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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轸：乱世中脱颖而出的军事奇才
先轸（？——前627）字子载，早年与赵衰等人一同奔翟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文公复国后受二等奖。楚军北上中原伐宋元帅郤榖病逝后，他继任元帅之职，在攻破曹国后，部署和指挥了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使晋军一跃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晋文公死时，他是顾命大臣之一，晋襄公执政之始，他部署军队在崤山（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击败秦军，扼制了秦国的东向发展。不久在与翟军作战胜利后，他因故冲入敌阵受箭殉军。
先轸在辅佐晋君的几十年中，开始默默无闻，算不上重要的人物，文公复国后有了军事活动，他立刻在军事领域里显露了自己的才华，他以自己过人的军事谋略连续指挥了伐楚和战秦等战役，夺取了一连串胜利，稳定地确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无论从战略实践上看还是从战术实践上看，先轸都不愧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尚武轻礼
处在春秋动乱之世，先轸目睹了礼仪制度的崩溃和武力的重要，尤其是亲眼看到了宋襄公以仁义治兵的处处失败，因而最先放弃了对仁义观念的迷信，转变为对武力和军事的信仰。对国家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他都善于从军事的角度做出考虑。文公复国不久，楚国北上伐宋，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当年宋和楚都有私恩于晋国君臣，文公主意不定，大集群臣商议，先轸首先表示说：“方今惟楚强横，而于君有私恩。今楚兴兵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举矣。”（第三十九回）
先轸立足于取威定霸，主张武力战楚，仅仅把救宋看作是为晋国博取美名的一种额外收获，先轸的思想和主张把晋文公导向了扬武争霸之路。
势后，晋文公召集诸将问计，先轸抢先表示说：“本谋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齐围宋，以至于今，其师老矣。必战楚，勿失敌！”
（第四十回）而狐偃却让文公履行“退避三舍”的诺言，认为“主公向不失信于原人，乃失信于楚君乎？必避楚”。第二件事情是，晋文公在晚年欲再组织一次大规模会盟以巩固霸业，召群臣商议行动方式，先轸表示说：“征会讨贰，伯主之责。臣请厉兵秣马，以待君命。”（第四十二回）狐偃却表示说：“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诸侯者，莫不挟天子之威……”主张挟天子以命诸侯。狐偃从礼仪的角度考虑问题，先轸却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晋文公刚死后，晋襄公主丧继位，秦国乘机越晋而伐郑，先轸急忙去见晋襄公，主张“急击之，不可失”。大臣栾枝反对说：“秦有大惠于先君，未报其德，而伐其师，如先君何？”先轸坚持劝襄公道：“一日纵敌，万世贻殃。若不击秦，何以自立？”认为“此正所以继先君之志也”。老臣赵衰又担心襄公正在治丧期间，兴兵攻敌，恐怕不符合居丧之礼。先轸认为，剪强敌以安社稷，这比遵礼之孝要大得多，并向襄公请命道：“诸卿若云不可，臣请独往！”（第四十五回）最终说服了襄公和诸位大臣，在一些政治行为的决策中，先轸能抛弃仁义观念的束缚，直接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表现了他军事家的思想特色。
在军事战略上，先轸始终把楚、秦作为主要的对手。他一参与军事，就着力为伐楚作战略上的准备，攻卫、破曹和后来的围郑、讨许，实际上是剪楚之羽翼，为了配合对楚之战，他还积极争取了齐、秦两国的支持。城濮胜楚后，楚的北进战略暂被遏制，他又转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秦国上，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不久准备约秦国一道伐郑，先轸建议说：“郑为中国咽喉，故齐桓欲伯天下，每争郑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上看到了胜楚之后晋秦两国的势不两立之势。晋文公死后，他当即派人往秦国打探消息，提前掌握了秦军过晋伐郑的军事情报，表明了他对秦国在战略上的耐度提防。
先轸不仅注重军事，有军事战略头脑，而且精于料敌。与楚作战时，晋军退避三舍，止于城濮，楚将成得臣领楚追逼晋军，至城濮后立即相度地势，据险设营，诸将请命于先轸说：“楚若据险，攻之难拔，宜出兵争之。”先轸对他们说：“夫据险以固守也，得臣远来，志在战而不在守。虽据险，安所用之？”（第四十回）他料定楚兵据险无用，遂放弃了与楚兵对险要地势的争夺，以全力布置迎战。他在说服晋襄公击秦时，晋襄公问他：“元帅料秦兵何时当返？从何路行？”他屈指算了一下，回答说：“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郑。远行无继，势不可久，总计往返之期，四月有余，初夏必过渑池（今河南渑池西），渑池乃秦晋之界，其西有崤山两座，自东崤至于西崤，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归必由之路。”（第四十五回）由于他的正确预测，晋军先期埋伏于崤山，击败了袭郑而还的秦兵。
先轸抛弃仁义观念，在实践中着力于对军事的重视和研究，这代表了春秋争霸时期的一种进步潮流，保证了晋国取威定霸战略方针的全面实施。
军事秘笈：抓住对手的“牵牛绳”
当时曹、卫投靠于楚，晋国在确定了战楚的战略方针后，先轸与先元帅郤榖商定，首先率兵攻伐曹卫，寻机与楚军决战，驱逐了卫君后，晋文公欲一并灭掉卫国，时先轸已任元帅，他建议说：卫虽无道，其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伐曹，比及楚师救卫，胜战略。
战楚是先轸的既定方针，考虑到晋国力量有限，先轸战楚的一步重要战略是挑起两个中立大国齐、秦与楚的矛盾，以便从军事上孤立楚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步战略，先轸采取了两项策略措施，其一是，当宋国被楚军包围甚紧、派人持重赂前来向晋军求救时，先轸对晋文公献计：“宋之赂我，可谓厚矣！受赂而救，君何义焉？不如辞之。使宋以赂晋之物，分赂齐秦，求二国向楚婉转，乞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秦之隙成矣。”他让宋国持重赂求齐秦劝解楚国，若楚不答应齐秦的居中调解，则造成了齐秦与楚的矛盾。然而，如果楚国答应了齐秦的调解，则齐秦得到了物质上和名誉上的双重好处，而晋失去了联齐秦战楚国的机会，为了避免这一后果的出现，先轸又考虑了第二条策略措施，他对文公说：“曹卫，楚所爱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卫侯、执曹伯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与宋连界。诚割取二国田土，以畀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虽请，其肯从乎？齐秦怜宋而怒楚，虽欲不与晋合，不可得也。”
（第四十回）先轸既让齐秦去调解楚对宋的围攻，又设法让楚不答应齐秦的调解，这就必然造成了齐秦与楚的矛盾，使两个中立大国站到了晋国的一边。
楚将成得臣也在战前作了瓦解晋军同盟的筹谋。楚将宛春向成得臣献了两项计策，他向成得臣说：“晋之逐卫君、执曹伯，首为宋也。元帅诚遣一人至晋军，好言讲解，要晋复了曹卫之君，还其田土，我这里亦解宋围，大家罢战休兵。”宛春想以释宋为条件，换取晋国对于楚之附属小国曹卫的恢复。为了防止晋国不同意这种交换条件，宛春又同时献了第二条计策：元帅先以解围之说，明告宋人，姑缓其攻。宋人思脱楚祸，如倒悬之望解，若晋侯国以恢复曹卫来换取自己对宋的撤军。按照他的盘算，如果晋国同意了这个交换条件，照此办理，则曹卫宋三国感激楚国，壮大了楚的力量；如果晋国拒绝这种交换，则三国怨晋，又孤立了晋国。
晋国不论同意或拒绝，都会瓦解自己的同盟。成得臣遂派宛春赴晋军商谈。
为了粉碎楚国的计谋，先轸又提出了新的考虑，他对晋文公说：“为今之计，不如私许曹卫，以离其党，再拘执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刚而躁，必移兵索战于我，是宋围不求解而自解也。”（第四十回）先轸的对策是，把恢复曹卫与解宋之围分开考虑和处理，割断两个事情之间的表面联系，然后采取两项措施，其一是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使二国感激晋国而疏远楚国，其二是设法激怒楚将，使其率领全军赴晋决战，既达到了解宋之围的目的，紧密地联合了宋国，又创造了晋楚决战的机会。出于这种考虑，晋国一方面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令二国之君分别向楚写了断绝关系的书信，另一方面又拘留了楚使宛春，打发随从之人回去向成得臣传讯。成得臣闻讯接书，怒火中烧，遂撤出宋国，率全军雨骤风驰般地直逼晋军，不料却正中了先轸的计谋。
晋军退避三舍后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与楚军对垒，齐、着，他把主力分为上中下三军，分别与楚的左中右三军对抗。第二着，让齐秦援兵伏于楚军大寨之后，待楚军出动后占据其营寨。
第三着，拨五千人为左右翼，在各处机动接应。第四着，遣一支劲旅截断楚兵败退后的归路。第五着，派人准备船只装运战后胜利品。在这套安排中，如何战胜楚的三军主力是战役安排的重点所在。先轸采取先打薄弱环节的方式，他虚张声势，以假诈敌，全面调动敌人，等楚军离寨战晋，其大寨早被齐秦伏兵占据。楚将成得臣战败后率残兵逃归，行至空桑（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南），又被晋国虎将魏截断归路。先轸凭借自己高超的谋略，已在战略和战术上将楚军置于死地。
屡试不爽的以假诈敌法
以假诈敌是先轸军事战术上的一大特色。先轸参与军事后，第一次行动是率兵攻取卫地五鹿，他令军士多带旗帜，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让遍插旌旗，务求张扬军势。同行的魏问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表，反使敌人知备，不知何意？”先轸解释说：“卫素臣服于齐，近改事蛮楚，国人不顺，每虞中国之来讨。吾主欲继齐图伯，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第三十九回）五鹿百姓听说晋兵来攻，登城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多少兵马，争相逃避，晋军兵到，一鼓攻拔。先轸用疑兵计轻易地攻取了五鹿。
先轸任元帅后，第一次军事活动是攻伐曹国，他在攻曹过程中两次运用了以假诈敌的策略。第一次，曹大夫于朗假意愿投降晋军，诱晋文公率军入城，先轸力主以军士假扮文公，让假文公率军入城，这一策略使晋文公幸免于难，又探清了于朗投降的真假。
国打开四门将棺车推出不到一半时，四路伏兵齐出，而城门被丧车填塞，急切不能关闭，晋军乘乱攻入占领了曹城，并捉拿了曹君。先轸用假文公和假退兵两次诈敌，避免了重大损失，消灭了曹国。
在城濮之战的具体战术安排上，先轸四次诈敌，保证了晋军在劣势条件下的取胜。前面说过，战胜楚的三军主力是战役取胜的关键，先轸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上多处诈敌。第一处，他在首先攻打楚右军的薄弱环节时，令晋军用虎皮蒙裹驾车之马，猛冲楚军，楚马见之，把假虎认作真虎，惊慌跳跃，牵车回走，反而惊动了右军后队，晋军乘乱掩杀，致使楚军大败。第二处，晋军得胜的一队，派人假扮楚军兵卒，扛着楚军旗号，去中军向成得臣谎报说：“右师已得胜，速速进兵，共成大功。”（第四十回）先轸又叫这支晋军伪作退逃，砍下树木曳于车后，刮得尘埃飞扬，造成退逃假象，成得臣听得右师得胜的谎报，又凭轼望见晋军北奔，烟尘蔽天，急催左军前进。先轸以假楚卒传假信息，又辅以晋败之假象，引诱楚之左军出战。第三处，先轸吩咐人在中军虚设元帅大旗，守定营垒，坚不出战，而暗中却带中军主要兵力去伏击楚之左军。
他在中间设帅旗虚张声势，几乎用一座空军营来吸引楚国的中军兵力，而抽出兵力为楚之左军设定罗网。第四处，在对付楚左军的那支晋军中，先轸亦设主帅旗号，成得臣催促左军接战后，晋军诈败而退，楚将认作晋军溃败，尽力追逐，忽然先轸本人领着从中军抽出的精兵半路杀出，与诈败的那股晋军将楚左军团团包围，最后击垮了楚左军。及成得臣率楚中军盘算攻陷晋军营寨时，左右两路得胜的晋军一齐杀到，将楚兵包围战败。先轸多处采用以假诈敌的手段，终于大获全胜。
兵不厌诈。先轸在军事战术上运用假人物、假退兵、假信息、气度狭小，难解犯君心结。
作为一名军事家，先轸善于在实战中抓住一些关键的利害问题。城濮之战只用了两天时间，因准备不足，晋军回兵急切找不到渡河之船，晋文公欲下令四下搜捕民船，先轸建议说：“河南百姓，闻吾败楚，谁不震恐？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赏募之。”（第四十一回）先轸明白奖与罚的利害，认为以罚搜船，不如以奖募船。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解决了船只问题。伐曹时，曹国曾以诈降方式诱数百晋兵入城射杀之。第二天，曹军将晋兵死者之尸，用竹竿挑悬于城头，借以动摇瓦解晋国军心。晋文公恐军心生变，非常担忧。先轸建议让晋兵挖掘曹国城外坟地，以针锋相对。曹人听说晋军要挖祖宗坟墓，心胆俱裂，遂答应收殓晋兵死者之尸，入棺送出城外。古人看重祖宗坟墓，先轸的建议抓住了这一利害问题，故在对谈中占了主动。
晋文公本是秦穆公扶植为君的，晋文公死后，在要不要伏击秦军的问题上先轸与其他大臣产生了意见分歧，分歧之一是如何看待秦国的扶君之恩，先轸的看法是：“秦之树吾先君于晋，非好晋也，以自辅也。”（第四十五回）如果说先轸在其他问题上的主张是明于利害，那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则是过分深究利害，显露了认识问题的偏颇，先轸这一思维方法上的偏差导致了他苛求于人、气度狭小的个性弱点。
对秦之战中晋军俘虏了秦军先锋骁将褒蛮子，晋襄公命大将莱驹处斩蛮子，蛮子大喊一声，挣断了绑身的麻索，莱驹吃了一惊，手颤刀落，蛮子便来抢刀。旁边的小校狼瞫见之，急忙抢刀在手，将蛮子砍死，襄公感叹说：“莱驹之勇，不及小校也。”（第四十就颇有不悦之意。在后来的伐翟之战中，先轸在众将中求拜先锋将官，狼瞫昂然愿往，先轸见是狼瞫自请为先锋，很不高兴，遂斥责道：“尔新进小卒，偶斩一囚，遂获重用。今大敌在境，汝全无退让之意，岂藐我帐下无一良将耶？”（第四十五回）狼瞫不满地反问道：“小将愿为国家出力，元帅何故见阻？”先轸呵斥道：“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谋勇，辄敢掩诸将之上？”于是罢斥狼瞫不用；狼瞫乃与朋友在私下议论，说先轸是嫉贤妒能之辈。不管先轸是否已到达了嫉贤妒能的程度，但他对狼瞫的态度确实是不公正的。
崤山伏击战中使秦军全军覆没，并俘虏了秦军孟明等三位元帅，晋军奏凯而归。晋襄公的继母怀嬴是秦国人，为了结好秦国，她竭力劝说晋襄公放归秦军三帅，让秦君自行诛戮三人，晋襄公没有深加考虑，遂释三帅之囚，纵放归国。先轸方在家吃饭，闻襄公已赦三帅，怒气冲冲地来见襄公，知道事情确实后，他勃然唾襄公之面说：“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万苦，方获此囚，乃坏于妇人之片言耶？放虎归山，异日悔之晚矣！”（第四十五回）襄公恍然醒悟，拭面谢过，并未追究先轸的过错。然而先轸在事后对自己的无礼之举深感不安，襄公在不久命他率军伐翟，先轸拜而辞谢说：“臣忿秦帅之归，一时怒激，唾君之面，无礼甚矣！臣闻‘兵事尚整，惟礼可以整民’。无礼之人，不堪为帅。愿主公罢臣之职，别择良将。”（第四十五回）襄公理解先轸的一片忠心，坚辞不肯。先轸不得已，领命而出，长叹道：“我本欲死于秦，谁知却死于翟也。”战翟取胜后，他单身冲入翟阵，斩杀数十人后自解衣甲，受箭而死。先轸死后，晋军诸将在帅营发现了他留给晋襄公的一封遗书，上面写道：“臣自知无礼于君，君不加诛讨，而复用之，幸而战胜，赏赉将及矣。臣归而不受赏，是有功而不赏也；若归而受讨。”（第四十六回）。一个深明利害的军事家，在受奖与受罚的矛盾困境中不能超脱自拔，就选择了死亡的道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先轸过分深究利害，气度狭小，因为一些细小过失，他不容部下，不容君主，甚至不容自己。深究利害的思维特点使他主观上不恰当地放大了人的过失，从而容易产生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失误。
先轸是春秋争霸高潮时期的一位军事实践家，他参与和主持晋国的军事工作，以自己高超的谋略，得心应手地部署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为晋国的霸业创建开辟了军事制胜之路。作为一名军事家，他没有留下系统的军事理论，但他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他的军事活动为后来军事家的借鉴和理论总结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先轸在辅佐晋君的几十年中，开始默默无闻，算不上重要的人物，文公复国后有了军事活动，他立刻在军事领域里显露了自己的才华，他以自己过人的军事谋略连续指挥了伐楚和战秦等战役，夺取了一连串胜利，稳定地确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无论从战略实践上看还是从战术实践上看，先轸都不愧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尚武轻礼
处在春秋动乱之世，先轸目睹了礼仪制度的崩溃和武力的重要，尤其是亲眼看到了宋襄公以仁义治兵的处处失败，因而最先放弃了对仁义观念的迷信，转变为对武力和军事的信仰。对国家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他都善于从军事的角度做出考虑。文公复国不久，楚国北上伐宋，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当年宋和楚都有私恩于晋国君臣，文公主意不定，大集群臣商议，先轸首先表示说：“方今惟楚强横，而于君有私恩。今楚兴兵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举矣。”（第三十九回）
先轸立足于取威定霸，主张武力战楚，仅仅把救宋看作是为晋国博取美名的一种额外收获，先轸的思想和主张把晋文公导向了扬武争霸之路。
势后，晋文公召集诸将问计，先轸抢先表示说：“本谋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齐围宋，以至于今，其师老矣。必战楚，勿失敌！”
（第四十回）而狐偃却让文公履行“退避三舍”的诺言，认为“主公向不失信于原人，乃失信于楚君乎？必避楚”。第二件事情是，晋文公在晚年欲再组织一次大规模会盟以巩固霸业，召群臣商议行动方式，先轸表示说：“征会讨贰，伯主之责。臣请厉兵秣马，以待君命。”（第四十二回）狐偃却表示说：“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诸侯者，莫不挟天子之威……”主张挟天子以命诸侯。狐偃从礼仪的角度考虑问题，先轸却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晋文公刚死后，晋襄公主丧继位，秦国乘机越晋而伐郑，先轸急忙去见晋襄公，主张“急击之，不可失”。大臣栾枝反对说：“秦有大惠于先君，未报其德，而伐其师，如先君何？”先轸坚持劝襄公道：“一日纵敌，万世贻殃。若不击秦，何以自立？”认为“此正所以继先君之志也”。老臣赵衰又担心襄公正在治丧期间，兴兵攻敌，恐怕不符合居丧之礼。先轸认为，剪强敌以安社稷，这比遵礼之孝要大得多，并向襄公请命道：“诸卿若云不可，臣请独往！”（第四十五回）最终说服了襄公和诸位大臣，在一些政治行为的决策中，先轸能抛弃仁义观念的束缚，直接从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表现了他军事家的思想特色。
在军事战略上，先轸始终把楚、秦作为主要的对手。他一参与军事，就着力为伐楚作战略上的准备，攻卫、破曹和后来的围郑、讨许，实际上是剪楚之羽翼，为了配合对楚之战，他还积极争取了齐、秦两国的支持。城濮胜楚后，楚的北进战略暂被遏制，他又转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秦国上，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不久准备约秦国一道伐郑，先轸建议说：“郑为中国咽喉，故齐桓欲伯天下，每争郑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上看到了胜楚之后晋秦两国的势不两立之势。晋文公死后，他当即派人往秦国打探消息，提前掌握了秦军过晋伐郑的军事情报，表明了他对秦国在战略上的耐度提防。
先轸不仅注重军事，有军事战略头脑，而且精于料敌。与楚作战时，晋军退避三舍，止于城濮，楚将成得臣领楚追逼晋军，至城濮后立即相度地势，据险设营，诸将请命于先轸说：“楚若据险，攻之难拔，宜出兵争之。”先轸对他们说：“夫据险以固守也，得臣远来，志在战而不在守。虽据险，安所用之？”（第四十回）他料定楚兵据险无用，遂放弃了与楚兵对险要地势的争夺，以全力布置迎战。他在说服晋襄公击秦时，晋襄公问他：“元帅料秦兵何时当返？从何路行？”他屈指算了一下，回答说：“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郑。远行无继，势不可久，总计往返之期，四月有余，初夏必过渑池（今河南渑池西），渑池乃秦晋之界，其西有崤山两座，自东崤至于西崤，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归必由之路。”（第四十五回）由于他的正确预测，晋军先期埋伏于崤山，击败了袭郑而还的秦兵。
先轸抛弃仁义观念，在实践中着力于对军事的重视和研究，这代表了春秋争霸时期的一种进步潮流，保证了晋国取威定霸战略方针的全面实施。
军事秘笈：抓住对手的“牵牛绳”
当时曹、卫投靠于楚，晋国在确定了战楚的战略方针后，先轸与先元帅郤榖商定，首先率兵攻伐曹卫，寻机与楚军决战，驱逐了卫君后，晋文公欲一并灭掉卫国，时先轸已任元帅，他建议说：卫虽无道，其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伐曹，比及楚师救卫，胜战略。
战楚是先轸的既定方针，考虑到晋国力量有限，先轸战楚的一步重要战略是挑起两个中立大国齐、秦与楚的矛盾，以便从军事上孤立楚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步战略，先轸采取了两项策略措施，其一是，当宋国被楚军包围甚紧、派人持重赂前来向晋军求救时，先轸对晋文公献计：“宋之赂我，可谓厚矣！受赂而救，君何义焉？不如辞之。使宋以赂晋之物，分赂齐秦，求二国向楚婉转，乞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秦之隙成矣。”他让宋国持重赂求齐秦劝解楚国，若楚不答应齐秦的居中调解，则造成了齐秦与楚的矛盾。然而，如果楚国答应了齐秦的调解，则齐秦得到了物质上和名誉上的双重好处，而晋失去了联齐秦战楚国的机会，为了避免这一后果的出现，先轸又考虑了第二条策略措施，他对文公说：“曹卫，楚所爱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卫侯、执曹伯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与宋连界。诚割取二国田土，以畀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虽请，其肯从乎？齐秦怜宋而怒楚，虽欲不与晋合，不可得也。”
（第四十回）先轸既让齐秦去调解楚对宋的围攻，又设法让楚不答应齐秦的调解，这就必然造成了齐秦与楚的矛盾，使两个中立大国站到了晋国的一边。
楚将成得臣也在战前作了瓦解晋军同盟的筹谋。楚将宛春向成得臣献了两项计策，他向成得臣说：“晋之逐卫君、执曹伯，首为宋也。元帅诚遣一人至晋军，好言讲解，要晋复了曹卫之君，还其田土，我这里亦解宋围，大家罢战休兵。”宛春想以释宋为条件，换取晋国对于楚之附属小国曹卫的恢复。为了防止晋国不同意这种交换条件，宛春又同时献了第二条计策：元帅先以解围之说，明告宋人，姑缓其攻。宋人思脱楚祸，如倒悬之望解，若晋侯国以恢复曹卫来换取自己对宋的撤军。按照他的盘算，如果晋国同意了这个交换条件，照此办理，则曹卫宋三国感激楚国，壮大了楚的力量；如果晋国拒绝这种交换，则三国怨晋，又孤立了晋国。
晋国不论同意或拒绝，都会瓦解自己的同盟。成得臣遂派宛春赴晋军商谈。
为了粉碎楚国的计谋，先轸又提出了新的考虑，他对晋文公说：“为今之计，不如私许曹卫，以离其党，再拘执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刚而躁，必移兵索战于我，是宋围不求解而自解也。”（第四十回）先轸的对策是，把恢复曹卫与解宋之围分开考虑和处理，割断两个事情之间的表面联系，然后采取两项措施，其一是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使二国感激晋国而疏远楚国，其二是设法激怒楚将，使其率领全军赴晋决战，既达到了解宋之围的目的，紧密地联合了宋国，又创造了晋楚决战的机会。出于这种考虑，晋国一方面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令二国之君分别向楚写了断绝关系的书信，另一方面又拘留了楚使宛春，打发随从之人回去向成得臣传讯。成得臣闻讯接书，怒火中烧，遂撤出宋国，率全军雨骤风驰般地直逼晋军，不料却正中了先轸的计谋。
晋军退避三舍后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与楚军对垒，齐、着，他把主力分为上中下三军，分别与楚的左中右三军对抗。第二着，让齐秦援兵伏于楚军大寨之后，待楚军出动后占据其营寨。
第三着，拨五千人为左右翼，在各处机动接应。第四着，遣一支劲旅截断楚兵败退后的归路。第五着，派人准备船只装运战后胜利品。在这套安排中，如何战胜楚的三军主力是战役安排的重点所在。先轸采取先打薄弱环节的方式，他虚张声势，以假诈敌，全面调动敌人，等楚军离寨战晋，其大寨早被齐秦伏兵占据。楚将成得臣战败后率残兵逃归，行至空桑（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南），又被晋国虎将魏截断归路。先轸凭借自己高超的谋略，已在战略和战术上将楚军置于死地。
屡试不爽的以假诈敌法
以假诈敌是先轸军事战术上的一大特色。先轸参与军事后，第一次行动是率兵攻取卫地五鹿，他令军士多带旗帜，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让遍插旌旗，务求张扬军势。同行的魏问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表，反使敌人知备，不知何意？”先轸解释说：“卫素臣服于齐，近改事蛮楚，国人不顺，每虞中国之来讨。吾主欲继齐图伯，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第三十九回）五鹿百姓听说晋兵来攻，登城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多少兵马，争相逃避，晋军兵到，一鼓攻拔。先轸用疑兵计轻易地攻取了五鹿。
先轸任元帅后，第一次军事活动是攻伐曹国，他在攻曹过程中两次运用了以假诈敌的策略。第一次，曹大夫于朗假意愿投降晋军，诱晋文公率军入城，先轸力主以军士假扮文公，让假文公率军入城，这一策略使晋文公幸免于难，又探清了于朗投降的真假。
国打开四门将棺车推出不到一半时，四路伏兵齐出，而城门被丧车填塞，急切不能关闭，晋军乘乱攻入占领了曹城，并捉拿了曹君。先轸用假文公和假退兵两次诈敌，避免了重大损失，消灭了曹国。
在城濮之战的具体战术安排上，先轸四次诈敌，保证了晋军在劣势条件下的取胜。前面说过，战胜楚的三军主力是战役取胜的关键，先轸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上多处诈敌。第一处，他在首先攻打楚右军的薄弱环节时，令晋军用虎皮蒙裹驾车之马，猛冲楚军，楚马见之，把假虎认作真虎，惊慌跳跃，牵车回走，反而惊动了右军后队，晋军乘乱掩杀，致使楚军大败。第二处，晋军得胜的一队，派人假扮楚军兵卒，扛着楚军旗号，去中军向成得臣谎报说：“右师已得胜，速速进兵，共成大功。”（第四十回）先轸又叫这支晋军伪作退逃，砍下树木曳于车后，刮得尘埃飞扬，造成退逃假象，成得臣听得右师得胜的谎报，又凭轼望见晋军北奔，烟尘蔽天，急催左军前进。先轸以假楚卒传假信息，又辅以晋败之假象，引诱楚之左军出战。第三处，先轸吩咐人在中军虚设元帅大旗，守定营垒，坚不出战，而暗中却带中军主要兵力去伏击楚之左军。
他在中间设帅旗虚张声势，几乎用一座空军营来吸引楚国的中军兵力，而抽出兵力为楚之左军设定罗网。第四处，在对付楚左军的那支晋军中，先轸亦设主帅旗号，成得臣催促左军接战后，晋军诈败而退，楚将认作晋军溃败，尽力追逐，忽然先轸本人领着从中军抽出的精兵半路杀出，与诈败的那股晋军将楚左军团团包围，最后击垮了楚左军。及成得臣率楚中军盘算攻陷晋军营寨时，左右两路得胜的晋军一齐杀到，将楚兵包围战败。先轸多处采用以假诈敌的手段，终于大获全胜。
兵不厌诈。先轸在军事战术上运用假人物、假退兵、假信息、气度狭小，难解犯君心结。
作为一名军事家，先轸善于在实战中抓住一些关键的利害问题。城濮之战只用了两天时间，因准备不足，晋军回兵急切找不到渡河之船，晋文公欲下令四下搜捕民船，先轸建议说：“河南百姓，闻吾败楚，谁不震恐？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赏募之。”（第四十一回）先轸明白奖与罚的利害，认为以罚搜船，不如以奖募船。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解决了船只问题。伐曹时，曹国曾以诈降方式诱数百晋兵入城射杀之。第二天，曹军将晋兵死者之尸，用竹竿挑悬于城头，借以动摇瓦解晋国军心。晋文公恐军心生变，非常担忧。先轸建议让晋兵挖掘曹国城外坟地，以针锋相对。曹人听说晋军要挖祖宗坟墓，心胆俱裂，遂答应收殓晋兵死者之尸，入棺送出城外。古人看重祖宗坟墓，先轸的建议抓住了这一利害问题，故在对谈中占了主动。
晋文公本是秦穆公扶植为君的，晋文公死后，在要不要伏击秦军的问题上先轸与其他大臣产生了意见分歧，分歧之一是如何看待秦国的扶君之恩，先轸的看法是：“秦之树吾先君于晋，非好晋也，以自辅也。”（第四十五回）如果说先轸在其他问题上的主张是明于利害，那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则是过分深究利害，显露了认识问题的偏颇，先轸这一思维方法上的偏差导致了他苛求于人、气度狭小的个性弱点。
对秦之战中晋军俘虏了秦军先锋骁将褒蛮子，晋襄公命大将莱驹处斩蛮子，蛮子大喊一声，挣断了绑身的麻索，莱驹吃了一惊，手颤刀落，蛮子便来抢刀。旁边的小校狼瞫见之，急忙抢刀在手，将蛮子砍死，襄公感叹说：“莱驹之勇，不及小校也。”（第四十就颇有不悦之意。在后来的伐翟之战中，先轸在众将中求拜先锋将官，狼瞫昂然愿往，先轸见是狼瞫自请为先锋，很不高兴，遂斥责道：“尔新进小卒，偶斩一囚，遂获重用。今大敌在境，汝全无退让之意，岂藐我帐下无一良将耶？”（第四十五回）狼瞫不满地反问道：“小将愿为国家出力，元帅何故见阻？”先轸呵斥道：“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谋勇，辄敢掩诸将之上？”于是罢斥狼瞫不用；狼瞫乃与朋友在私下议论，说先轸是嫉贤妒能之辈。不管先轸是否已到达了嫉贤妒能的程度，但他对狼瞫的态度确实是不公正的。
崤山伏击战中使秦军全军覆没，并俘虏了秦军孟明等三位元帅，晋军奏凯而归。晋襄公的继母怀嬴是秦国人，为了结好秦国，她竭力劝说晋襄公放归秦军三帅，让秦君自行诛戮三人，晋襄公没有深加考虑，遂释三帅之囚，纵放归国。先轸方在家吃饭，闻襄公已赦三帅，怒气冲冲地来见襄公，知道事情确实后，他勃然唾襄公之面说：“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万苦，方获此囚，乃坏于妇人之片言耶？放虎归山，异日悔之晚矣！”（第四十五回）襄公恍然醒悟，拭面谢过，并未追究先轸的过错。然而先轸在事后对自己的无礼之举深感不安，襄公在不久命他率军伐翟，先轸拜而辞谢说：“臣忿秦帅之归，一时怒激，唾君之面，无礼甚矣！臣闻‘兵事尚整，惟礼可以整民’。无礼之人，不堪为帅。愿主公罢臣之职，别择良将。”（第四十五回）襄公理解先轸的一片忠心，坚辞不肯。先轸不得已，领命而出，长叹道：“我本欲死于秦，谁知却死于翟也。”战翟取胜后，他单身冲入翟阵，斩杀数十人后自解衣甲，受箭而死。先轸死后，晋军诸将在帅营发现了他留给晋襄公的一封遗书，上面写道：“臣自知无礼于君，君不加诛讨，而复用之，幸而战胜，赏赉将及矣。臣归而不受赏，是有功而不赏也；若归而受讨。”（第四十六回）。一个深明利害的军事家，在受奖与受罚的矛盾困境中不能超脱自拔，就选择了死亡的道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先轸过分深究利害，气度狭小，因为一些细小过失，他不容部下，不容君主，甚至不容自己。深究利害的思维特点使他主观上不恰当地放大了人的过失，从而容易产生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失误。
先轸是春秋争霸高潮时期的一位军事实践家，他参与和主持晋国的军事工作，以自己高超的谋略，得心应手地部署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为晋国的霸业创建开辟了军事制胜之路。作为一名军事家，他没有留下系统的军事理论，但他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他的军事活动为后来军事家的借鉴和理论总结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