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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联络工作
联络工作头绪多端，十分繁杂，现将我当时所写两份总结报告录于此，权作回忆交代。
（一）联络部兼管兰州军管会联络处工作一月来的情况报告
兰州军管会联络处，系由一野联络部兼任，故工作范围，除兰州地区联络派遣、登记散兵游勇及少数民族工作外，甘、宁、青、新等省的敌军工作与部队本身的处俘工作亦须同时进行，联络处自9月1日开始到10月12日的工作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1）一个月来，共派出联络人员与赴宁、青和平代表团60余人，联络对象包括新疆迪化之陶峙岳、包尔汉、乔家璞（蒙古亲王）、南疆骑四旅旅长杨廷英；甘肃河西玉门油矿驻军洪世禄（张治中警卫团团长），酒泉专员王维墉，九十一军周嘉彬等部，酒泉空军负责人扎喜（藏族），拉卜楞（夏河县）保安司令黄正清，景泰骑一旅旅长张钦武（阿拉善旗达王女婿）；青海塔尔寺班禅，西宁马步芳残溃军官与政权工作人员；宁夏马鸿宾、马敦静，以及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王等共50多个地区和对象。在我军迅速胜利和正确政策影响下，在新疆、甘肃河西、宁夏相继和平解放的形势下，派出工作大体上均能完成任务或起到一部分作用，其中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各点：
第一，上层谈判与下层秘密工作最好同时进行，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促成起义或投降。经验告诉我们，专靠上层分子，往往因拉不动下层而流产；单赖下层，往往遭受损失，结果无济于事。有些同志，当我们与敌人上层分子还没有关系时，对进行下层工作看得很重，认为上层靠不住；但当在有利形势下，上层分子和我们有了来往后，便又把下层的工作看成多此一举。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例如当陶峙岳的参谋长曾震五来谈判时，路过酒泉、给各部下令保护物资，准备起义后，敌兰州供应处处长王殿弼等特务和顽固分子命令二五四供应中队队长英占螫将飞机场所有设备全部破坏，幸有我们关系人扎喜和洪子鸣部坚决反对，才幸免于难。玉门油矿当接到命令后，有个别匪特分子企图破坏锅炉，幸经过我们事前派去之陶正廷与张治中的内弟洪世禄适时镇压与保护，始得无损，并派车百余辆，由陶正廷押管，欢迎我军到酒泉和玉门。这也证明了敌人内部并不是纯正的整体，上层的命令，往往因无得力的下层来支持，结果仍然变成为画饼。故上、下工作，在可能条件下，最好能同时进行，不可偏废。
第二，尽量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大量派遣关系对敌人进行瓦解工作，不能急躁，不能企图即刻生效，而应把眼光放远，能做到起义投降固然很好，即使不能实现，哪怕说几句关于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真实话，把敌人动摇一下，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但我们部队中有个别同志存在着单纯的军事观点和狭隘的阶级观点。对于派出某些上层关系去进行瓦解工作，采取一种消极和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不愿派出，嫌上层关系成分不好，例如在我十九兵团进军宁夏之前，我们通过兰州市回族各种关系，组织了赴宁和平代表团，交由十九兵团派出。但该兵团个别负责同志认为要这些绅士去宁夏，不仅无作用，且会引起群众反感，不同意前去，经我们一再考虑后，认为至少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为其专门派一辆车前往，结果事实证明，对解决宁夏问题，的确起了作用。而这种作用，恰恰正是这些绅士们的特有条件。以毒攻毒的道理，在我们与敌对阶级斗争时，往往是有效的，同时只要攻得好，达到了我们少死人、少破坏物资的目的，哪怕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是一个什么地主豪绅，也是合乎阶级观点的。因为少死人、少破坏物资，这就是具体的阶级观点。
第三，党的政策是具体的，必须有赖于我们每一个党员从最细微的地方做起，而这些细微的地方恰恰是最易被人疏忽的。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均为众矢之的。我们决不可认为自己是“雄才大略”，而忽视小事，所谓“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例如拉卜楞黄正清远逃卓尼草地，但他为了刺探我们的态度和真实状况，派有好几个情报人员，专门住兰州了解情况。他们把军管会贴在黄正清公馆门口的命令（不准军队驻扎）一字不遗地抄送黄正清，把张副司令、甘主任、张副主任访问藏民的情况星夜赶送拉卜楞。不仅对当地藏民群众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对黄正清下决心不当保安司令，毅然决然地来兰学习，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工作同志，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对一个看门的少数民族，访问与不访问，保护与不保护，似乎关系很小，以为人家很笨，不懂得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主观主义。
（2）交际招待工作。
交际招待工作，在今后和平建设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将成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在这一阶段中，经过交际处而招待的400多位客人（包括民主人士、起义代表、各少数民族人士等）大体上是完成任务的。但有些同志对这一工作还有不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做交际招待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而认为招待客人是一种下贱事，因而曾发生了冷淡客人的现象，对客人的学习和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我们的交际招待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争取和改造工作，不是一种单纯的旅馆工作。我们的招待原则应该是不小气、不浪费、不流气、不怠慢，首先予客人在感情上以温暖，进而争取其在政治上与我们合作。
（3）少数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工作，与兰州市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或留守人员，如回族之郭南浦、吴鸿业、马宏道、马益廉，维吾尔族之依斯马依·艾买提，蒙族乔亲王之妹师瑞兰，阿拉善旗办事处朱子馨（朱门），藏族拉卜楞办事处刘兴汉、谈占云、杨土司办事处姚天骥等，均有密切联系，并进行了访问、宣传、招待、送书、座谈等工作。组织了维吾尔族20多人的随军工作团，随六军入疆，进行宣传、翻译、民运工作等。由藏族青年知识分子韩子华、蔡允中、蔡致中等十余人组织民族研究班，学习我党我军各项政策。由黄正清等20余人组成了临时学习组，每天派人去上课。又由川、康、甘、青四省边区藏民代表喜饶嘉措组织了一个招生队，到该地区招收藏族知识分子和农牧贫苦青年来兰学习。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
第一，对少数民族共同特点的落后性与狭隘性，必须以极大的忍耐心去迁就与说明，不可厌恶和性急，而应以阶级观点去认识。他们的落后性与狭隘性是过去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他们今天对我党我军的看法，虽然基本上有了改变，但对于千百年来的旧习惯，还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去迁就，而迁就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和提高，绝不是为保护和发展他们的落后性。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回民的饭吃得，话听不得”，以及“利用藏人反对回人”或“利用回人反对蒙人”的观点和方法，都是没有阶级观点的错误看法。
第二，对少数民族宣传民族平等与信教自由政策时，要注意说明平等和自由必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否则，变成了单面的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了。就是说，其他民族尊重你们民族，你们也须尊重其他民族；你有你的信教自由，他有他的信教自由（暂不提反教自由），不能强迫和歧视。例如回族和维吾尔族，完全有不吃猪肉的自由，但其他民族也完全有吃猪肉的自由；不能因为自己不吃猪肉，别人便不能杀猪或拿猪肉在街上经过。有几个维吾尔族人曾经给我写了一份解放军到南疆应注意的事项，主要内容是不能进维族人的房子，不能用维族人的锅灶和碗具，不能用维族人的桶打水。我们看了后向他解释说：照这样规矩，解放军便不能去南疆了。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说：会把解放军冻死或饿死。他们恍然大悟，承认写意见书的人故意夸大。
（4）登记收容工作。
经过布告宣传解释后，从9月1日起到10月12日为止，登记散兵游勇与处理解放人员共1839名。其中少将8名，上校36名，中校71名，少校160名（尉级从略）。因粮、房缺乏不能全部集中训练，故除挑选一部分有改造前途的300余人集中训练外，其余全部各住原地，按照地区划分，编成小组，每周集合听训一次，并指定学习文件，工作任务（调查报告等）。每周由组长汇报学习、工作、活动情况一次。如此，不仅可省粮、房等消耗与麻烦，仍可了解其情况，掌握其行动。其中有很多积极分子，调查出了很多敌伪隐藏物资，并捕获了刘兴汉等7名匪特头子，但这只能是在粮、房缺乏情况下的救急办法，时间长了，要求生活与就业的问题，便层出不穷了。我们拟分别予以集训、遣散、转业、组织生产等处理。原则上必须设法解决生活问题，不然对兰州市治安会造成不良后果。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张德生同志认真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在多处做了旁批。在派遣联络工作方面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旁批：“从全局和长远利益着眼，这样做完全对的。”在第三条旁批：“这些细致的去处正是不细致的大节。”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第一条经验旁批：“应在革命同志尤其做少数民族工作的同志中进行教育。”第二条经验旁批：“此点是否在代表会上讲？”中共甘肃省委遂将此报告转报西北局，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并刊登在《西北党内通讯》上。
（二）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半年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兰州解放后，讫1950年3月5日已6个多月，现将本部进行的联络派遣，登记集训散兵游勇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甘、新、宁、青等地区的敌军工作与部队处俘等工作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1.甘肃工作
（1）陇南问题。①周详初——伪甘肃师管区司令，本身力量不大（仅1000余人），又想当起义领袖，于是一方面宣布奉伪中央命令（实际系自封）为甘肃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造成大官事实；一方面限制王治岐、蒋云台，陈叔鉢等派人与我接洽，一手遮天，结果王治岐等都对他不满。我们曾派宋子贤、吴新吾去联络起义，结果周带一部分人在岷县起义。②王治岐——伪一一九军军长，本身仅1000余人，当时坚决主张入川，声言吃了国民党20余年饭，不能做对不起国民党的事，剩一兵一卒亦不变节，在周详初起义时驻武都不听指挥。③蒋云台——伪一一九军副军长兼二四四师师长，本身有5000余人，在周起义时驻武都，当时和胡宗南所设的指挥所副主任赵龙文来往甚密，亦曾派代表马锡玉（蒋之政工处长）与我们派去的宋子贤谈过起义事宜，但对周详初不满。该两部在我大军浩浩荡荡的南进中终于起义。④派乌迁乔、李天民随任谦同志到岷县进行周详初等起义部队工作，并由乌率该部参观团80余人于1949年9月13日来兰参观、学习，我们热情招待，十余日后返回该部。
（2）河西问题。河西工作主要目标是保护玉门油矿，我们曾派张子钰与伪河西西七区专员王维墉联络，又派关树屏与周嘉彬、黄祖勋联络，伪凉州保安团叶建军及西北长官公署警卫团长洪士禄与河西警备司令汤祖坛（约一个师的兵力驻守玉门）等均曾分别找到关系并派人去联络，不久他们大部分参加陶峙岳将军领导的起义。
2.新疆工作
（1）为了培养一批进疆干部并调查新疆情况，特创办新疆问题研究会，由冯一夫、高剑夫负责教育，魏灵峰负责行政事务，集中有百余名熟悉新疆情况及新疆本地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教育，并研究新疆问题，编印了《新疆问题调查》小册子。这一批人多系盛世才尚未反动之时亲苏亲共干部，他们在新疆工作多年，对新疆地理情况、政治经济形势、民情风俗知之最详，盛叛变后均被监禁多年，获释后，除个别分子外，均转入工商业界，未做过坏事。
（2）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下辖四十二军、七十八军及4个独立骑兵旅。陶为人圆滑老练，原系贺耀祖亲信，后为胡宗南重用，张治中到新后又为张重用。陶到新后与包尔汉等对新疆问题主张以张治中之和平施政方针治理新疆，在政治上比较靠拢我们，尤其是贺耀祖随程潜起义后对其影响更大。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对新疆派遣联络其主要者，需经过崔景汉（陶峙岳私人代表）与袁志伊（受陶委托驻兰与我保持联络）关系，派人去与陶联络。
（3）杨廷英——陶部骑四旅旅长，当时驻防南疆，兰州战役前10日离兰去新，在兰时曾托友人于时谦、章乃器打通关系，愿相机起义，曾派其胞兄杨仲贤往新送信。
（4）蒙古亲王乔家璞当时住在迪化，其妹师瑞兰系大学生，思想进步，当时在新疆问题研究会学习。已去电报与乔联络，乔与陶的关系较密，对新和平问题亦多参与。
（5）新疆共产主义青年会由叶夫里（译音，维族）负责领导，在新疆解放前也很能活动，与我魏灵峰同志有关系，亦曾派人去联络。
（6）依斯马依·艾买提（维族）等30余人组成新疆工作团，随六军前往新疆工作。
3.宁夏工作
（1）派遣吴新吾（与马敦静有关系）、朱子馨（阿拉善旗驻兰办事处主任）等十余人到宁夏进行工作，并组织兰州市回绅郭南浦等六人乘汽车赴宁夏向宁马劝降。
（2）派胡颖民、马全钦等赴宁夏规劝卢忠良、马全良、马光中等争取和平解放宁夏。
4.青海工作
（1）除未解放前由兰派去青海12人外，由联络部选派谢高峰、冼文举、林长春（藏族）等35个青海干部随张仲良同志到青海工作。
（2）吴缉痒曾任青海柴达木盆地测量处长，对柴达木盆地情形颇熟悉。据称，该地幅员数千里，冬不结冰，夏不酷热，水草丰美，全部开垦后，可养军队300万。并呈有详细地图与计划书。张以良与塔尔寺之班禅有关系，均派往青海工作。
5.少数民族工作
（1）西北是多民族地区，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我们在兰州市对回民士绅郭南浦、吴鸿业、蒙古乔亲王之妹师瑞兰、阿拉善旗办事处主任朱子馨、藏族黄正清办事处留守人员刘兴汉、谈占云，杨土司办事处主任姚天骥、维吾尔族旅兰同乡会理事长依斯马依·艾买提等均进行过访问、宣传、招待、送书等工作。
（2）甘肃军区因不了解情况而没收杨土司办事处的东西，经查明后全部归还清楚。军队未驻清真寺及以上各少数民族办事处的房子，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印象极佳，他们一致称赞我党我军民族政策和纪律良好。
（3）夏河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正清、嘉木样五世之兄，为人聪明稳健善拉拢，统治拉卜楞20余年，财产颇巨，从未杀过人，又以教权为掩护，故在该族中威信颇高。与我统战工作人员贾志璞交情甚密。1949年8月28日派张文源持贾志璞信前往联络，始将黄请到兰州。并派员经常给黄讲书谈政策问题，使黄正清思想上大有进步。我们并应黄之请求，给黄派一秘书。
（4）阿莽仓（黄正清二弟）系拉卜楞寺内大襄佐、代理活佛（嘉木样五世圆寂后阿即代理），思想上与我党还有相当距离。拉卜楞解放后，阿即将很多财物驮到夏河四川交界的草地，秘密进行反宣传，夏河一带藏民颇受其影响。唯有把阿请来兰州，给一名义，限制其返回藏区。已派贾志璞等人持黄正清私信及我党我军的宣传函件，前去敦促其前来兰州。
（5）派陈康民、董志奇等随陈木天（陈系喜饶嘉措的秘书）前去青海省兴海县一带请来藏族学者、民主人士喜饶嘉措（前任蒙藏委员会主任）。喜在藏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将来在藏族工作中，当能起很大作用。
（6）派人前往藏区招收大批藏族青年，成立革命大学第三部（藏民学校），以培养藏族青年干部。
（7）马匡武、马公章、马丕烈、马全钦、郭南浦等人在解放河西、新疆、宁夏、青海时都出力不少，这些人都是我们从政治方面去联络争取来为我们做敌军工作的。
（8）白海风（蒙族），有较高声望，亦是我统战工作人员，是由贾志璞联络争取过来的。
（9）临夏回、汉纠纷。甘肃省委组织临夏工作团，以马丕烈、马佩清、马全钦、马青年、马林逸（以上均系回族）、卢忠良、陈鼎乾、张直生、徐季直等回汉委员前往处理。因为临夏工作团系由回汉双方的人参加，调节民族纠纷时，能使意见交流，感情沟通，在民族团结和睦这一方面，很快收到了效果，这证明民族间的问题，是要由民族间互相派代表担任调处方能收效。
6.各少数民族致敬团的情况
由于我们派遣联络人员，利用各方面的关系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各少数民族先后派代表献旗帜致敬者有：
（1）河南亲王黄文源（黄正清之子，招赘蒙古亲王女，后袭王位）率领蒙、藏各部落代表致敬团向我首长献旗致敬。
（2）阿拉善旗代表5人向我首长献旗敬礼。
（3）永登天祝区12寺36旗（旗是藏族半农半牧区的组织形式，每4-6个村组成一个旗）派代表18人由张全才、罗善学带领来兰，向我首长致敬，计献旗2面，牛10余头，羊120余只。该代表团返永登时，我们除雇车送回外，还送砖茶5块，白糖27斤，书籍十余种，毛主席、朱总司令像18幅。
（4）维、回族代表致敬团向我首长献旗2面，羊2只、点心及葡萄干70余斤，并表示致敬。
（5）卓尼代表团（杨复兴起义后）向我首长献旗致敬，该代表团共32人，由杨复兴率领，以后均参加学习。
（6）我派马克胜等赴永登宣传动员外出群众回乡后，天、武两区组织藏汉族代表致敬团由孔继周率领12人来兰，向我首长献旗2面，牛2头，羊70只，走马2匹表示致敬；返回时我们送给砖茶6块及书籍、毛主席、朱总司令像等，并雇车送回。
（7）夏河致敬团回、藏、汉三族代表共30人，由官却合率领献旗2面及毛织品等，并向省府献旗，返回时，由省府雇车送回。
7.登记工作
（1）1949年9月1日至1950年3月5日共登记训练（包括自动登记、起义投诚、解放人员、关系介绍、自愿参加学习及工作人员）3066人，介绍工作及学习的500人，资遣2263人。现有缓训者136人，本部留用58人，现学习的98人。
（2）收缴武器及军用品如下：短枪18支，冲锋枪2支，步枪19支，轻机枪2挺，手榴弹740枚，步枪弹4835发，冲锋枪弹77发，炮弹20箱（系由黄河北岸草场前街64号徐笃生先生报缴，已通知军事处去取），军刀500把（内有做成的170把，未做成的300余把），10门电话总机1部，电话小座机2部，收发报机各1部，发电机1部，灭火器4具。
8.经验教训
（1）热情款待，尊重生活习惯。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总是把我们当国民党一样看待，他们派代表来献旗致敬时，表面上对我们阿谀恭维，内心对我们还是怀疑顾虑。我们针对这一点，采取热情招待，给回族代表安排清真灶，给藏族代表喝砖茶。又以拉闲话的方式，解释我们的政策，启发教育，同时介绍到各生产部门参观，结果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什么话都向我们讲，一切顾虑都消失了。临走时并给雇车子、送礼物，使他们更感觉宽慰，回去后都宣传我们真正是为人民、真正主张民族平等。
（2）思想未搞通前，不要刺激他们。起义军官初到时都或多或少的对我们有怀疑和顾虑，甚至有仇视我们的心理。经过我们热情招待并启发、帮助、学习后，不但改变了态度，且多对过去的历史抱惭愧之感。口口声声称赞我们，并有很多愿意重新为人民做事，有些已经起了作用。像吴新吾去汉中，卢忠良到河州，刘铁青到藏区，他们都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他们的态度为什么能很快转变呢？其原因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温和，和民主人士一视同仁，虚心帮助他们。
（3）不收缴少数民族的自卫武器。少数民族的自卫武器，他们视如财产一样，除土匪反动分子的枪支应予以收缴外，其余暂不收缴，应鼓励拿出自卫。如果急于收缴，便会引起猜疑畏惧，使感情上与我们疏远。这一点西北局及甘肃省委均有指示，应贯彻执行。
（4）对解放人员应积极启发教育。解放人员除少数最坏的分子外，一般还可争取使用，且解放军官大部分都有工作技术，应该积极教育，启发学习。他们经改造思想后，分别予以使用。据了解，他们参加工作后大部分表现都很好。
9.其他
交际处6个月来招待的客人（包括长时间与短时间的）共500余人，参加工作者19人，做策反工作起过作用者12人，现在还做统战工作者15人，起义者30人，少数民族人士11人，民主人士7人，技术人员8人，遣散者3人，送学习者20人，其余均系临时来往的客人。
1950年5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改称西北军区。1951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军队整编会议精神，西北军区政治部决定撤销联络部，联络部干部尽先配给所成立的西北西藏工委，我将调任西北西藏工委书记，遂进行了联络部撤销后的移交工作。
1951年7月20日，我向西北军区政治部甘泗淇主任、潘自力副主任拟呈了西北军区政治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移交报告。我离开了自1947年2月任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野战集团军敌工部长至后来的西野、一野、西北军区联络部长一职，投入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一）联络部兼管兰州军管会联络处工作一月来的情况报告
兰州军管会联络处，系由一野联络部兼任，故工作范围，除兰州地区联络派遣、登记散兵游勇及少数民族工作外，甘、宁、青、新等省的敌军工作与部队本身的处俘工作亦须同时进行，联络处自9月1日开始到10月12日的工作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1）一个月来，共派出联络人员与赴宁、青和平代表团60余人，联络对象包括新疆迪化之陶峙岳、包尔汉、乔家璞（蒙古亲王）、南疆骑四旅旅长杨廷英；甘肃河西玉门油矿驻军洪世禄（张治中警卫团团长），酒泉专员王维墉，九十一军周嘉彬等部，酒泉空军负责人扎喜（藏族），拉卜楞（夏河县）保安司令黄正清，景泰骑一旅旅长张钦武（阿拉善旗达王女婿）；青海塔尔寺班禅，西宁马步芳残溃军官与政权工作人员；宁夏马鸿宾、马敦静，以及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王等共50多个地区和对象。在我军迅速胜利和正确政策影响下，在新疆、甘肃河西、宁夏相继和平解放的形势下，派出工作大体上均能完成任务或起到一部分作用，其中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各点：
第一，上层谈判与下层秘密工作最好同时进行，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促成起义或投降。经验告诉我们，专靠上层分子，往往因拉不动下层而流产；单赖下层，往往遭受损失，结果无济于事。有些同志，当我们与敌人上层分子还没有关系时，对进行下层工作看得很重，认为上层靠不住；但当在有利形势下，上层分子和我们有了来往后，便又把下层的工作看成多此一举。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例如当陶峙岳的参谋长曾震五来谈判时，路过酒泉、给各部下令保护物资，准备起义后，敌兰州供应处处长王殿弼等特务和顽固分子命令二五四供应中队队长英占螫将飞机场所有设备全部破坏，幸有我们关系人扎喜和洪子鸣部坚决反对，才幸免于难。玉门油矿当接到命令后，有个别匪特分子企图破坏锅炉，幸经过我们事前派去之陶正廷与张治中的内弟洪世禄适时镇压与保护，始得无损，并派车百余辆，由陶正廷押管，欢迎我军到酒泉和玉门。这也证明了敌人内部并不是纯正的整体，上层的命令，往往因无得力的下层来支持，结果仍然变成为画饼。故上、下工作，在可能条件下，最好能同时进行，不可偏废。
第二，尽量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大量派遣关系对敌人进行瓦解工作，不能急躁，不能企图即刻生效，而应把眼光放远，能做到起义投降固然很好，即使不能实现，哪怕说几句关于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真实话，把敌人动摇一下，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但我们部队中有个别同志存在着单纯的军事观点和狭隘的阶级观点。对于派出某些上层关系去进行瓦解工作，采取一种消极和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不愿派出，嫌上层关系成分不好，例如在我十九兵团进军宁夏之前，我们通过兰州市回族各种关系，组织了赴宁和平代表团，交由十九兵团派出。但该兵团个别负责同志认为要这些绅士去宁夏，不仅无作用，且会引起群众反感，不同意前去，经我们一再考虑后，认为至少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为其专门派一辆车前往，结果事实证明，对解决宁夏问题，的确起了作用。而这种作用，恰恰正是这些绅士们的特有条件。以毒攻毒的道理，在我们与敌对阶级斗争时，往往是有效的，同时只要攻得好，达到了我们少死人、少破坏物资的目的，哪怕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是一个什么地主豪绅，也是合乎阶级观点的。因为少死人、少破坏物资，这就是具体的阶级观点。
第三，党的政策是具体的，必须有赖于我们每一个党员从最细微的地方做起，而这些细微的地方恰恰是最易被人疏忽的。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均为众矢之的。我们决不可认为自己是“雄才大略”，而忽视小事，所谓“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例如拉卜楞黄正清远逃卓尼草地，但他为了刺探我们的态度和真实状况，派有好几个情报人员，专门住兰州了解情况。他们把军管会贴在黄正清公馆门口的命令（不准军队驻扎）一字不遗地抄送黄正清，把张副司令、甘主任、张副主任访问藏民的情况星夜赶送拉卜楞。不仅对当地藏民群众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对黄正清下决心不当保安司令，毅然决然地来兰学习，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工作同志，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对一个看门的少数民族，访问与不访问，保护与不保护，似乎关系很小，以为人家很笨，不懂得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主观主义。
（2）交际招待工作。
交际招待工作，在今后和平建设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将成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在这一阶段中，经过交际处而招待的400多位客人（包括民主人士、起义代表、各少数民族人士等）大体上是完成任务的。但有些同志对这一工作还有不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做交际招待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而认为招待客人是一种下贱事，因而曾发生了冷淡客人的现象，对客人的学习和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我们的交际招待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争取和改造工作，不是一种单纯的旅馆工作。我们的招待原则应该是不小气、不浪费、不流气、不怠慢，首先予客人在感情上以温暖，进而争取其在政治上与我们合作。
（3）少数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工作，与兰州市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或留守人员，如回族之郭南浦、吴鸿业、马宏道、马益廉，维吾尔族之依斯马依·艾买提，蒙族乔亲王之妹师瑞兰，阿拉善旗办事处朱子馨（朱门），藏族拉卜楞办事处刘兴汉、谈占云、杨土司办事处姚天骥等，均有密切联系，并进行了访问、宣传、招待、送书、座谈等工作。组织了维吾尔族20多人的随军工作团，随六军入疆，进行宣传、翻译、民运工作等。由藏族青年知识分子韩子华、蔡允中、蔡致中等十余人组织民族研究班，学习我党我军各项政策。由黄正清等20余人组成了临时学习组，每天派人去上课。又由川、康、甘、青四省边区藏民代表喜饶嘉措组织了一个招生队，到该地区招收藏族知识分子和农牧贫苦青年来兰学习。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
第一，对少数民族共同特点的落后性与狭隘性，必须以极大的忍耐心去迁就与说明，不可厌恶和性急，而应以阶级观点去认识。他们的落后性与狭隘性是过去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他们今天对我党我军的看法，虽然基本上有了改变，但对于千百年来的旧习惯，还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去迁就，而迁就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和提高，绝不是为保护和发展他们的落后性。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回民的饭吃得，话听不得”，以及“利用藏人反对回人”或“利用回人反对蒙人”的观点和方法，都是没有阶级观点的错误看法。
第二，对少数民族宣传民族平等与信教自由政策时，要注意说明平等和自由必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否则，变成了单面的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了。就是说，其他民族尊重你们民族，你们也须尊重其他民族；你有你的信教自由，他有他的信教自由（暂不提反教自由），不能强迫和歧视。例如回族和维吾尔族，完全有不吃猪肉的自由，但其他民族也完全有吃猪肉的自由；不能因为自己不吃猪肉，别人便不能杀猪或拿猪肉在街上经过。有几个维吾尔族人曾经给我写了一份解放军到南疆应注意的事项，主要内容是不能进维族人的房子，不能用维族人的锅灶和碗具，不能用维族人的桶打水。我们看了后向他解释说：照这样规矩，解放军便不能去南疆了。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说：会把解放军冻死或饿死。他们恍然大悟，承认写意见书的人故意夸大。
（4）登记收容工作。
经过布告宣传解释后，从9月1日起到10月12日为止，登记散兵游勇与处理解放人员共1839名。其中少将8名，上校36名，中校71名，少校160名（尉级从略）。因粮、房缺乏不能全部集中训练，故除挑选一部分有改造前途的300余人集中训练外，其余全部各住原地，按照地区划分，编成小组，每周集合听训一次，并指定学习文件，工作任务（调查报告等）。每周由组长汇报学习、工作、活动情况一次。如此，不仅可省粮、房等消耗与麻烦，仍可了解其情况，掌握其行动。其中有很多积极分子，调查出了很多敌伪隐藏物资，并捕获了刘兴汉等7名匪特头子，但这只能是在粮、房缺乏情况下的救急办法，时间长了，要求生活与就业的问题，便层出不穷了。我们拟分别予以集训、遣散、转业、组织生产等处理。原则上必须设法解决生活问题，不然对兰州市治安会造成不良后果。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张德生同志认真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在多处做了旁批。在派遣联络工作方面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旁批：“从全局和长远利益着眼，这样做完全对的。”在第三条旁批：“这些细致的去处正是不细致的大节。”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第一条经验旁批：“应在革命同志尤其做少数民族工作的同志中进行教育。”第二条经验旁批：“此点是否在代表会上讲？”中共甘肃省委遂将此报告转报西北局，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并刊登在《西北党内通讯》上。
（二）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半年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兰州解放后，讫1950年3月5日已6个多月，现将本部进行的联络派遣，登记集训散兵游勇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甘、新、宁、青等地区的敌军工作与部队处俘等工作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1.甘肃工作
（1）陇南问题。①周详初——伪甘肃师管区司令，本身力量不大（仅1000余人），又想当起义领袖，于是一方面宣布奉伪中央命令（实际系自封）为甘肃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造成大官事实；一方面限制王治岐、蒋云台，陈叔鉢等派人与我接洽，一手遮天，结果王治岐等都对他不满。我们曾派宋子贤、吴新吾去联络起义，结果周带一部分人在岷县起义。②王治岐——伪一一九军军长，本身仅1000余人，当时坚决主张入川，声言吃了国民党20余年饭，不能做对不起国民党的事，剩一兵一卒亦不变节，在周详初起义时驻武都不听指挥。③蒋云台——伪一一九军副军长兼二四四师师长，本身有5000余人，在周起义时驻武都，当时和胡宗南所设的指挥所副主任赵龙文来往甚密，亦曾派代表马锡玉（蒋之政工处长）与我们派去的宋子贤谈过起义事宜，但对周详初不满。该两部在我大军浩浩荡荡的南进中终于起义。④派乌迁乔、李天民随任谦同志到岷县进行周详初等起义部队工作，并由乌率该部参观团80余人于1949年9月13日来兰参观、学习，我们热情招待，十余日后返回该部。
（2）河西问题。河西工作主要目标是保护玉门油矿，我们曾派张子钰与伪河西西七区专员王维墉联络，又派关树屏与周嘉彬、黄祖勋联络，伪凉州保安团叶建军及西北长官公署警卫团长洪士禄与河西警备司令汤祖坛（约一个师的兵力驻守玉门）等均曾分别找到关系并派人去联络，不久他们大部分参加陶峙岳将军领导的起义。
2.新疆工作
（1）为了培养一批进疆干部并调查新疆情况，特创办新疆问题研究会，由冯一夫、高剑夫负责教育，魏灵峰负责行政事务，集中有百余名熟悉新疆情况及新疆本地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教育，并研究新疆问题，编印了《新疆问题调查》小册子。这一批人多系盛世才尚未反动之时亲苏亲共干部，他们在新疆工作多年，对新疆地理情况、政治经济形势、民情风俗知之最详，盛叛变后均被监禁多年，获释后，除个别分子外，均转入工商业界，未做过坏事。
（2）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下辖四十二军、七十八军及4个独立骑兵旅。陶为人圆滑老练，原系贺耀祖亲信，后为胡宗南重用，张治中到新后又为张重用。陶到新后与包尔汉等对新疆问题主张以张治中之和平施政方针治理新疆，在政治上比较靠拢我们，尤其是贺耀祖随程潜起义后对其影响更大。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对新疆派遣联络其主要者，需经过崔景汉（陶峙岳私人代表）与袁志伊（受陶委托驻兰与我保持联络）关系，派人去与陶联络。
（3）杨廷英——陶部骑四旅旅长，当时驻防南疆，兰州战役前10日离兰去新，在兰时曾托友人于时谦、章乃器打通关系，愿相机起义，曾派其胞兄杨仲贤往新送信。
（4）蒙古亲王乔家璞当时住在迪化，其妹师瑞兰系大学生，思想进步，当时在新疆问题研究会学习。已去电报与乔联络，乔与陶的关系较密，对新和平问题亦多参与。
（5）新疆共产主义青年会由叶夫里（译音，维族）负责领导，在新疆解放前也很能活动，与我魏灵峰同志有关系，亦曾派人去联络。
（6）依斯马依·艾买提（维族）等30余人组成新疆工作团，随六军前往新疆工作。
3.宁夏工作
（1）派遣吴新吾（与马敦静有关系）、朱子馨（阿拉善旗驻兰办事处主任）等十余人到宁夏进行工作，并组织兰州市回绅郭南浦等六人乘汽车赴宁夏向宁马劝降。
（2）派胡颖民、马全钦等赴宁夏规劝卢忠良、马全良、马光中等争取和平解放宁夏。
4.青海工作
（1）除未解放前由兰派去青海12人外，由联络部选派谢高峰、冼文举、林长春（藏族）等35个青海干部随张仲良同志到青海工作。
（2）吴缉痒曾任青海柴达木盆地测量处长，对柴达木盆地情形颇熟悉。据称，该地幅员数千里，冬不结冰，夏不酷热，水草丰美，全部开垦后，可养军队300万。并呈有详细地图与计划书。张以良与塔尔寺之班禅有关系，均派往青海工作。
5.少数民族工作
（1）西北是多民族地区，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我们在兰州市对回民士绅郭南浦、吴鸿业、蒙古乔亲王之妹师瑞兰、阿拉善旗办事处主任朱子馨、藏族黄正清办事处留守人员刘兴汉、谈占云，杨土司办事处主任姚天骥、维吾尔族旅兰同乡会理事长依斯马依·艾买提等均进行过访问、宣传、招待、送书等工作。
（2）甘肃军区因不了解情况而没收杨土司办事处的东西，经查明后全部归还清楚。军队未驻清真寺及以上各少数民族办事处的房子，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印象极佳，他们一致称赞我党我军民族政策和纪律良好。
（3）夏河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正清、嘉木样五世之兄，为人聪明稳健善拉拢，统治拉卜楞20余年，财产颇巨，从未杀过人，又以教权为掩护，故在该族中威信颇高。与我统战工作人员贾志璞交情甚密。1949年8月28日派张文源持贾志璞信前往联络，始将黄请到兰州。并派员经常给黄讲书谈政策问题，使黄正清思想上大有进步。我们并应黄之请求，给黄派一秘书。
（4）阿莽仓（黄正清二弟）系拉卜楞寺内大襄佐、代理活佛（嘉木样五世圆寂后阿即代理），思想上与我党还有相当距离。拉卜楞解放后，阿即将很多财物驮到夏河四川交界的草地，秘密进行反宣传，夏河一带藏民颇受其影响。唯有把阿请来兰州，给一名义，限制其返回藏区。已派贾志璞等人持黄正清私信及我党我军的宣传函件，前去敦促其前来兰州。
（5）派陈康民、董志奇等随陈木天（陈系喜饶嘉措的秘书）前去青海省兴海县一带请来藏族学者、民主人士喜饶嘉措（前任蒙藏委员会主任）。喜在藏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将来在藏族工作中，当能起很大作用。
（6）派人前往藏区招收大批藏族青年，成立革命大学第三部（藏民学校），以培养藏族青年干部。
（7）马匡武、马公章、马丕烈、马全钦、郭南浦等人在解放河西、新疆、宁夏、青海时都出力不少，这些人都是我们从政治方面去联络争取来为我们做敌军工作的。
（8）白海风（蒙族），有较高声望，亦是我统战工作人员，是由贾志璞联络争取过来的。
（9）临夏回、汉纠纷。甘肃省委组织临夏工作团，以马丕烈、马佩清、马全钦、马青年、马林逸（以上均系回族）、卢忠良、陈鼎乾、张直生、徐季直等回汉委员前往处理。因为临夏工作团系由回汉双方的人参加，调节民族纠纷时，能使意见交流，感情沟通，在民族团结和睦这一方面，很快收到了效果，这证明民族间的问题，是要由民族间互相派代表担任调处方能收效。
6.各少数民族致敬团的情况
由于我们派遣联络人员，利用各方面的关系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各少数民族先后派代表献旗帜致敬者有：
（1）河南亲王黄文源（黄正清之子，招赘蒙古亲王女，后袭王位）率领蒙、藏各部落代表致敬团向我首长献旗致敬。
（2）阿拉善旗代表5人向我首长献旗敬礼。
（3）永登天祝区12寺36旗（旗是藏族半农半牧区的组织形式，每4-6个村组成一个旗）派代表18人由张全才、罗善学带领来兰，向我首长致敬，计献旗2面，牛10余头，羊120余只。该代表团返永登时，我们除雇车送回外，还送砖茶5块，白糖27斤，书籍十余种，毛主席、朱总司令像18幅。
（4）维、回族代表致敬团向我首长献旗2面，羊2只、点心及葡萄干70余斤，并表示致敬。
（5）卓尼代表团（杨复兴起义后）向我首长献旗致敬，该代表团共32人，由杨复兴率领，以后均参加学习。
（6）我派马克胜等赴永登宣传动员外出群众回乡后，天、武两区组织藏汉族代表致敬团由孔继周率领12人来兰，向我首长献旗2面，牛2头，羊70只，走马2匹表示致敬；返回时我们送给砖茶6块及书籍、毛主席、朱总司令像等，并雇车送回。
（7）夏河致敬团回、藏、汉三族代表共30人，由官却合率领献旗2面及毛织品等，并向省府献旗，返回时，由省府雇车送回。
7.登记工作
（1）1949年9月1日至1950年3月5日共登记训练（包括自动登记、起义投诚、解放人员、关系介绍、自愿参加学习及工作人员）3066人，介绍工作及学习的500人，资遣2263人。现有缓训者136人，本部留用58人，现学习的98人。
（2）收缴武器及军用品如下：短枪18支，冲锋枪2支，步枪19支，轻机枪2挺，手榴弹740枚，步枪弹4835发，冲锋枪弹77发，炮弹20箱（系由黄河北岸草场前街64号徐笃生先生报缴，已通知军事处去取），军刀500把（内有做成的170把，未做成的300余把），10门电话总机1部，电话小座机2部，收发报机各1部，发电机1部，灭火器4具。
8.经验教训
（1）热情款待，尊重生活习惯。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总是把我们当国民党一样看待，他们派代表来献旗致敬时，表面上对我们阿谀恭维，内心对我们还是怀疑顾虑。我们针对这一点，采取热情招待，给回族代表安排清真灶，给藏族代表喝砖茶。又以拉闲话的方式，解释我们的政策，启发教育，同时介绍到各生产部门参观，结果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什么话都向我们讲，一切顾虑都消失了。临走时并给雇车子、送礼物，使他们更感觉宽慰，回去后都宣传我们真正是为人民、真正主张民族平等。
（2）思想未搞通前，不要刺激他们。起义军官初到时都或多或少的对我们有怀疑和顾虑，甚至有仇视我们的心理。经过我们热情招待并启发、帮助、学习后，不但改变了态度，且多对过去的历史抱惭愧之感。口口声声称赞我们，并有很多愿意重新为人民做事，有些已经起了作用。像吴新吾去汉中，卢忠良到河州，刘铁青到藏区，他们都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他们的态度为什么能很快转变呢？其原因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温和，和民主人士一视同仁，虚心帮助他们。
（3）不收缴少数民族的自卫武器。少数民族的自卫武器，他们视如财产一样，除土匪反动分子的枪支应予以收缴外，其余暂不收缴，应鼓励拿出自卫。如果急于收缴，便会引起猜疑畏惧，使感情上与我们疏远。这一点西北局及甘肃省委均有指示，应贯彻执行。
（4）对解放人员应积极启发教育。解放人员除少数最坏的分子外，一般还可争取使用，且解放军官大部分都有工作技术，应该积极教育，启发学习。他们经改造思想后，分别予以使用。据了解，他们参加工作后大部分表现都很好。
9.其他
交际处6个月来招待的客人（包括长时间与短时间的）共500余人，参加工作者19人，做策反工作起过作用者12人，现在还做统战工作者15人，起义者30人，少数民族人士11人，民主人士7人，技术人员8人，遣散者3人，送学习者20人，其余均系临时来往的客人。
1950年5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改称西北军区。1951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军队整编会议精神，西北军区政治部决定撤销联络部，联络部干部尽先配给所成立的西北西藏工委，我将调任西北西藏工委书记，遂进行了联络部撤销后的移交工作。
1951年7月20日，我向西北军区政治部甘泗淇主任、潘自力副主任拟呈了西北军区政治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移交报告。我离开了自1947年2月任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野战集团军敌工部长至后来的西野、一野、西北军区联络部长一职，投入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