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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怀仁堂元帅“造反”
陈伯达嘴巴支吾着，半天说不出话。
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之后，人们也马上效仿了。
陈毅说话时，目光直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
张春桥、姚文元和其他组员们缄口无言，目不正视。
夺权！夺权！夺权！整个中华大地在一片“喧闹”和“嘈杂”声中。
毛泽东穿着睡衣、拖鞋坐在沙发上。
两军对峙，勇者胜
1967年2月11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
中南海怀仁堂，小会议室。
铺着白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旁，正中坐着周恩来；右边依次坐着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左边一边是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两军对峙，壁垒分明。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文革”以后，一切党政机构被打乱了，不能行使正常职权，不得已就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这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会议的中心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人民解放军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文革小组成员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国家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紧接着，叶剑英幽默地嘲讽了张春桥搞的“上海公社”：“你们搞上海夺权，又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不知是谁批的？这些人要干什么？”
陈伯达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然说：“这种国家体制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创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的。”
叶剑英冷冷地一笑：“我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伯达同志是理论家，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嘴巴支吾着，半天说不出话。
会议不欢而散。两天之后，即2月16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召开。
这次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自从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便瞄准了北京。2月12日上午，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里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之后，人们也马上效仿了。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赶到丰泽园，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了“一月革命”的“盛况”。这时候的张春桥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回到北京的第四天，怀仁堂的一场大论战会因他而起。这天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时，另一辆红旗牌轿车也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现在红的发紫的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谭震林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心里老大的不痛快。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冷笑一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张春桥瞪了谭震林一眼，恨恨走进了会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第一个发言：“张春桥同志说，上海科长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罪。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在说话时，目光直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不屑一顾地说：“我说了么，是群众不答应。”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用拳头擂打着桌面，大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好多老干部，革命几十年啦，结果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王明、张国焘。”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康生、张春桥等人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严肃地劝阻道：“有话坐下来说，但不能走。”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在这里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
“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了！”
李先念提醒道：“你要走了才有人高兴呀。”
这时候，陈毅怒火中烧，大声说道：“这些家伙上台，才是真正的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有人背着主席和中央大搞抢救运动，结果搞错了许多人，最后还得向人家认错。在座的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陈毅说话时，目光直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因为当时延安整风时，康生一手导演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使许多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叶剑英瞥了康生一眼，慢悠悠地说：“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后来才慢慢明白，其实不是。”
“毛主席一再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随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全整死。”
聂荣臻插话说：“整死了他们好上台。”
余秋里怒冲冲地接过话音说：“现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来整老干部，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嘛，全国打死多少，打残多少，被关起来多少，被逼得自杀多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简直像法西斯、宪兵队。我对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连你们的会也不去参加！”
谢富治辩解道：“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还是――”听到这，李先念打断谢富治的讲话，一改平时讲话不紧不慢的节奏，语言显得急促：“你不要和稀泥！什么主流！难道斗争老干部讲主流，对待老干部就不讲主流吗？就该统统打倒吗？你们不要以为靠某些人撑腰就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老干部还没有全被隔离审查，我们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有讲话的权力。”
李富春站起身，把一摞照片和材料扔到文革小组成员们面前，威严地说：“你们看看吧，这是所谓的批判！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哪！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组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人被揪斗的照片。
张春桥、姚文元和其他组员们缄口无言，目不正视。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偷偷地背地里流眼泪！”
谢富治勉强笑着劝慰道：“谭老板，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要考虑到革命的全局嘛。”听了谢富治的话，谭震林又猛然站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我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语气沉重地说：“自打《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全国就开始大规模的揪斗，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对老干部要彻底批斗的么？”
周恩来听后，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我没看到。”
周恩来又问在座的其他“文革”成员：“你们请示了谁？”
陈伯达连连摆着手：“我不知道呵，可能是秘书处理的吧，我回去查查。”
周恩来严厉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们不让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
陈伯达道：“我们疏忽了，今后一定注意。”
徐向前生气地补充道：“今天在座的除了你们这一班人，哪一位没被炮轰过，没被批斗过？有的还被抄家，被盯梢，连孩子都被抓起来。”
李富春平和而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不讲话，违背良心讲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地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陈伯达低头哈腰地连说：“我们回去一定研究。”
就在会上舌枪唇剑地辩论时，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惟有眼珠子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会议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周恩来问康生：“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话？”康生摆摆手：“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痛。”
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簇拥着周恩来走出怀仁堂。
康生微闭双眼，仍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会议桌左边的一排文革成员也没离开，他们都用目光默默地望着他。
康生睁开眼睛，脑袋一扬气悻悻地说：“看到了吧，这就是斗争，这就是一场重大的路线斗争。有人动摇了，有人害怕，你们要站稳立场。现在都到钓鱼台去。”
……
怀仁堂，坐落在中南海之畔，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此召开，使他著名于世。此后，中共中央的许多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曾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的、欢悦的。然而，1967年2月，却发生了“文革”十年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大争吵。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笔杆子对付枪杆子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大闹怀仁堂”之前的背景：风雪迷漫的深夜，北京站巍然耸立的大钟指向“十二”点。
一个男人高亢而威严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新年好！现在广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进入了1967年，这是所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所谓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夺权！夺权！夺权，整个中华大地在“喧闹”和“嘈杂”声中。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连遭冲击。请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在1967年1月1日收到的几份电报：
急电！
昨晚九时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击沈阳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目前，冲击仍在继续。请军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凌晨两点二十分
急电！
南京军区副司令张才千来电：昨晚十一时，大约万名红卫兵搜抄了8名军区领导的住宅，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请军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凌晨三点
急电！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来电……
急电！急电！一连串的电报直奔军委办公室。叶剑英急了，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军委副主席林彪。林彪听了叶剑英的汇报后，说：“我近来身体不好，请你找其他几个老帅研究一下，看当前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该怎样搞。”
于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元帅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等聚集在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那里。
徐向前忧心如焚地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秘书长，你应该下命令制止这种行动。”叶剑英点点头：“是呵，没有组织、没有章法，就要乱套。军委文革小组被打瘫了，部队的运动没人管了，这样不行，我的意见，军委要尽快重新组建一个领导机构，把部队的运动管起来。这样才能制止眼下的混乱局面，把部队稳定住。”
陈毅把手中的几张《人民日报》狠狠一扔，气愤地说：“夺权？夺权？我们拎着脑壳拼杀了二十多年的江山，就这样被他们夺了，我硬是想不通！我非要管一管！”
聂荣臻愤慨地说：“小人得志，欲壑难填，他们今天夺地方的权，明天就敢夺军队的权，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彭德怀、贺龙一样，被人家打翻在地。”
叶剑英豪放地笑道：“自古三军易摧，帅志难夺。我们还斗不过他们？！”
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稳住军队这块阵地，在几位老帅的努力下，拟就了军委“九条命令”，最后拿到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并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一起参加。
这从事后林彪和叶剑英的一段电话谈话中可略知一二：
“我是101，喂，剑英同志吗？会议开得怎么样？”
“争论得非常激烈，康生、陈伯达同志没有参加，我们提出的九条，他们一概反对，吵了一夜，总算通过了七条，有两条他们硬是给砍掉了。这第一条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另一条是各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战斗组织。江青吗？会上她一句话也没说……”
“能夺回这七条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那两条以后再说。你带上这份讨论稿，我们马上去见主席。”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毛泽东穿着睡衣、拖鞋坐在沙发上。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坐在他的身边。每个人都用期待和不安的目光注视着他。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递来的讨论稿，认真地看着。读罢，顺手拿起红铅笔在一页纸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声音朗朗地说：
“你们商定的这七条很好，可以照发全军。还应再加上一条，不要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不要搞株连，干部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他微微眯起双眼，逐一审视着几位老帅，操着浓重的口音：“你们送来的几份《军委快报》，我都看了，现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反军乱军的黑风，此风盛行，国难无穷，要坚决刹住，绝不允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要处理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如果他们以为解放军一再忍让可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分子，对大多数协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认错后仍可放他们回去。”
他离开沙发站起身，用力打着手势，威严地说：“你们告诉全体指战员，就按这八条命令执行！”
几位元帅神情庄重而振奋地站起身。
毛泽东批准“八条命令”的消息，使江青坐卧不安。她马上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聚集在“文革”顾问康生那里求计问策。
康生把面前的几个人逐个扫视一遍，笑眯眯地说：“靠我们这几个人的力量不行，这些人比地方的走资派难对付。以后文革小组要多向林副主席请示，他了解军队也指挥军队。你们还可以写文章反击，题目就叫‘坚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叫用笔杆子对付枪杆子。”
“揪军内一小撮”出笼了。由此，一场“十二级台风”真的刮起来了。
长安街。新华门前。万头攒动，人声鼎沸。
“坚决揪出大黑帮头子陈毅！”“朱德不出来我们决不收兵！”……造反派们声嘶力竭地高喊着。
再也不能等待了，再也不能沉默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再沉默就是纵虎下山，养痈遗患了。老帅们深知这一点。
几位老帅又聚在一起。
陈毅满面怒容地说：“他们以为没人敢碰，越发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了。”
叶剑英愤愤地骂道：“中央文革是一帮什么东西，像群疯子，为所欲为。为啥没人管一管？”
谭震林气愤地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再不出来说话，谁个出来说话。”
徐向前大声说：“我支持你。”
谭震林果断地说：“凭当年井冈山上同毛主席打天下的份，也要同他们斗一斗。”就这样，蓄积已久的愤怒，终于导致了怀仁堂上的大抗争。
暗箭难防
钓鱼台，十六号楼，康生办公室。
康生在屋里踱着方步，点着一支烟，放在嘴边，一口一口地吸着。透着缭绕的烟雾，他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心里就不寒而栗：那些自负的老帅们，居然敢向他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发起进攻，蔑视他们的权威，实在是太猖狂了，必须想个办法好好整整。
吐出一圈烟雾，他望了望静静地站一旁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靠这几个中央文革的人，是根本制不了对手的，怎么办，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康生就这样在屋里不停地走着，突然，他镜片后的眼睛一亮，终于想出一个收拾老帅们的“良策”。对，无论如何要用“激将法”把“最高统帅”请出来，借刀杀人。
他主意已定，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
康生重又坐在大写字台前，审阅着姚文元、王力在怀仁堂里记的《会议纪录》，并不时在上面修改几笔。
看罢，将《会议记录》递给张春桥，郑重地交待道：“好！就这样定了。你们马上把这份《会议记录》给江青同志送去，请她赶快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本来，“中央碰头会”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所以“怀仁堂大论战”便少了她这位主角。
江青接到康生送来的《会议纪录》，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康老还真猜中了，他们果然又跳出来了。好哇，那咱们这回就把京西和怀仁堂的账加在一起算。”
江青说的“京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要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谈起。军委扩大会议，顾名思义必须是军委一般人才能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小组什么事都要插手，所以像军队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也参加了。
会议没有召开前，在座位排次上，就令江青无比的恼火。参加会议的四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正中，而江青、陈伯达等人却被安排两边。王力、戚本禹连块桌角也没挤上，只好悻悻地退下主席台，在第一排边上找了两个空位置。
江青显然对这种屈尊而坐很不满意，脸色阴沉地望着天花板。
主持会议的徐向前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话筒：“大家静一静，现在开会。”未等徐向前宣布议题，江青突然尖着嗓子喊道：“大会主席，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徐向前扭头望着她：“什么事？”
江青拖长声调：“是谁下的命令，不许蒯大富进京西宾馆？”
陈毅目不斜视，高声答道：“是我。”
江青面含冷笑：“请问陈老总，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
陈毅也冲江青微微一笑：“我也请问江青同志，蒯大富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军委会议？”
江青如鲠在喉，无言以答。
陈伯达急忙接话道：“蒯大富是江青同志特意请来，给会议介绍红卫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的，我们应该欢迎嘛。”
叶剑英爽朗地笑道：“今天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座的有军区司令、炮兵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可没有学生司令啊！”
……
江青开始对这些老帅恨之入骨。
张春桥看到江青对老帅们如此不满，指着《会议纪录》对江青说：“康老请你马上向主席报告。”
江青想了想：“还是你们当面去向主席报告好，你们是参加者，有发言权。不过――”她顿了顿又说：“这份《会议纪录》我觉得调子还有点太低，要打就要打得狠。咱们再重新整理一份文字材料，口说无凭嘛。文元同志，还是你这个大秀才执笔吧。”
姚文元欣然受命，坐到江青的位置上，俯案操笔。
江青一边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边抑扬顿挫地说：“这是继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我们党内又出现的一场新的、重大的路线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是这次错误路线的总代表……”
王力插话道：“还有徐向前。”
江青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说：“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是积极追随者。周恩来、陈伯达在斗争中动摇；政治局成员中只有康生、谢富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进行的一次垂死挣扎。是一小撮走资派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疯狂反扑。”
整理好后，江青又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了一个条子：“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旋即张春桥、姚文元拿着江青写的条子，前往中南海，等待接见。
“大闹怀仁堂”后，谭震林回到家。他一句话也不说，伏在写字台上，奋笔疾书。谭震林忧国忧民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他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抨击”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谭震林怎么也没有想到，此时的林彪跟江青是一条路上的。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了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余怒未消，一挥手：“我要休息了”
就在谭震林给林彪写信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见到了毛泽东。
夜。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毛泽东笑眯眯地吸着烟，在听张春桥念“会议纪录”。
张春桥有声有色地读着：“……会议开后不久，当张春桥同志讲到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时，谭震林同志粗暴地打断张春桥同志的发言，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群众，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皱了皱眉头，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张春桥继续念道：“当谢富治同志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胜利，就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谭震林同志反驳说：什么胜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都打倒。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偷看了一眼毛泽东，又念道：“聂荣臻同志说：‘这个运动简直像希特勒的法西斯！’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老干部有错误，也不该往死里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的走资派。’……”
毛泽东听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打断张春桥的声音：“文化大革命是我点起来的，他们要反对，可以来造我的反嘛。”
张春桥翻了一页，接着念道：“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
毛泽东神色严厉地插话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
张春桥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暗暗窃喜，他喝了口茶水，声音更高了：“陈毅同志说：‘延安整风就犯了左倾错误，整错了一大批老干部。可我们党内的领导人仍不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一样，又犯了左倾错误。’”
毛泽东一听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叭”地一拍沙发的扶手，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他陈毅想要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他猛吸一口烟，站了起来，高大的身躯在屋里踱着步。
张春桥见火已点着了，又向毛泽东跟前凑了凑，说：“谭震林同志还指责党，说党内不纯洁。他还辱骂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说是乱党乱军的罪魁祸首。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他就不干了，并当场拿起衣服要走。”
“他不愿干，让他走么！离开他，地球照样转。”毛泽东生气地回敬道。
张春桥翻着《会议纪录》最后一页，又念道：“李先念同志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有严重错误，并指责康生和陈伯达：‘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周恩来还指责道：‘这样大的事，也应该让政治局讨论一下么，为什么连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呢？’……”
毛泽东厉声喝道：“发篇社论为什么非要让政治局常委审查？我们党历来没有这种先例，党章上也没有这个规定。”
张春桥将《会议纪录》轻轻地放在茶几上，暗暗地笑了一声。
毛泽东望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动声色地问：“你们说，我们党内现在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望了一眼，果断地说：“有。”
毛泽东接着问：“当一股逆流气势汹汹扑来了，怎么办？”
张春桥一下站了起来，无所畏惧地说：“发动群众，坚决痛击！”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是呵！我们还得依靠群众呵！春桥、文元同志，看来，你们还不能回上海，北京城要刮大风哟。”
这时，值班秘书走进来，小声地说：“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要见您。”
毛泽东余怒未消地一挥手：“告诉他们，我休息了。”
秘书点头退出。
毛家湾，林彪的客厅。
林彪在接到谭震林的信后，立即把“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叫来。林彪打着手势，让他们坐下来。
叶群含笑告诉他们：“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围攻中央文革小组，主席发怒了，要反击这股逆流。林总把你们找来打个招呼，免得你们跟着他们跑，犯错误。”
吴法宪当即表态：“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线。好家伙，敢反对中央文革，这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吗？”
邱会作也说：“我一切听林总的，坚定不移地跟林总走。”
林彪满意地笑笑，推心置腹地说：“你们都是我几十年的老部下，我信得过你们，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林彪还把谭震林的信向他们扬了场，说：“你看这信，不要向他学。”
几个人神情庄重地连连点头。
正当林彪和“四大金刚”在议论“大闹怀仁堂”的时候，电话响了，叶群接过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的。
叶群放下电话，对林彪说：“周恩来通知，今晚夜里两点，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请你参加。”
林彪想了想说：“我身体不好，就不去了，你代我向主席请个假。”
叶群急忙劝道：“别的会你可以不去，这个会你一定要参加。”
林彪信赖地对叶群说：“你可以代我参加会议么。”
他望着“四大金刚”，若有所思地说：“又是围绕怀仁堂那件事，看来，这回有好戏看喽！”与此同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也聚在李富春家里。他们也在谈论“怀仁堂大论战”会带来的后果。
谭震林还是那副老样子，怒气犹在：“他们欺人太甚，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再不讲话，他们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我又给主席和中央写了封揭发信。这回我是提脑袋，冒着风险来干的，准备着让他们把我整掉。”
陈毅也说：“怕什么，大不了罢官，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我还可以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还会做担担面么。没什么可以怕的。”
“怕什么，无非被打倒么！”老帅们有点义愤填膺地嚷着。
这时，摆在墙角的电话铃响了。
李富春走过去抓起话筒：“喂，谁呀，噢，总理……”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几双眼睛都盯着那部红色的电话机。
只听李富春说：“……对，都在我这里……嗯……什么时候……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主席有什么指示……嗯……嗯……我尽量劝说吧……再见。”
李富春放下电话，神情严肃地说：“今晚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总理要求我们主动找主席作检讨。”
“我们有什么可检讨的！应该让他们检查！”几位老帅惊愕地喊道。
李富春看看大家，把手往下轻轻一压，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总理考虑是对的，为了我们整个国家，他不希望我们中间再有人被打倒。”
几位老帅全沉默了。
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2月18日晚至19日拂晓，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宽大的会议桌旁，一边坐着被称为“三老四帅”的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边坐着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两排人中间。
“三老四帅”一进屋，毛泽东就没给好脸色。几十年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老帅们，对毛泽东今天这样冷淡的态度，无不目瞪口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一定是恶人先告状，江青抢先向毛泽东“奏本”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早已心中有数的周恩来，一看毛泽东一脸怒气的表情，就已经知道毛泽东要亲自出场了。他早已思考过，今天的会议，将会比怀仁堂那次摊牌会议更加尖锐、激烈。“三老四帅”们的观点和自己完全一样，他们在怀仁堂的摊牌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是支持。可是，现在让自己主持会议，来批判“三老四帅”，这不是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地位吗？再说，“三老四帅”也是代自己受过呀？自己主持会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在那里挨批判，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什么处境？自己是扮演了一名什么角色，这比自己挨批判还痛苦。
他终于打定了主意，要尽一切力量，为战友们开脱、解围、帮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全部中箭落马，果真把“三老四帅”都打倒了，那不仅是几个人的不幸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人民的不幸。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暗中支持他们，不仅如此，就是在会议上，也要巧妙地为他们打接应。
周恩来尽管心情沉重，但他还是装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来主持会议。
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太难了，既要保护战友，又要紧跟毛泽东，有时还要替自己的对手――中央文革帮几句腔。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会场，首先讲话了，他语气严厉：“……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想干什么？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有抵触呢？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呢？”
毛泽东的开场白，使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都惊愕地望着他。
又是急性子的谭震林，首先辩解。他说：“我认为我在会上的发言没有错，是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搞文化大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快言快语的陈毅也坦白地说：“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没等陈毅把话讲完，就打断了他的话，继续盛怒地说：“你们都不要为自己辩解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正确是百分之九十七，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是错误的。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去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吧！”此时，毛泽东那好斗的性格又爆发出来了。
他继续用挑战的语气说：“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一个老党员，要替资产阶级讲话，行不通哟！”
谭震林听到毛泽东提到自己，倔脾气又犯了，顶撞道：“我不该早入党40年，我不该活65岁！”
毛泽东声音中透着威严地说：“你可以退党么，就不革命么！不活65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么！”
打架无好手，骂架无好口，双方你来我往，步步升级，都不冷静，说话都出格了。
这场交锋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毛泽东发火，这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可是谭震林如此斗胆冲撞，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一开始，会便开僵了，而且还在升级。尽管事先他分头向“三老四帅”打过招呼，要忍让，要认错，要检讨。这是保存实力的一种良策！可是……
周恩来连忙打圆场，诚恳地说：“主席，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可他对“三老四帅”却毫不让步，他怒气冲冲地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愤然退出会场。
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话，算是一锤定了音。他的“御驾”亲征，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江青等人，转危为安，扭转了败局，胜利是注定了。
此时，“交战”双方的表情十分鲜明。坐在一边的康生、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叶群等“文革”派，个个露出趾高气扬的神情。而“三老四帅”却感到毛泽东像一位陌生人似的。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望望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语气平静地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像今天这样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
停顿了片刻，他有意地缓和一下紧张和不安的气氛，问老帅和副总理们：“谁有什么话，先说吧！”
“有什么好说的。”不怕邪的谭震林恼怒地一挺脖子，“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
早已摩拳擦掌的江青，见此情况，也“放炮”了：
“你谭震林，那么疯狂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你是可耻的叛徒。你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她一下意识到说走了嘴，又更正似地说：“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
她又脸冲着陈毅，说：“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老实告诉你，就是玉皇大帝下凡，也休想阻止文化大革命。”她激动地用力一挥拳，威胁地说：“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见江青“放炮”，康生也上场了。
在2月16日那头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他没有积极上阵。会后，受到了江青的埋怨。在这次反击中，他要“戴罪立功”了。
“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他撸着胳膊，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继续“吼”道：“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25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诬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最后，他像发了神经病似的，大声喊叫起来：“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奉陪到底！”李富春听不下去了，他用愤怒的目光狠狠扫了康生一眼，冲康生反击道：“那你就逮捕我们吧，你组织专案组来审查我们吧！”
陈伯达也插话了。他提高了嗓门：“同志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13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
这时，手握生杀大权的谢富治也上阵了，“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行动。”
他又冷嘲热讽地说：“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恶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
“同志。”徐向前打断了谢富治的话，“军权就在我们手里握着呢！这还用夺吗？我们到底要夺谁的权呀？究竟是谁要夺权？”
“现在问题已经清楚了。”另一员“战将”关锋也帮腔了。
“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就在上头。”他扫了周恩来一眼，含沙射影地道：“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两伙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又接上道：“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合流，在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我揭发！”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尖声尖气地叫道，“我代表林彪同志揭发叶剑英，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时候，他很不满，说自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战士在他负伤临死的弥留之际，诅咒过自己所参加的这场战争。你说过吗？”
“说过。”叶剑英不动声色，坦率地点点头道：“我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
“你这是影射。”叶群感到叶剑英的话是对她的蔑视，恼怒地喊道：“你把话挑明白了，你究竟是影射谁？”
“我讲得很明白嘛！”叶剑英从容不迫地望着满脸怒气的叶群，“什么叫影射呢？如果谁认为影射，那是多疑！”
……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
周恩来一看双方相持不下，一方猛攻，一方死守防线，寸步不让。这样下去，怎么向毛泽东交差。
想到这，他望望“三老四帅”，严肃地说：“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的住处。
夜已经深了，他却丝毫没有睡意，独自站在庭院里的古柏下，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沉思。
秘书从门外匆匆走进来，递给他一封信，并说：“这是江青同志派人送来的急件，让马上交给您。”
周恩来接过信，撕开，抽出一页信纸，借着路灯的亮光辨认着。只见江青的信是这样写的：
总理：
散会后，文革小组同志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同志已同意。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江青
看罢江青的信，他又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沉思了一会儿，便回到了办公室，立即拨通了叶剑英西山住所的电话。
此时，叶剑英西山的住所，也是人声朗朗，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全聚在这里。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温和而又郑重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起坐坐也好么……我没什么事，只有三句话：“第一，你们一定要做到心平气静，吃好睡好，不许打疲劳战，不要住医院。”
“第二，工作不能撒手，特别是你们几位老帅，要把军委的事情抓好，这是主席和中央定的，任何人无权干涉。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
“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
“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保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末了，周恩来又叮嘱道：“你们以为我们手中的权力是私有财产吗？想不要就扔掉！如果那样，我早就搬出中南海了。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求你们，必须做出检查！”
叶剑英神色庄重地回答：“好吧，请总理多保重。”
放下话筒，他用深邃的目光望着众人，语气严肃地说：“总理要求我们必须检查。”
检查！为什么要我们做检查？陈毅不解地说：“周总理为什么不替我们讲几句公道的话！”
叶剑英微微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总理比我们想的深，看得远，从长计议，要做检查。”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如果没有主席直接参战，康生、江青、陈伯达，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主席一参战就复杂了！”
“总理的处境很难啊！”谭震林道：“中央文革这伙人，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目的，就是改朝换代。”
徐向前苦笑着摇摇头：“这件事后，我感到意外的是，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会这样。我们失去了理智，主席也感情用事了……”
“我们不要辜负总理的良苦用心。”叶剑英动情地说，“政治舞台上的较量和军事舞台上的较量是一样的，有时要有猛张飞那样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时也要有诸葛亮那样的计谋，这叫智勇双全。”
一旁的聂荣臻赞许地看了叶剑英一眼，语气平静地说：
“1947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向胶东根据地发起进攻。摆出和我军决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硬碰硬地拼个高低，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大踏步地撤退，暂时挂‘免战牌’。当时很多人想不通，我们陈老总在大会上讲：今天的大撤退，就是为了明天的大进攻，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就不怕打碎些坛坛罐罐。一年后，我们就开始大举进攻；三年后，骄横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就完蛋了，新中国就诞生了。陈老总还把那段经历拍成电影，叫‘南征北战’。看来，我们今天还得打一场‘南征北战’呵！”
陈毅听完，豪放地哈哈大笑：“他妈的，老子检讨！”
帽子、棍子一齐飞！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批判教育”。
各种帽子、棍子一起飞来：
李富春身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工作，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说：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
陈毅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说：陈毅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积极支持老帅，康生又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本来对“二月逆流”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可是，江青并不满足。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指使下，“坚持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一幅幅内容相同的大标语，在一夜间刷满了北京城。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目标首先指向的是谭震林。
北京农业展览馆，大厅正中悬挂一幅大红横标：“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开幕式！”欢快的音乐声中，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几位部长和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上前剪彩。
突然，一群红卫兵冲进大厅，为首的是“学生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他们强行扯下横标，换上一条“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大会”的会标，有几个人拥上前，推搡着谭震林和在场的干部挂牌子。几名身强体壮的警卫人员上前护住谭震林，请他赶快离开会场。
谭震林没有动，一把从红卫兵手中夺过牌子，挂在自己胸前，厉声说：“你们讲的‘二月逆流’我最清楚。要斗就斗我，让其他领导都走。”
正在这时，康生也赶到了展览馆，看看会场，说：“大寨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义愤填膺，高呼“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声音此起彼伏。
谭震林遭到挂牌批判的同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却接到了“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打来的电话。戚本禹说：“李先念同志，您写的检查，中央文革小组没通过，请您再写一份，明天上午送到钓鱼台。”
李先念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我没有错，没什么可检讨的！你们不是想打倒我吗，让你们打倒好了！我就是不检讨！我一个字都不写了！”说完，就“叭”地挂上了电话。
这些，江青和陈伯达仍不感到满意。3月14日，北京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小将们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18日，又出现了更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
北京工人体育场，大雨滂沱。然而，这里却聚集了大约10万人。
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47位老人，他们被作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头面人物，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被集体揪出来示众。
当谭震林听到最高指示“谭震林不愿干，让他走”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大声高呼：“这不是主席的话，是编的！”呼声引来了拳打脚踢，谭震林捂着被打破的头，用更高的声音重复他的否定。
彭德怀被七次打倒在地，打断了两根肋骨，依然紧绷着脸站了起来，至死不跪……
事后，江青得意地说：“总算出了一口气，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尽管老帅们受到了批判，他们仍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批斗会结束后，陈毅写信给叶剑英并附诗一首：“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叶剑英也很自信地挥毫泼墨，写了一首《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
串连炮打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毛泽东：社稷为重
江青、康生反诬“三老四帅”的正义抗争为“二月逆流”的阴谋得逞后，仍不罢休，再度向他们发难。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联席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慷慨激昂地发言：“……这样的会已经开了多次了，可二月逆流的参与者们并没有深刻检查，反而在继续狡辩，继续反扑。我想再次提醒一下，这样是对你们没有好处的，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我们不答应，群众也不答应。你们这些人在历史上也是很不干净的。不信吗？那就请看看吧，这是红卫兵小将们的揭发材料。”
他说着，就从皮包里抽出一叠传单，准备分发给参加会议的人。
周恩来翻了两页，又递给王力，批评他说：“这些东西你能相信吗？怎么能拿到党的会议上来散发呢？马上收回去！”
王力没有动，却用询问的目光望了望参加会议的康生和江青。康生笑了笑，说：“对群众的揭发材料要认真对待，认真核实么，不要轻易就拿出来。”
王力将传单重新塞回皮包里，气怏怏地说：“这些揭发都是有根据可查的。这里面有1939年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叶剑英企图投敌的报道；有1942年朱德代表八路军写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向蒋介石要给养、要枪支，还肉麻地称蒋介石委员长；有李先念1946年听从蒋介石的指令，背着党中央私自率部放弃大别山根据地的揭发材料；还有1948年毛主席在阜平县陈南庄宿营时，聂荣臻密告蒋介石，使主席驻地当天遭到敌机轰炸的揭发材料；还有……”
“别说了！”周恩来厉声说道。
你可知道，你的这些讲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可知道1948年4月敌机轰炸阜平县城，是谁冒着枪林弹雨把毛主席背到防空洞的，这个人就是聂荣臻同志。至于敌机为什么突然轰炸，我们在1949年解放保定时，就从敌伪档案中查清是一个潜伏的特务向蒋介石告的密；经中央批准，当时已将这个特务枪毙了。你们今天又提出这件事来，想干什么呢？”
顿了顿，周恩来又说：“我们是党的干部，不能随便中伤他人！否则，我们怎能对得起人民呢？”
几位老帅听了周恩来的话，不住地点头。
江青急了，拖着长腔喊了起来：“当时那样急急忙忙枪毙一个小特务，我怀疑是有人心虚，杀人灭口。”
聂荣臻神情冷漠地注视着江青。突然，他“叭”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怒声吼道：“我要见主席，我要见主席！”
正在这时，秘书走进来，向周恩来小声讲了几句话。周恩来点点头，庄重宣布：“主席来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
熟悉中南海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个十分响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游泳池。这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1966年以后，毛泽东搬到了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10年人生。
毛泽东微闭双眼仰靠在沙发上，一只手轻轻抚摸着旁边闪着红灯的袖珍收音机。宽敞的书房里，回响着林彪嘶哑的声音：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带枪的走资派揪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大决战……”
秘书走进来，小声说：“主席，总理来了。”
毛泽东关掉收音机，站起身说：“快请他进来！”
握手、寒暄。周恩来从包里拿出几份材料递给毛泽东，说：
“政治局已经召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都做了深刻的检查。”毛泽东翻了翻周恩来递来的材料，温和地笑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就改，改了就好。我的批评也有些过火了，我也可以向他们道歉。”
周恩来有些为难地说：“徐向前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和军委秘书长的职务。”
毛泽东：“他们是在闹情绪吧。”
周恩来：“几位老帅目前处境确实很难，感到压力太大，不好工作。而且，这次军委召开会议竟然没让他们参加。”
毛泽东：“这是谁搞的？”
周恩来：“我事后才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
毛泽东：“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你告诉几位老帅，要以国家社稷为重。还是要让徐向前来当军委文革组长，天塌不下来；要让叶剑英继续主持军委工作。”
果然，1967年的“五一”节前夕，周恩来领着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去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三老四帅”来到中南海。
一走进毛泽东的客厅，他就微笑着，站了起来，主动地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一握手。
坐定之后，“你们身体都好吗？”毛泽东满脸笑容，望望几位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关切地问道。
“还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答道。
“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心里也着急啊！”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口气道：“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误，检讨了就很好嘛！”
“三老四帅”们也纷纷地说：“我们对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想不通，认识也跟不上形势。我们看到一些老干部被打倒，社会秩序又一片混乱，我们总觉得这是中央文革之过……”
“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了。”
毛泽东摆了摆手，回避了问题，道：“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嘛！中央文革不想打倒你们，红卫兵不想打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副总理和老帅们顿时心花怒放，他们对毛泽东是信任、尊重、崇拜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解围，可以解放了，一块石头落了地。
“2月16日那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打圆场说，“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感到了辜负主席的期望，也想有机会向主席当面检讨。”
“你们不要背包袱哟！”毛泽东开心地哈哈大笑。客厅里谈笑风生，一派欢乐的气氛。
善于捕捉战机、趁热打铁的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明天是‘五一’节联欢晚会，主席……”他看看“三老四帅”，接着说，“您看谁应该参加？”
“你开个名单吧！”
毛泽东笑道，风趣地说，“没有你们陪我上天安门，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
早已做好准备的周恩来拿出一份名单，上面除了“三老四帅”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政军干部。
毛泽东粗略地看了一下，顺手拿起笔，在名单上批了“同意”二字。周恩来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不仅仅是身陷重围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公开亮相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大批国家栋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了实力，未来就有希望了。他有一种挽回败局的兴奋心情，不时地微笑着。
又谈了一阵子，周恩来看看表，已经过午夜了。他对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江青知道后，几乎鼻子都气歪了。
她怒从心头起：主席在这个时候接见这几个败将干什么？他这种举动，是一种妥协、调和，不，这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肯定是周恩来搞的鬼。她埋怨毛泽东捉弄中央文革，批准批斗他们的是你，宣布他们无罪的又是你。好人都被你当了，今后中央文革的工作还怎么做？
江青把一肚子的火，都发到毛泽东的身上了。
1967年5月1日这天的广播，有一段女播音员清亮、兴奋的声音：
“……上午十点，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首都群众一起欢度‘五一’。随同毛主席和群众联欢的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至此，“三老四帅”开始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政变彻底失败后，11月14日，毛泽东接
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之后，人们也马上效仿了。
陈毅说话时，目光直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
张春桥、姚文元和其他组员们缄口无言，目不正视。
夺权！夺权！夺权！整个中华大地在一片“喧闹”和“嘈杂”声中。
毛泽东穿着睡衣、拖鞋坐在沙发上。
两军对峙，勇者胜
1967年2月11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
中南海怀仁堂，小会议室。
铺着白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旁，正中坐着周恩来；右边依次坐着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左边一边是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两军对峙，壁垒分明。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文革”以后，一切党政机构被打乱了，不能行使正常职权，不得已就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这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会议的中心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人民解放军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文革小组成员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国家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紧接着，叶剑英幽默地嘲讽了张春桥搞的“上海公社”：“你们搞上海夺权，又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不知是谁批的？这些人要干什么？”
陈伯达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然说：“这种国家体制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创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的。”
叶剑英冷冷地一笑：“我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伯达同志是理论家，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嘴巴支吾着，半天说不出话。
会议不欢而散。两天之后，即2月16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召开。
这次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自从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便瞄准了北京。2月12日上午，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里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之后，人们也马上效仿了。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赶到丰泽园，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了“一月革命”的“盛况”。这时候的张春桥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回到北京的第四天，怀仁堂的一场大论战会因他而起。这天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时，另一辆红旗牌轿车也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现在红的发紫的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谭震林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心里老大的不痛快。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冷笑一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张春桥瞪了谭震林一眼，恨恨走进了会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第一个发言：“张春桥同志说，上海科长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罪。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在说话时，目光直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不屑一顾地说：“我说了么，是群众不答应。”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用拳头擂打着桌面，大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好多老干部，革命几十年啦，结果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王明、张国焘。”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康生、张春桥等人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严肃地劝阻道：“有话坐下来说，但不能走。”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在这里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
“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了！”
李先念提醒道：“你要走了才有人高兴呀。”
这时候，陈毅怒火中烧，大声说道：“这些家伙上台，才是真正的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有人背着主席和中央大搞抢救运动，结果搞错了许多人，最后还得向人家认错。在座的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陈毅说话时，目光直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因为当时延安整风时，康生一手导演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使许多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叶剑英瞥了康生一眼，慢悠悠地说：“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后来才慢慢明白，其实不是。”
“毛主席一再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随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全整死。”
聂荣臻插话说：“整死了他们好上台。”
余秋里怒冲冲地接过话音说：“现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来整老干部，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嘛，全国打死多少，打残多少，被关起来多少，被逼得自杀多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简直像法西斯、宪兵队。我对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连你们的会也不去参加！”
谢富治辩解道：“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还是――”听到这，李先念打断谢富治的讲话，一改平时讲话不紧不慢的节奏，语言显得急促：“你不要和稀泥！什么主流！难道斗争老干部讲主流，对待老干部就不讲主流吗？就该统统打倒吗？你们不要以为靠某些人撑腰就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老干部还没有全被隔离审查，我们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有讲话的权力。”
李富春站起身，把一摞照片和材料扔到文革小组成员们面前，威严地说：“你们看看吧，这是所谓的批判！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哪！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组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人被揪斗的照片。
张春桥、姚文元和其他组员们缄口无言，目不正视。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偷偷地背地里流眼泪！”
谢富治勉强笑着劝慰道：“谭老板，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要考虑到革命的全局嘛。”听了谢富治的话，谭震林又猛然站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我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语气沉重地说：“自打《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全国就开始大规模的揪斗，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对老干部要彻底批斗的么？”
周恩来听后，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我没看到。”
周恩来又问在座的其他“文革”成员：“你们请示了谁？”
陈伯达连连摆着手：“我不知道呵，可能是秘书处理的吧，我回去查查。”
周恩来严厉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们不让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
陈伯达道：“我们疏忽了，今后一定注意。”
徐向前生气地补充道：“今天在座的除了你们这一班人，哪一位没被炮轰过，没被批斗过？有的还被抄家，被盯梢，连孩子都被抓起来。”
李富春平和而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不讲话，违背良心讲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地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陈伯达低头哈腰地连说：“我们回去一定研究。”
就在会上舌枪唇剑地辩论时，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惟有眼珠子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会议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周恩来问康生：“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话？”康生摆摆手：“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痛。”
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簇拥着周恩来走出怀仁堂。
康生微闭双眼，仍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会议桌左边的一排文革成员也没离开，他们都用目光默默地望着他。
康生睁开眼睛，脑袋一扬气悻悻地说：“看到了吧，这就是斗争，这就是一场重大的路线斗争。有人动摇了，有人害怕，你们要站稳立场。现在都到钓鱼台去。”
……
怀仁堂，坐落在中南海之畔，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此召开，使他著名于世。此后，中共中央的许多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曾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的、欢悦的。然而，1967年2月，却发生了“文革”十年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大争吵。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笔杆子对付枪杆子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大闹怀仁堂”之前的背景：风雪迷漫的深夜，北京站巍然耸立的大钟指向“十二”点。
一个男人高亢而威严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新年好！现在广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进入了1967年，这是所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所谓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夺权！夺权！夺权，整个中华大地在“喧闹”和“嘈杂”声中。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连遭冲击。请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在1967年1月1日收到的几份电报：
急电！
昨晚九时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击沈阳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目前，冲击仍在继续。请军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凌晨两点二十分
急电！
南京军区副司令张才千来电：昨晚十一时，大约万名红卫兵搜抄了8名军区领导的住宅，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请军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凌晨三点
急电！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来电……
急电！急电！一连串的电报直奔军委办公室。叶剑英急了，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军委副主席林彪。林彪听了叶剑英的汇报后，说：“我近来身体不好，请你找其他几个老帅研究一下，看当前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该怎样搞。”
于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元帅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等聚集在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那里。
徐向前忧心如焚地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秘书长，你应该下命令制止这种行动。”叶剑英点点头：“是呵，没有组织、没有章法，就要乱套。军委文革小组被打瘫了，部队的运动没人管了，这样不行，我的意见，军委要尽快重新组建一个领导机构，把部队的运动管起来。这样才能制止眼下的混乱局面，把部队稳定住。”
陈毅把手中的几张《人民日报》狠狠一扔，气愤地说：“夺权？夺权？我们拎着脑壳拼杀了二十多年的江山，就这样被他们夺了，我硬是想不通！我非要管一管！”
聂荣臻愤慨地说：“小人得志，欲壑难填，他们今天夺地方的权，明天就敢夺军队的权，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彭德怀、贺龙一样，被人家打翻在地。”
叶剑英豪放地笑道：“自古三军易摧，帅志难夺。我们还斗不过他们？！”
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稳住军队这块阵地，在几位老帅的努力下，拟就了军委“九条命令”，最后拿到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并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一起参加。
这从事后林彪和叶剑英的一段电话谈话中可略知一二：
“我是101，喂，剑英同志吗？会议开得怎么样？”
“争论得非常激烈，康生、陈伯达同志没有参加，我们提出的九条，他们一概反对，吵了一夜，总算通过了七条，有两条他们硬是给砍掉了。这第一条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另一条是各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战斗组织。江青吗？会上她一句话也没说……”
“能夺回这七条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那两条以后再说。你带上这份讨论稿，我们马上去见主席。”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毛泽东穿着睡衣、拖鞋坐在沙发上。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坐在他的身边。每个人都用期待和不安的目光注视着他。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递来的讨论稿，认真地看着。读罢，顺手拿起红铅笔在一页纸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声音朗朗地说：
“你们商定的这七条很好，可以照发全军。还应再加上一条，不要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不要搞株连，干部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他微微眯起双眼，逐一审视着几位老帅，操着浓重的口音：“你们送来的几份《军委快报》，我都看了，现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反军乱军的黑风，此风盛行，国难无穷，要坚决刹住，绝不允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要处理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如果他们以为解放军一再忍让可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分子，对大多数协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认错后仍可放他们回去。”
他离开沙发站起身，用力打着手势，威严地说：“你们告诉全体指战员，就按这八条命令执行！”
几位元帅神情庄重而振奋地站起身。
毛泽东批准“八条命令”的消息，使江青坐卧不安。她马上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聚集在“文革”顾问康生那里求计问策。
康生把面前的几个人逐个扫视一遍，笑眯眯地说：“靠我们这几个人的力量不行，这些人比地方的走资派难对付。以后文革小组要多向林副主席请示，他了解军队也指挥军队。你们还可以写文章反击，题目就叫‘坚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叫用笔杆子对付枪杆子。”
“揪军内一小撮”出笼了。由此，一场“十二级台风”真的刮起来了。
长安街。新华门前。万头攒动，人声鼎沸。
“坚决揪出大黑帮头子陈毅！”“朱德不出来我们决不收兵！”……造反派们声嘶力竭地高喊着。
再也不能等待了，再也不能沉默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再沉默就是纵虎下山，养痈遗患了。老帅们深知这一点。
几位老帅又聚在一起。
陈毅满面怒容地说：“他们以为没人敢碰，越发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了。”
叶剑英愤愤地骂道：“中央文革是一帮什么东西，像群疯子，为所欲为。为啥没人管一管？”
谭震林气愤地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再不出来说话，谁个出来说话。”
徐向前大声说：“我支持你。”
谭震林果断地说：“凭当年井冈山上同毛主席打天下的份，也要同他们斗一斗。”就这样，蓄积已久的愤怒，终于导致了怀仁堂上的大抗争。
暗箭难防
钓鱼台，十六号楼，康生办公室。
康生在屋里踱着方步，点着一支烟，放在嘴边，一口一口地吸着。透着缭绕的烟雾，他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心里就不寒而栗：那些自负的老帅们，居然敢向他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发起进攻，蔑视他们的权威，实在是太猖狂了，必须想个办法好好整整。
吐出一圈烟雾，他望了望静静地站一旁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靠这几个中央文革的人，是根本制不了对手的，怎么办，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康生就这样在屋里不停地走着，突然，他镜片后的眼睛一亮，终于想出一个收拾老帅们的“良策”。对，无论如何要用“激将法”把“最高统帅”请出来，借刀杀人。
他主意已定，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
康生重又坐在大写字台前，审阅着姚文元、王力在怀仁堂里记的《会议纪录》，并不时在上面修改几笔。
看罢，将《会议记录》递给张春桥，郑重地交待道：“好！就这样定了。你们马上把这份《会议记录》给江青同志送去，请她赶快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本来，“中央碰头会”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所以“怀仁堂大论战”便少了她这位主角。
江青接到康生送来的《会议纪录》，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康老还真猜中了，他们果然又跳出来了。好哇，那咱们这回就把京西和怀仁堂的账加在一起算。”
江青说的“京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要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谈起。军委扩大会议，顾名思义必须是军委一般人才能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小组什么事都要插手，所以像军队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也参加了。
会议没有召开前，在座位排次上，就令江青无比的恼火。参加会议的四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正中，而江青、陈伯达等人却被安排两边。王力、戚本禹连块桌角也没挤上，只好悻悻地退下主席台，在第一排边上找了两个空位置。
江青显然对这种屈尊而坐很不满意，脸色阴沉地望着天花板。
主持会议的徐向前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话筒：“大家静一静，现在开会。”未等徐向前宣布议题，江青突然尖着嗓子喊道：“大会主席，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徐向前扭头望着她：“什么事？”
江青拖长声调：“是谁下的命令，不许蒯大富进京西宾馆？”
陈毅目不斜视，高声答道：“是我。”
江青面含冷笑：“请问陈老总，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
陈毅也冲江青微微一笑：“我也请问江青同志，蒯大富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军委会议？”
江青如鲠在喉，无言以答。
陈伯达急忙接话道：“蒯大富是江青同志特意请来，给会议介绍红卫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的，我们应该欢迎嘛。”
叶剑英爽朗地笑道：“今天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座的有军区司令、炮兵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可没有学生司令啊！”
……
江青开始对这些老帅恨之入骨。
张春桥看到江青对老帅们如此不满，指着《会议纪录》对江青说：“康老请你马上向主席报告。”
江青想了想：“还是你们当面去向主席报告好，你们是参加者，有发言权。不过――”她顿了顿又说：“这份《会议纪录》我觉得调子还有点太低，要打就要打得狠。咱们再重新整理一份文字材料，口说无凭嘛。文元同志，还是你这个大秀才执笔吧。”
姚文元欣然受命，坐到江青的位置上，俯案操笔。
江青一边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边抑扬顿挫地说：“这是继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我们党内又出现的一场新的、重大的路线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是这次错误路线的总代表……”
王力插话道：“还有徐向前。”
江青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说：“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是积极追随者。周恩来、陈伯达在斗争中动摇；政治局成员中只有康生、谢富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进行的一次垂死挣扎。是一小撮走资派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疯狂反扑。”
整理好后，江青又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了一个条子：“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旋即张春桥、姚文元拿着江青写的条子，前往中南海，等待接见。
“大闹怀仁堂”后，谭震林回到家。他一句话也不说，伏在写字台上，奋笔疾书。谭震林忧国忧民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他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抨击”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谭震林怎么也没有想到，此时的林彪跟江青是一条路上的。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了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余怒未消，一挥手：“我要休息了”
就在谭震林给林彪写信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见到了毛泽东。
夜。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毛泽东笑眯眯地吸着烟，在听张春桥念“会议纪录”。
张春桥有声有色地读着：“……会议开后不久，当张春桥同志讲到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时，谭震林同志粗暴地打断张春桥同志的发言，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群众，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皱了皱眉头，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张春桥继续念道：“当谢富治同志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胜利，就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谭震林同志反驳说：什么胜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都打倒。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偷看了一眼毛泽东，又念道：“聂荣臻同志说：‘这个运动简直像希特勒的法西斯！’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老干部有错误，也不该往死里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的走资派。’……”
毛泽东听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打断张春桥的声音：“文化大革命是我点起来的，他们要反对，可以来造我的反嘛。”
张春桥翻了一页，接着念道：“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
毛泽东神色严厉地插话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
张春桥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暗暗窃喜，他喝了口茶水，声音更高了：“陈毅同志说：‘延安整风就犯了左倾错误，整错了一大批老干部。可我们党内的领导人仍不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一样，又犯了左倾错误。’”
毛泽东一听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叭”地一拍沙发的扶手，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他陈毅想要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他猛吸一口烟，站了起来，高大的身躯在屋里踱着步。
张春桥见火已点着了，又向毛泽东跟前凑了凑，说：“谭震林同志还指责党，说党内不纯洁。他还辱骂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说是乱党乱军的罪魁祸首。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他就不干了，并当场拿起衣服要走。”
“他不愿干，让他走么！离开他，地球照样转。”毛泽东生气地回敬道。
张春桥翻着《会议纪录》最后一页，又念道：“李先念同志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有严重错误，并指责康生和陈伯达：‘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周恩来还指责道：‘这样大的事，也应该让政治局讨论一下么，为什么连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呢？’……”
毛泽东厉声喝道：“发篇社论为什么非要让政治局常委审查？我们党历来没有这种先例，党章上也没有这个规定。”
张春桥将《会议纪录》轻轻地放在茶几上，暗暗地笑了一声。
毛泽东望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动声色地问：“你们说，我们党内现在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望了一眼，果断地说：“有。”
毛泽东接着问：“当一股逆流气势汹汹扑来了，怎么办？”
张春桥一下站了起来，无所畏惧地说：“发动群众，坚决痛击！”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是呵！我们还得依靠群众呵！春桥、文元同志，看来，你们还不能回上海，北京城要刮大风哟。”
这时，值班秘书走进来，小声地说：“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要见您。”
毛泽东余怒未消地一挥手：“告诉他们，我休息了。”
秘书点头退出。
毛家湾，林彪的客厅。
林彪在接到谭震林的信后，立即把“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叫来。林彪打着手势，让他们坐下来。
叶群含笑告诉他们：“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围攻中央文革小组，主席发怒了，要反击这股逆流。林总把你们找来打个招呼，免得你们跟着他们跑，犯错误。”
吴法宪当即表态：“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线。好家伙，敢反对中央文革，这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吗？”
邱会作也说：“我一切听林总的，坚定不移地跟林总走。”
林彪满意地笑笑，推心置腹地说：“你们都是我几十年的老部下，我信得过你们，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林彪还把谭震林的信向他们扬了场，说：“你看这信，不要向他学。”
几个人神情庄重地连连点头。
正当林彪和“四大金刚”在议论“大闹怀仁堂”的时候，电话响了，叶群接过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的。
叶群放下电话，对林彪说：“周恩来通知，今晚夜里两点，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请你参加。”
林彪想了想说：“我身体不好，就不去了，你代我向主席请个假。”
叶群急忙劝道：“别的会你可以不去，这个会你一定要参加。”
林彪信赖地对叶群说：“你可以代我参加会议么。”
他望着“四大金刚”，若有所思地说：“又是围绕怀仁堂那件事，看来，这回有好戏看喽！”与此同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也聚在李富春家里。他们也在谈论“怀仁堂大论战”会带来的后果。
谭震林还是那副老样子，怒气犹在：“他们欺人太甚，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再不讲话，他们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我又给主席和中央写了封揭发信。这回我是提脑袋，冒着风险来干的，准备着让他们把我整掉。”
陈毅也说：“怕什么，大不了罢官，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我还可以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还会做担担面么。没什么可以怕的。”
“怕什么，无非被打倒么！”老帅们有点义愤填膺地嚷着。
这时，摆在墙角的电话铃响了。
李富春走过去抓起话筒：“喂，谁呀，噢，总理……”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几双眼睛都盯着那部红色的电话机。
只听李富春说：“……对，都在我这里……嗯……什么时候……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主席有什么指示……嗯……嗯……我尽量劝说吧……再见。”
李富春放下电话，神情严肃地说：“今晚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总理要求我们主动找主席作检讨。”
“我们有什么可检讨的！应该让他们检查！”几位老帅惊愕地喊道。
李富春看看大家，把手往下轻轻一压，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总理考虑是对的，为了我们整个国家，他不希望我们中间再有人被打倒。”
几位老帅全沉默了。
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2月18日晚至19日拂晓，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宽大的会议桌旁，一边坐着被称为“三老四帅”的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边坐着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两排人中间。
“三老四帅”一进屋，毛泽东就没给好脸色。几十年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老帅们，对毛泽东今天这样冷淡的态度，无不目瞪口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一定是恶人先告状，江青抢先向毛泽东“奏本”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早已心中有数的周恩来，一看毛泽东一脸怒气的表情，就已经知道毛泽东要亲自出场了。他早已思考过，今天的会议，将会比怀仁堂那次摊牌会议更加尖锐、激烈。“三老四帅”们的观点和自己完全一样，他们在怀仁堂的摊牌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是支持。可是，现在让自己主持会议，来批判“三老四帅”，这不是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地位吗？再说，“三老四帅”也是代自己受过呀？自己主持会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在那里挨批判，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什么处境？自己是扮演了一名什么角色，这比自己挨批判还痛苦。
他终于打定了主意，要尽一切力量，为战友们开脱、解围、帮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全部中箭落马，果真把“三老四帅”都打倒了，那不仅是几个人的不幸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人民的不幸。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暗中支持他们，不仅如此，就是在会议上，也要巧妙地为他们打接应。
周恩来尽管心情沉重，但他还是装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来主持会议。
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太难了，既要保护战友，又要紧跟毛泽东，有时还要替自己的对手――中央文革帮几句腔。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会场，首先讲话了，他语气严厉：“……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想干什么？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有抵触呢？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呢？”
毛泽东的开场白，使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都惊愕地望着他。
又是急性子的谭震林，首先辩解。他说：“我认为我在会上的发言没有错，是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搞文化大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快言快语的陈毅也坦白地说：“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没等陈毅把话讲完，就打断了他的话，继续盛怒地说：“你们都不要为自己辩解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正确是百分之九十七，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是错误的。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去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吧！”此时，毛泽东那好斗的性格又爆发出来了。
他继续用挑战的语气说：“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一个老党员，要替资产阶级讲话，行不通哟！”
谭震林听到毛泽东提到自己，倔脾气又犯了，顶撞道：“我不该早入党40年，我不该活65岁！”
毛泽东声音中透着威严地说：“你可以退党么，就不革命么！不活65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么！”
打架无好手，骂架无好口，双方你来我往，步步升级，都不冷静，说话都出格了。
这场交锋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毛泽东发火，这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可是谭震林如此斗胆冲撞，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一开始，会便开僵了，而且还在升级。尽管事先他分头向“三老四帅”打过招呼，要忍让，要认错，要检讨。这是保存实力的一种良策！可是……
周恩来连忙打圆场，诚恳地说：“主席，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可他对“三老四帅”却毫不让步，他怒气冲冲地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愤然退出会场。
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话，算是一锤定了音。他的“御驾”亲征，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江青等人，转危为安，扭转了败局，胜利是注定了。
此时，“交战”双方的表情十分鲜明。坐在一边的康生、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叶群等“文革”派，个个露出趾高气扬的神情。而“三老四帅”却感到毛泽东像一位陌生人似的。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望望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语气平静地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像今天这样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
停顿了片刻，他有意地缓和一下紧张和不安的气氛，问老帅和副总理们：“谁有什么话，先说吧！”
“有什么好说的。”不怕邪的谭震林恼怒地一挺脖子，“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
早已摩拳擦掌的江青，见此情况，也“放炮”了：
“你谭震林，那么疯狂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你是可耻的叛徒。你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她一下意识到说走了嘴，又更正似地说：“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
她又脸冲着陈毅，说：“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老实告诉你，就是玉皇大帝下凡，也休想阻止文化大革命。”她激动地用力一挥拳，威胁地说：“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见江青“放炮”，康生也上场了。
在2月16日那头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他没有积极上阵。会后，受到了江青的埋怨。在这次反击中，他要“戴罪立功”了。
“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他撸着胳膊，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继续“吼”道：“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25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诬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最后，他像发了神经病似的，大声喊叫起来：“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奉陪到底！”李富春听不下去了，他用愤怒的目光狠狠扫了康生一眼，冲康生反击道：“那你就逮捕我们吧，你组织专案组来审查我们吧！”
陈伯达也插话了。他提高了嗓门：“同志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13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
这时，手握生杀大权的谢富治也上阵了，“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行动。”
他又冷嘲热讽地说：“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恶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
“同志。”徐向前打断了谢富治的话，“军权就在我们手里握着呢！这还用夺吗？我们到底要夺谁的权呀？究竟是谁要夺权？”
“现在问题已经清楚了。”另一员“战将”关锋也帮腔了。
“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就在上头。”他扫了周恩来一眼，含沙射影地道：“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两伙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又接上道：“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合流，在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我揭发！”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尖声尖气地叫道，“我代表林彪同志揭发叶剑英，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时候，他很不满，说自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战士在他负伤临死的弥留之际，诅咒过自己所参加的这场战争。你说过吗？”
“说过。”叶剑英不动声色，坦率地点点头道：“我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
“你这是影射。”叶群感到叶剑英的话是对她的蔑视，恼怒地喊道：“你把话挑明白了，你究竟是影射谁？”
“我讲得很明白嘛！”叶剑英从容不迫地望着满脸怒气的叶群，“什么叫影射呢？如果谁认为影射，那是多疑！”
……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
周恩来一看双方相持不下，一方猛攻，一方死守防线，寸步不让。这样下去，怎么向毛泽东交差。
想到这，他望望“三老四帅”，严肃地说：“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的住处。
夜已经深了，他却丝毫没有睡意，独自站在庭院里的古柏下，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沉思。
秘书从门外匆匆走进来，递给他一封信，并说：“这是江青同志派人送来的急件，让马上交给您。”
周恩来接过信，撕开，抽出一页信纸，借着路灯的亮光辨认着。只见江青的信是这样写的：
总理：
散会后，文革小组同志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同志已同意。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江青
看罢江青的信，他又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沉思了一会儿，便回到了办公室，立即拨通了叶剑英西山住所的电话。
此时，叶剑英西山的住所，也是人声朗朗，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全聚在这里。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温和而又郑重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起坐坐也好么……我没什么事，只有三句话：“第一，你们一定要做到心平气静，吃好睡好，不许打疲劳战，不要住医院。”
“第二，工作不能撒手，特别是你们几位老帅，要把军委的事情抓好，这是主席和中央定的，任何人无权干涉。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
“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
“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保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末了，周恩来又叮嘱道：“你们以为我们手中的权力是私有财产吗？想不要就扔掉！如果那样，我早就搬出中南海了。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求你们，必须做出检查！”
叶剑英神色庄重地回答：“好吧，请总理多保重。”
放下话筒，他用深邃的目光望着众人，语气严肃地说：“总理要求我们必须检查。”
检查！为什么要我们做检查？陈毅不解地说：“周总理为什么不替我们讲几句公道的话！”
叶剑英微微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总理比我们想的深，看得远，从长计议，要做检查。”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如果没有主席直接参战，康生、江青、陈伯达，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主席一参战就复杂了！”
“总理的处境很难啊！”谭震林道：“中央文革这伙人，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目的，就是改朝换代。”
徐向前苦笑着摇摇头：“这件事后，我感到意外的是，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会这样。我们失去了理智，主席也感情用事了……”
“我们不要辜负总理的良苦用心。”叶剑英动情地说，“政治舞台上的较量和军事舞台上的较量是一样的，有时要有猛张飞那样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时也要有诸葛亮那样的计谋，这叫智勇双全。”
一旁的聂荣臻赞许地看了叶剑英一眼，语气平静地说：
“1947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向胶东根据地发起进攻。摆出和我军决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硬碰硬地拼个高低，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大踏步地撤退，暂时挂‘免战牌’。当时很多人想不通，我们陈老总在大会上讲：今天的大撤退，就是为了明天的大进攻，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就不怕打碎些坛坛罐罐。一年后，我们就开始大举进攻；三年后，骄横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就完蛋了，新中国就诞生了。陈老总还把那段经历拍成电影，叫‘南征北战’。看来，我们今天还得打一场‘南征北战’呵！”
陈毅听完，豪放地哈哈大笑：“他妈的，老子检讨！”
帽子、棍子一齐飞！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批判教育”。
各种帽子、棍子一起飞来：
李富春身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工作，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说：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
陈毅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说：陈毅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积极支持老帅，康生又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本来对“二月逆流”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可是，江青并不满足。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指使下，“坚持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一幅幅内容相同的大标语，在一夜间刷满了北京城。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目标首先指向的是谭震林。
北京农业展览馆，大厅正中悬挂一幅大红横标：“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开幕式！”欢快的音乐声中，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几位部长和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上前剪彩。
突然，一群红卫兵冲进大厅，为首的是“学生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他们强行扯下横标，换上一条“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大会”的会标，有几个人拥上前，推搡着谭震林和在场的干部挂牌子。几名身强体壮的警卫人员上前护住谭震林，请他赶快离开会场。
谭震林没有动，一把从红卫兵手中夺过牌子，挂在自己胸前，厉声说：“你们讲的‘二月逆流’我最清楚。要斗就斗我，让其他领导都走。”
正在这时，康生也赶到了展览馆，看看会场，说：“大寨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义愤填膺，高呼“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声音此起彼伏。
谭震林遭到挂牌批判的同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却接到了“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打来的电话。戚本禹说：“李先念同志，您写的检查，中央文革小组没通过，请您再写一份，明天上午送到钓鱼台。”
李先念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我没有错，没什么可检讨的！你们不是想打倒我吗，让你们打倒好了！我就是不检讨！我一个字都不写了！”说完，就“叭”地挂上了电话。
这些，江青和陈伯达仍不感到满意。3月14日，北京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小将们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18日，又出现了更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
北京工人体育场，大雨滂沱。然而，这里却聚集了大约10万人。
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47位老人，他们被作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头面人物，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被集体揪出来示众。
当谭震林听到最高指示“谭震林不愿干，让他走”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大声高呼：“这不是主席的话，是编的！”呼声引来了拳打脚踢，谭震林捂着被打破的头，用更高的声音重复他的否定。
彭德怀被七次打倒在地，打断了两根肋骨，依然紧绷着脸站了起来，至死不跪……
事后，江青得意地说：“总算出了一口气，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尽管老帅们受到了批判，他们仍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批斗会结束后，陈毅写信给叶剑英并附诗一首：“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叶剑英也很自信地挥毫泼墨，写了一首《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
串连炮打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毛泽东：社稷为重
江青、康生反诬“三老四帅”的正义抗争为“二月逆流”的阴谋得逞后，仍不罢休，再度向他们发难。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联席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慷慨激昂地发言：“……这样的会已经开了多次了，可二月逆流的参与者们并没有深刻检查，反而在继续狡辩，继续反扑。我想再次提醒一下，这样是对你们没有好处的，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我们不答应，群众也不答应。你们这些人在历史上也是很不干净的。不信吗？那就请看看吧，这是红卫兵小将们的揭发材料。”
他说着，就从皮包里抽出一叠传单，准备分发给参加会议的人。
周恩来翻了两页，又递给王力，批评他说：“这些东西你能相信吗？怎么能拿到党的会议上来散发呢？马上收回去！”
王力没有动，却用询问的目光望了望参加会议的康生和江青。康生笑了笑，说：“对群众的揭发材料要认真对待，认真核实么，不要轻易就拿出来。”
王力将传单重新塞回皮包里，气怏怏地说：“这些揭发都是有根据可查的。这里面有1939年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叶剑英企图投敌的报道；有1942年朱德代表八路军写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向蒋介石要给养、要枪支，还肉麻地称蒋介石委员长；有李先念1946年听从蒋介石的指令，背着党中央私自率部放弃大别山根据地的揭发材料；还有1948年毛主席在阜平县陈南庄宿营时，聂荣臻密告蒋介石，使主席驻地当天遭到敌机轰炸的揭发材料；还有……”
“别说了！”周恩来厉声说道。
你可知道，你的这些讲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可知道1948年4月敌机轰炸阜平县城，是谁冒着枪林弹雨把毛主席背到防空洞的，这个人就是聂荣臻同志。至于敌机为什么突然轰炸，我们在1949年解放保定时，就从敌伪档案中查清是一个潜伏的特务向蒋介石告的密；经中央批准，当时已将这个特务枪毙了。你们今天又提出这件事来，想干什么呢？”
顿了顿，周恩来又说：“我们是党的干部，不能随便中伤他人！否则，我们怎能对得起人民呢？”
几位老帅听了周恩来的话，不住地点头。
江青急了，拖着长腔喊了起来：“当时那样急急忙忙枪毙一个小特务，我怀疑是有人心虚，杀人灭口。”
聂荣臻神情冷漠地注视着江青。突然，他“叭”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怒声吼道：“我要见主席，我要见主席！”
正在这时，秘书走进来，向周恩来小声讲了几句话。周恩来点点头，庄重宣布：“主席来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
熟悉中南海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个十分响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游泳池。这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1966年以后，毛泽东搬到了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10年人生。
毛泽东微闭双眼仰靠在沙发上，一只手轻轻抚摸着旁边闪着红灯的袖珍收音机。宽敞的书房里，回响着林彪嘶哑的声音：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带枪的走资派揪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大决战……”
秘书走进来，小声说：“主席，总理来了。”
毛泽东关掉收音机，站起身说：“快请他进来！”
握手、寒暄。周恩来从包里拿出几份材料递给毛泽东，说：
“政治局已经召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都做了深刻的检查。”毛泽东翻了翻周恩来递来的材料，温和地笑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就改，改了就好。我的批评也有些过火了，我也可以向他们道歉。”
周恩来有些为难地说：“徐向前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和军委秘书长的职务。”
毛泽东：“他们是在闹情绪吧。”
周恩来：“几位老帅目前处境确实很难，感到压力太大，不好工作。而且，这次军委召开会议竟然没让他们参加。”
毛泽东：“这是谁搞的？”
周恩来：“我事后才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
毛泽东：“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你告诉几位老帅，要以国家社稷为重。还是要让徐向前来当军委文革组长，天塌不下来；要让叶剑英继续主持军委工作。”
果然，1967年的“五一”节前夕，周恩来领着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去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三老四帅”来到中南海。
一走进毛泽东的客厅，他就微笑着，站了起来，主动地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一握手。
坐定之后，“你们身体都好吗？”毛泽东满脸笑容，望望几位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关切地问道。
“还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答道。
“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心里也着急啊！”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口气道：“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误，检讨了就很好嘛！”
“三老四帅”们也纷纷地说：“我们对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想不通，认识也跟不上形势。我们看到一些老干部被打倒，社会秩序又一片混乱，我们总觉得这是中央文革之过……”
“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了。”
毛泽东摆了摆手，回避了问题，道：“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嘛！中央文革不想打倒你们，红卫兵不想打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副总理和老帅们顿时心花怒放，他们对毛泽东是信任、尊重、崇拜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解围，可以解放了，一块石头落了地。
“2月16日那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打圆场说，“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感到了辜负主席的期望，也想有机会向主席当面检讨。”
“你们不要背包袱哟！”毛泽东开心地哈哈大笑。客厅里谈笑风生，一派欢乐的气氛。
善于捕捉战机、趁热打铁的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明天是‘五一’节联欢晚会，主席……”他看看“三老四帅”，接着说，“您看谁应该参加？”
“你开个名单吧！”
毛泽东笑道，风趣地说，“没有你们陪我上天安门，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
早已做好准备的周恩来拿出一份名单，上面除了“三老四帅”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政军干部。
毛泽东粗略地看了一下，顺手拿起笔，在名单上批了“同意”二字。周恩来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不仅仅是身陷重围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公开亮相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大批国家栋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了实力，未来就有希望了。他有一种挽回败局的兴奋心情，不时地微笑着。
又谈了一阵子，周恩来看看表，已经过午夜了。他对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江青知道后，几乎鼻子都气歪了。
她怒从心头起：主席在这个时候接见这几个败将干什么？他这种举动，是一种妥协、调和，不，这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肯定是周恩来搞的鬼。她埋怨毛泽东捉弄中央文革，批准批斗他们的是你，宣布他们无罪的又是你。好人都被你当了，今后中央文革的工作还怎么做？
江青把一肚子的火，都发到毛泽东的身上了。
1967年5月1日这天的广播，有一段女播音员清亮、兴奋的声音：
“……上午十点，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首都群众一起欢度‘五一’。随同毛主席和群众联欢的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至此，“三老四帅”开始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政变彻底失败后，11月14日，毛泽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