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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明郊游

当和煦骀荡的春风吹得芳草萋萋、桃红杏青的时候,清明便来到了。最初它只是一个岁时节气,逐步和寒食趋同合一以后,便成为人们最重视的佳节之一了。

据说春秋时,晋人介子推随重耳流亡,尝割股啖主。重耳历经艰辛,后回国即位,欲重赏从亡者,很多人竞相摆谱邀功,独子推不计功名,与母亲一道隐匿深山。文公(重耳)放火烧山,以逼其出山受赏,子推却至死不出。高风亮节使晋文公既深为感佩又哀毁至极。为了纪念他,把他隐居的山封为介山(在今山西省介休县),自己在介子推难日带头吃冷食,以示铭志不忘,同时令天下效行,如此遂有“寒食”之俗。至于节令时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变化很大。初时自三九隆冬,冷食一月,后改为暮春,冷食三日。魏晋时正式确定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寒食正日,民间亦有称去冬一百四日为“私寒食”的。另据唐人韩鄂《岁华纪丽》自注“司烜”云:“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这就是说,按照周朝制度,仲春花暖,玄鸟翩飞之际,司火的官吏就要敲响木铎,提醒人们禁火的时间到了,就将火管起来。禁火的目的就是为了暮春将“出火”。显然,依“周之旧制”,清明有一个“禁火—出火”的周期,而后来的寒食节,同样有一个“禁火—出火”(以朝廷分赐新火为标志)的周期。虽然它们一是昭示物候,一是追悼人事,二者了无关联,但当寒食节延定于清明前一日后,二者便搅缠到一起,清明、寒食也作为一个节日相提并论了。

寒食清明,细雨霏霏;路上行人,几欲断魂。唐人诗人熊孺登有《寒食野望》诗云:

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惟此两三辰。

冢头草种有花树,春色不关泉下人。

拜扫即扫墓,华夏民族有祖先崇拜遗风,自西周始,已有“哭墓”、“展墓”、“式墓”等祭祀祖先、追悼亡灵的仪式(《礼记·檀弓下》),但长期以来皆无具体的拜扫时间规定。由隋入唐,在日益增进的现世福利面前,人们的生命意识勃然增强,加之佛教、道教的兴盛,荐亡、施鬼的流行,使人们的目光更注意那些苍莽历落的黄土墓丘,逐渐形成了寒食定期扫墓的风俗,在备具酒馔、修益坟墓、剪除杂草、培植新树的仪式中,表达对亡灵的哀悼和安慰。至开元全盛时期,这种祭奠活动臻于极盛,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年(732)下诏,寒食期间,“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岁时广记》卷一五)。终唐之世,寒食清明数日,在通往墓丛碑林的道路上,一片哀思,一片啜泣,确实颇有悲凉之意。

但十分有趣的是,一代唐人毕竟风流。他们在黄土墓丘前一洒泪水,尽抒哀思,但压根儿并没有让拜扫祭洒的一阵悲恸冲散纵情享乐的兴会情致,仍将寒食清明作为愉快的节令,心底奔迸着欢乐的激情。且看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诗云:“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在通往郊外的道路上汇成了一股踏青郊游的人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欢声笑语,如莺唱春。正因为清明时节可以如此狂欢,一般士人都翘首企盼着“一百五日又欲来,梨花梅花参差开”(崔鲁《春日长安即事》)的佳辰良景。妇女们在这风光妖娆的时刻也享受着特殊的游冶纵乐的权利。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竟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其实,岂止都中士民,当“满街杨柳绿烟丝,画出清明二月天”时,城乡各处都有“女郎撩乱送秋千”的倩影。除了荡秋千外,士女尚有拔河、蹴鞠、纸鸢、击球等丰富多彩的游乐活动。当然,最牵人情怀的还是再一次踏青游春。“鞍马和花总是尘,歌声处处有佳人”(卢延让《樊川寒食二首》之二),她们走出新插上青青柳枝的家门,相呼为伴,成群结队,尽览烟花春景,一展青春欢娱,即使春雨绵绵,也不减士女半分游兴。“雕阴寒食足游人,金凤罗衣湿麝薰。肠断入城芳草路,淡红香白一群群。”衣衫鬓影,如燕翩飞,点缀出无限风光,画出了春天的一道美丽的彩虹。

赵宋统治者开国之初便大倡宴乐,一代风俗实在奢靡,三春赏玩殆无虚日,清明是其中一大高潮。寒食前一日,都市人家都用麦面制作枣饼,用柳条串之,形如飞燕,插于门楣,称做“子推燕”。女子凡到及笄年龄的,都在这一天行笄礼,使她们能带着成熟的心态享受清明的欢乐。清明日依俗上坟拜扫,但这已完全成为一种形式,甚至只是一个郊游的话头。实际上,“宝马绣轩南陌路,笙歌举,踏青斗草人无数”(欧阳修《渔家傲》)。市郊四野如市,男男女女各携枣盿、炊饼及各种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子,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尽情野餐逗乐,谓之“土门土仪”,哪里有半点悲蹙之意!北宋词人柳永《抛球乐》具体描写过都市士女少年踏青游乐的情景:

晓来天气浓淡,微雨轻洒。近清明,风絮巷陌,烟草池塘,尽堪图画。艳杏暖、妆脸匀开,弱柳困、宫腰低亚。是处丽质盈盈,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戏彩球罗绶,金鸡芥羽,少年驰骋,芳郊绿野。占断五陵游,奏脆管、繁弦声和雅。

那清明的芳郊绿野简直是一个天造地设的遣情纵乐的场所。一阵疏雨过后天气更新,艳杏绽开妆脸,新柳轻轻摇曳,芳草萋萋如茵,铺满池塘两岸,把郊野装扮得如锦绣画屏。东风送暖、管弦声雅,更激起摽梅女子爱的情愫。她们美丽的笑靥,为这幅清明郊野画卷更增添了几分多情的色彩。

南渡以后,清明风俗一仍北宋。此日“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癢游息。至暮则花柳上宜,随车而归”,究其实,如果说是拜扫,还不如说是为了“寻芳讨胜,极意纵游”,为了那“野果山花,别有幽趣”(《武林纪事》卷三)。在“销金锅儿”的临安城中,“士女艳妆浓饰,金翠琛璃,接踵连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同上)。西湖边上,男女杂沓,到处歌韵清圆,乐声嘹亮,“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梦粱录》卷二)。而农村各地,暮春三月,“桃杏满村春似景,踏歌推鼓过清明”,“媪引浓妆女,儿扶烂醉翁”(范成大《寒食郊行书事》、《清明》),在一片繁闹之中,妇女们也是分外快乐。

明清两代,清明繁盛远逊唐宋,尤其是北方地区,自满清入主,清明节俗更趋淡化。但从全国范围而言,仍保留了中古清明的许多习俗:

一、上坟拜扫。《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明代北方清明时节,“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灿灿然满道也。”吴中此日亦“士女并出”,“道远泛舟具馔以往,近则提壶担盒而出。挑新土,烧楮钱,祭出神,奠坟墓。”凡新娶的媳妇,这一天都必须挈以同行,称作“上花坟”。蔡云《吴皒》歌咏清明风俗云:“柁尾飘飘挂纸钱,出城都是上坟船。荒原落叶何曾扫,胜地名花别有缘。”(《清嘉录》卷三)看来还是那种三分悲凉、七分欢快的唐宋之风。

二、插柳簪柳。柳对于清明具有象征意义。远在周代,便有暮春钻榆柳而改新火的习俗,后代每逢清明,家家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乾淳岁时记》),宋朝人称之为“明眼”。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记载寒食清明人家不仅插柳,而且男女皆戴柳枝编的冠或柳叶环,民间流传谣谚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可见清时簪柳已升华为女性一种美学情趣。清代清明时北方人家依稀可见插柳,南方家家房檐柳枝拂面,一片翠蒨。簪柳则是女子与儿童特有的乐趣。妇女们将垂柳嫩枝结成一个小球戴在鬓畔,与漾着节日的喜悦的红晕相映,恰如绿叶红花,吴中女子谓此为“红颜不老”。杨韫华《山塘櫂歌》云:

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

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翘。

这是描写吴中女子清明簪柳、含媚嘉悦的风情,也是整个江南女子的生动写照。

三、郊外游春。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有一篇专门记载了扬州清明郊游盛况:“城中男女毕出……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袨服缛川。”明人王思任《扬州清明曲·序》说,扬州祭扫,“不得过一日。于礼极恪,于游甚狂。”女子是这“狂游”队伍中的一个部分。诗云:“绿女红儿踏踏肩,游人目语各心然。莫只平心看跌博,且来法海放风鸢。”另外,清明这天,南京“倾城士女,咸出南门”,“举国若狂”地涌向雨花台;无锡士女游玩惠山,“踏花归,鞋底香”;苏州士女骈集山塘,争相“看会”;农家女子还特别赶制“踏青鞋”,以便览胜。总之,杏花春雨时,江南女子汇成一股股热情亢奋的踏青人流,在各地郊野尽情地领略着清明风光,享受着大自然春天的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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