能把黄埔军校办成“我党我军的中心”，中共出了大力；蒋介石东征大胜，中共亦是出了大力的。1926年初，蒋介石手下的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七个！蒋介石暗中担心中共势力过盛，曾要求周恩来交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名单，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苏联新派来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古比雪夫，原任苏联红军喀琅斯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原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因病离粤回国治疗。蒋介石跟季山嘉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要求“二全”大会对北伐作出决议，而季山嘉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支持了季山嘉。因此“二全”大会没有就北伐作出任何决议，蒋介石气得连“二全”大会的闭幕式也不参加了……
由此，蒋介石得出印象，苏联顾问支持的是汪精卫，不是他蒋介石。
不久，蒋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蒋介石独揽军权，给他所领导的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的经费特别优厚，而季山嘉则认为不该厚此薄彼，主张合理分配，削减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经费。
为此，季山嘉找蒋介石谈话。蒋介石以为，季山嘉“语多讽规，而其疑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同志疑忌我，侮弄我……”蒋介石决心“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
他，掼纱帽了：先是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又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接着则提出“赴俄休养”……
不过，嘴里这么说，蒋介石心里却很明白：当年孙中山在世时，他可以动不动就回溪口老家去，孙中山一定会一次次打电报请他出来。如今全然不同，由汪精卫“当家”，汪精卫巴不得他一走了之。倘若他真的要“赴俄休养”，那他好不容易把持的军权会马上落到汪精卫手中！
蒋介石只能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他心中的苦闷。
3月5日，他这么写道：“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3月10日，他则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也。”
他提及的“反蒋运动传单”，是刘峙、邓演达日前告诉他，有人向各处散发反蒋油印传单。
看来，受到“疑”、“谤”、“忌”、“诬”、“排”、“害”，蒋介石的处境不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