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兴建茂陵
一、汉代最大的帝陵
秦汉时厚葬之风很盛。
在“侍死如奉生”意识支配下，上自皇帝、诸侯，下至官吏、豪强，对于人生仪礼的这最后一幕都极尽奢华之能事。
武帝时期是西汉国力鼎盛之秋，厚葬之风最炽。
对于这位一生求仙不得、乞长生不能的大汉天子来说，怎样确保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仍能永享至权威仪、豪奢荣华，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个人问题。
而其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的生性，又使其陵墓——茂陵及附属建筑的规格，所耗费的资财、人力均达到一个惊人的规模，成为汉陵之最。
在今西安市西北约４０公里处的咸阳塬上，即今陕西兴平南位乡内，巍然矗立着一代雄才汉武帝的帝陵——茂陵。
这位生前叱咤风云、赫一时的天之骄子，就长眠在这里。
茂陵位于西汉诸帝陵的最西端，因所选陵址所在地——西汉前期称槐里茂乡而得名。
武帝为自己修建的寿陵是在他即位后第二年，即从公元前１３９年开始的，到最后建成共用了五十三年，在汉陵中修筑时间最长。
到武帝入葬之时，早先栽植于陵上的树苗已长成两臂合抱的参天大树了。
而茂陵也是西汉帝陵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
首先就陵墓封土而言，茂陵比其他皇陵要大。
据史书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据现今实际勘察的结果来看：茂陵底部东西边长２２９米，南北边长２３１米，顶部东西长３９５米，南北宽３５５米，残高４６５米，确实要比西汉其他帝陵要大出许多。
这恐怕与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到死亦欲向后代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功绩和威严有关。
而武帝长期执政，王朝高度发展，社会财富雄厚，亦为其陵墓修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茂陵陪葬品数量极大。
《汉书·贡禹传》称墓内“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相传武帝身穿的金缕玉衣、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所读的杂经三十余卷，盛入金箱，也一并埋入。
西汉末年，赤眉军进攻关中，盗掘茂陵，将士兵卒齐动手，不停顿地搬了几十天，陵中陪葬品仍不能减半。
从此之后，每经变乱，茂陵都成为盗掘的主要对象，不难想象，茂陵内随葬物品数量之大是多么惊人。
西汉时，皇帝与皇后合葬，但“同茔不同穴”，所以每座帝陵都由帝、后两个墓冢组成。
一般是帝陵在西，后陵在东。
但合葬在茂陵的却不是武帝皇后，而是他最宠爱的李夫人。
当年正值年轻貌美的李夫人不幸暴病而亡，武帝悲痛万分，于是以皇后之仪安葬李夫人于自己寿陵西北。
而早年“金屋藏娇”的陈皇后由于被废，死后葬于霸陵郎宫亭之东。
另一位荣宠一时的卫子夫虽被立为皇后，但因巫蛊之祸而自杀，也没能入葬茂陵，至于其葬地之所在，传闻很多，已不得确知。
李夫人墓又称“英陵”或“集仙台”“习仙台”，在茂陵西北５２５米处，较一般帝陵小得多，封土残高２４５米，外形为两层台形。
古代“英”有“重”之意，“山形两重者名英”，李夫人陵亦因此得名。
从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分析，茂陵似乎应建有两重城垣，陵园的范围亦较现今发现遗址要大得多。
当时，茂陵的陵园内还修建了大规模用于祭祀的便殿、寝殿及供宫女、臣僚居住的附属性建筑。
当时专门设置有陵令及其属官寝园令、园长、门吏等专门负责陵园管理的官员。
仅担任护卫、洒扫、浇灌树木的差役人就达五千人之多。
武帝入葬后，“皆以后宫女置于陵园”，估计至少也有几千人。
现今位于茂陵东南部的白鹤馆遗址，就是当时陵园内的主要建筑之一。
白鹤馆周围方圆５里，是“驰逐走马”之场所，现只存一处夯土基址，周围遍布汉代的残砖断瓦。
而位于茂陵东南３５０米处的“压石冢”遗址，被认为是白鹤馆中一座重要的高台建筑遗址，残高十二米，基址上部和周围有巨大的石块、汉代砖瓦及红色烧土。
在白鹤馆东，曾出土过饰有四灵图案的画像砖，及用于大门装饰的巨型青玉铺首，以及四周镂刻“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有“永安中正”文字的瓦当。
据此推测，茂陵的寝园当初大概就建在这附近一带。
另据文献记载，茂陵以东近边界处，修建有陵庙——龙渊宫，亦称“孝武庙”，主要是用来供奉和祭祀武帝“神主”的场所。求仙问卜一世的孝武皇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未忘记向冥冥中神灵祈福，那求仙之愿，只能到地下去偿还了。
茂陵规模巨大还表现在其陪葬墓的规格、形制方面。
据载，陪葬茂陵的多是西汉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如卫青、霍去病、阳信长公主、金日，霍光、董仲舒、公孙弘、李延年等。
现今还能看到其封土的陪葬墓共有十二座，主要分布于茂陵以东，陵园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
根据汉陵形制、布局，一般说来，陪葬墓封土越大，墓距司马道，距东司马门越近，其墓主身份就愈高。
像现今已可以认定的卫青、阳信长公主、霍去病等人的墓葬都遵循此例。
茂陵附近墓葬分布示意图卫青墓在茂陵以东９００米处，史载其封土筑成形如当时匈奴境内的庐山状（即颜山），用以纪念其对匈奴作战所取得的赫赫战功，今其残高２１４米。
像卫青一样，另一位功勋卓著的青年名将霍去病墓封土亦筑以像祁连山状，今残高１５５米。
这两位生前既为舅甥，又同为朝臣的西汉名将，是武帝时代对匈战争的最主要领导者，也是对匈武功最卓著者。
他们都先武帝而死，其中霍去病去世时年仅２３岁，可谓英年早逝，实堪哀痛。
失此二人后，武帝再没有求到得力统帅，西汉军事发展也已跨越巅峰，辉煌不再。
让此二人陪葬茂陵，也许是武帝表达其无限的希望与悲哀的特殊而现实的方式。
其中在霍去病墓前，还竖立了许多气势恢宏的大型石雕，现仍保存于以霍去病墓为主体的茂陵博物馆。
这组巨型石雕其最大特点在于充分利用巨石的天然形态，巧妙构思，因势循形加以雕琢，既刀法简练，又突出表现出作品形神的完美结合。
其中“马踏匈奴”一座应是这组石刻的主像，借以象征、歌颂这位青年将军屡败匈奴、英名永垂的不朽功绩。
虽经千年的风雨剥蚀，其神韵仍栩栩可觉。
茂陵作为武帝时期历时最长，也是最后一项浩大的工程结束之时，武帝带着他无尽的梦想与数不尽的奇珍走入了生命尽头这一归宿地。
“掩陌萋萋春草生，茂陵风雨不胜情；轮台一诏嗟迟暮，多少春闺恨未平”。
但他所奠定的强大西汉帝园形象，却深深留在历史记忆之中。
直到今天，当我们立于茂陵的荒草与瓦砾之中，仰望其巨大的封土剪影时，似仍能感受到那份奔放与进取，自信与雄浑。
也许这与武帝建陵的初衷有所偏差，但这却确实证明了亘古不变的规则：一个人的人生总是渺小而脆弱的，如果他不能融入或代表一个时代，一种精神，那么历史总会以其特有的残酷与无情来湮没他，修正他，使他最终成为一种合理的标尺。
二、茂陵
邑汉·玉铺首 陕西兴平茂陵出土在今陕西兴平南位乡道常村东窟沟以西，武帝茂陵白鹤馆遗址以东，以瓦碴沟为中心的一片古文化遗存地带，经常出土有大量的汉代遗物，其中尤以砖、瓦等建筑材料为最多。
就其遗址、遗物的形制分布来看，中心范围东西长约１５００米，南北宽约７００米左右，显然是一座汉代古城邑的残迹。
面对着这一片连绵而已无明显起伏的残砖、碎瓦，即使翻开史书，找到其相关记载，人们也仍很难相信，这片瓦砾场，就是那曾经煊赫一时，富甲天下，号称“五陵之冠”，当时汉都长安最大的“卫星城”——茂陵邑。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在武帝寿陵动工后不久，为了圈定陵园地域，按照先帝惯例，升寿陵所在地为县制，由中央有关部门直辖，以便于工程运营、管理。
武帝寿陵选址在当时的槐里县茂乡，因此茂乡就成为中央专区，并升格为县，以其名为茂陵，治所设在主陵区东北。
一向以善于处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中大夫主父偃借建陵邑一事向武帝进言：
“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这一上书被武帝采纳，于是马上颁布诏书，向天下下达了关于强制移居的命令。
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伴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诏令的传达，在通往长安的西去大道上，陆陆续续出现了一队队满载箱笼、前呼后拥的搬迁队伍。
来自各地主要的豪强大户们虽然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地踏上西徙长安的路途。
武帝倒也不小气，一边派飞马快报督促这一支支入关豪富，一边派使节传达其授爵以示恩宠的福音。
在这种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政策推动下，豪强巨商们大多不敢再彷徨观望，纷纷拜别祖祠，变卖田产，收拾细软举家西进。
背着财富和荣耀遭受风吹雨打，总比举门被下狱、全家抄没要强得多。
这些被征发的豪强中也有较为强硬的，比如有一个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南）的人名叫郭解，人送绰号“关东大侠”。
他知道此番一去长安，定是全无从前的特权势力，甚至是凶多吉少，于是就托情到朝廷大将军卫青府上。
卫青碍于情面不好推辞，就在上朝议事之时偷偷地向武帝说：“郭解家里挺穷，是不是就不必搬家了？”
武帝冷笑道：“郭解区区一草民，居然能让大将军都替他说话，可见家里不穷吧！”卫青又羞又愧，忙退下。
郭解无奈，只好登程上路。
临走之时他仍不甘心，在地方上留下许多昔日的耳目、爪牙，由他在长安遥控。
并以筹措路费为由，接受了当地权贵所送钱财上千万钱！
不久，他为非作歹的事情败露，公孙弘亲自上书揭露其罪行，郭解最终没有逃脱惩罚，被满门抄斩。
这对于当时各地豪强不义、为富不仁者不啻为一次血淋淋的威慑、警告。
在强制迁徙豪商大户的政策刺激下，茂陵邑很快发展起来，不久就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附属性城市。
由于入迁豪强大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安定下来后积极投资工商业及周边农业，使该地区经济有了质变性的大发展，不但为城市本身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亦为茂陵建设提供了资金、后勤、服务等保障，他们当中甚至有人直接从事建陵物资的贩运投机活动。
在政治上，这些外来大户豪强积极与长安政治官僚牵线搭桥，依托新的靠山，提高其政治地位。
而长安名流亦以居“富甲天下”的茂陵新区为时尚，大批迁居于此。
到茂陵邑最繁荣的时期，其人口竟达２７万—２８万，住户有六万户以上。
依据《汉书·地理志》的统计，这比长安内城的人口还要多。
《三辅黄图》卷四记载：“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
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
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
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
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糜不培植。
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这种种豪侈情景，着实也让武帝眼红，后治罪广汉诛其家而没收其园，鸟兽草木，皆移入当时的皇家中央公园——上林苑中。
茂陵之富，可见一斑。
邑中富家连绵，其子弟更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辈。
这帮阔少不学无术，终日斗鸡走狗，寻欢作乐，“五陵子弟”渐渐成为当时纨子弟的代名词、同义语。
所谓“五陵”是指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及后来的昭帝平陵，再加上最富庶、繁荣的茂陵邑。
茂陵邑为五陵之冠，还因为其吸引了当时一大批文人学士。
文豪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思想家董仲舒等，他们都曾长居于此，地以其名也更加显达。
秦汉时厚葬之风很盛。
在“侍死如奉生”意识支配下，上自皇帝、诸侯，下至官吏、豪强，对于人生仪礼的这最后一幕都极尽奢华之能事。
武帝时期是西汉国力鼎盛之秋，厚葬之风最炽。
对于这位一生求仙不得、乞长生不能的大汉天子来说，怎样确保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仍能永享至权威仪、豪奢荣华，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个人问题。
而其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的生性，又使其陵墓——茂陵及附属建筑的规格，所耗费的资财、人力均达到一个惊人的规模，成为汉陵之最。
在今西安市西北约４０公里处的咸阳塬上，即今陕西兴平南位乡内，巍然矗立着一代雄才汉武帝的帝陵——茂陵。
这位生前叱咤风云、赫一时的天之骄子，就长眠在这里。
茂陵位于西汉诸帝陵的最西端，因所选陵址所在地——西汉前期称槐里茂乡而得名。
武帝为自己修建的寿陵是在他即位后第二年，即从公元前１３９年开始的，到最后建成共用了五十三年，在汉陵中修筑时间最长。
到武帝入葬之时，早先栽植于陵上的树苗已长成两臂合抱的参天大树了。
而茂陵也是西汉帝陵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
首先就陵墓封土而言，茂陵比其他皇陵要大。
据史书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据现今实际勘察的结果来看：茂陵底部东西边长２２９米，南北边长２３１米，顶部东西长３９５米，南北宽３５５米，残高４６５米，确实要比西汉其他帝陵要大出许多。
这恐怕与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到死亦欲向后代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功绩和威严有关。
而武帝长期执政，王朝高度发展，社会财富雄厚，亦为其陵墓修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茂陵陪葬品数量极大。
《汉书·贡禹传》称墓内“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相传武帝身穿的金缕玉衣、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所读的杂经三十余卷，盛入金箱，也一并埋入。
西汉末年，赤眉军进攻关中，盗掘茂陵，将士兵卒齐动手，不停顿地搬了几十天，陵中陪葬品仍不能减半。
从此之后，每经变乱，茂陵都成为盗掘的主要对象，不难想象，茂陵内随葬物品数量之大是多么惊人。
西汉时，皇帝与皇后合葬，但“同茔不同穴”，所以每座帝陵都由帝、后两个墓冢组成。
一般是帝陵在西，后陵在东。
但合葬在茂陵的却不是武帝皇后，而是他最宠爱的李夫人。
当年正值年轻貌美的李夫人不幸暴病而亡，武帝悲痛万分，于是以皇后之仪安葬李夫人于自己寿陵西北。
而早年“金屋藏娇”的陈皇后由于被废，死后葬于霸陵郎宫亭之东。
另一位荣宠一时的卫子夫虽被立为皇后，但因巫蛊之祸而自杀，也没能入葬茂陵，至于其葬地之所在，传闻很多，已不得确知。
李夫人墓又称“英陵”或“集仙台”“习仙台”，在茂陵西北５２５米处，较一般帝陵小得多，封土残高２４５米，外形为两层台形。
古代“英”有“重”之意，“山形两重者名英”，李夫人陵亦因此得名。
从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分析，茂陵似乎应建有两重城垣，陵园的范围亦较现今发现遗址要大得多。
当时，茂陵的陵园内还修建了大规模用于祭祀的便殿、寝殿及供宫女、臣僚居住的附属性建筑。
当时专门设置有陵令及其属官寝园令、园长、门吏等专门负责陵园管理的官员。
仅担任护卫、洒扫、浇灌树木的差役人就达五千人之多。
武帝入葬后，“皆以后宫女置于陵园”，估计至少也有几千人。
现今位于茂陵东南部的白鹤馆遗址，就是当时陵园内的主要建筑之一。
白鹤馆周围方圆５里，是“驰逐走马”之场所，现只存一处夯土基址，周围遍布汉代的残砖断瓦。
而位于茂陵东南３５０米处的“压石冢”遗址，被认为是白鹤馆中一座重要的高台建筑遗址，残高十二米，基址上部和周围有巨大的石块、汉代砖瓦及红色烧土。
在白鹤馆东，曾出土过饰有四灵图案的画像砖，及用于大门装饰的巨型青玉铺首，以及四周镂刻“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有“永安中正”文字的瓦当。
据此推测，茂陵的寝园当初大概就建在这附近一带。
另据文献记载，茂陵以东近边界处，修建有陵庙——龙渊宫，亦称“孝武庙”，主要是用来供奉和祭祀武帝“神主”的场所。求仙问卜一世的孝武皇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未忘记向冥冥中神灵祈福，那求仙之愿，只能到地下去偿还了。
茂陵规模巨大还表现在其陪葬墓的规格、形制方面。
据载，陪葬茂陵的多是西汉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如卫青、霍去病、阳信长公主、金日，霍光、董仲舒、公孙弘、李延年等。
现今还能看到其封土的陪葬墓共有十二座，主要分布于茂陵以东，陵园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
根据汉陵形制、布局，一般说来，陪葬墓封土越大，墓距司马道，距东司马门越近，其墓主身份就愈高。
像现今已可以认定的卫青、阳信长公主、霍去病等人的墓葬都遵循此例。
茂陵附近墓葬分布示意图卫青墓在茂陵以东９００米处，史载其封土筑成形如当时匈奴境内的庐山状（即颜山），用以纪念其对匈奴作战所取得的赫赫战功，今其残高２１４米。
像卫青一样，另一位功勋卓著的青年名将霍去病墓封土亦筑以像祁连山状，今残高１５５米。
这两位生前既为舅甥，又同为朝臣的西汉名将，是武帝时代对匈战争的最主要领导者，也是对匈武功最卓著者。
他们都先武帝而死，其中霍去病去世时年仅２３岁，可谓英年早逝，实堪哀痛。
失此二人后，武帝再没有求到得力统帅，西汉军事发展也已跨越巅峰，辉煌不再。
让此二人陪葬茂陵，也许是武帝表达其无限的希望与悲哀的特殊而现实的方式。
其中在霍去病墓前，还竖立了许多气势恢宏的大型石雕，现仍保存于以霍去病墓为主体的茂陵博物馆。
这组巨型石雕其最大特点在于充分利用巨石的天然形态，巧妙构思，因势循形加以雕琢，既刀法简练，又突出表现出作品形神的完美结合。
其中“马踏匈奴”一座应是这组石刻的主像，借以象征、歌颂这位青年将军屡败匈奴、英名永垂的不朽功绩。
虽经千年的风雨剥蚀，其神韵仍栩栩可觉。
茂陵作为武帝时期历时最长，也是最后一项浩大的工程结束之时，武帝带着他无尽的梦想与数不尽的奇珍走入了生命尽头这一归宿地。
“掩陌萋萋春草生，茂陵风雨不胜情；轮台一诏嗟迟暮，多少春闺恨未平”。
但他所奠定的强大西汉帝园形象，却深深留在历史记忆之中。
直到今天，当我们立于茂陵的荒草与瓦砾之中，仰望其巨大的封土剪影时，似仍能感受到那份奔放与进取，自信与雄浑。
也许这与武帝建陵的初衷有所偏差，但这却确实证明了亘古不变的规则：一个人的人生总是渺小而脆弱的，如果他不能融入或代表一个时代，一种精神，那么历史总会以其特有的残酷与无情来湮没他，修正他，使他最终成为一种合理的标尺。
二、茂陵
邑汉·玉铺首 陕西兴平茂陵出土在今陕西兴平南位乡道常村东窟沟以西，武帝茂陵白鹤馆遗址以东，以瓦碴沟为中心的一片古文化遗存地带，经常出土有大量的汉代遗物，其中尤以砖、瓦等建筑材料为最多。
就其遗址、遗物的形制分布来看，中心范围东西长约１５００米，南北宽约７００米左右，显然是一座汉代古城邑的残迹。
面对着这一片连绵而已无明显起伏的残砖、碎瓦，即使翻开史书，找到其相关记载，人们也仍很难相信，这片瓦砾场，就是那曾经煊赫一时，富甲天下，号称“五陵之冠”，当时汉都长安最大的“卫星城”——茂陵邑。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在武帝寿陵动工后不久，为了圈定陵园地域，按照先帝惯例，升寿陵所在地为县制，由中央有关部门直辖，以便于工程运营、管理。
武帝寿陵选址在当时的槐里县茂乡，因此茂乡就成为中央专区，并升格为县，以其名为茂陵，治所设在主陵区东北。
一向以善于处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中大夫主父偃借建陵邑一事向武帝进言：
“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这一上书被武帝采纳，于是马上颁布诏书，向天下下达了关于强制移居的命令。
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伴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诏令的传达，在通往长安的西去大道上，陆陆续续出现了一队队满载箱笼、前呼后拥的搬迁队伍。
来自各地主要的豪强大户们虽然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地踏上西徙长安的路途。
武帝倒也不小气，一边派飞马快报督促这一支支入关豪富，一边派使节传达其授爵以示恩宠的福音。
在这种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政策推动下，豪强巨商们大多不敢再彷徨观望，纷纷拜别祖祠，变卖田产，收拾细软举家西进。
背着财富和荣耀遭受风吹雨打，总比举门被下狱、全家抄没要强得多。
这些被征发的豪强中也有较为强硬的，比如有一个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南）的人名叫郭解，人送绰号“关东大侠”。
他知道此番一去长安，定是全无从前的特权势力，甚至是凶多吉少，于是就托情到朝廷大将军卫青府上。
卫青碍于情面不好推辞，就在上朝议事之时偷偷地向武帝说：“郭解家里挺穷，是不是就不必搬家了？”
武帝冷笑道：“郭解区区一草民，居然能让大将军都替他说话，可见家里不穷吧！”卫青又羞又愧，忙退下。
郭解无奈，只好登程上路。
临走之时他仍不甘心，在地方上留下许多昔日的耳目、爪牙，由他在长安遥控。
并以筹措路费为由，接受了当地权贵所送钱财上千万钱！
不久，他为非作歹的事情败露，公孙弘亲自上书揭露其罪行，郭解最终没有逃脱惩罚，被满门抄斩。
这对于当时各地豪强不义、为富不仁者不啻为一次血淋淋的威慑、警告。
在强制迁徙豪商大户的政策刺激下，茂陵邑很快发展起来，不久就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附属性城市。
由于入迁豪强大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安定下来后积极投资工商业及周边农业，使该地区经济有了质变性的大发展，不但为城市本身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亦为茂陵建设提供了资金、后勤、服务等保障，他们当中甚至有人直接从事建陵物资的贩运投机活动。
在政治上，这些外来大户豪强积极与长安政治官僚牵线搭桥，依托新的靠山，提高其政治地位。
而长安名流亦以居“富甲天下”的茂陵新区为时尚，大批迁居于此。
到茂陵邑最繁荣的时期，其人口竟达２７万—２８万，住户有六万户以上。
依据《汉书·地理志》的统计，这比长安内城的人口还要多。
《三辅黄图》卷四记载：“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
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
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
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
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糜不培植。
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这种种豪侈情景，着实也让武帝眼红，后治罪广汉诛其家而没收其园，鸟兽草木，皆移入当时的皇家中央公园——上林苑中。
茂陵之富，可见一斑。
邑中富家连绵，其子弟更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辈。
这帮阔少不学无术，终日斗鸡走狗，寻欢作乐，“五陵子弟”渐渐成为当时纨子弟的代名词、同义语。
所谓“五陵”是指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及后来的昭帝平陵，再加上最富庶、繁荣的茂陵邑。
茂陵邑为五陵之冠，还因为其吸引了当时一大批文人学士。
文豪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思想家董仲舒等，他们都曾长居于此，地以其名也更加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