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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茶中的“三不点”

宋代品茶有一条法则,叫做“三不点”,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点”是点茶,也指斗茶,“三不”是什么?胡仔没有明确记下来。不过从他们所记当时人的有关诗文中可以推断出来。欧阳修的《尝新茶》诗,记他得到别人惠赠的新茶而又用来待客时说:“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新茶、甘泉、洁器(茶具)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是为“三”。反之,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洁,是为“一不”;景色不好,为“一不”;品茶者缺乏教养,举止粗鲁又为“一不”:共为“三不”。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不作艺术的品饮,以免败兴。苏轼在扬州为官,一次在西塔寺品茶,有诗记说:“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第一句是说品茶时的环境,在花木深处的禅房窗下,窗外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第二句是说茶好器洁并有甘冽的井水;第三句是说品茶者不俗而可人意。由此看来,所谓“三点”、“三不点”,一是指品茶环境如何,一是指品饮的材料和器具如何,一是指品饮者的修养如何。

这种“三点”、“三不点”,和其他艺术门类有相通之处。唐代的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他的名著《书谱》中,提出了书法艺术创造时的“合”、“乖”这一对理论范畴。“合”与“乖”是相对的,“合”则“畅”,创作出的书法艺术,天然生成,婉转流畅,情感丰富,“乖”则“蒙”,所写的字生硬别扭,粗疏不堪。它是对书法艺术创造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念的要求。孙过庭总结了书法艺术创造时的“五合”、“五乖”。“五合”为:“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五乖”为:“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最后他说:“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遇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这“五合”、“五乖”,和品茶艺术中的“三点”、“三不点”,是相通的。

明代人对品茶的要求,更加细致,更加严格。冯正卿的《岕茶笺》提出了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所谓“十三宜”:“一无事”,有品茶的功夫,“神怡务闲”;“二佳客”,审美者趣味高尚,懂得领略茶中“三昧”;“三独坐”,心地安适,自得其乐;“四吟诗”,以诗助茶兴,以茶发诗思;“五挥翰”,濡毫染翰,泼墨挥洒,有茶助之,更尽清兴;“六徜徉”,庭院小径,信步闲行,时啜佳茗,幽趣无穷;“七睡起”,一枕酣梦后,吸之啜之,神清气爽;“八宿酲”,宿醉未醒,茶能破之;“九清供”,有清淡茶果,以佐品啜;“十精舍”,精洁雅致的茶室,渲染出空灵、肃穆的气氛;“十一会心”,如书法创作时的“偶然欲书”,贵在自然,使茶功德圆满;“十二赏鉴”,不是为“饮”,而是为“品”,品茶的色、香、味、形;“十三文僮”,有文静伶俐的茶童,以供茶役。以上是“十三宜”的内容。所谓“七禁忌”,“一不如法”,是烹点不得法;“二恶具”,是茶具不精洁;“三主客不韵”,主人、客人举止粗鲁,没有教养;“四冠裳苛礼”,官场中来往不得已的应酬,使人拘束;“五荤肴杂陈”,茶贵在“清”,一染腥膻,不能辨味;“六忙冗”,没有品茶所需要的“功夫”;“七壁间案头多恶趣”,环境的布置,令人觉得俗不可耐,难以有品茶的兴致。

宋人的“三点”、“三不点”也好,明人的“十三宜”、“七禁忌”也好,其核心都在“品”字上,是品茶而非饮茶,饮茶意在解渴,品茶意在得其情趣。明代陈继儒的《岩栖幽事》特别强调“品”。他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一人自煎自品,最能体会出茶的神理,二人尚得品茶之趣,三人便只得茶味,七八人共饮,就成了仅供解渴的施茶所,“趣”、“味”并不能得,更无论其“神”了。古人特别喜欢自煎自品,道理也在这里。

唐、宋品茶工于煎,“重在品茶汤的汤花,对茶的色、香、味,又以色为主。”进入瀹茶时代的明、清,工于“瀹”,重在品茶的味和香。唐、宋时代,出现了许多能煎能品的高手,如唐代的陆羽、李约、常伯熊、张又新等人,宋代的蔡襄、宋徽宗、黄庭坚、二苏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明、清两代,高手指不胜屈。煎茶者得一知茶者,则视为知己,引为同调,交流茶艺,乃至由此而定交。明、清两代的文字中,二三好友,相与品茗而谈茶艺的记载最多。

明末有个叫做闵汶水的,原籍安徽,落籍福建,因为年长,人又称为闵老子,以善于烹茶知名。当时一些大名士,识与不识,路过他家,必去拜访,以得尝他所烹的茶为一快。周亮工品过他的茶,说:“水、火皆自任,颇极烹饮态”,张岱所著《陶庵梦忆》中有一段文字,记他访闵汶水,并因品茶而定交的经过,写得绘影绘神。文字开头一段说:

周墨农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闽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皤皤一老。方叙话,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见,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

这一段文字,张岱记述自己打定主意,定要品尝这位老先生所烹的茶,否则决不空回。闵汶水行则拄杖,事则多忘,已是皤然一老翁,张岱记述整个品茶经过的文字,就题为:“闵老子茶”。闵老子知道客人远道慕名而来,执意要品自己烹的茶,很是高兴:

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

这一段文字记闵老子亲自烹茶招待客人,煮茶在一处,品茶在另一处,应该就是茶室。这里明窗净几,摆设着精致古朴的荆溪壶和有“成杯一双值十万钱”之誉的成宣窑小茶盏,茶汤注入盏内,色淡如白金而香气扑鼻,直令张岱拍案连叫“绝!绝!”这是对闵汶水茶室、茶具及煎茶效果的描述。接着,是两人相互品评茶的对话,文字很有风趣,充分反映了两人品茶功夫的精到:

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再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敢复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泉,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是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这一段文字记述他们品茶、品水,精到至极。张岱品茶,品其色、香、味,不是仅能辨别茶的好坏,而且能品出茶的产地、制法和采茶时节;品水,则能品出泉水的新陈、老嫩。这是何等精到的品茶功夫!有人说,这种品茶功夫,是“我国故有文化中登峰造极的东西,失传了很是可惜,也还应该有这方面的专家出现才是”。这是真正认识了我国传统品茶艺术后才有的会心之言。

清代的梁章钜,也是一位好品而善品的人,常常和人一块切磋茶艺。他在《归田琐记》中说:“余尝再游武夷,住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他把当时所谈的内容记录了下来。静参是武夷山天游观中的道士,对当地所产茶的特性、品第甚为精通。梁章钜说:“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茶名的四等,分别是花香、小种、名种、奇种,以奇种品最高,味道如雪梅、木瓜之香,产生这种清香,并非靠人工窨制而成,而是“茶树与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与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烹点奇种茶,“必须山中之水,方能发其精英,阅时稍久,其味亦即稍退”,武夷山的“三十六峰中,不过数峰有之。各寺观所藏,每种不能满一斤,用极小锡瓶贮之,装在各种大瓶中。遇贵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许,郑重瀹之。”这是武夷山茶经静参品评后的品第。茶的特性,静参也品为四等,即香、清、甘、活。他说:“茶品之四等,一曰香”,“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则曰甘,香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乎!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梁章钜对静参的品评十分佩服,说“非身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意思是说,没有亲身在山中品过茶的人,都要以为静参说的是狂人的疯话。

名茶须得好品家才能得茶的神理,善烹茶的人须得好品家才能认其茶艺,所以品茶者最为重要。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中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得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言赏鉴者矣。”这是不仅对品茶者的品饮功夫提出了要求,还认为茶品同人品有关系,品茶者的道德修养最为重要。他说:“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从品茶中可以看出品茶人的修养,而品饮者所品的不仅在于茶汤本身的色、香、味等物质特性,而且是通过品茶产生出种种联想,以至于把茶拟人化,赋予其人类的种种美德,所谓“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士之能得贤”。正如人们常以“君子”、“小人”之类的词来区分自己的同类一样,人们也喜欢用这两个词来区分自然界的东西。古人说茶“一一天与君子性”,这种“君子性”,是从同其他事物的比较中得来的。北宋司马光,把茶和墨相比,他说:“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苏轼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一位画家和书法家,宦海中的沉浮和失意,发之而为诗文,常常是讽谕滑稽,排调不恭;形之而为书画,苍凉沉重而又灵秀飘逸。如果是着眼于前者,苏轼可以说是有宋一代的滑稽之雄。他曾经为茶写过一篇小传,题目是《叶嘉传》,把茶叫做叶嘉,是取譬为名,叶是茶叶,嘉者美也。他把茶拟人化,叙述了茶的历史和茶的德行,既反映了宋人的饮茶方式和对茶的认识,又是苏轼个人终生郁郁不得志的写照。文章开头,略述叶嘉出身何处,到了叶嘉这一代,“少植节操”,“或劝之业武”,叶嘉说:“吾当为英武之精,一枪一旗,岂吾事哉!”“因以游,见陆先生”(即陆羽),“先生奇之,为其著行录传于世”,即陆羽的《茶经》。后有人向汉帝推荐叶嘉,说他“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盛名,有济世之才。”到了朝廷,得到天子的接见,天子对旁边的大臣说:“视嘉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遽用,必捶提顿挫之乃可。”又对叶嘉说:“砧斧在前,鼎镬在后,将以烹子,子视之如何?”叶嘉则“勃然吐气曰:‘臣山薮猥士,幸惟陛下采择至此,可以利主,虽粉身碎骨,臣不辞也。’”于是留在朝廷,天子“引而宴之”,品尝过后,“鼓舌欣然”,说:“始吾见嘉,未甚好也,久味之,殊令人爱,朕之精魄,不觉洒然而醒。”又引古书中“启乃心,沃朕心”的话来称赞叶嘉,赐爵“钜合侯”、官为“尚书”,并说:“尚书,朕喉舌之任也。”后来天子贪饮过度,“每引对,至于再三”,叶嘉正言规劝,天子却很不高兴,说:“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辞逆我,我岂堪哉!”命左右虎贲之士把叶嘉拽倒在地。叶嘉正色说:“陛下必欲甘辞利口,然后爱耶?臣言虽苦,久则有效!”因而遭放逐。其后,叶嘉的子孙遍及海内,主要有二子,长的叫“搏”,取“团”的谐音,次的叫做“挺”,挺尤为人们所喜爱,“抱黄白之术,比于搏,其志尤淡泊也”。处于山野,“拯乡间之困,人皆德之”,所以“乡人以春伐鼓,大会山中,求之以为常”。子孙“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乐山居”。

借物喻志,本来就是文人们的传统艺术手段之一,芝兰蕙萱,松菊竹梅,在文人骚客的笔下,都是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人们引为同调,视为同类,歌颂之,咏叹之,实际上是在表现自我的志趣。唐、宋以来,茶以同样的形象化入诗文中,也是品茶艺术借以表现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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