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求仙与祭祀
一、挡不住的神仙诱惑
战国末年至秦汉，方士这派人物兴起，而神仙家就是方士的一种。
他们自称拥有“方术”，可以招致神仙，神仙下临就可以使人成仙，从而长生不老。
他们还宣称，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金银建成的，其中住着许多仙人，长生不死的仙药也在那里，只是“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说到神仙对汉武帝的诱惑，我们不能不提到司马相如的《大人赋》。
司马相如是和汉武帝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大人赋》就是他描写汉武帝向往神仙意境的。
据向秀解释，《大人赋》中的“大人”所指即为汉武帝。
《大人赋》用词华丽，声律和谐，其大意讲：“大人”居于中国，他抛弃世俗的权力和欢乐而到天上旅行。
大人御车由各种各样的龙拉着，一路上旌旗飞扬，浩浩荡荡。
大人来到了仙境，役使千仙万神，遍访四极、八方，遨游于天帝在昆仑山的宫殿，见到了长相丑陋却长生不老的西王母。
最后，大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
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
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就这样，大人在绝对境界中成了仙。
虽然此赋中含有司马相如批判汉武帝庸俗的成仙愿望及讽刺之意，但他的意思仍然一目了然。
这篇赋中勾画了一个壮观宏伟的仙境，深深地吸引了汉武帝。
据说汉武帝读过这篇赋后“飘飘有凌云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汉武帝从这篇赋中找到了自己所向往但又无法明确塑造出来的理想形象。
《史记·孝武本纪》开篇叙述汉武帝身世之后便讲：“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许多方士就利用他的这种执迷来骗取俸禄和黄金。
汉武帝每次发现了他们的欺诈后，就把他们杀掉，可是他仍然相信神仙是存在的，而且是能够求得的，只是这些方士太无能，是“骗子”。
因此，汉武帝对方士们制造的求仙“方术”始终兴趣不衰，他的一生一直都被一批又一批鼓吹神仙思想的方士包围着、熏陶着。
汉武帝深深着迷的第一个方士是李少君。
《汉书·郊祀志》记载，“少君者……能使物，却老”，深受汉武帝的宠爱与信赖。
他对汉武帝说：“祠社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
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对于李少君的叙述，汉武帝深信不疑，他亲自进行祠社，并派遣方士入渤海蓬莱山求安期生等神仙，同时炼丹砂药物，希望把丹砂炼成黄金。
可是不久，李少君病死了。
能求仙、长生不死的李少君自己却先病死了，岂不令人怀疑？
但一心想成仙的汉武帝却认为李少君看来已死，其实他已经得道成仙了。
汉武帝如此把李少君尊为仙人，羡慕不已。
继李少君之后深深吸引汉武帝的是齐人少翁。
“少翁”即少年老人之汉·
“延年益寿”瓦当意。
看他长相像个年轻人，可自称自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己已经二百多岁了，他还说他有一种能使死人复生的本领。
我们知道，汉武帝最宠爱的美人李夫人早死，汉武帝为此非常伤心，一直在心底思念着她。
听少翁这么一说，汉武帝就让他把李夫人请回来。
少翁利用类似后世皮影戏的方法，使汉武帝在幔帐上仿佛见到了李夫人的身影。
汉武帝十分高兴，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大加赏赐。
少翁顺势告诉汉武帝：“陛下要是想与神仙交流，则宫室被服非像神物不可，否则神仙不会来。”
他还要汉武帝建造甘泉宫祭阁、祭室，描绘神像，供奉召神。
汉武帝一一照办，心想现在神仙总该来了。
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却仍毫无应验，不免心中生疑。
为了打消汉武帝的疑心，少翁便又生一计。
一天，他指着一头牛对汉武帝说，这牛肚子里有天书。
汉武帝让人杀牛后在牛肚子里果然得到了帛书，可武帝却认出了帛书上的字是少翁的笔迹。
一盘问，原来是少翁事先把帛书喂进了牛肚里。
汉武帝一怒之下便把少翁处死了。
但仅在处死少翁的一个月后，却又有人向汉武帝说他们在东关碰见了少翁。
武帝疑心顿起，便派人把少翁的棺材打开，不料棺材里真的没有了少翁的尸体。
汉武帝认为少翁果然神灵，便又信起了别的方土来了。
元鼎四年（前１１３），胶东方土栾大来到了宫中。
栾大曾经与少翁同学，侍奉过胶东王，人长得英俊魁梧，又敢于说大话。
他大言不惭地对汉武帝说：“臣经常来往于海中仙岛，见到过仙人安期生、羡门等。
但是神仙见臣地位低下，不信任臣。
而且，神仙还认为臣当时侍奉的胶东王只不过是个诸侯而已，不配给他仙方。
臣的老师告诉臣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他又说：“臣害怕步文成将军（少翁）之后尘，所以不敢说。”汉武帝撒谎说：“文成将军是吃了有毒的马肝而死的。
你若能真的得到仙方，我一无所惜。”
栾大便大胆地向汉武帝提出了条件，要求给他高贵的地位，授以信印。
当然，为了证明他的能力，他还当场表演了“斗”的方术，把棋子在棋盘上摆好，棋子就自己动起来了。
其实，这只是利用磁石吸铁的性质搞的一种小游戏而已。
汉武帝信服极了，加之当时他正为黄河决口和黄金未炼成而担忧，于是便拜栾大为“五利将军”，一个月后又任命为天士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赏赐食税两千户，封为乐通侯，甚至还将女儿嫁给了栾大。
紧接着又封栾大为“天道将军”，以示不将他作为臣下对待。
栾大在拜见汉武帝之后的短短数月内，连佩六印（五将军一侯），贵震天下，以致齐燕之方士无不称身怀登仙之术而蜂拥宫室。
栾大受爵加印之后，常常于夜间在其宅邸祭祀，召请神仙下凡。
然而神仙始终未降临。
后来，汉武帝便命令栾大前往仙岛寻访仙师，并派人秘密跟踪监视。
结果栾大未入仙岛却上了泰山，回来后竟对汉武帝妄称见到了仙师。
汉武帝深知上当，便诛杀了栾大。
栾大死后，齐方士公孙卿出现了。
当时汉武帝对在汾阴挖出了古鼎很感兴趣，公孙卿乘机向汉武帝奏呈有关古鼎的《申公书》，说此书为申公跟仙人安期生学黄帝之教，受黄帝遗诏而留下的。
公孙卿更加详细地向汉武帝介绍了黄帝成仙的经过：“宝鼎与神仙相通。
古时有七十二王举行封禅大典，只有黄帝一人能够登泰山封祭。
大汉皇帝也应当上泰山封祭，封祭之后就能登天成仙。
皇帝首先与山神交游，学习仙道一百多年，然后才得与神仙交游。
而且，黄帝还采掘五首山的铜，在荆山脚下铸造大鼎，鼎成之后有龙垂长须下凡来接黄帝上天。”武帝听完后长叹道：“我果真能像黄帝那样登天成仙，我就会像脱去鞋子那样抛弃我的妻子儿女。”武帝这次仿佛看到了真正的成仙之道，他立即拜公孙卿为郎，让他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太室山去拜谒神仙。
过了些时候，汉武帝巡狩到朔方，经过桥山时瞧见了黄帝冢，不禁疑惑了。
身旁的方士忙解释道：“黄帝成仙后，群臣想念他，便把他的衣冠葬在这里。”
汉武帝很快又释然了。
尽管汉武帝已受过文成将军和五利将军的骗，但他对能够求得登仙之术仍然深信不疑。
公孙卿也接受了文成和五利失败的教训，把神灵说得十分玄妙，似乎就在可即和不可即之间。
他向汉武帝鼓舌道：“仙人无求于人主而人主有求于仙人。
求仙之意不诚或时间不充裕，神仙都是不会来的。
神仙之事迂诞，只有经历时日，才能招致神仙。”汉武帝不知其为拖延之术，反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令各地修缮宫室、名山、神祠，以待神仙。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在封禅泰山前东巡大海的路上接到公孙卿的报告，说夜里见到巨大无比的大人足迹。
汉武帝便亲自去看大人迹，但却很像兽迹。
而大臣又接着报告说看见一老父牵着一条狗自称去见巨人，倏忽间就不见了。
武帝一联想，便相信大人即为神仙，而神仙就在可即和不可即之间。
第二年，公孙卿又上奏称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仙，而神仙也想见见汉武帝。
可其后不久他又劝汉武帝说：
“仙人是可以见到的，只是陛下总是突然前去拜访，因此神仙受惊而不肯见。
现在陛下应多建高楼台馆，供奉祭品，仙人就会来的。”
汉武帝又一次和神仙失之交臂。
很显然公孙卿一方面仍以神灵之玄妙来说明求仙的困难，另一方面以建造楼阁来继续拖延时日。
此后，汉武帝更加虔诚地修炼了。
他命令人在长安修建飞廉、桂馆，在甘泉宫修建益寿、延寿馆，让公孙卿持节设具以候神仙；又在长安建造通天台，以召诸神仙。
可是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物，就是不见神仙下临，也未炼成黄金，真是枉费了心机。
再后来，汉武帝为了安慰自己欲仙不能的心情，便在建章宫北挖了一个“泰（太）液池”，池中建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个“仙岛”，以此来寄托他的精神希望。
求仙屡屡不得，汉武帝终于“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言矣”，然而却始终不甘心，“翼遇其真”。
征和四年（前８９），汉武帝最后一次入东海求神仙。
时年已６８岁的他，随着岁月的流逝，自身的衰老，越来越怕死，希求长生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最终，他仍然怀着一无所获的失望心情，拖着衰老而疲惫的身躯，回到了长安。
后元二年（前８７），天之骄子汉武帝还是带着终未成仙的深深遗憾逝去了。
二、重建祭祀体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祭祀为每一朝帝王礼乐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山川林泽，到冥冥之中的祖宗鬼神，无不虔诚祭祀。
《礼记·祭统》
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周礼·天官·大府》亦云：“邦都之赋，以待祭祀。”由此可见祭祀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古时祭祀数目之繁多、仪式之复杂更是无以复加。
西汉王朝自建立至武帝以前，虽然高帝、惠帝、文帝、景帝等都进行了祭祀活动，但却均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祭祀体系。
汉武帝即位后，他依恃汉初六十余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基础，在祭祀方面不仅继承以往的传统，而且还不断创新，有所补充，从而完全按照人间世界建立起了一个与之相应的天上世界，整齐了汉代的祭祀体系。
（一）祭祀天的郊礼。
古人对天的信仰常常具体化为对天帝的崇拜。
战国秦汉时代，人们认为“天有五帝”。
所谓“五帝”即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黑帝。
很显然，这种“五帝”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的盛行是直接相联系的，也是那个时代帝制运动的曲折反映。
古代对天的祭祀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郊”。
“郊”就是城外的意思。
由于古时“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把这种祭祀也称为“郊”。
郊是限于国家最高统治者帝王举行的一种祭天之礼。
秦朝建立后曾在雍州立有祠祀上帝的“四”祠白、青、黄、赤四帝。
其祭祀之法是：三年一郊，大约在岁首（十月），天子亲临郊外举行郊祠，“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帝刘邦曾增立北祠黑帝，祭法如秦制。
至此，祠祀五帝的“五”之礼俱备。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１６９），文帝亲自到雍郊见五帝，实行亲郊之礼。
汉武帝即位后，祭天之礼屡有创新。
元光二年（前１３３），汉武帝亲郊雍之五，“后常三岁一郊”，基本成为定制。
当时人谬忌曾上书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大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建议祀祭泰一。
汉武帝听后欣然同意，立即令太祝在长安城东南郊，按谬忌所述的方法进行祠祀。
后来又有人上书说：“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他也同样一口应承，遂在泰一坛上祠三一。
元狩三年（前１２０），齐人少翁（即为武帝求仙的那一位）得到武帝宠信，“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并要使汉武帝“与神通”，但结果“其方益衰，神不至”。
后二年，汉武帝大病，“巫医无所不至”。
先前曾有人说过“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武帝便“召置祠之甘泉”。
此时武帝病情加重，遂使人问神君，上郡巫便传达神君的回答说：“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汉武帝早就想与神仙相通了，听到这个回答，心中一高兴，病竟好了大半；等到了甘泉，病居然痊愈了。
武帝对神君万分崇敬与感激，于是“大赦，置寿宫神君”。到元鼎五年（前１１２），汉武帝又在甘泉立泰一祠坛，完全模仿谬忌泰一坛的样式，共三层。
“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这一年十一月初一是冬至，在黎明朦胧时分，武帝便行“始拜泰一”之礼。
那天夜里，“有美光”，天亮时，“黄气上属天”，群臣因而大受鼓舞，以为这是上天的“
福兆祥”。
后来，武帝又在汶上造明堂，把泰一和五帝也祠在堂上。
五帝分司五天，泰一做他们的总管。
这泰一，无疑是人间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武帝自然也就成了天上世界的皇帝。
顾颉刚指出：“战国时破坏的天上秩序，到此时又建设起来了。”（二）祭祀地的社礼。
古人认为天有天神，即上帝，地也有地神，称之为社。
秦汉时代对社神的崇拜基本上是继承先秦的传统。
当时农业是人们生存之本，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祭祀地神的社，分别称为帝社、郡社、国社、乡社、里社等。
古代不仅称地神为社，而且把对大地的祭祀典礼亦称作“社”。
《礼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社”和“郊”一样，也是古代最重要的祀典之一，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合称为“郊社之礼”。
如上所述，郊祭的对象是天帝，可是祭地的社礼的对象却复杂多了。
这是因为一则社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二则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土地自然神转化为人神时产生的混乱极多，以致究竟谁当了人神化后的国家一级土地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过，到战国末年，比较普遍的说法集中于后土身上。
可是在西汉王朝得天下后的国家祭祀礼仪中，却偏偏没有祭祀后土。
汉武帝即位后，他即着手补上这一祭典。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武帝在雍郊天后，东至河东郡汾阴县（今山西河津南），“立后土祠于汾阴上”，按礼官议定的仪式，祭祀后土，“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这样，甘泉泰一，汾阴后土，再加上原有的雍之五，天地之祀总算规模齐备了。
（三）封禅之礼。
封禅一说由来久远。
据《史记·封禅书·正义》解释，“封”即“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禅”即“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
可见，“封”与“禅”为祭祀天地的一种特殊仪式。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封禅大典付诸实践的第一位帝王。
西汉开国之后，高帝时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平定异姓王的战争此起彼伏；惠帝、吕后时推行黄老政治；文帝时曾谋议巡狩封禅事，但因新垣平谋诈被诛事而作罢；景帝时又忙于平定七国之乱，因此，封禅之事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及武帝即位，由于他本好大喜功，十分迷信，因此对向天地报告成功的封禅大礼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其次，此时汉王朝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力量，为举行封禅之类的大典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当时“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像司马相如，临死前还“遗札出言封禅事”，写道：“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望陛下全之。”
这种态度集中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儒生及缙绅的愿望。
总之，西汉举行封禅大典，到汉武帝时才完全具备了实施的主客观条件。
汉武帝首次举行封禅大典是在公元前１１０年，为此还特地改定这年年号为“元封”。
举行大典之前，汉武帝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像对于封禅的仪礼问题听从倪宽的建议，“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等等。
这年冬十月（此时尚未改用夏正），武帝遵照“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的古义，北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威震匈奴；而后祭黄帝冢于桥山，释兵凉如，并在甘泉“先类祠泰一”，作为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的演习。
三月，武帝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并“东上泰山”，“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接着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
一切准备就绪，四月，武帝回到奉高，这场封禅大典正式开始：“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
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缙绅，射牛行事。
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阴道。
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
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
封禅完毕，武帝在泰山东北址古时留下的明堂里接受群臣祝寿，满意极了，于是下诏改元元封，并宣布巡幸所至之处免除租逋赋贷，大赐天下。
另外，又东至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于五月“满载”而归。
这次封禅，始建汉家之封。
此后，武帝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在余生二十多年中又共行了五次封修。
据《西汉会要》统计，西汉一代的封禅，全系汉武帝所为。
这在我国历史上，也应算是一项创举。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武帝祭祀活动中仅祭天、地之礼就相当纷繁芜杂。
至于祭祀宗庙、园寝，以及祭祀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和各种杂祀之礼，其更为庞杂。
这些祭祀的内容和礼仪要么继承上代并予以创新，要么重建，它们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时代一套完整的天上人间祭祀系统。
如此众多祭祀所需的祭品，无一例外都要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而各种祭礼明白无疑地宣扬天地鬼神这些非人间权力的支配力量，使人产生敬畏，成为套在劳动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锁。
汉武帝通过这些祭祀活动，借助鬼神天地的力量，来麻痹、愚弄劳动人民，借此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统治。
汉武帝求仙和祭祀还产生了两个“副产品”在此需要附带说明一下——其一，关于“五岳”。
因为汉武帝的求仙和祭祀活动大都与山有关，所以，此时天下的名山又被整理了一遍。
当时的方士们认为天下有八个名山，三个在蛮夷之地，五个在中国。
中国的五个名山分别是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
用现在的地域方位来说，华山在陕西，首山在山西，太室山在河南，泰山和东莱都在山东，五山皆在黄河流域，并没有按汉代的疆域均匀分配。
后来规定，以河南的太室山为中岳，山东的泰山为东岳，安徽的中柱山为南岳，陕西的华山为西岳，河北的恒山（今河北保定西）为北岳，从此，“五岳”成为一个专门的典型且惯用的名词（它也具体体现了五行思想）。
由于安徽并不很靠南，便又把湖南的衡山定为南岳，而恒山也从河北移到山西去了。
到现在，我们习惯所说的“五岳”，即古时五岳的修订本。
其二，关于“年号”。
我们知道，中国的皇帝都有年号，并且朝鲜、日本都沿用这个制度。
年号的创始也源于武帝的求仙和祭祀。
汉武帝在他即位的第十九年（前１２２）祀五帝时乘便打猎，获得了一个怪兽，没人能认识，猜想该是麒麟吧，于是便作了一篇《麒麟之歌》来记这件事，接着群臣们便请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
倒推上去，把汉武帝过去的十八年分成三段，每段六年，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
又过了六年（前１１６），汾阴县挖得了一个大鼎，汉武帝认为是祥瑞之符，就改这年为“元鼎”。
再过六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到泰山封禅了，便改元“元封”。
再过六年（前１０４），他改正朔，易服色，定“太初历”，便改元为“太初”。
自此以后，中国的每个皇帝都一定有年号，并且逢到什么祥瑞就改元。
这个制度虽然由迷信得来，但是年号使得年代有了个称号，使用上就方便多了，人们一看年号就明白大致是哪一年。
战国末年至秦汉，方士这派人物兴起，而神仙家就是方士的一种。
他们自称拥有“方术”，可以招致神仙，神仙下临就可以使人成仙，从而长生不老。
他们还宣称，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金银建成的，其中住着许多仙人，长生不死的仙药也在那里，只是“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说到神仙对汉武帝的诱惑，我们不能不提到司马相如的《大人赋》。
司马相如是和汉武帝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大人赋》就是他描写汉武帝向往神仙意境的。
据向秀解释，《大人赋》中的“大人”所指即为汉武帝。
《大人赋》用词华丽，声律和谐，其大意讲：“大人”居于中国，他抛弃世俗的权力和欢乐而到天上旅行。
大人御车由各种各样的龙拉着，一路上旌旗飞扬，浩浩荡荡。
大人来到了仙境，役使千仙万神，遍访四极、八方，遨游于天帝在昆仑山的宫殿，见到了长相丑陋却长生不老的西王母。
最后，大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
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
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就这样，大人在绝对境界中成了仙。
虽然此赋中含有司马相如批判汉武帝庸俗的成仙愿望及讽刺之意，但他的意思仍然一目了然。
这篇赋中勾画了一个壮观宏伟的仙境，深深地吸引了汉武帝。
据说汉武帝读过这篇赋后“飘飘有凌云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汉武帝从这篇赋中找到了自己所向往但又无法明确塑造出来的理想形象。
《史记·孝武本纪》开篇叙述汉武帝身世之后便讲：“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许多方士就利用他的这种执迷来骗取俸禄和黄金。
汉武帝每次发现了他们的欺诈后，就把他们杀掉，可是他仍然相信神仙是存在的，而且是能够求得的，只是这些方士太无能，是“骗子”。
因此，汉武帝对方士们制造的求仙“方术”始终兴趣不衰，他的一生一直都被一批又一批鼓吹神仙思想的方士包围着、熏陶着。
汉武帝深深着迷的第一个方士是李少君。
《汉书·郊祀志》记载，“少君者……能使物，却老”，深受汉武帝的宠爱与信赖。
他对汉武帝说：“祠社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
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对于李少君的叙述，汉武帝深信不疑，他亲自进行祠社，并派遣方士入渤海蓬莱山求安期生等神仙，同时炼丹砂药物，希望把丹砂炼成黄金。
可是不久，李少君病死了。
能求仙、长生不死的李少君自己却先病死了，岂不令人怀疑？
但一心想成仙的汉武帝却认为李少君看来已死，其实他已经得道成仙了。
汉武帝如此把李少君尊为仙人，羡慕不已。
继李少君之后深深吸引汉武帝的是齐人少翁。
“少翁”即少年老人之汉·
“延年益寿”瓦当意。
看他长相像个年轻人，可自称自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己已经二百多岁了，他还说他有一种能使死人复生的本领。
我们知道，汉武帝最宠爱的美人李夫人早死，汉武帝为此非常伤心，一直在心底思念着她。
听少翁这么一说，汉武帝就让他把李夫人请回来。
少翁利用类似后世皮影戏的方法，使汉武帝在幔帐上仿佛见到了李夫人的身影。
汉武帝十分高兴，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大加赏赐。
少翁顺势告诉汉武帝：“陛下要是想与神仙交流，则宫室被服非像神物不可，否则神仙不会来。”
他还要汉武帝建造甘泉宫祭阁、祭室，描绘神像，供奉召神。
汉武帝一一照办，心想现在神仙总该来了。
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却仍毫无应验，不免心中生疑。
为了打消汉武帝的疑心，少翁便又生一计。
一天，他指着一头牛对汉武帝说，这牛肚子里有天书。
汉武帝让人杀牛后在牛肚子里果然得到了帛书，可武帝却认出了帛书上的字是少翁的笔迹。
一盘问，原来是少翁事先把帛书喂进了牛肚里。
汉武帝一怒之下便把少翁处死了。
但仅在处死少翁的一个月后，却又有人向汉武帝说他们在东关碰见了少翁。
武帝疑心顿起，便派人把少翁的棺材打开，不料棺材里真的没有了少翁的尸体。
汉武帝认为少翁果然神灵，便又信起了别的方土来了。
元鼎四年（前１１３），胶东方土栾大来到了宫中。
栾大曾经与少翁同学，侍奉过胶东王，人长得英俊魁梧，又敢于说大话。
他大言不惭地对汉武帝说：“臣经常来往于海中仙岛，见到过仙人安期生、羡门等。
但是神仙见臣地位低下，不信任臣。
而且，神仙还认为臣当时侍奉的胶东王只不过是个诸侯而已，不配给他仙方。
臣的老师告诉臣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他又说：“臣害怕步文成将军（少翁）之后尘，所以不敢说。”汉武帝撒谎说：“文成将军是吃了有毒的马肝而死的。
你若能真的得到仙方，我一无所惜。”
栾大便大胆地向汉武帝提出了条件，要求给他高贵的地位，授以信印。
当然，为了证明他的能力，他还当场表演了“斗”的方术，把棋子在棋盘上摆好，棋子就自己动起来了。
其实，这只是利用磁石吸铁的性质搞的一种小游戏而已。
汉武帝信服极了，加之当时他正为黄河决口和黄金未炼成而担忧，于是便拜栾大为“五利将军”，一个月后又任命为天士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赏赐食税两千户，封为乐通侯，甚至还将女儿嫁给了栾大。
紧接着又封栾大为“天道将军”，以示不将他作为臣下对待。
栾大在拜见汉武帝之后的短短数月内，连佩六印（五将军一侯），贵震天下，以致齐燕之方士无不称身怀登仙之术而蜂拥宫室。
栾大受爵加印之后，常常于夜间在其宅邸祭祀，召请神仙下凡。
然而神仙始终未降临。
后来，汉武帝便命令栾大前往仙岛寻访仙师，并派人秘密跟踪监视。
结果栾大未入仙岛却上了泰山，回来后竟对汉武帝妄称见到了仙师。
汉武帝深知上当，便诛杀了栾大。
栾大死后，齐方士公孙卿出现了。
当时汉武帝对在汾阴挖出了古鼎很感兴趣，公孙卿乘机向汉武帝奏呈有关古鼎的《申公书》，说此书为申公跟仙人安期生学黄帝之教，受黄帝遗诏而留下的。
公孙卿更加详细地向汉武帝介绍了黄帝成仙的经过：“宝鼎与神仙相通。
古时有七十二王举行封禅大典，只有黄帝一人能够登泰山封祭。
大汉皇帝也应当上泰山封祭，封祭之后就能登天成仙。
皇帝首先与山神交游，学习仙道一百多年，然后才得与神仙交游。
而且，黄帝还采掘五首山的铜，在荆山脚下铸造大鼎，鼎成之后有龙垂长须下凡来接黄帝上天。”武帝听完后长叹道：“我果真能像黄帝那样登天成仙，我就会像脱去鞋子那样抛弃我的妻子儿女。”武帝这次仿佛看到了真正的成仙之道，他立即拜公孙卿为郎，让他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太室山去拜谒神仙。
过了些时候，汉武帝巡狩到朔方，经过桥山时瞧见了黄帝冢，不禁疑惑了。
身旁的方士忙解释道：“黄帝成仙后，群臣想念他，便把他的衣冠葬在这里。”
汉武帝很快又释然了。
尽管汉武帝已受过文成将军和五利将军的骗，但他对能够求得登仙之术仍然深信不疑。
公孙卿也接受了文成和五利失败的教训，把神灵说得十分玄妙，似乎就在可即和不可即之间。
他向汉武帝鼓舌道：“仙人无求于人主而人主有求于仙人。
求仙之意不诚或时间不充裕，神仙都是不会来的。
神仙之事迂诞，只有经历时日，才能招致神仙。”汉武帝不知其为拖延之术，反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令各地修缮宫室、名山、神祠，以待神仙。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在封禅泰山前东巡大海的路上接到公孙卿的报告，说夜里见到巨大无比的大人足迹。
汉武帝便亲自去看大人迹，但却很像兽迹。
而大臣又接着报告说看见一老父牵着一条狗自称去见巨人，倏忽间就不见了。
武帝一联想，便相信大人即为神仙，而神仙就在可即和不可即之间。
第二年，公孙卿又上奏称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仙，而神仙也想见见汉武帝。
可其后不久他又劝汉武帝说：
“仙人是可以见到的，只是陛下总是突然前去拜访，因此神仙受惊而不肯见。
现在陛下应多建高楼台馆，供奉祭品，仙人就会来的。”
汉武帝又一次和神仙失之交臂。
很显然公孙卿一方面仍以神灵之玄妙来说明求仙的困难，另一方面以建造楼阁来继续拖延时日。
此后，汉武帝更加虔诚地修炼了。
他命令人在长安修建飞廉、桂馆，在甘泉宫修建益寿、延寿馆，让公孙卿持节设具以候神仙；又在长安建造通天台，以召诸神仙。
可是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物，就是不见神仙下临，也未炼成黄金，真是枉费了心机。
再后来，汉武帝为了安慰自己欲仙不能的心情，便在建章宫北挖了一个“泰（太）液池”，池中建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个“仙岛”，以此来寄托他的精神希望。
求仙屡屡不得，汉武帝终于“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言矣”，然而却始终不甘心，“翼遇其真”。
征和四年（前８９），汉武帝最后一次入东海求神仙。
时年已６８岁的他，随着岁月的流逝，自身的衰老，越来越怕死，希求长生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最终，他仍然怀着一无所获的失望心情，拖着衰老而疲惫的身躯，回到了长安。
后元二年（前８７），天之骄子汉武帝还是带着终未成仙的深深遗憾逝去了。
二、重建祭祀体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祭祀为每一朝帝王礼乐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山川林泽，到冥冥之中的祖宗鬼神，无不虔诚祭祀。
《礼记·祭统》
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周礼·天官·大府》亦云：“邦都之赋，以待祭祀。”由此可见祭祀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古时祭祀数目之繁多、仪式之复杂更是无以复加。
西汉王朝自建立至武帝以前，虽然高帝、惠帝、文帝、景帝等都进行了祭祀活动，但却均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祭祀体系。
汉武帝即位后，他依恃汉初六十余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基础，在祭祀方面不仅继承以往的传统，而且还不断创新，有所补充，从而完全按照人间世界建立起了一个与之相应的天上世界，整齐了汉代的祭祀体系。
（一）祭祀天的郊礼。
古人对天的信仰常常具体化为对天帝的崇拜。
战国秦汉时代，人们认为“天有五帝”。
所谓“五帝”即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黑帝。
很显然，这种“五帝”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的盛行是直接相联系的，也是那个时代帝制运动的曲折反映。
古代对天的祭祀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郊”。
“郊”就是城外的意思。
由于古时“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把这种祭祀也称为“郊”。
郊是限于国家最高统治者帝王举行的一种祭天之礼。
秦朝建立后曾在雍州立有祠祀上帝的“四”祠白、青、黄、赤四帝。
其祭祀之法是：三年一郊，大约在岁首（十月），天子亲临郊外举行郊祠，“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帝刘邦曾增立北祠黑帝，祭法如秦制。
至此，祠祀五帝的“五”之礼俱备。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１６９），文帝亲自到雍郊见五帝，实行亲郊之礼。
汉武帝即位后，祭天之礼屡有创新。
元光二年（前１３３），汉武帝亲郊雍之五，“后常三岁一郊”，基本成为定制。
当时人谬忌曾上书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大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建议祀祭泰一。
汉武帝听后欣然同意，立即令太祝在长安城东南郊，按谬忌所述的方法进行祠祀。
后来又有人上书说：“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他也同样一口应承，遂在泰一坛上祠三一。
元狩三年（前１２０），齐人少翁（即为武帝求仙的那一位）得到武帝宠信，“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并要使汉武帝“与神通”，但结果“其方益衰，神不至”。
后二年，汉武帝大病，“巫医无所不至”。
先前曾有人说过“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武帝便“召置祠之甘泉”。
此时武帝病情加重，遂使人问神君，上郡巫便传达神君的回答说：“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汉武帝早就想与神仙相通了，听到这个回答，心中一高兴，病竟好了大半；等到了甘泉，病居然痊愈了。
武帝对神君万分崇敬与感激，于是“大赦，置寿宫神君”。到元鼎五年（前１１２），汉武帝又在甘泉立泰一祠坛，完全模仿谬忌泰一坛的样式，共三层。
“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这一年十一月初一是冬至，在黎明朦胧时分，武帝便行“始拜泰一”之礼。
那天夜里，“有美光”，天亮时，“黄气上属天”，群臣因而大受鼓舞，以为这是上天的“
福兆祥”。
后来，武帝又在汶上造明堂，把泰一和五帝也祠在堂上。
五帝分司五天，泰一做他们的总管。
这泰一，无疑是人间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武帝自然也就成了天上世界的皇帝。
顾颉刚指出：“战国时破坏的天上秩序，到此时又建设起来了。”（二）祭祀地的社礼。
古人认为天有天神，即上帝，地也有地神，称之为社。
秦汉时代对社神的崇拜基本上是继承先秦的传统。
当时农业是人们生存之本，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祭祀地神的社，分别称为帝社、郡社、国社、乡社、里社等。
古代不仅称地神为社，而且把对大地的祭祀典礼亦称作“社”。
《礼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社”和“郊”一样，也是古代最重要的祀典之一，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合称为“郊社之礼”。
如上所述，郊祭的对象是天帝，可是祭地的社礼的对象却复杂多了。
这是因为一则社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二则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土地自然神转化为人神时产生的混乱极多，以致究竟谁当了人神化后的国家一级土地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过，到战国末年，比较普遍的说法集中于后土身上。
可是在西汉王朝得天下后的国家祭祀礼仪中，却偏偏没有祭祀后土。
汉武帝即位后，他即着手补上这一祭典。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武帝在雍郊天后，东至河东郡汾阴县（今山西河津南），“立后土祠于汾阴上”，按礼官议定的仪式，祭祀后土，“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这样，甘泉泰一，汾阴后土，再加上原有的雍之五，天地之祀总算规模齐备了。
（三）封禅之礼。
封禅一说由来久远。
据《史记·封禅书·正义》解释，“封”即“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禅”即“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
可见，“封”与“禅”为祭祀天地的一种特殊仪式。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封禅大典付诸实践的第一位帝王。
西汉开国之后，高帝时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平定异姓王的战争此起彼伏；惠帝、吕后时推行黄老政治；文帝时曾谋议巡狩封禅事，但因新垣平谋诈被诛事而作罢；景帝时又忙于平定七国之乱，因此，封禅之事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及武帝即位，由于他本好大喜功，十分迷信，因此对向天地报告成功的封禅大礼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其次，此时汉王朝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力量，为举行封禅之类的大典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当时“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像司马相如，临死前还“遗札出言封禅事”，写道：“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望陛下全之。”
这种态度集中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儒生及缙绅的愿望。
总之，西汉举行封禅大典，到汉武帝时才完全具备了实施的主客观条件。
汉武帝首次举行封禅大典是在公元前１１０年，为此还特地改定这年年号为“元封”。
举行大典之前，汉武帝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像对于封禅的仪礼问题听从倪宽的建议，“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等等。
这年冬十月（此时尚未改用夏正），武帝遵照“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的古义，北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威震匈奴；而后祭黄帝冢于桥山，释兵凉如，并在甘泉“先类祠泰一”，作为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的演习。
三月，武帝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并“东上泰山”，“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接着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
一切准备就绪，四月，武帝回到奉高，这场封禅大典正式开始：“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
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缙绅，射牛行事。
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阴道。
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
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
封禅完毕，武帝在泰山东北址古时留下的明堂里接受群臣祝寿，满意极了，于是下诏改元元封，并宣布巡幸所至之处免除租逋赋贷，大赐天下。
另外，又东至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于五月“满载”而归。
这次封禅，始建汉家之封。
此后，武帝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在余生二十多年中又共行了五次封修。
据《西汉会要》统计，西汉一代的封禅，全系汉武帝所为。
这在我国历史上，也应算是一项创举。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武帝祭祀活动中仅祭天、地之礼就相当纷繁芜杂。
至于祭祀宗庙、园寝，以及祭祀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和各种杂祀之礼，其更为庞杂。
这些祭祀的内容和礼仪要么继承上代并予以创新，要么重建，它们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时代一套完整的天上人间祭祀系统。
如此众多祭祀所需的祭品，无一例外都要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而各种祭礼明白无疑地宣扬天地鬼神这些非人间权力的支配力量，使人产生敬畏，成为套在劳动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锁。
汉武帝通过这些祭祀活动，借助鬼神天地的力量，来麻痹、愚弄劳动人民，借此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统治。
汉武帝求仙和祭祀还产生了两个“副产品”在此需要附带说明一下——其一，关于“五岳”。
因为汉武帝的求仙和祭祀活动大都与山有关，所以，此时天下的名山又被整理了一遍。
当时的方士们认为天下有八个名山，三个在蛮夷之地，五个在中国。
中国的五个名山分别是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
用现在的地域方位来说，华山在陕西，首山在山西，太室山在河南，泰山和东莱都在山东，五山皆在黄河流域，并没有按汉代的疆域均匀分配。
后来规定，以河南的太室山为中岳，山东的泰山为东岳，安徽的中柱山为南岳，陕西的华山为西岳，河北的恒山（今河北保定西）为北岳，从此，“五岳”成为一个专门的典型且惯用的名词（它也具体体现了五行思想）。
由于安徽并不很靠南，便又把湖南的衡山定为南岳，而恒山也从河北移到山西去了。
到现在，我们习惯所说的“五岳”，即古时五岳的修订本。
其二，关于“年号”。
我们知道，中国的皇帝都有年号，并且朝鲜、日本都沿用这个制度。
年号的创始也源于武帝的求仙和祭祀。
汉武帝在他即位的第十九年（前１２２）祀五帝时乘便打猎，获得了一个怪兽，没人能认识，猜想该是麒麟吧，于是便作了一篇《麒麟之歌》来记这件事，接着群臣们便请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
倒推上去，把汉武帝过去的十八年分成三段，每段六年，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
又过了六年（前１１６），汾阴县挖得了一个大鼎，汉武帝认为是祥瑞之符，就改这年为“元鼎”。
再过六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到泰山封禅了，便改元“元封”。
再过六年（前１０４），他改正朔，易服色，定“太初历”，便改元为“太初”。
自此以后，中国的每个皇帝都一定有年号，并且逢到什么祥瑞就改元。
这个制度虽然由迷信得来，但是年号使得年代有了个称号，使用上就方便多了，人们一看年号就明白大致是哪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