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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景帝刘启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动下,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饿死邓通、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无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刘启(前188-前141),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因为三个哥哥早死,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六月,汉文帝病逝,三十二岁的刘启登基,即汉景帝。汉景帝的暴戾残忍,并非当了皇帝后才养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史记》载:“孝文时,吴太子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由于无礼耍赖,且态度十分骄横,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

  如果说打死吴太子,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可就明显地是处心积虑了。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据《史记》记载,汉文帝曾患痈疽,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刘恒心里感动,不由得暗暗拿他和太子刘启相比,就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邓通说:“宜莫如太子。”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刘启听说“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汉文帝死后,汉景帝掌权后不久,便“尽没入邓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不得名一钱”,最后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

  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七国之乱”了。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削藩策》。其实,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晁错只不过是把领导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但是,一旦狼来了,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推卸领导责任的替罪羊,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诛杀晁错,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汉景帝昧着良心“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因此开始被疏远。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候,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周亚夫身为丞相,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只好称病辞职,这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死后,汉景帝怒气未消,下令绝其侯国,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

  对待功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会怎么样呢?汉景帝共生了十四个儿子,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三年后,因为栗姬失宠,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临江王宫比较狭小,起居不便,刘荣便想要扩建,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于是,刘荣被人以“侵占庙地”的忤逆恶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而是打一开始就把儿子交给了郅都。郅都是有名的酷吏,理狱虽秉公,但也极严厉,落在他手里,如羊入虎口,绝无生路可言。可见,对于这个失宠、失势的儿子,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果然,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郅都不许。窦婴闻讯后,派人悄悄送来刀笔。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

  用文臣而诛杀文臣,取武将而冤杀武将,仇邓通而饿死邓通,废太子而逼死亲子,汉景帝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睚眦必报、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从他颁布的“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的诏令来看,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葬阳陵,从阳陵南边发掘出数里长的殉葬坑规模估算,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有的被斩首,也有的被腰斩。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汉景帝死后,没有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那样称宗立庙;在后人所讲的“汉称七制”中,汉景帝也没有像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那样得到一席之地。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说是与汉景帝生平虚伪、奸诈、寡恩、忍杀,致使亲戚寒心、臣下伤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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