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恩威并施，四方臣服
一、平灭南越叛乱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以后，作为西汉王朝最大边患的匈奴帝国在经历三次大规模战争冲击后已元气大伤，历时近十五年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战争最终以武帝志满意得而告终。
尽管这场战争是残酷的，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汉王朝第一次用铁与血树立起了自己天朝大国的尊严，在东亚大陆两大强国的国力角逐中赢得了最终胜利，并有可能将其关注的视线拓展开去，重新审视其广大的周围环境，确定新的进取目标。
而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所发生的两件事更使武帝一度平静的心境重新燃起了进取之火：一是这年夏天在后土祠旁获得宝鼎。
这对一向好仙求瑞的武帝不啻为一大喜讯，而与其同时的财政改革业已初见成效，互为印证，使他更坚信皇天对自己的偏爱。
另一件事则是屯田敦煌的南阳新野人暴利长献渥洼水所生的奇马。
武帝一时兴起，做了宝鼎、天马的歌赋。
这位雄才大略的汉天子决定趁此祥瑞志得之际，彻底对其帝国四境加以经略。
南越、滇、夜郎、卫氏朝鲜、西羌这些一度与西汉对抗的民族、地方政权，成为新一轮开疆拓土、大宣武德的首要对象。
岭南地区是我国古代越族聚居地。
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就已与中原地区建立了一定的政治、经济联系。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岭南归入秦帝国的正式版图中。
秦汉之际，原秦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陀自立为南越武王，成为割据地方的独立势力。
汉兴之后，高祖鉴于天下初定，国力虚弱，加之南越据五岭天险，且气候湿热，与中原迥异，于是采取剖符通使，封王册地的方式，使南越从形式上成为汉的蕃属臣邦。
但实际上，由于民族、历史、地理诸因素的影响，南越始终是一个带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地方民族政权。
吕后执政时期，实行封锁性制裁，双方关系紧张。
后赵陀以自家在中原的祖坟被掘为由，正式打出与汉中央对抗的旗帜。
他自称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邑，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政府军。
同时又积极“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其势力范围东西达万余里，显赫一时。
赵陀“乘黄屋左纛，称制”，俨然成为一国中之国。
吕后死后，诸吕相继败亡，一度动荡的中央政权局势又恢复了稳定。
赵陀迫于中央压力，对外取消了帝号，重新称臣朝请；但对内仍以皇帝自居，不受朝廷任何约束。
建元四年（前１３７）赵陀死，其孙赵昧继承王位。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闽越与南越发生军事冲突，初登王位的赵昧恐局势不利，急派使臣上书武帝：“今闽粤（越）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遂借武帝之手消灭了闽越。
战争结束后，赵昧对朝廷大为感激，派其子赵婴齐前往长安入侍宿卫，并一再表示愿亲自朝见武帝。
但由于南越君臣上下对“内属”活动并非真正感兴趣，赵昧后借口生病使这一许诺成为空谈，并未成行。
十几年后，赵昧病故。
其子赵婴齐时已在长安娶妻生子，归国即位。
十几年的长安生活并未使这位新继位的南越王对汉廷感恩戴德。
在其奏请册封太子的奏书被批准后，面对朝廷专使的多次诏谕，赵婴齐置若罔闻，一再称病不朝。
婴齐死后，其子赵兴继立为王，其母氏便成为来自长安的王太后。
鉴于新一代南越执政人物都生于长安，亲汉意向明显，汉廷认为彻底解决南越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武帝派王太后早年在长安的旧情人安国少季带领辩士终军及勇士魏臣等再往南越游说，汉朝的态度是明确而富有人情味的，但这次“玫瑰花加橄榄枝”的特别出使，却直接导致了南越政权的最终分化，并使汉王朝和平解决南越问题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原来赵婴齐死后，当时南越统治上层已日益分化成了两派：一派以王太后氏为首，争取赵兴及其近臣，亲汉态度明显，曾上书武帝，主动要求内比诸侯，三岁一朝，撤除边境关卡，服从汉廷律令；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派则以南越政权中的实权人物、历经三朝的丞相吕嘉为首，纠集了南越土官、老臣这些割据政治的最大受益者，极力反对内附。
对立双方在对汉态度、策略问题上分歧严重，剑拔弩张，局势日趋紧张。
王太后欲杀吕嘉但力不从心，吕嘉称病不朝，而暗中积极准备叛乱。
起初，武帝对南越局势认识不清，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
他以为南越王及王太后既已归汉，南越内属基本大局已定，却忽视了南越地方实力派的倾向及其力量。
在向南越派出接收使团后，只象征性地集结少量军队布置在南越边地，希望能不战而胜，免动刀兵。
但当韩千秋、乐（王太后弟）率领的两千汉军刚进入南越，吕嘉的武装叛乱就全面爆发了。
吕嘉极力煽动反汉情绪及民族仇恨，引发全地区叛乱，并趁机伙同其弟攻杀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氏及汉使，立赵婴齐越族妻子所生之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发兵拒汉。
而曾在武帝面前夸下海口，只要用三百人即可斩杀吕嘉的韩千秋对此却一无所知，当其军行至距番禺四十里的石门地区时，遭到南越叛军的袭击，全军覆没，韩、
二人死于乱军之中。
吕嘉一击得手后，发兵屯守各关隘险要之处，企图凭借有利地形来维持割据局面。
南越局势急转直下，武帝震怒。
遂于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秋，正式出兵南越。
鉴于首战轻敌招致惨败，特征发江淮以南楼船水军十万，联系各军兵分四路进攻南越叛军：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桎阳、下湟水，从湖南入连州；主爵都尉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横浦，从江西入南雄；戈船将军郑严、下濑将军田甲出零陵，从江西攻番禺；驰义侯率巴蜀罪徒并借夜郎之兵，下柯江，直下番禺。
南越闻讯亦发兵，据险死守，战争进行得极为激烈。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秋，楼船将军杨仆率军经血战后，长驱直入，首先攻破石门。
不久伏波将军路博德军亦到达，两军会合向番禺发起总攻。
杨仆纵火攻城，城中大乱，叛军突围不成，大部被歼。
杨仆又利用被俘叛军向城中残余叛军招降，城遂破。
被拥立为王的赵建德随吕嘉出逃，企图负隅顽抗，但其军心涣散，不堪一击，不久吕嘉、赵建德二人被杀，南越叛乱至此被彻底平息了。
当汉军攻破番禺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乡，不禁大喜，即令改桐乡为闻喜。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春，武帝到达汲县沂中乡，又获知吕嘉已就戮，于是又下诏改沂中为获嘉。
随后，在被平灭的南越国旧地，汉王朝正式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九郡，南越正式并入汉王朝的版图之中。
二、夜郎与滇入朝
如果说对于南越的平复是汉王朝处心积虑、长期斗争的结果，那么对于西南夷问题的解决却带有某种意外、冒险的色彩。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
此外还有所谓、昆明、徙、冉、白马等部族，一同构成“巴蜀西南外蛮夷”。
据此可知，夜郎、滇、昆明等都是西南夷较为重要的地方性民族政权，汉王朝兼并、开发该地区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云贵地区纳入全国版图的重要阶段。
夜郎在文献记载中的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不过当时该地区只是笼统地被称为“
”，其地自巴（国）以西、以南，与南越相邻。
近人考证夜郎发祥地即在今贵州境内的豚水。
直到战国末期，夜郎才作为一个国家名称代替了这一地域名称，并成为一方独立势力。
楚威王时，楚人庄率军进入夜郎，不久因秦楚战争交通中断而与楚不相通。
庄趁机拥兵自立，遂成为黔中以西及滇地的实际统治者。
为缓和民族矛盾，庄入乡随俗，逐渐“滇化”，成为外夷内汉的割据政权。
公元前２８５年，秦昭襄王曾派蜀郡太守张若经略“江南地”，其势力已抵夜郎。
秦统一六国后，始皇用兵西南，命常修筑通向夜郎、滇池的“五尺道”。
此道由今宜宾开始，沿夜郎西北，延伸至今云南曲靖。
由于筑路沿途地形险峻，所筑道路较窄，仅“广五尺”，故名。
西汉初期，新的中央政权根本无力顾及这一地区，夜郎已逐渐被遗忘。
在此期间，一心想当“南越武帝”的南越赵氏多次派使打算“以财物役属夜郎”，但终未果而返。
对“夜郎”的重新认识与开发与汉王朝对南越的平复是密切相关的。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大将王恢借对闽越战争胜利之威，派当时任番阳令的唐蒙前往南越“风晓”。
南越王赵昧大摆酒宴，频频举杯为武帝歌功颂德。
宴席上有一种调味枸酱，味道特别好，唐蒙就问：“这枸酱是从何而来，味道如此鲜美？”赵昧顺口说：“这可是从那边水路运来的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回到长安后，唐蒙专门派人调查了经营这种食品的商人，终于搞清此物本为蜀地特产，只是通过夜郎国的中间商人经江运往南越，所利用的水道有近百步宽，可通较大船只直达番禺。
唐蒙闻之大喜，他自信已发现了一条可以绕过五岭天险直捣南越腹地的进军路线。
他立即把这一情况及其大胆的设想上奏武帝。
于是唐蒙被委以郎中将，专职负责打通夜郎、建立军事暗道的任务。
唐蒙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大量的礼品长途跋涉到达夜郎。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隔绝，夜郎对关山重隔的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只知在与其相邻的十几个部族中自己最强大，统治地区是最广的，根本不晓得还有个汉王朝。
一时间“夜郎自大”成为汉使团的笑谈。
夜郎侯多同面对丰厚的馈赠瞧得眼花缭乱，对汉使自然不敢怠慢，表示愿意与汉往来，并利用其影响动员其他周边部族一同归附汉朝。
唐蒙还报朝廷，于是“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
不久武帝又遣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再次出使夜郎国及周边地区，并又正式在此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几个县，行政上隶属于汉蜀郡统辖。
但在筑路、开发方面，汉廷却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武帝遣公孙弘前往视察。
公孙弘还报，言其不利，并劝说武帝专心致力于北方匈奴事务。
如此一来，汉廷开发夜郎通西南夷的构想也就搁置下来。
元朔三年（前１２６），一去杳无音信达十三年之久的西域特使张骞奇迹般地返回长安，在其充满探险、传奇色彩的汇报中有关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蜀布以及由蜀地可通大夏再通身毒（印度）的消息，再次引发了武帝经略西南的豪情。
于是诏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于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分路进行开发筑道通使。
一直行进到滇地，为昆明国所阻。
汉廷打通西南通道的计划再次受挫。
但这次通使并非完全无效，至少滇国作为西南夷中的大国已为汉王朝所知，更重要的是汉使广泛搜集该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汉王朝制定经略西南夷的长期战略提供了重要根据。
“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
天子注意焉”。
汉廷彻底解决西南夷问题是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在向南越发动全面进攻之际，汉王朝遣驰义侯传檄犍为郡，希望借当地士兵助战，实现当初唐蒙借路出奇兵的战略计划。
汉使的到来引起了当地部族首领的恐慌，以且兰君为首的部分首领发动了武装叛乱，杀死汉使及犍为郡太守。
汉廷于是调遣本当进攻南越的巴郡、蜀郡犯人和八校尉所部平定了且兰，正赶上南越已被击破，八校尉便没有按原计划沿江而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
至此，以且兰、邛君、
侯为首的南夷反抗力量被镇压。
不久夜郎侯入朝归附，武帝封其为夜郎王，冉等小部亦震恐，纷纷请臣置吏。于是汉王朝又在其地设置了、越、沈犁、汶山、武都等郡。
汉使王然于挟破南越诛南夷之兵威出使滇国。
面对兵临城下的军事压力及来使的软硬兼施，滇王起初还有犹豫，但其盟友劳深、靡莫等小部族先后为汉军击灭，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滇最终决定内属，举国降汉。
武帝封滇王为益州君，赐滇王王印，恩赐有加，免赋安抚其民。
在对于西南夷的经略方面，武帝充分展示了他恩威并施的政治手段，而其对当地的开发与管理亦有其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一面，为我国西南地区早期的开发管理奠定了政策基础。
三、定朝鲜为四郡
秦汉时期的朝鲜主要是指朝鲜半岛而言，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要比作为国家的概念更准确一些。
这一地区在战国时代属燕国势力范围，燕在全盛时期曾在真番等地设置官吏，修筑障塞。
秦灭燕国，所连接长城是在朝鲜以北，并把其故地作为外徼辖区，隶属于辽东郡。
汉朝初立，“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
水，即是现在的清川江一线。
水以内属燕王封地。
不久，燕王卢绾叛逃匈奴，刘邦东征，燕地大乱。
燕人卫满为避战乱，纠集千人着朝鲜族服饰东走出塞，渡过水，到达王险城（今平壤附近），进而又招兵买马收拢大批燕齐故地流亡之人及当地土著，以王险城为都城称王建国。
吕后时期，辽东太守与卫满达成协议：卫满做汉室“外臣”，负责管理塞外居民，不许他们侵犯汉边境；如果土著首领愿意入汉朝见天子，卫氏政权亦不能妄加阻止。
这样一来，事实上汉王朝已暂时承认了卫满政权的合法性，并希望通过这一政权间接统治朝鲜境内各部民族；同时亦留有余地，为汉以后借土著名义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埋下了伏笔。
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势力的极度膨胀，卫氏朝鲜之存在已是没有必要了，向朝鲜伸展其势力范围，建立对该地区的直接有效控制，才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卫氏朝鲜利用和约所争得的宝贵而有限时间，一方面继续招诱内地之民，一方面尽力阻拦朝鲜等各族与汉王朝发生联系，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力量。
经历三代人的努力，到卫满之孙卫右渠统治时期，已扩张成为一个“地方数千里”的独立地方政权。
元朔元年（前１２８），朝鲜半岛东部的秽君南闾率领部众近二十八万人降汉。
武帝在那里设立苍海郡，但元朔三年（前１２６）春，由于北方战事而罢除。
苍海郡的一度置废，已向右渠表明了武帝政策的立场，引起了他的极度不满。
因此他在加紧对其境内部族控制的同时，亦拒绝了南方的真番、辰国经其领土朝见汉廷的要求。
这样，双方的矛盾终于暴露。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武帝派遣特使涉何前往交涉，右渠竟拒不奉诏。
涉何无功而返，途中他贪功心切，竟在水边界派人刺杀了为其送行的卫氏朝鲜的一名裨王，然后迅速渡入塞，向武帝谎报说杀了朝鲜大将。
武帝亦没加以认真追究，让他充任辽东郡东部都尉，防御朝鲜。
右渠闻讯大怒，即发兵越界攻袭。
洋洋自得的涉何都尉官位还来不及坐稳，就被杀死了。
涉何贪功被杀这一偶然事件，事实上是汉王朝对朝政策的必然结果。
涉何之死，朝军入境，成为两国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本不可避免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当年夏，武帝征募罪人为东征做准备；同年秋，派出水陆两军东征朝鲜。
海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山东半岛浮海东进；陆路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从辽东南下。
约定二军合击，同攻王险城。
但汉军明显低估了朝鲜军队的战斗力。
陆军在边界进攻受挫，水军虽勉强登陆却也被打得溃不成军。
汉廷于是又派使臣卫山入朝劝降。
右渠虽然一战而胜，但也对进行长期战争缺乏信心，于是妥协，答应派遣太子入朝谢罪，并贡马五千匹。
但当卫太子率领万余人的军队扈从来到水边时，双方都对对方产生怀疑，结果不欢而散。
武帝认为卫山处置失当，杀了他，和谈失败。
荀彘、杨仆再兴兵讨伐，虽会师于王险城下，却又都贪功，不肯协调，杨仆希望能迫使朝鲜投降，而荀彘却欲灭之而后快，结果作战数日，仍不能攻下王险城。
无奈，武帝派故漳南太守公孙遂入朝鲜，统一指挥，设计剥夺了杨仆兵权，合兵一处，急攻力战。
朝鲜毕竟力量不支，内部产生分化，路人、王娡、韩陶等权臣降汉，不久尼相参使人杀右渠来降，城中只剩以成已为首的一部分人仍殊死抵抗，不久亦被民众所杀，王险城终于被攻下。
卫氏朝鲜灭亡。
这次战争，历时一年。
战后，武帝以嫉妒争功乱策罪处死了荀彘，以擅自冒进造成伤亡之罪论杨仆当斩，但允许其赎为庶人。
封朝鲜王右渠之子卫长和倒戈有功的韩陶等人为侯。
在其地设置真番（今礼成江、汉江间）、临屯（治今江陵）、乐浪（治今平壤）、玄菟（治今咸兴）四郡。
汉郡朝鲜，客观上有利于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的交流联系，对促进朝鲜半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朝鲜民族与汉国家的联系与沟通，即使在半岛上出现统一局面、独立国家之后，也是绵延不绝的。
四、羌人归顺
武帝时期在处理同南越、西南夷及卫氏朝鲜的关系时，其政策的轻重缓急总与北方匈奴问题的进展有密切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是总体性的、策略性的。
而对于居住在西北边地的羌人，这种联系就变得内在而直接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羌人问题的解决完全可以作为汉王朝整个对匈奴战争、开通西域大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羌族作为我国一个古老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
羌族的发展与华夏族发展的历史是相伴而行的，它的活动范围也相当辽阔：从中原的河南到西北边陲的帕米尔；从四川西南到蒙古高原南沿，都留有不同历史时期羌人的生活痕迹。
夏商之际，羌人即向中原进行迁徙，并在以后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姜姓之国，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放弃了游牧的生活，定居下来，逐渐融合到华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仍留在甘肃、青海一带，继续射猎游牧的民族传统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活动中心再次东移，以后逐步稳定在陇南以西、长城以南的河湟地区。
活跃在西北边地的义渠戎，可能就是羌族的一支。
随着历史的演进，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亦随其活动中心的东移而发生相应变化。
大约在公元前１世纪前后，羌中人民已不再是单纯的游牧田猎，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从事农业及饲养业。
汉景帝时期湟水流域的一支羌人内迁，其首领留何为汉戍守陇西边塞，被安置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甘肃舟曲西北）一带。
汉臣服四夷类瓦当（摹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帝国的版图“西至临洮、羌中”。
武帝即位以前河西羌人与匈奴的交通更加频繁，许多羌人甚至已加入匈奴部落。
《史记·大宛列传》又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这一时期的羌人已形成了不稳定的政治中心，并与匈奴相呼应，成为秦汉西北边地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汉书·西域传赞》讲，“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这正是汉王朝河西战略的具体表述。
欲彻底消除匈奴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滋扰，就必须打破羌胡联合，而对于势力较弱、组织松散的羌人，当以震慑为主，兼以怀柔。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汉军在取得河西战役的胜利之后，置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四郡，驻军屯垦，移民实边，在羌人与匈奴中间打入一个楔子，阻断双方的勾结与联系。
河西战役对羌人与匈奴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却没有根除羌人为边患的根源，部分羌族酋长贵族多次谋逆反叛，河湟地区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羌人中的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联合反叛，并再次与匈奴相勾结，合兵十余万，进攻汉边地令居、安故等地，围攻罕（今甘肃临夏），匈奴趁机出兵五原，杀汉太守，气焰十分嚣张。
次年，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大军十万讨伐羌中。
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对羌作战中是空前的。
原本结构松散的羌人内部随即发生了分裂，以先零羌为首的一部分羌人归降汉王朝，受到汉王朝的优礼相待，而另一部分羌人则在战乱中离开河西、湟中向西迁移游牧。
随后，武帝下诏在羌中故地（令居塞，在甘肃永登西北），设置“护羌校尉”，专门负责管理羌人事务。
伴随匈汉战争的进展及匈奴的战败，羌人对汉态度亦发生根本性变化，元封二年以后，羌人边患基本平息。
不断的民族迁徙，移民屯垦亦使河湟之间汉羌交错而居。
到昭帝时，除河西四郡外，又增设了一个面积辽阔几乎包括西羌分部中心的金城郡，下辖县数一度达十三个。
这样在西羌地区以护羌校尉为依托的郡县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河西、羌中正式并入汉王朝的版图。
但由于整个地区的民族矛盾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故羌人反叛、起义仍时有发生；而由于移民引发的对土地的争夺亦是此伏彼起。
有汉一代，羌地动荡不断，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环节在进行斗争。
这种矛盾，却不是武帝雄才大略所能够根本予以解决的。
纵观武帝一代对于南越、西南夷、朝鲜、羌人的经略，我们不难发现武帝对于边地少数民族的政策与其国力强弱互为表里，恩威并施，礼兵交加，始终是其开疆拓地的既定政策。
这些经略，不但巩固了中原文化圈既有的势力范围，而且也有所突破，为秦汉文化大规模、远距离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以前所有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帝王及其王廷中央能达到这种程度。
武帝一代已基本奠定了西汉王朝在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的疆界，成为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辽阔疆域的全权统治者。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以后，作为西汉王朝最大边患的匈奴帝国在经历三次大规模战争冲击后已元气大伤，历时近十五年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战争最终以武帝志满意得而告终。
尽管这场战争是残酷的，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汉王朝第一次用铁与血树立起了自己天朝大国的尊严，在东亚大陆两大强国的国力角逐中赢得了最终胜利，并有可能将其关注的视线拓展开去，重新审视其广大的周围环境，确定新的进取目标。
而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所发生的两件事更使武帝一度平静的心境重新燃起了进取之火：一是这年夏天在后土祠旁获得宝鼎。
这对一向好仙求瑞的武帝不啻为一大喜讯，而与其同时的财政改革业已初见成效，互为印证，使他更坚信皇天对自己的偏爱。
另一件事则是屯田敦煌的南阳新野人暴利长献渥洼水所生的奇马。
武帝一时兴起，做了宝鼎、天马的歌赋。
这位雄才大略的汉天子决定趁此祥瑞志得之际，彻底对其帝国四境加以经略。
南越、滇、夜郎、卫氏朝鲜、西羌这些一度与西汉对抗的民族、地方政权，成为新一轮开疆拓土、大宣武德的首要对象。
岭南地区是我国古代越族聚居地。
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就已与中原地区建立了一定的政治、经济联系。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岭南归入秦帝国的正式版图中。
秦汉之际，原秦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陀自立为南越武王，成为割据地方的独立势力。
汉兴之后，高祖鉴于天下初定，国力虚弱，加之南越据五岭天险，且气候湿热，与中原迥异，于是采取剖符通使，封王册地的方式，使南越从形式上成为汉的蕃属臣邦。
但实际上，由于民族、历史、地理诸因素的影响，南越始终是一个带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地方民族政权。
吕后执政时期，实行封锁性制裁，双方关系紧张。
后赵陀以自家在中原的祖坟被掘为由，正式打出与汉中央对抗的旗帜。
他自称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邑，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政府军。
同时又积极“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其势力范围东西达万余里，显赫一时。
赵陀“乘黄屋左纛，称制”，俨然成为一国中之国。
吕后死后，诸吕相继败亡，一度动荡的中央政权局势又恢复了稳定。
赵陀迫于中央压力，对外取消了帝号，重新称臣朝请；但对内仍以皇帝自居，不受朝廷任何约束。
建元四年（前１３７）赵陀死，其孙赵昧继承王位。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闽越与南越发生军事冲突，初登王位的赵昧恐局势不利，急派使臣上书武帝：“今闽粤（越）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遂借武帝之手消灭了闽越。
战争结束后，赵昧对朝廷大为感激，派其子赵婴齐前往长安入侍宿卫，并一再表示愿亲自朝见武帝。
但由于南越君臣上下对“内属”活动并非真正感兴趣，赵昧后借口生病使这一许诺成为空谈，并未成行。
十几年后，赵昧病故。
其子赵婴齐时已在长安娶妻生子，归国即位。
十几年的长安生活并未使这位新继位的南越王对汉廷感恩戴德。
在其奏请册封太子的奏书被批准后，面对朝廷专使的多次诏谕，赵婴齐置若罔闻，一再称病不朝。
婴齐死后，其子赵兴继立为王，其母氏便成为来自长安的王太后。
鉴于新一代南越执政人物都生于长安，亲汉意向明显，汉廷认为彻底解决南越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武帝派王太后早年在长安的旧情人安国少季带领辩士终军及勇士魏臣等再往南越游说，汉朝的态度是明确而富有人情味的，但这次“玫瑰花加橄榄枝”的特别出使，却直接导致了南越政权的最终分化，并使汉王朝和平解决南越问题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原来赵婴齐死后，当时南越统治上层已日益分化成了两派：一派以王太后氏为首，争取赵兴及其近臣，亲汉态度明显，曾上书武帝，主动要求内比诸侯，三岁一朝，撤除边境关卡，服从汉廷律令；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派则以南越政权中的实权人物、历经三朝的丞相吕嘉为首，纠集了南越土官、老臣这些割据政治的最大受益者，极力反对内附。
对立双方在对汉态度、策略问题上分歧严重，剑拔弩张，局势日趋紧张。
王太后欲杀吕嘉但力不从心，吕嘉称病不朝，而暗中积极准备叛乱。
起初，武帝对南越局势认识不清，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
他以为南越王及王太后既已归汉，南越内属基本大局已定，却忽视了南越地方实力派的倾向及其力量。
在向南越派出接收使团后，只象征性地集结少量军队布置在南越边地，希望能不战而胜，免动刀兵。
但当韩千秋、乐（王太后弟）率领的两千汉军刚进入南越，吕嘉的武装叛乱就全面爆发了。
吕嘉极力煽动反汉情绪及民族仇恨，引发全地区叛乱，并趁机伙同其弟攻杀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氏及汉使，立赵婴齐越族妻子所生之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发兵拒汉。
而曾在武帝面前夸下海口，只要用三百人即可斩杀吕嘉的韩千秋对此却一无所知，当其军行至距番禺四十里的石门地区时，遭到南越叛军的袭击，全军覆没，韩、
二人死于乱军之中。
吕嘉一击得手后，发兵屯守各关隘险要之处，企图凭借有利地形来维持割据局面。
南越局势急转直下，武帝震怒。
遂于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秋，正式出兵南越。
鉴于首战轻敌招致惨败，特征发江淮以南楼船水军十万，联系各军兵分四路进攻南越叛军：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桎阳、下湟水，从湖南入连州；主爵都尉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横浦，从江西入南雄；戈船将军郑严、下濑将军田甲出零陵，从江西攻番禺；驰义侯率巴蜀罪徒并借夜郎之兵，下柯江，直下番禺。
南越闻讯亦发兵，据险死守，战争进行得极为激烈。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秋，楼船将军杨仆率军经血战后，长驱直入，首先攻破石门。
不久伏波将军路博德军亦到达，两军会合向番禺发起总攻。
杨仆纵火攻城，城中大乱，叛军突围不成，大部被歼。
杨仆又利用被俘叛军向城中残余叛军招降，城遂破。
被拥立为王的赵建德随吕嘉出逃，企图负隅顽抗，但其军心涣散，不堪一击，不久吕嘉、赵建德二人被杀，南越叛乱至此被彻底平息了。
当汉军攻破番禺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乡，不禁大喜，即令改桐乡为闻喜。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春，武帝到达汲县沂中乡，又获知吕嘉已就戮，于是又下诏改沂中为获嘉。
随后，在被平灭的南越国旧地，汉王朝正式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九郡，南越正式并入汉王朝的版图之中。
二、夜郎与滇入朝
如果说对于南越的平复是汉王朝处心积虑、长期斗争的结果，那么对于西南夷问题的解决却带有某种意外、冒险的色彩。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
此外还有所谓、昆明、徙、冉、白马等部族，一同构成“巴蜀西南外蛮夷”。
据此可知，夜郎、滇、昆明等都是西南夷较为重要的地方性民族政权，汉王朝兼并、开发该地区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云贵地区纳入全国版图的重要阶段。
夜郎在文献记载中的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不过当时该地区只是笼统地被称为“
”，其地自巴（国）以西、以南，与南越相邻。
近人考证夜郎发祥地即在今贵州境内的豚水。
直到战国末期，夜郎才作为一个国家名称代替了这一地域名称，并成为一方独立势力。
楚威王时，楚人庄率军进入夜郎，不久因秦楚战争交通中断而与楚不相通。
庄趁机拥兵自立，遂成为黔中以西及滇地的实际统治者。
为缓和民族矛盾，庄入乡随俗，逐渐“滇化”，成为外夷内汉的割据政权。
公元前２８５年，秦昭襄王曾派蜀郡太守张若经略“江南地”，其势力已抵夜郎。
秦统一六国后，始皇用兵西南，命常修筑通向夜郎、滇池的“五尺道”。
此道由今宜宾开始，沿夜郎西北，延伸至今云南曲靖。
由于筑路沿途地形险峻，所筑道路较窄，仅“广五尺”，故名。
西汉初期，新的中央政权根本无力顾及这一地区，夜郎已逐渐被遗忘。
在此期间，一心想当“南越武帝”的南越赵氏多次派使打算“以财物役属夜郎”，但终未果而返。
对“夜郎”的重新认识与开发与汉王朝对南越的平复是密切相关的。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大将王恢借对闽越战争胜利之威，派当时任番阳令的唐蒙前往南越“风晓”。
南越王赵昧大摆酒宴，频频举杯为武帝歌功颂德。
宴席上有一种调味枸酱，味道特别好，唐蒙就问：“这枸酱是从何而来，味道如此鲜美？”赵昧顺口说：“这可是从那边水路运来的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回到长安后，唐蒙专门派人调查了经营这种食品的商人，终于搞清此物本为蜀地特产，只是通过夜郎国的中间商人经江运往南越，所利用的水道有近百步宽，可通较大船只直达番禺。
唐蒙闻之大喜，他自信已发现了一条可以绕过五岭天险直捣南越腹地的进军路线。
他立即把这一情况及其大胆的设想上奏武帝。
于是唐蒙被委以郎中将，专职负责打通夜郎、建立军事暗道的任务。
唐蒙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大量的礼品长途跋涉到达夜郎。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隔绝，夜郎对关山重隔的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只知在与其相邻的十几个部族中自己最强大，统治地区是最广的，根本不晓得还有个汉王朝。
一时间“夜郎自大”成为汉使团的笑谈。
夜郎侯多同面对丰厚的馈赠瞧得眼花缭乱，对汉使自然不敢怠慢，表示愿意与汉往来，并利用其影响动员其他周边部族一同归附汉朝。
唐蒙还报朝廷，于是“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
不久武帝又遣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再次出使夜郎国及周边地区，并又正式在此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几个县，行政上隶属于汉蜀郡统辖。
但在筑路、开发方面，汉廷却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武帝遣公孙弘前往视察。
公孙弘还报，言其不利，并劝说武帝专心致力于北方匈奴事务。
如此一来，汉廷开发夜郎通西南夷的构想也就搁置下来。
元朔三年（前１２６），一去杳无音信达十三年之久的西域特使张骞奇迹般地返回长安，在其充满探险、传奇色彩的汇报中有关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蜀布以及由蜀地可通大夏再通身毒（印度）的消息，再次引发了武帝经略西南的豪情。
于是诏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于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分路进行开发筑道通使。
一直行进到滇地，为昆明国所阻。
汉廷打通西南通道的计划再次受挫。
但这次通使并非完全无效，至少滇国作为西南夷中的大国已为汉王朝所知，更重要的是汉使广泛搜集该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汉王朝制定经略西南夷的长期战略提供了重要根据。
“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
天子注意焉”。
汉廷彻底解决西南夷问题是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在向南越发动全面进攻之际，汉王朝遣驰义侯传檄犍为郡，希望借当地士兵助战，实现当初唐蒙借路出奇兵的战略计划。
汉使的到来引起了当地部族首领的恐慌，以且兰君为首的部分首领发动了武装叛乱，杀死汉使及犍为郡太守。
汉廷于是调遣本当进攻南越的巴郡、蜀郡犯人和八校尉所部平定了且兰，正赶上南越已被击破，八校尉便没有按原计划沿江而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
至此，以且兰、邛君、
侯为首的南夷反抗力量被镇压。
不久夜郎侯入朝归附，武帝封其为夜郎王，冉等小部亦震恐，纷纷请臣置吏。于是汉王朝又在其地设置了、越、沈犁、汶山、武都等郡。
汉使王然于挟破南越诛南夷之兵威出使滇国。
面对兵临城下的军事压力及来使的软硬兼施，滇王起初还有犹豫，但其盟友劳深、靡莫等小部族先后为汉军击灭，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滇最终决定内属，举国降汉。
武帝封滇王为益州君，赐滇王王印，恩赐有加，免赋安抚其民。
在对于西南夷的经略方面，武帝充分展示了他恩威并施的政治手段，而其对当地的开发与管理亦有其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一面，为我国西南地区早期的开发管理奠定了政策基础。
三、定朝鲜为四郡
秦汉时期的朝鲜主要是指朝鲜半岛而言，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要比作为国家的概念更准确一些。
这一地区在战国时代属燕国势力范围，燕在全盛时期曾在真番等地设置官吏，修筑障塞。
秦灭燕国，所连接长城是在朝鲜以北，并把其故地作为外徼辖区，隶属于辽东郡。
汉朝初立，“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
水，即是现在的清川江一线。
水以内属燕王封地。
不久，燕王卢绾叛逃匈奴，刘邦东征，燕地大乱。
燕人卫满为避战乱，纠集千人着朝鲜族服饰东走出塞，渡过水，到达王险城（今平壤附近），进而又招兵买马收拢大批燕齐故地流亡之人及当地土著，以王险城为都城称王建国。
吕后时期，辽东太守与卫满达成协议：卫满做汉室“外臣”，负责管理塞外居民，不许他们侵犯汉边境；如果土著首领愿意入汉朝见天子，卫氏政权亦不能妄加阻止。
这样一来，事实上汉王朝已暂时承认了卫满政权的合法性，并希望通过这一政权间接统治朝鲜境内各部民族；同时亦留有余地，为汉以后借土著名义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埋下了伏笔。
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势力的极度膨胀，卫氏朝鲜之存在已是没有必要了，向朝鲜伸展其势力范围，建立对该地区的直接有效控制，才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卫氏朝鲜利用和约所争得的宝贵而有限时间，一方面继续招诱内地之民，一方面尽力阻拦朝鲜等各族与汉王朝发生联系，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力量。
经历三代人的努力，到卫满之孙卫右渠统治时期，已扩张成为一个“地方数千里”的独立地方政权。
元朔元年（前１２８），朝鲜半岛东部的秽君南闾率领部众近二十八万人降汉。
武帝在那里设立苍海郡，但元朔三年（前１２６）春，由于北方战事而罢除。
苍海郡的一度置废，已向右渠表明了武帝政策的立场，引起了他的极度不满。
因此他在加紧对其境内部族控制的同时，亦拒绝了南方的真番、辰国经其领土朝见汉廷的要求。
这样，双方的矛盾终于暴露。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武帝派遣特使涉何前往交涉，右渠竟拒不奉诏。
涉何无功而返，途中他贪功心切，竟在水边界派人刺杀了为其送行的卫氏朝鲜的一名裨王，然后迅速渡入塞，向武帝谎报说杀了朝鲜大将。
武帝亦没加以认真追究，让他充任辽东郡东部都尉，防御朝鲜。
右渠闻讯大怒，即发兵越界攻袭。
洋洋自得的涉何都尉官位还来不及坐稳，就被杀死了。
涉何贪功被杀这一偶然事件，事实上是汉王朝对朝政策的必然结果。
涉何之死，朝军入境，成为两国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本不可避免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当年夏，武帝征募罪人为东征做准备；同年秋，派出水陆两军东征朝鲜。
海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山东半岛浮海东进；陆路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从辽东南下。
约定二军合击，同攻王险城。
但汉军明显低估了朝鲜军队的战斗力。
陆军在边界进攻受挫，水军虽勉强登陆却也被打得溃不成军。
汉廷于是又派使臣卫山入朝劝降。
右渠虽然一战而胜，但也对进行长期战争缺乏信心，于是妥协，答应派遣太子入朝谢罪，并贡马五千匹。
但当卫太子率领万余人的军队扈从来到水边时，双方都对对方产生怀疑，结果不欢而散。
武帝认为卫山处置失当，杀了他，和谈失败。
荀彘、杨仆再兴兵讨伐，虽会师于王险城下，却又都贪功，不肯协调，杨仆希望能迫使朝鲜投降，而荀彘却欲灭之而后快，结果作战数日，仍不能攻下王险城。
无奈，武帝派故漳南太守公孙遂入朝鲜，统一指挥，设计剥夺了杨仆兵权，合兵一处，急攻力战。
朝鲜毕竟力量不支，内部产生分化，路人、王娡、韩陶等权臣降汉，不久尼相参使人杀右渠来降，城中只剩以成已为首的一部分人仍殊死抵抗，不久亦被民众所杀，王险城终于被攻下。
卫氏朝鲜灭亡。
这次战争，历时一年。
战后，武帝以嫉妒争功乱策罪处死了荀彘，以擅自冒进造成伤亡之罪论杨仆当斩，但允许其赎为庶人。
封朝鲜王右渠之子卫长和倒戈有功的韩陶等人为侯。
在其地设置真番（今礼成江、汉江间）、临屯（治今江陵）、乐浪（治今平壤）、玄菟（治今咸兴）四郡。
汉郡朝鲜，客观上有利于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的交流联系，对促进朝鲜半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朝鲜民族与汉国家的联系与沟通，即使在半岛上出现统一局面、独立国家之后，也是绵延不绝的。
四、羌人归顺
武帝时期在处理同南越、西南夷及卫氏朝鲜的关系时，其政策的轻重缓急总与北方匈奴问题的进展有密切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是总体性的、策略性的。
而对于居住在西北边地的羌人，这种联系就变得内在而直接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羌人问题的解决完全可以作为汉王朝整个对匈奴战争、开通西域大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羌族作为我国一个古老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
羌族的发展与华夏族发展的历史是相伴而行的，它的活动范围也相当辽阔：从中原的河南到西北边陲的帕米尔；从四川西南到蒙古高原南沿，都留有不同历史时期羌人的生活痕迹。
夏商之际，羌人即向中原进行迁徙，并在以后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姜姓之国，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放弃了游牧的生活，定居下来，逐渐融合到华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仍留在甘肃、青海一带，继续射猎游牧的民族传统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活动中心再次东移，以后逐步稳定在陇南以西、长城以南的河湟地区。
活跃在西北边地的义渠戎，可能就是羌族的一支。
随着历史的演进，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亦随其活动中心的东移而发生相应变化。
大约在公元前１世纪前后，羌中人民已不再是单纯的游牧田猎，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从事农业及饲养业。
汉景帝时期湟水流域的一支羌人内迁，其首领留何为汉戍守陇西边塞，被安置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甘肃舟曲西北）一带。
汉臣服四夷类瓦当（摹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帝国的版图“西至临洮、羌中”。
武帝即位以前河西羌人与匈奴的交通更加频繁，许多羌人甚至已加入匈奴部落。
《史记·大宛列传》又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这一时期的羌人已形成了不稳定的政治中心，并与匈奴相呼应，成为秦汉西北边地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汉书·西域传赞》讲，“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这正是汉王朝河西战略的具体表述。
欲彻底消除匈奴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滋扰，就必须打破羌胡联合，而对于势力较弱、组织松散的羌人，当以震慑为主，兼以怀柔。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汉军在取得河西战役的胜利之后，置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四郡，驻军屯垦，移民实边，在羌人与匈奴中间打入一个楔子，阻断双方的勾结与联系。
河西战役对羌人与匈奴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却没有根除羌人为边患的根源，部分羌族酋长贵族多次谋逆反叛，河湟地区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羌人中的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联合反叛，并再次与匈奴相勾结，合兵十余万，进攻汉边地令居、安故等地，围攻罕（今甘肃临夏），匈奴趁机出兵五原，杀汉太守，气焰十分嚣张。
次年，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大军十万讨伐羌中。
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对羌作战中是空前的。
原本结构松散的羌人内部随即发生了分裂，以先零羌为首的一部分羌人归降汉王朝，受到汉王朝的优礼相待，而另一部分羌人则在战乱中离开河西、湟中向西迁移游牧。
随后，武帝下诏在羌中故地（令居塞，在甘肃永登西北），设置“护羌校尉”，专门负责管理羌人事务。
伴随匈汉战争的进展及匈奴的战败，羌人对汉态度亦发生根本性变化，元封二年以后，羌人边患基本平息。
不断的民族迁徙，移民屯垦亦使河湟之间汉羌交错而居。
到昭帝时，除河西四郡外，又增设了一个面积辽阔几乎包括西羌分部中心的金城郡，下辖县数一度达十三个。
这样在西羌地区以护羌校尉为依托的郡县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河西、羌中正式并入汉王朝的版图。
但由于整个地区的民族矛盾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故羌人反叛、起义仍时有发生；而由于移民引发的对土地的争夺亦是此伏彼起。
有汉一代，羌地动荡不断，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环节在进行斗争。
这种矛盾，却不是武帝雄才大略所能够根本予以解决的。
纵观武帝一代对于南越、西南夷、朝鲜、羌人的经略，我们不难发现武帝对于边地少数民族的政策与其国力强弱互为表里，恩威并施，礼兵交加，始终是其开疆拓地的既定政策。
这些经略，不但巩固了中原文化圈既有的势力范围，而且也有所突破，为秦汉文化大规模、远距离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以前所有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帝王及其王廷中央能达到这种程度。
武帝一代已基本奠定了西汉王朝在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的疆界，成为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辽阔疆域的全权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