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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转学西安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就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据史载：1932年1月18日，日本有5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的成员挑衅，发生冲突。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20日凌晨2时，数十名日本浪人焚烧中国三友实业社工厂，并杀死中国警察，捣毁商品。24日，日本又自焚公使重光葵公馆，诬为中国人所为。27日，日领事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及解散抗日团体等项无理条件，并声言24小时内不见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28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完全接受这些条件。但日本又节外生枝，提出了闸北保侨问题，声称日本对闸北情况极为忧虑，决定出兵保护该处日侨（事实上该处的日侨已迁移一空），当晚就开始进攻北站、江湾、吴淞等地，上海战争便爆发了。
当时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的深刻影响和上海市工人、学生、工商业者、妇女、艺人、车夫等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奋起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使日军连遭失败，三换指挥官。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可耻出卖，中国抗战部队才主动撤退下来。
我亲眼目睹了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情景：我们建国中学校址在闸北沈家花园，“一·二八”日军发起战争正当炮火之冲，我和难民们好像流水一样地跑到了法租界哥哥所住的法政学院。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住了日本侵略军，连打了几次胜仗。外国巡捕阿三和许多外国人见了中国人也伸出大拇指。工人和学生们组织了募捐队，我和哥哥都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听为抗日募捐的消息，争先恐后拥上街头，拿出了钞票和小银元，商店里拿出了衣服和食品。我和同学抬着个大竹篓，沿街商店和市民把罐头、点心、银币等踊跃扔进篓里，不一会儿就满了。当我看到装满了捐来的东西，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十九路军内有地下党，有北大、清华学生，军纪严明，英勇抗战，我们把捐献的慰劳品送上，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让我们参观阵地。日本侵略军冲上来，战斗打响时，让我们避开，说有危险。这是我第一次见真枪实弹地与日本侵略军打仗，虽然年纪小，并不害怕，我没有走，认真地看着。只见日军一队一队进攻，被我军猛烈反击打得退回去。日军再进攻，十九路军勇士上前与敌人拼刺刀，又把日军打退了，日军伤亡很大。十九路军守上海之战，对我的爱国主义思想鼓舞很大。
十九路军孤军抗敌，日军源源增至10万人。蒋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反而派了他的御林军教导总队堵十九路军的后路，监督他们。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重返中央主政。1月23日，国民党紧急会议改组政府，林森出任没有实权的国民政府主席，并将主张抗日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撤职。1月28日，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吴铁城派警察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1月30日，南京政府决定迁都洛阳。目睹和耳闻发生在日军侵占上海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以及旅沪的陕西学生的议论，使我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愈来愈憎恨。
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了上海，不给英勇抵抗日军的十九路军任何支援，并阻止十九路军抗日。十九路军被迫于2月下旬从上海撤退，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淞沪。
由于爆发了上海战争，陕西与上海之间邮路不通，我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了。陕西旅沪学生寻找本省在沪的帮会头子徐朗西支援，他不认账，就向各方借了些钱。我随哥哥和一大群陕西籍的学生，从黄浦江乘坐英国轮船，经过吴淞口进长江，折西航行到南京下关下船。我又看到了狮子山，此时内心的悲愤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南京找于右任处筹集了一些钱，乘难民火车北上到徐州。我父亲已不在徐州，我到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姓党，在徐州南关开了个药材行）那儿，在那里住了几天，等我父亲寄来路费返回西安。途中辗转流浪，直到3月中旬，才到达西安。到西安后，我哥哥不再上学，到了赵寿山部队（此时赵寿山为五十一旅旅长）工作。我在西安考上了西安中山中学三年级插班生（春21乙班），又在西安上学了。
中山中学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卖国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
中山中学学生统一穿黑色校服，我从上海回来，因来不及做制服就身穿棉袍，被误认为是阔少爷。加上上海的右翼学生名声很坏，大家用疑忌的眼光看待我，不愿与我接近。有一天雷玉斋来上党义课，突然把目光射向了我，叫我站起来问道：“上海来的学生，你说说国民党是布尔乔亚的党还是什么党？”那时大家习惯把外语译音资产阶级叫“布尔乔亚”，把无产阶级叫“普罗列塔利亚”。我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你们说的布尔乔亚就是资产阶级，那是外来语的译音。”他又问：“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我说：“三民主义是折中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雷玉斋先生连连点头说：“好，好，坐下。”
在中山中学，我住在北斋大宿舍，同一宿舍十几个人，大部分是蓝田学生，其中有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有两个党员，四个共青团员。起初对我戒备得很。后来，听了我在课堂答老师的问话，看了我的作文里引用和运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交谈中，听了我对社会科学以及革命主张的见解后，他们很快和我打成一片了。正是这个时候，我的小学同学刘养沛（刘旭初）也从上海回来了，到了一个学校（不是同班）。于是，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刘养沛和我就经常在一起搞起抗日救亡运动了。
西安的红色运动，震动了南京的蒋介石，于1932年4月，派来了反动政客戴季陶，打着“视察西北”的幌子，来西安进行反共卖国活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西安学生展开了一场反戴季陶的斗争。
这个时候，杨虎城是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且共产党人南汉宸是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因此共产党活动很活跃。学校首先响应，像中山中学就成了有名的红色学校。陕西省教育厅长李百龄是个反动家伙，把情况上报给蒋介石，蒋就派戴季陶来陕“训话”。陕西地下党得知戴季陶要来，就发动学生反对戴季陶。对进步学生，就以戴季陶为蒋介石的卖国媚外政策辩护，主张镇压抗日运动来号召学生激起爱国义愤；对一般和思想偏右的学生，就讲戴季陶侮辱陕西人，说他在福建讲的“闽”是一条虫，认为陕西人野蛮，要把“陕”字换成“犬”旁，以激起陕西人的愤怒。所以戴季陶来陕，引起公愤，大家都反对。那么侮辱陕西人的话，是怎样传出来的呢？国民二军军长胡笠僧的老师和谋士刘凤学，是国民党左派，与于右任齐名。他听到戴季陶来陕，一面向陕西通信息，一面就亲自草拟了说戴如何说了上面那番话的传单，派了他的门客、共产党员任启明一路散发出来。这一来，对一般群众起了很大作用，左派、右派一下子拧到一块儿来反对戴季陶了。
蒋介石的死党、谋士戴季陶为了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亲自来到西安，逼着杨虎城对学生下毒手，但杨的态度仍然不积极。他要亲自给学生“训话”。4月24日，陕西省教育厅通知各学校学生于25日在民乐园开会，听戴季陶“训话”。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组织学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前，我们中山中学方毅民、邢崇道、方培钦、李满乾等就组织我们，将30个铜元用纸包成一个个筒筒，用麻线扎紧，让每个人身上揣上10个、8个，准备着。25日那天，学生集合在民乐园，戴季陶走上讲台开始“训话”，没讲两句，学生们就当场质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日寇，丢了东北三省和上海？他竭力歪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上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及蒋介石反动集团出卖中国，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等事实，而无耻地说什么“外交顺利”，“东北与东南毫无问题”。还胡说“东北失了不要紧”等等。他的无耻谰言激怒了学生。学生们把事前准备好的用纸包的“铜元封”，像雨点一样一齐打向这个卖国贼。接着，石头、砖头、瓦片和“铜元封”，乱纷纷地投掷到戴季陶脸上、身上和台上，戴季陶戴的眼镜被打坏了。这时，杨虎城的宪兵做做样子，假意地把戴季陶保护溜走，并没有制止学生反戴的行动。中山中学的学生带头把戴季陶的汽车烧掉了。最后，军警宪兵将人群驱散了，在这个运动里，我仅是一个积极参加者。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第二天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反共政客戴季陶游行示威大会，并印了大批宣传品。当时杨虎城是支持抗日的，对戴季陶也要装成给点面子，不得不抓几个学生，并派宪兵、警察包围各校，不准出去游行。4月26日的大游行，我被选为纠察队员。宪兵把所有的学校门都把守住，不让学生出去。原计划由我们学校组织冲锋队，把女师、第一师范等校同学接出来，汇合成大队，顺东、西大街游行。我的个子高，由我和另一个大个子同学李文辉打着横幅，一左一右。我们中山中学同学挤到一起，大家一拥而上，把宪警冲散，游行的学生队伍像潮水一样冲出了大门。经过北大街到梁府街接女师的学生们出来一道游行。到了女师门口，看见女师的一部分学生手执木棒正向外闯，其中有张凤仙同学。我们来到后，连喊带闹，把女师同学接了出来。游行的学生队伍喊着口号，刚走到王家巷，宪兵乘卡车架着机枪开来堵住了学生。大家喊：“不许开枪！”他们先是对空鸣枪，后来就真打了。李文辉肩上中弹，打了个洞，倒了下去，游行队伍乱了。学生被赶得跳墙上房。我学过撑竿跳，急迫之下，把打旗的杆子一撑，就跳过一家的高墙里。我的一位同学，共产党员李宏谋，他用童子军棍撑着跳了过去。进到了那一家，一位老太太把我们藏了起来。这时街上戒严，不能回学校。一直等到黄昏，我翻了十几道墙，才回到了学校。之后，学生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学校的圈子里。学校停课了。
共产党人宋绮云任主笔的《西北文化日报》连日报道了这次反戴季陶事件。
4月27日，该报以《西安各中等学校昨晨开会游行未果》为题报道：“省城中等学校学生，前晨在总理纪念周时（即4月25日星期一，戴季陶‘训话’发生反戴事件），因事发生误会，致将戴院长所乘汽车捣毁，旋经军警弹压平息，但当晚复在学生抗日会开会。议决于次日进行示威，事为军警控悉，为维持地方治安计，遂于昨晨（26日）一面将学生抗日会查封，并收获违法文件多种，一面派军警在各学校门首警戒，劝阻学生出校，以免滋事。9时许中中（中山中学），一中，一师等校学生手携标讯，间有持木棍者，成群冲出，并高呼口号。遂致与军警冲突，受伤数人，乃将为首学生当场捕获30余人，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又讯：前晚军警据密报，各校学生恐于昨晚仍有所行动，当于即晚派队分别戒备矣。
又讯：教育厅以各校发生此种事件，颇为不幸，遂于昨日上午十时，招集各校校长举行谈话会，并当场决定重要议案四条：（1）各校校长迅速回校，维持学校秩序；（2）各校重要教职员，须一律住校；（3）各校校长须剀切劝慰学生，安心上课，再勿滋事；（4）严谨各校门禁，以防其他分子混入捣乱。决议后，即令各校校长返校执行，务促风潮赶速结束云。
4月28日该报又以《各校秩序已渐恢复》报道：“西安各中级学校，昨日自晨至晚，秩序均极安谧，军警当局为预防万一计，仍派队在各处守望，当日情形，各省立中学，尚未能按期上课，因各校日前肇事后，学生出外者颇多。昨均未能赶及归校，致碍授课，后经商榷，始令各校校长负责分头召集，俟学生到齐，即可照常上课。”
又讯：省府及教厅昨日召集各校长，面谕本日起必须照常上课，因青年光阴，异常宝贵，不容虚抛。闻各校长奉令后，即通知校内外教职员及学生，于本日起即照常上课云。
又讯：目前被捕学生，据昨日审讯结果，大部分均因青年，一时感情冲动，致越轨范，闻当局以青年学生，均系社会有用之材，一时无知，情殊可悯，除确系有作用分子依法惩办外，其余均得一律释放。至受伤人等，已送医院医治，据医生云，人概系轻伤，不久即可痊愈云。
又讯：教育厅长李百龄，以目前发生不幸事件，致将戴季陶先生乘车捣毁，个人为教育长官，未能尽防护之责，故于昨日电呈行政院引咎辞职云。
5月1日，该报以《西安学潮发生后各中学校长辞职》报道：“省立各中级学校校长石书润等日前会呈教厅，呈报供职无状，致起风潮，引咎辞职，请委员接替。兹悉教厅昨已指令慰留。原令如次：会呈阅悉。此次风潮，事出意外，各该校长热心教育，苦心孤诣，本厅早已深知，仍望勉为其难，力挽颓风，以尽天职，用副期望，至请辞职之处，可毋庸议，仰各遵照！此令。”
接着，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戴季陶灰溜溜离开了陕西。《西北文化日报》于5月1日报道了西安各校复课的消息。
1932年5月初的一天，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团支部书记方毅民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以前不了解你，从你到校来以后，看你的思想很进步，我们就对你进行了考察，认为你已具备了入CY的条件，你愿意不愿意参加CY？”我说：“当然愿意啊！在上海，九一八以后，我还参加过童子军的抗日义勇军呢！参加过请愿、募捐、慰劳等抗日救亡活动。”之后，举行了入团仪式，总支书记邢崇道还讲了话。介绍人是方毅民、方培钦二人。方毅民后来到了红四方面军，当了师政委，战斗中阵亡了。
入团后，布置我和李永寿、刘旭初（刘养沛）等几人，晚上将打倒国民党、打倒朱学苑等标语贴到大街上去。我和李永寿、刘旭初等鼓起了勇气，承担了这个任务，一直把标语由学校的门口贴到北大街，没有碰到什么麻烦，顺利完成任务后回到学校。
不久，学生运动发生了分裂，中山中学学生宿舍的南斋和北斋两院打起架来了，白天大家在一起吃饭，到了晚上，便以棍棒、砖块、瓦片，互相攻打，杀声喊成一片。打架的原因，有人说是共产党打托派，也有人说是共产党打投降派。我们宿舍的同学中，只有方培钦一人去参加了打架。他没有叫我去参加，我也没有要求参加，他没有给我说过打架的原因，我也没有询问过。他只是叫宿舍的其他同学在听到打架时不要跑出去。这种局面进行了个把月，学上不成了，大部分同学纷纷跑回家去了。教育厅也趁机宣布了放暑假。我和刘旭初，刘旭初的小叔刘学锴以及陕北几位同学高鸿笃、苏子通等，住在学校内南斋补习功课和自修。除了自修英文准备升学外，主要阅读了《离骚》和郭沫若的一些考古和文艺著作。
8月1日，地下党在中山中学礼堂召集西安各校进步学生，举办“八一”讲演游艺会，由新任中山中学校长袁美轩（共产党员）讲社会科学。我和刘旭初、刘学锴参加了，梁枫、李静也从女子师范学校来参加了。袁美轩正在讲话的时候，突然军警来包围了会场，军警把大会解散了，袁美轩和几个著名的学生被逮捕了（以后听说经过党的营救，第三天杨虎城便让释放了他们）。我和刘旭初、刘学锴等跑回自己的宿舍，脱光了衣服，赤身露体装着睡觉。跟着军警挨门搜查进步学生，到了我们宿舍，看见我们这种样子，所以没有问什么，只是在床底下和抽屉内看了一下，装着鬼脸和笑脸走开了。事后我们被迫离开了学校，回到农村。
1932年9月，学校开学了，和我要好的几位同学方毅民、方培饮、李满乾等都没有来。我除了和高鸿笃、苏子通、刘旭初等人经常来往外，和其他同学很少往来。这时中山中学又换了新校长雷伍斋，他在思想上和言论上都还进步。不知因为什么学校又闹起要驱逐雷伍斋的学潮来，上了没有几天课，又停了课。接着南北斋的打架又开始了。整个一个学期里，忽而上几天课，忽而又打几天架，同学中很少人在读书，也很少人谈论国事和政治，整个学校陷入了一种混乱和恐怖状态，我对学校这种状态产生了厌恶情绪。
由于上海军民的奋勇抵抗，破坏了日军企图短期内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上海抗战引起了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化，于是日本侵略者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干预下，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并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虽有日军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广大土地上，但不打仗了，又可以到上海去上学了。我为了准备到上海继续升学考试，于是就把精力主要转移到自修方面，这个时期，我和在女师学习的远亲梁莲珍（即梁枫）开始了恋爱生活。在学校混完这一学期，经过考试，我初中毕业了。
毕业后正是学校放寒假，我没有回农村，住在西安东厅门我二哥郝伯雄所经营的一个小畜力磨坊里，复习准备考高中的功课，尚有空闲时间，我开始写文章向《西北文化日报》投稿了。曾用“志均”的笔名写了《高跟皮鞋》、《！？》、《惨》、《衣服救国》……数篇短小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曾在《西北文化日报》上，于1932年12月13日至1933年1月20日期间陆续刊登发表了。主要内容是反映当时农民和西安市下层贫民的疾苦，揭露批判蒋介石不抵抗和卖国的行径。当时刊登这些文稿，《西北文化日报》报馆为此还给我赠送了两个月报纸作为报酬，以后，直到1940年，我才知道这时的《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笔是中共西北特支的宋绮云。宋绮云与杨虎城将军同时于1949年重庆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当时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的深刻影响和上海市工人、学生、工商业者、妇女、艺人、车夫等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奋起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使日军连遭失败，三换指挥官。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可耻出卖，中国抗战部队才主动撤退下来。
我亲眼目睹了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情景：我们建国中学校址在闸北沈家花园，“一·二八”日军发起战争正当炮火之冲，我和难民们好像流水一样地跑到了法租界哥哥所住的法政学院。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住了日本侵略军，连打了几次胜仗。外国巡捕阿三和许多外国人见了中国人也伸出大拇指。工人和学生们组织了募捐队，我和哥哥都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听为抗日募捐的消息，争先恐后拥上街头，拿出了钞票和小银元，商店里拿出了衣服和食品。我和同学抬着个大竹篓，沿街商店和市民把罐头、点心、银币等踊跃扔进篓里，不一会儿就满了。当我看到装满了捐来的东西，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十九路军内有地下党，有北大、清华学生，军纪严明，英勇抗战，我们把捐献的慰劳品送上，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让我们参观阵地。日本侵略军冲上来，战斗打响时，让我们避开，说有危险。这是我第一次见真枪实弹地与日本侵略军打仗，虽然年纪小，并不害怕，我没有走，认真地看着。只见日军一队一队进攻，被我军猛烈反击打得退回去。日军再进攻，十九路军勇士上前与敌人拼刺刀，又把日军打退了，日军伤亡很大。十九路军守上海之战，对我的爱国主义思想鼓舞很大。
十九路军孤军抗敌，日军源源增至10万人。蒋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反而派了他的御林军教导总队堵十九路军的后路，监督他们。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重返中央主政。1月23日，国民党紧急会议改组政府，林森出任没有实权的国民政府主席，并将主张抗日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撤职。1月28日，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吴铁城派警察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1月30日，南京政府决定迁都洛阳。目睹和耳闻发生在日军侵占上海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以及旅沪的陕西学生的议论，使我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愈来愈憎恨。
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了上海，不给英勇抵抗日军的十九路军任何支援，并阻止十九路军抗日。十九路军被迫于2月下旬从上海撤退，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淞沪。
由于爆发了上海战争，陕西与上海之间邮路不通，我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了。陕西旅沪学生寻找本省在沪的帮会头子徐朗西支援，他不认账，就向各方借了些钱。我随哥哥和一大群陕西籍的学生，从黄浦江乘坐英国轮船，经过吴淞口进长江，折西航行到南京下关下船。我又看到了狮子山，此时内心的悲愤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南京找于右任处筹集了一些钱，乘难民火车北上到徐州。我父亲已不在徐州，我到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姓党，在徐州南关开了个药材行）那儿，在那里住了几天，等我父亲寄来路费返回西安。途中辗转流浪，直到3月中旬，才到达西安。到西安后，我哥哥不再上学，到了赵寿山部队（此时赵寿山为五十一旅旅长）工作。我在西安考上了西安中山中学三年级插班生（春21乙班），又在西安上学了。
中山中学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这所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力量很强，是当时有名的红色中学。校长李林初，教务长雷玉斋，还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轩、李登霄等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义课上，公开讲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图书馆里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书籍，阅报室里有公开的红军战报和陕北苏区的形势图。国文教员李登霄在课堂公开讲唯物辩证法和共产党革命诗歌。还有雷玉斋公开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卖国历史。袁美轩、史直哉、焦益堂等则在纪念周会上公开讲共产党的主张。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去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之类课程，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写满杀、杀、杀！红、红、红的字句。
中山中学学生统一穿黑色校服，我从上海回来，因来不及做制服就身穿棉袍，被误认为是阔少爷。加上上海的右翼学生名声很坏，大家用疑忌的眼光看待我，不愿与我接近。有一天雷玉斋来上党义课，突然把目光射向了我，叫我站起来问道：“上海来的学生，你说说国民党是布尔乔亚的党还是什么党？”那时大家习惯把外语译音资产阶级叫“布尔乔亚”，把无产阶级叫“普罗列塔利亚”。我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你们说的布尔乔亚就是资产阶级，那是外来语的译音。”他又问：“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我说：“三民主义是折中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雷玉斋先生连连点头说：“好，好，坐下。”
在中山中学，我住在北斋大宿舍，同一宿舍十几个人，大部分是蓝田学生，其中有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等，有两个党员，四个共青团员。起初对我戒备得很。后来，听了我在课堂答老师的问话，看了我的作文里引用和运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交谈中，听了我对社会科学以及革命主张的见解后，他们很快和我打成一片了。正是这个时候，我的小学同学刘养沛（刘旭初）也从上海回来了，到了一个学校（不是同班）。于是，方毅民、方培钦、李满乾、刘养沛和我就经常在一起搞起抗日救亡运动了。
西安的红色运动，震动了南京的蒋介石，于1932年4月，派来了反动政客戴季陶，打着“视察西北”的幌子，来西安进行反共卖国活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西安学生展开了一场反戴季陶的斗争。
这个时候，杨虎城是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且共产党人南汉宸是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因此共产党活动很活跃。学校首先响应，像中山中学就成了有名的红色学校。陕西省教育厅长李百龄是个反动家伙，把情况上报给蒋介石，蒋就派戴季陶来陕“训话”。陕西地下党得知戴季陶要来，就发动学生反对戴季陶。对进步学生，就以戴季陶为蒋介石的卖国媚外政策辩护，主张镇压抗日运动来号召学生激起爱国义愤；对一般和思想偏右的学生，就讲戴季陶侮辱陕西人，说他在福建讲的“闽”是一条虫，认为陕西人野蛮，要把“陕”字换成“犬”旁，以激起陕西人的愤怒。所以戴季陶来陕，引起公愤，大家都反对。那么侮辱陕西人的话，是怎样传出来的呢？国民二军军长胡笠僧的老师和谋士刘凤学，是国民党左派，与于右任齐名。他听到戴季陶来陕，一面向陕西通信息，一面就亲自草拟了说戴如何说了上面那番话的传单，派了他的门客、共产党员任启明一路散发出来。这一来，对一般群众起了很大作用，左派、右派一下子拧到一块儿来反对戴季陶了。
蒋介石的死党、谋士戴季陶为了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亲自来到西安，逼着杨虎城对学生下毒手，但杨的态度仍然不积极。他要亲自给学生“训话”。4月24日，陕西省教育厅通知各学校学生于25日在民乐园开会，听戴季陶“训话”。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组织学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前，我们中山中学方毅民、邢崇道、方培钦、李满乾等就组织我们，将30个铜元用纸包成一个个筒筒，用麻线扎紧，让每个人身上揣上10个、8个，准备着。25日那天，学生集合在民乐园，戴季陶走上讲台开始“训话”，没讲两句，学生们就当场质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日寇，丢了东北三省和上海？他竭力歪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上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及蒋介石反动集团出卖中国，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等事实，而无耻地说什么“外交顺利”，“东北与东南毫无问题”。还胡说“东北失了不要紧”等等。他的无耻谰言激怒了学生。学生们把事前准备好的用纸包的“铜元封”，像雨点一样一齐打向这个卖国贼。接着，石头、砖头、瓦片和“铜元封”，乱纷纷地投掷到戴季陶脸上、身上和台上，戴季陶戴的眼镜被打坏了。这时，杨虎城的宪兵做做样子，假意地把戴季陶保护溜走，并没有制止学生反戴的行动。中山中学的学生带头把戴季陶的汽车烧掉了。最后，军警宪兵将人群驱散了，在这个运动里，我仅是一个积极参加者。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第二天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反共政客戴季陶游行示威大会，并印了大批宣传品。当时杨虎城是支持抗日的，对戴季陶也要装成给点面子，不得不抓几个学生，并派宪兵、警察包围各校，不准出去游行。4月26日的大游行，我被选为纠察队员。宪兵把所有的学校门都把守住，不让学生出去。原计划由我们学校组织冲锋队，把女师、第一师范等校同学接出来，汇合成大队，顺东、西大街游行。我的个子高，由我和另一个大个子同学李文辉打着横幅，一左一右。我们中山中学同学挤到一起，大家一拥而上，把宪警冲散，游行的学生队伍像潮水一样冲出了大门。经过北大街到梁府街接女师的学生们出来一道游行。到了女师门口，看见女师的一部分学生手执木棒正向外闯，其中有张凤仙同学。我们来到后，连喊带闹，把女师同学接了出来。游行的学生队伍喊着口号，刚走到王家巷，宪兵乘卡车架着机枪开来堵住了学生。大家喊：“不许开枪！”他们先是对空鸣枪，后来就真打了。李文辉肩上中弹，打了个洞，倒了下去，游行队伍乱了。学生被赶得跳墙上房。我学过撑竿跳，急迫之下，把打旗的杆子一撑，就跳过一家的高墙里。我的一位同学，共产党员李宏谋，他用童子军棍撑着跳了过去。进到了那一家，一位老太太把我们藏了起来。这时街上戒严，不能回学校。一直等到黄昏，我翻了十几道墙，才回到了学校。之后，学生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学校的圈子里。学校停课了。
共产党人宋绮云任主笔的《西北文化日报》连日报道了这次反戴季陶事件。
4月27日，该报以《西安各中等学校昨晨开会游行未果》为题报道：“省城中等学校学生，前晨在总理纪念周时（即4月25日星期一，戴季陶‘训话’发生反戴事件），因事发生误会，致将戴院长所乘汽车捣毁，旋经军警弹压平息，但当晚复在学生抗日会开会。议决于次日进行示威，事为军警控悉，为维持地方治安计，遂于昨晨（26日）一面将学生抗日会查封，并收获违法文件多种，一面派军警在各学校门首警戒，劝阻学生出校，以免滋事。9时许中中（中山中学），一中，一师等校学生手携标讯，间有持木棍者，成群冲出，并高呼口号。遂致与军警冲突，受伤数人，乃将为首学生当场捕获30余人，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又讯：前晚军警据密报，各校学生恐于昨晚仍有所行动，当于即晚派队分别戒备矣。
又讯：教育厅以各校发生此种事件，颇为不幸，遂于昨日上午十时，招集各校校长举行谈话会，并当场决定重要议案四条：（1）各校校长迅速回校，维持学校秩序；（2）各校重要教职员，须一律住校；（3）各校校长须剀切劝慰学生，安心上课，再勿滋事；（4）严谨各校门禁，以防其他分子混入捣乱。决议后，即令各校校长返校执行，务促风潮赶速结束云。
4月28日该报又以《各校秩序已渐恢复》报道：“西安各中级学校，昨日自晨至晚，秩序均极安谧，军警当局为预防万一计，仍派队在各处守望，当日情形，各省立中学，尚未能按期上课，因各校日前肇事后，学生出外者颇多。昨均未能赶及归校，致碍授课，后经商榷，始令各校校长负责分头召集，俟学生到齐，即可照常上课。”
又讯：省府及教厅昨日召集各校长，面谕本日起必须照常上课，因青年光阴，异常宝贵，不容虚抛。闻各校长奉令后，即通知校内外教职员及学生，于本日起即照常上课云。
又讯：目前被捕学生，据昨日审讯结果，大部分均因青年，一时感情冲动，致越轨范，闻当局以青年学生，均系社会有用之材，一时无知，情殊可悯，除确系有作用分子依法惩办外，其余均得一律释放。至受伤人等，已送医院医治，据医生云，人概系轻伤，不久即可痊愈云。
又讯：教育厅长李百龄，以目前发生不幸事件，致将戴季陶先生乘车捣毁，个人为教育长官，未能尽防护之责，故于昨日电呈行政院引咎辞职云。
5月1日，该报以《西安学潮发生后各中学校长辞职》报道：“省立各中级学校校长石书润等日前会呈教厅，呈报供职无状，致起风潮，引咎辞职，请委员接替。兹悉教厅昨已指令慰留。原令如次：会呈阅悉。此次风潮，事出意外，各该校长热心教育，苦心孤诣，本厅早已深知，仍望勉为其难，力挽颓风，以尽天职，用副期望，至请辞职之处，可毋庸议，仰各遵照！此令。”
接着，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戴季陶灰溜溜离开了陕西。《西北文化日报》于5月1日报道了西安各校复课的消息。
1932年5月初的一天，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团支部书记方毅民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以前不了解你，从你到校来以后，看你的思想很进步，我们就对你进行了考察，认为你已具备了入CY的条件，你愿意不愿意参加CY？”我说：“当然愿意啊！在上海，九一八以后，我还参加过童子军的抗日义勇军呢！参加过请愿、募捐、慰劳等抗日救亡活动。”之后，举行了入团仪式，总支书记邢崇道还讲了话。介绍人是方毅民、方培钦二人。方毅民后来到了红四方面军，当了师政委，战斗中阵亡了。
入团后，布置我和李永寿、刘旭初（刘养沛）等几人，晚上将打倒国民党、打倒朱学苑等标语贴到大街上去。我和李永寿、刘旭初等鼓起了勇气，承担了这个任务，一直把标语由学校的门口贴到北大街，没有碰到什么麻烦，顺利完成任务后回到学校。
不久，学生运动发生了分裂，中山中学学生宿舍的南斋和北斋两院打起架来了，白天大家在一起吃饭，到了晚上，便以棍棒、砖块、瓦片，互相攻打，杀声喊成一片。打架的原因，有人说是共产党打托派，也有人说是共产党打投降派。我们宿舍的同学中，只有方培钦一人去参加了打架。他没有叫我去参加，我也没有要求参加，他没有给我说过打架的原因，我也没有询问过。他只是叫宿舍的其他同学在听到打架时不要跑出去。这种局面进行了个把月，学上不成了，大部分同学纷纷跑回家去了。教育厅也趁机宣布了放暑假。我和刘旭初，刘旭初的小叔刘学锴以及陕北几位同学高鸿笃、苏子通等，住在学校内南斋补习功课和自修。除了自修英文准备升学外，主要阅读了《离骚》和郭沫若的一些考古和文艺著作。
8月1日，地下党在中山中学礼堂召集西安各校进步学生，举办“八一”讲演游艺会，由新任中山中学校长袁美轩（共产党员）讲社会科学。我和刘旭初、刘学锴参加了，梁枫、李静也从女子师范学校来参加了。袁美轩正在讲话的时候，突然军警来包围了会场，军警把大会解散了，袁美轩和几个著名的学生被逮捕了（以后听说经过党的营救，第三天杨虎城便让释放了他们）。我和刘旭初、刘学锴等跑回自己的宿舍，脱光了衣服，赤身露体装着睡觉。跟着军警挨门搜查进步学生，到了我们宿舍，看见我们这种样子，所以没有问什么，只是在床底下和抽屉内看了一下，装着鬼脸和笑脸走开了。事后我们被迫离开了学校，回到农村。
1932年9月，学校开学了，和我要好的几位同学方毅民、方培饮、李满乾等都没有来。我除了和高鸿笃、苏子通、刘旭初等人经常来往外，和其他同学很少往来。这时中山中学又换了新校长雷伍斋，他在思想上和言论上都还进步。不知因为什么学校又闹起要驱逐雷伍斋的学潮来，上了没有几天课，又停了课。接着南北斋的打架又开始了。整个一个学期里，忽而上几天课，忽而又打几天架，同学中很少人在读书，也很少人谈论国事和政治，整个学校陷入了一种混乱和恐怖状态，我对学校这种状态产生了厌恶情绪。
由于上海军民的奋勇抵抗，破坏了日军企图短期内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上海抗战引起了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化，于是日本侵略者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干预下，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并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虽有日军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广大土地上，但不打仗了，又可以到上海去上学了。我为了准备到上海继续升学考试，于是就把精力主要转移到自修方面，这个时期，我和在女师学习的远亲梁莲珍（即梁枫）开始了恋爱生活。在学校混完这一学期，经过考试，我初中毕业了。
毕业后正是学校放寒假，我没有回农村，住在西安东厅门我二哥郝伯雄所经营的一个小畜力磨坊里，复习准备考高中的功课，尚有空闲时间，我开始写文章向《西北文化日报》投稿了。曾用“志均”的笔名写了《高跟皮鞋》、《！？》、《惨》、《衣服救国》……数篇短小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曾在《西北文化日报》上，于1932年12月13日至1933年1月20日期间陆续刊登发表了。主要内容是反映当时农民和西安市下层贫民的疾苦，揭露批判蒋介石不抵抗和卖国的行径。当时刊登这些文稿，《西北文化日报》报馆为此还给我赠送了两个月报纸作为报酬，以后，直到1940年，我才知道这时的《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笔是中共西北特支的宋绮云。宋绮云与杨虎城将军同时于1949年重庆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