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

二、古器的钱文

长沙阿弥岭西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器身有钱形印纹，以简略的勾画象征钱文的形式也大略相同。陶器印纹出现钱纹，这是值得珍视的一例。曾经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釉陶钱纹罐”，体现出前者进一步演进的形式。浙江安吉天子岗三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印有钱纹的青瓷器，也可以看作同例。

西汉时代的铜器遗存中，有见于金石学著录的所谓“良金一朱铜器”、“良金四朱铜器”，均采用以钱纹为中心，两侧以云纹相烘托的构图形式。

据《汉金文录》卷四，传世著录汉代铜器以“钱文”为饰者，还有：

新货泉熨斗货泉（钱文五）

新宜子孙熨斗宜子孙（四旁有货泉钱文）

新宜子孙熨斗宜子孙（四旁有货泉钱文）

新宜子孙熨斗宜子孙（四旁有货泉钱文）

长宜子孙熨斗长宜子孙（四旁有货泉钱文）

大吉利熨斗大吉利长宜子孙（有货泉钱文二）

汉代铜镜也有以钱纹作为装饰形式者。被判定为后汉器的所谓“传形五铢钟镜”，铭文为“五铢五”三字，画面为五铢钱两枚相交。又有所谓“货泉范镜”，以货泉钱二枚作为装饰。我们在一面四神博局镜上，也可以看到两枚“大泉五十”钱纹。有铜鼓研究者在讨论铜鼓纹饰时，引录了所谓“‘富贵宜昌’五铢钱纹铜镜”，画面中为铭文，两侧为鱼、鹭，上下分布四枚钱纹。其图案形式与铭文为“延熹元年造作工”的铜洗以及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的铜洗完全雷同。令人疑心“铜镜”之说或不确。

汉代铜器纹饰采用钱纹的，以铜洗数量最多。《历代著录吉金目》记载见于著录的，有：

乐洗铭文二

长乐

《贞松堂集古遗文》一四·一〇至一一据拓本入录四角五铢钱文四。

《汉金文录》五·二一《贞松堂集古遗文》一四·一〇著录。

《小校经阁金文》一五·七汉器。名作“五铢长乐洗”。

富贵昌洗铭文三

富贵昌

《汉金文录》七补遗一四器二，《从古堂》著录一器，有五铢钱文四。

《小校经阁金文》一二·五一，又一三·九汉器二，一器有五铢钱文四，名作“五铢富贵昌洗”。

富贵昌宜洗铭文四

富贵昌宜洗

《从古堂款识学》九·一九汉器。钱唐瞿氏清吟阁藏。铭之右鱼形一，左鹭形一，又四角五铢钱形各一。

《汉金文录》五·四一，《从古堂款识学》九·一九，《敬吾心室器款识》上·二二著录。

《敬吾心室器款识》上·二二钱唐瞿氏藏。

《小校经阁金文》一三·一二汉器。有五铢钱文四，名作“五铢富贵昌宜洗”。

富贵昌洗铭文六

富贵昌宜侯王

《金索》金三·一七七汉器二。名作“宜侯王洗”。其一器为叶东卿藏。铭文左右有双鱼、五铢钱二。

《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一·一二，又一四至一五汉器。铭文旁作双鱼形，名作“双鱼洗”。又一器，濮瓜农藏，铭旁作四泉鱼鹭形。

《小校经阁金文》一二·八六至九三，又一三·七，又一六至一七汉器十三，名“富贵昌宜侯王洗”。又汉器四，一有五铢钱文二，名作“五铢富贵昌宜侯王洗”；二有五铢钱文四，名同；一有五铢、货泉钱文各二，名作“五铢货泉富贵昌洗”。

双鱼四钱大洗铭文七

大富贵昌宜长乐

《考古图》九·一九汉器。内藏。

《苏氏钟鼎款识》一九·五汉器。永和洗铭文八

永和元年朱提造作

《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一·一一至一二汉器。叶东卿藏。铭两旁作五铢钱文及鱼鹭形。

《汉金文录》五·一三名作“永和元年洗”，文作九字。《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一·一一著录。

《小校经阁金文》一三·一一汉器。有五铢钱文二，名作“永和元年洗”。

汉代钱纹铜洗，典型的形式以鱼、鹭作为装饰画面的主体，配以钱纹。《小校经阁金文》一二·九四著录的一件“汉器”，称“大吉昌金钱中洗”，铭文为“大吉昌金钱中”，可知“金钱”在这里绝不仅仅是单纯为充实和美化画面的无主题无意义的图案，而是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和具体的象征作用的。有的铜洗纹饰已经以“金钱”为主，省略了鱼、鹭形象。如所谓“长乐洗”就是如此，其形式虽略显单调，“金钱”的地位却得以提升，可知在器主与制作者的观念中，“长乐”的实质保证正在于此。有的画面中，五铢钱纹竟然多至六枚。山东苍山柞城出土的东汉铜洗，双鱼在两侧，而钱纹居中，也表现出对“金钱”的刻意突出。

湖北恩施出土的东汉铜洗，有“货泉”钱纹四枚，中间铭文写作“富贵金造作吉”，特别强调“金”字，也值得注意。

恩施板桥1982年出土的东汉铜锺，“底内外有一‘五铢’钱纹”，这样的形式，也是不多见的。

被定名为“新宜子孙熨斗”的一件汉代铜器，饰有四枚“货泉”钱纹，四条鱼在其间穿游，构图显得较为活泼。

最直接地体现钱形装饰意义的汉代文物，当然是所谓“钱树”或“摇钱树”。“钱”与西王母等神仙形象的特殊关系，说明它也被赋予了某种神性，这是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都应当重视的现象。

汉代钱纹所寓含的文化影响，又向少数民族地区扩展。铜鼓纹饰出现五铢钱纹和“四出”钱纹，就是实证。有学者分析说，“钱纹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装饰纹样之一，常见于古代各类铜器以至墓砖上。古代铜鼓的钱纹与这种传统装饰有关。古代铜鼓上的五铢钱纹、‘四出’钱纹往往都环列于主体纹饰云雷纹两旁。”“汉代的铜镜、铜洗及其他铜器也往往饰五铢钱纹。两广地区古代铜鼓以五铢钱纹作重要装饰，显然受到内地这种装饰艺术的影响。先秦时期，南方还没有金属货币。汉至隋唐，铜鼓出现各种与内地一致的钱纹，不仅反映了南方民族创造性地吸收了我国内地的传统装饰艺术，也充分反映了秦汉统一南方后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南北两地经济联系的发展。”这样的意见值得参考。注意到钱纹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经济联系的发展”的关系，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应当指出，即使把钱纹看作“常见”的“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装饰纹样之一”（这一见解还可以讨论），也应当指出，其出现和普及，是在汉代发生的历史文化现象。

西汉文景时代以后，一时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于是社会上下浮侈之风盛起。当时人称之为“俗奢侈”，“世俗奢泰文巧”，“多通侈靡”，“竞为奢靡”，“时俗奢侈”。开明之士于是多有“时天下侈靡趋末”，“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欲以奢侈相胜”，“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逸豫”，“吏民仿效，寖以成俗”的感叹。汉代钱形图案的出现与风行，显示出当时社会以崇尚富有为基本特征的心理倾向，形成了一代世风。汉代钱纹未见体现汉初钱制的实例，而以五铢钱与新莽钱居多，也说明了这是汉武帝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以后方普遍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

不过，从墓砖使用这种图案的情形看，地位高贵的王侯大族以及境况贫困的一般平民似乎都并不以这种以钱币为主题的画面表现人生愿望，大概时兴这一习惯的，主要是当时所谓“中家”，即经济水准处于中等的民户。

作为器物纹饰来说，从器物类型的分布看，庄重的礼器大约一般是不装饰钱纹的，使用钱纹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

汉代画像中钱形图案的发现，又有地域的差异。最集中的地区，是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商业较为发达，是公认的历史事实。西汉政治中心长安附近以及儒学基地鲁地罕见有关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看来，京畿地区上层政治群体密集，鲁地作为儒学发祥地又有继承传统价值原则的儒生们坚持重义轻利的社会文化导向，他们对于财富的诱惑，表面上保持着一种矜持与冷漠的态度。而湖北恩施板桥出土东汉铜锺底部饰五铢钱纹的情形，作为一种特例，可能又反映了有心追逐世风，却又未能破除旧的传统意识，不免躲躲闪闪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