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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亲友们
6.亲友们
其实，有不少人认为邓文钊香港之行是不会再回来了。
同样，在香港，也有不少人劝他不要回内地了。是呀，“华企”奇冤，反右惊魂，多少挚友遭难，自己也九死一生，检讨来检讨去，以致精神失常，连副省长也一度被撤了。
可是，他还是回来了。
也许，不为别的，只为那些相濡以沫的亲人、至交。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述已经道出了人的本质特征，因此，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独自存在，人总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无形中强调了一种集体精神力量，而这也正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所遵行的一条准则，这也是为何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不论是革命进行中，还是革命胜利后，或新中国建设中，都一直没有动摇这一准则。
饶彰风与邓文钊二人是统战中的典型人物，且两人在中国革命及新中国建设中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这必然少不了他们的亲人朋友的支持。
无论是邓文钊还是饶彰风，他们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许多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相伴中，共同作战。
邓文钊生性喜欢广交朋友，而他一生中也的确深交了很多朋友。在他的朋友中既有国内的朋友也有国际友人，且各行各业都有，他对自己的朋友们全部真诚相待。问及邓文钊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没有人不说他是个好人的。
第一位当是廖承志——他的姻亲，也一直是饶彰风的直接上级。
廖承志：邓文钊的姻亲、饶彰风的上级由于与何家之女何捷书结为夫妻，邓文钊便时常接触廖氏姐弟，慢慢地相互之间便结下很好的友情。廖承志可以说是邓文钊一生中最重要的友人之一，他既是邓文钊革命道路的引导者，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好友。廖承志与邓文钊之间的情谊一直持续到老。廖承志曾这样评价邓文钊说：“人生在世，总难免酒、色、财、气四个字。酒、色、财三字，文钊还好，还算清白，算是难得的。”可见评价之高。因为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邓文钊，能做到不嫖、不赌、不饮、不吹，这在香港是很少见的。更甚者，邓文钊几乎没有私家车，平常的娱乐也仅仅限于打桥牌、骑自行车等运动而已，就连跳交际舞他也不如其妻。
廖氏一家对于邓文钊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在他革命的道路上，更是给予他无限的帮助与鼓励。青年时期，年纪小小的廖氏姐弟已经跟随母亲何香凝走南闯北地四处革命，他们的视野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开阔，看问题也要更深远。正是有了这份不一样的经历，当邓文钊认识了廖氏姐弟后，完全被他们的革命激情和经历所吸引了。从青年时代起邓文钊也想象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和廖氏姐弟一样意气风发。之后在去英国留学的过程中，何香凝又给予邓文钊精神上的支持与关心。何香凝扫除邓文钊心中的担忧，积极鼓励他出国学习，在伦敦学习期间又亲自前去看望邓文钊夫妇，进一步对邓文钊的思想进行教育，加深其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及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也正因有了这前期的接触与交往，邓文钊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一直表现得十分出色。
邓文钊喜欢广结朋友，他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国民党、中国人和外国人。由于常年负责统战工作和海外联络工作，他所认识的朋友形形色色，涵盖当时的左、中、右派。然而，正是由于他认识了这么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邓文钊在工作中能够较好地解决各种问题。如果认识的人面儿不宽的话，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事都很难解决。
邓文钊交朋友不看对方的出身背景，而是强调投缘。他对人诚恳热情，一视同仁，所以，他的朋友都愿意在他危险时刻或遇到问题之时出面帮助解决。
对朋友，邓文钊是没得说的，好得很；而对家人，他也同样十分关心、爱护。在生活上，邓文钊忠于他的妻子何捷书。婚后，邓文钊十分关心何家的人，有时更胜过关心邓家的人。
当年，邓何两家门当户对，喜结连理。邓文钊从此对婚姻家庭忠心不二。
何捷书虽然是何家的千金，但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学识上与邓文钊是有很大差距的，可是她是一位持家的好手。由于深深受到姑妈何香凝的思想影响，她一直以来扮演着邓文钊身后强大的后盾，“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因为这样，邓文钊在外工作才没有后顾之忧。
何捷书十分支持邓文钊的工作，也很理解他工作的艰辛；而邓文钊在生活上也总是顺从何捷书。就这样，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传统家庭，达到一个和睦的境界。
邓文钊自从娶了何捷书后，一直很关注何家人的事情，常常帮助何家亲人，为他们做事。可以说，他在何家人眼中是一个好丈夫、好女婿。
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想了解一个人，可以从他身边的朋友入手。当时那个年代和邓文钊、饶彰风所接触的人，都是如廖公一样为着祖国、人民，为着正义、民主而不断努力奋斗的战士，是时代让他们成为当时的勇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勇往直前、不惧艰险的群体，中国革命必将走向胜利，新中国的建设也必将蒸蒸日上。
让我们追溯一下历史。
廖承志（1908—1983年），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县（现惠城区）陈江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身为国民党元老之子，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最终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他经历了七次牢狱之灾，却更加乐观豁达。他为世界和平事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对海外侨胞感情深厚，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为港澳回归殚精竭虑，他魂系宝岛，情动两岸。
廖承志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其父母亲便是有名的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岳父是经亨颐，姐姐是廖梦醒，妹妹是廖光凤。而他的长子廖晖，曾任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出生时，父母亲希望其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名“承志”。青少年时代，跟随父母为革命奔走广州、上海和日本。少年时期其父廖仲恺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于是年少的廖承志与姐妹一同随母亲何香凝奔走于各地。就是在这一路的奔波中，年纪轻轻的廖承志受到革命启蒙，从小便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意识及革命意识。而这小时候的革命熏陶和经历，也为他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做好了铺垫。
廖承志把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大一统的任务还未完成。1982年7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的信，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廖承志学识渊博，通晓五国语言，擅长诗词、书画、戏剧，才华横溢。1983年6月6日，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将对其委以重任时，他却不幸于198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
对于邓文钊而言，廖承志是他的革命启蒙导师，从廖承志那里邓文钊知道了弹丸之地香港之外更为广阔的天地，知道了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难，知道了革命；长大成年后，在很多时候邓文钊更是受到廖承志的帮助与引导。而对于饶彰风而言，廖承志无疑是其很好的革命伙伴、革命同志，自他入党后廖承志一直是他的直接领导。
陈祖沛：商界挚友，患难之交
除了拥有廖承志这种类似革命精神导师的朋友，邓文钊还有很多商界或其他领域的知名人士朋友。因为邓文钊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他同样认识香港工商界的很多上层人物。正因为这样，在革命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靠邓文钊请各位香港友人出手帮忙。陈祖沛便是其中之一。然而陈祖沛在反右斗争中跳楼自杀、死而复生的惨烈遭遇，让他精神失常了八个月。
陈祖沛，1916年农历六月初八生，广东新会人。其祖父曾任清朝末年的直隶知州，父亲陈韵楼曾考取秀才，后来到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读书，考取半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修读中学课程，毕业回国后，在广东农学院当助教，几年后携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于著名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当时孙中山、陈少白在日本向旅日华侨宣传革命，陈韵楼等四人在孙中山的教育影响下，一起加入了同盟会。陈韵楼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和抱负，锐意经商。也许是遗传了祖上的经商基因，陈祖沛少时就表现出出众的商业天赋。他长期在香港、广州、天津、上海、青岛、汉口、长沙、重庆等地经商，任香港大成行总经理。虽然是个地道的商人，但是心中却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曾组织物资支援华北解放区，资助香港《华商报》。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参与创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广东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祖沛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也有着一颗爱国之心。1947年，国民党大军进攻解放区时，陈祖沛在长沙工作，一日突然接到香港《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来信，信上说报刊经济告急，陈祖沛二话没说，立马就电汇20000港元。那时《华商报》已经成功复刊，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其复刊经费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筹集，但仍然存在很大困难。陈祖沛不仅自己积极捐款，还发动身旁的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筹款。后来《华商报》在报载鸣谢中说陈宅捐款是当时救报运动中个人捐款较大的一笔。可正因为这样，反而招来国民党当局对陈祖沛的注意和忌恨。国民党当局派人搜查陈祖沛在汉口的大成行分行，追查他的去向，并且在长沙捣毁陈家的大成米机，打伤车间主任，掠走全部谷米。之后，陈祖沛便不再到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活动。他回到香港后，收到刘思慕的通知，相约去《华商报》报社座谈。就在参与座谈会那天，陈祖沛第一次见到了邓文钊，虽然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但是刘思慕在之前就已经向陈祖沛介绍过《华商报》的督印人是邓文钊，并将邓文钊的经历简单介绍给了陈祖沛，说邓文钊是一个富家子弟，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港，是比利时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为党的事业出了很多力。因此，尽管陈祖沛与邓文钊素未谋面，但是当陈祖沛第一眼见到邓文钊时，就感觉特别亲切，大家是一见如故。以前对于邓文钊的认识只是听闻，但经过亲身接触后，陈祖沛发现传言果真不假。邓文钊完全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傲慢，反而为人坦率、豪放、仗义。后来成立了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陈祖沛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而邓文钊也常常出席俱乐部晚餐会，二人之间的来往便多了起来，时常一起畅谈，在很多问题上两人常常会形成共识。就这样，二人慢慢成为至交，陈祖沛跟其他人一样很亲切地称呼邓文钊为“钊哥”，情同手足。
1950年5月，以黄长水为团长，陈君冷、莫应溎、马万祺为副团长，陈祖沛为总务主任的港澳工商界赴东北观光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聆听了朱德、陈云同志的教诲，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观光团在参观后返回北京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务院陈云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热情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及经济建设构想，对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寄予厚望，一再强调欢迎港澳实业家回大陆投资办工业。新中国的诞生，党的召唤，使陈祖沛的爱国之心早已飞回大陆了。返港后，他立即召集总行和分行经理开会，统一思想，通过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三年内只发股息，不分红利，集中力量办工业；二是总行由香港迁至天津。这些决定充分体现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当即受到党政领导赞扬。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努力开展支援前线的活动。此时陈祖沛在香港，由于他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经常受到中共在港的工商统战工作负责人许涤新和饶彰风，以及中共在港出版的《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影响，因此政治觉悟高，自然十分支持与配合中央的一切活动。
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使得进步人士十分高兴，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以报道解放的大好形势。陈祖沛二话不说应允捐助开办费10000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港元。陈祖沛还支持进步文化事业和福利事业，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解放大军等。
陈祖沛曾说：“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就凭这份坚持与信任，1946年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革命事业的款项达十多万港元。抗美援朝时期他毅然作出了捐献三架战斗机支援志愿军的决定。陈祖沛以大成行总经理的身份亲自起草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中国以往长期受外国欺凌与奴役，幸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才得到翻身，并且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现美帝通过侵略朝鲜，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此，我提议大成行捐献三架战斗机，共计人民币45亿元。其中企业（含总行、各分行及工厂）两架，另一架从职员（总经理至见习生均含在内，但工厂生产工人不在内）1951年的奖金中提取半数，如仍不足，则由总经理本人补足。如同意，请在信中签名。”信发出后不久，得到来自天津、广州、青岛、上海、重庆、长沙、汉口以及香港各行正副经理和广大职员的签名响应。一位姓阮的职员曾背后煽动大家抗交款项，认为捐献属资方之事，与职员无关。初时有些职员动摇，但多数职员反对，结果款项如期如数入库。捐献数以天津总行最多，为15亿，广州分行次之，为5亿。
事后有人请陈祖沛谈一下大成行捐献三架战斗机的情况。他分析说，战斗机是由苏联提供的，每架作价人民币15亿元，企业承担两架共30亿元，这是能够完成的。1951年，大成行包括当年先后创办的天津大成五金机械厂、广州皮革厂、青岛榨油厂、上海针织厂、重庆涪陵食品厂，以及恢复和发展了的长沙米机在内，资产总数为港币1700万元，全部转回大陆折合人民币为630亿元，捐款仅为企业资产总数的5%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支援抗美援朝，应当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公民的一份责任。至于经理及职员个人，由于大成行当时业务兴旺，企业为了保障员工的生活，免受通货膨胀之苦，按折实单位计算薪金，而折实单位的数值是按生活的必需品价格计算的。中上层职员的月薪可买粗米10—18担（或丝苗米7—13担），比大学教授的月薪约8—13担还高。在他们获得的企业年度奖金（大学教授没有企业年度奖金）中拿出一半捐献出来买战斗机，以支援志愿军，亦是有足够能力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乐于解囊。
1952年“五反”运动开展，在未经查核账目的情况下，大成行要交付“补税款”200亿元（旧人民币），即使倾其国内各个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只好命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补税款”。后来总结评定天津大成总行为守法户，依政策，包括各分行在内都不用补税款和罚款。陈祖沛于汉口的大成分行在“五反”运动中也成为当地的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某些过“左”的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即使如此，自从接受公私合营之后，陈祖沛仍有信心活跃市场经济，在国际贸易上大显身手。不料到1957年，陈祖沛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他以死明志，跳楼自杀，虽被抢救过来，却给饶彰风、尤其是邓文钊极大的刺激。
陈祖沛自被划为右派分子后，随即被革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职务，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和恢复职务。当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时，陈祖沛尽释前嫌，为打开国门，不惜以残病之躯为动员更多朋友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奔走呼号，直至去世。而这些，无论是邓文钊还是饶彰风都不可能知道了。
爱泼斯坦——邓文钊和饶彰风共同的国际友人在与邓文钊和饶彰风交往的友人当中，除了众多商界好友和同胞，还有很多国际友人，爱泼斯坦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做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来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爱泼斯坦本身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与中国客家人一样在世界古代史上有着悠久迁徙史的族群。也许正因为身上流淌着这非比寻常的族群的血液，内心深处印刻着一段特殊的祖辈经历故事，所以爱泼斯坦有一种更为广阔、宽容的姿态。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大利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这一家人迁徙之路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太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时隔72年之后，爱泼斯坦出席了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这便道出其为何会在中国大地上生活那么长时间，甚至成为中国公民。
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告诉爱泼斯坦，当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密销的文件中有一份报告，说拉沙尔·爱泼斯坦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十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
爱泼斯坦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作为一个和平正义的人士，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支持和肯定孙中山夫妇的革命事业，作为一名国际代表为中国革命事业出一份力。邓文钊与爱泼斯坦是在宋庆龄创办中国保盟会的时候认识的，两人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往来。爱泼斯坦对邓文钊的评价是：“虽然在香港出生，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一间外国银行当经理，但他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对祖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业坚贞不移。”邓文钊一直与爱泼斯坦保持着联系，即使后来爱泼斯坦回美国后，他们之间也保持着通信联系。邓文钊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最喜欢阅读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新书。在抗战胜利后，他便积极与美国好友爱泼斯坦恢复联系，请求爱泼斯坦从美国“多寄一些全世界的好书”给他。如他的几封信中都写道：“盼望你能寄些书籍给我，因为我渴望读到英文书。”喜欢读书也是邓文钊留给爱泼斯坦的一个深刻印象，而这种书友的关系，成为他们精神交流的纽带，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1938年4月，他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前两年的战绩。
爱泼斯坦还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以转移革命者。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她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
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是宋庆龄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和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妻子邱茉莉主办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中。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他们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为《今日中国》），任执行编辑，后于1979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总编辑，至今还是刊物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语种的综合性月刊，他为这本杂志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动乱期间也蒙受过冤屈，被囚禁狱中五年，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年初，获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为记者，他仍然追踪与记录新中国和世界的变迁。
蚁美厚：危难见真情
在邓文钊和饶彰风共同为革命工作期间，自然少不了众多好友们的帮助，其中既包括海外民主爱国人士，也有坚贞的中共党员。蚁美厚便是其中有突出贡献的一位。
蚁美厚先生于1909年11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南畔洲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蚁仲居，母亲是陈乖。蚁美厚先生原名美扬，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于贫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腊月里年幼的美扬依然打着赤脚。
旧社会农村封建势力猖獗，美扬家不但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压榨，而且常遭乡间大姓、村里强房欺凌。有一次，美扬去田头送番薯汤给父亲解渴充饥，刚走到村前就被绰号“半流氓”的强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扬长而去。母亲得悉美扬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泪下。她看着美扬孱弱的身体，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他那红一块、青一块的鳞伤，悲切地说：“儿啊！你今后出门可要留神，若见到那个‘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赶快避开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为娘心疼呵！”此后，母亲把家中鸡蛋储存起来，每周给小美扬煮两次鸡蛋粥吃，算是穷人家的上等补品了。
过去南畔洲以产菜头（萝卜）和菜籽闻名海内外，但由于南畔洲是个小村落，在旧社会南畔洲地里的菜头常被周围大乡的恶人拔走，农民不仅白流汗水，还倒贴了菜种和肥料，只得眼睁睁地蹲在菜园边痛哭，故俗云：“南畔洲菜头——痛窟！”
至于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在旧社会是司空见惯的。童年时代的穷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扬的心灵上产生阵阵冲击，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强食”的恶势力，逐步形成勤奋、耿直和富于正义感的品格。
1922年冬，旅泰著名华侨领袖蚁光炎回故乡南畔洲省亲及办公益事业。在巡视私塾时，他要塾师介绍一个忠厚老实的学童给他的亡兄蚁允照做义子（蚁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风灾中都被淹死）。塾师指着美扬说：“这个孩子老实、厚道。”老华侨蚁光炎走到这个衣着朴素的穷孩子跟前，对他仔细端详，见其纯朴、憨直，心里已有几分喜欢；老华侨又通过各方面了解，证实美扬确实是个老实、厚道和聪颖的穷孩子，遂认为“孺子可教也”。经过同族长商量并向其家长征求意见，老华侨蚁光炎终于认领美扬为义侄，并对他说：“好，从今天起，我就认你做义侄，给你起一个名字，就叫美厚吧。你在家乡努力再读几年书，课余劳动，多吃点苦，等你长大，再带你去泰国做牛（牛马精神、艰苦奋斗之意）。”
小小的美扬，睁着大大的眼睛，用劲地点头。
1925年春，年满16岁的美厚被接到泰国曼谷。叔父蚁光炎要义侄从学徒、勤杂做起，接受老华侨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和实际锻炼，白天工作是扫地、倒痰盂、跑腿、抄账和干粗活，晚上学泰文。当时，给美厚每月只发工资五铢，对此，美厚很不理解，觉得很奇怪，每天都干这么多活，为什么得到的报酬还这么低呢？可是叔父却对他笑着说：“我初来暹罗当苦力，每月的工资只有两铢，你现在每月的工资比我初来暹罗还高出350保升呢，年轻人要多吃苦、多磨炼，日后才会有出息嘛！”蚁美厚这才明白当初叔父所说的“做牛”的全部含义。往后，蚁美厚跟着叔父慢慢学会经商办事，并参加中泰各种社交活动。
1936年，蚁光炎先生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还兼任许多社团的重要职位，如泰华最高慈善机构——报德善堂董事长，曼谷华侨医院董事长，泰国潮州会馆常委兼财政，曼谷中华中学、新民学校、中声学校、树人学校、俊才夜校校董会主席等，公私事务十分繁忙。此时蚁美厚也开始成为叔父蚁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让他掌管光兴利船务公司的财政，之后又让他担任光兴利船务公司经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传到曼谷侨社，椰风哀号，湄水翻泣。由泰华进步文教团体发起的悼念鲁迅先生大会，得到蚁美厚的叔父、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响应。悼念大会就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光华堂召开，并且免收租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蚁光炎，还有泰华进步文教团体的代表许宜陶、许煜、许侠等。蚁美厚先生对召开悼念鲁迅先生大会也很关心，曾亲临会场协助检查准备工作。大会召开的当天，曼谷很多华侨社团都有负责人和代表前来参加，光华堂里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肃立的人群。大会的气氛既悲痛又热烈。当时会场有这样的挽联：“大地有阿Q！何时灭狂人？”这充分表达了具有爱国正义感的泰国侨胞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不抵抗政策的愤懑和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蚁美厚先生即参加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侨众和侨社上层分子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道理，协助蚁光炎主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将其叔父募得的捐款和抗战物资设法送到在香港的廖承志的办事处。当时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也是通过蚁美厚先生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联系的。
对于国内来泰宣传抗日和募捐的人员，蚁美厚先生总是协助蚁光炎给予热情的接待，并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到泰国看望华侨和宣传抗战，就是由蚁光炎主席等亲自接到蚊宅居住，并派人陪她到各处同侨胞们开座谈会。蚁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黄兴夫人交谈，从而获得很多教益。
1938年春夏间，广东省军政长官余汉谋、吴铁城派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华侨传达广东的抗日情况，鼓励侨胞捐款购买飞机，也得到蚁光炎主席的响应和支持。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和随行记者梁若麈离开泰国时，蚁光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希望祖国各方面团结抗战，不能对敌妥协投降。”
不知不觉中，蚁美厚先生在其叔父身边已工作很多年了，也正因为这样，蚁美厚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为他日后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打下思想基础。秉承着爱国精神，蚁美厚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暹京时报》（简称《时报》）于1937年11月1日创刊（1938年12月26日改为《暹京新时报》），李一新任社长，杨伟新任总编辑，朱梦熊任督印人，资金由李一新负责筹措。《时报》配合中国七七抗战，每天刊载抗日电讯，报纸销量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从1938年3月7日起，《时报》改用黄兴夫人徐宗汉所书《暹京时报》报头，同日起每天在报纸头版左角刊出以中国抗战及国际时事为题材的漫画一幅，颇具特色。《时报》或《新时报》的经费发生困难时，屡次都能得到蚁美厚先生的资助。当时找蚁美厚先生帮忙的就是该报社长李一新，可说“有求必应”。通过这一事例，足见蚁美厚先生当年对宣传抗日救国之热心。
1938年秋，泰国爱国华侨领袖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等人为宣传中泰文化、促进中泰亲善、团结华侨和宣传抗日，计划创办报馆。这时曾在祖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认为要在远离祖国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动华侨抗日救国，非宣传不能成功。于是他就向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五位爱国华侨领袖建议，并获得全力支持，在1938年10月1日创办《中国报》（它的姊妹报是《中原报》）于泰京曼谷演说街。而上述五位华侨领袖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国报》的五位股东，陈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陈恒奎，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郑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郑午楼，蚁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蚁美厚，余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余卓桑。《中国报》就是以陈恒奎、李其雄、郑午楼、蚁美厚、余卓桑五位代表人为股东，由法律顾问陈绎如向泰国政府登记注册备案的。
《中国报》编辑部拥有一批名记者和资深的编辑人员，堪称阵容强大。社长初时是陈恒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担任，李其雄还兼任《中国报》的总编辑和督印人，他是《中国报》的实际负责人。
《中国报》每日出版报纸四大张，分为午版三大张，早版一大张，如遇重要战讯，则随时刊出号外。此外，每逢星期日，还出版16开本《中国周刊》。《中国报》出版后不久，增刊《中原报》一大张，以代替《中国报》早报，这种姐妹报是为适应泰华报纸的实际需要，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即可以另一报名顶替，继续出版。《中国报》在为正义呼吁，提醒侨胞警醒，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侨胞的赞扬。1939年8月，《中国报》和其他八家华文报皆被当地政府查封，仅有《中国报》的姐妹报《中原报》获准继续出版，这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份华文报，同时也是泰国政府对华侨传达政令的唯一一份报纸。此报一直坚持到日军在曼谷登陆，才被迫停刊。
1939年11月21日晚11时，蚁美厚先生像往常一样，在曼谷素里翁路蚁宅等待叔父回家，准备向他汇报当天的业务和社团工作。突然从中央医院打来加急电话，说“蚁光炎主席遇刺身亡！”这一犹如晴天霹雳的噩耗，使蚁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当蚁美厚得悉叔父蚁光炎是被日伪指使的凶手暗杀之后，默默地站在蚁光炎的遗像面前立誓：“阿厚坚决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踏着您老人家的血迹前进，继续从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项事业，以慰叔父在天之灵！”
蚁光炎遇刺后，蚁美厚先生被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并兼任其他社团的职位（如泰华报德善堂董事、曼谷华侨医院董事、泰国潮州会馆执行委员、泰国澄海同乡会理事等）。蚁美厚先生一方面继续与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努力协助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促进中泰友好、做好团结华侨工商业者的工作，并继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泰华建救总会成立后，与国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香港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新加坡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取得联系，共同做“建救”工作。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人都先后担任过泰华建救总会的名誉会长。
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曾于1946年9月18日致函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原文如下：
径启者，抗利以来，抗战中所受创伤未愈，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饥馑遍地，灾民盈野，敝会为筹募救济基金，曾在上海发起募捐运动，以所得全部捐款，在各灾区举办施粮、医疗及设立人民生产合作社之用，以期在实际施赈之外，更可防灾荒所致之疾病与死亡，并企图防止灾荒之再临。现合作社内，拟办种籽银行、肥料制造厂及农具制造厂等。现先在灾情最重之湖南及粤北创办，然后继续在其他灾区施行。然敝会所募究属有限，常有“杯水车薪”之叹！各地灾情，有增无减，虽在收割期中，灾荒依然如故；而今年收获，大约只足五个月粮食，五个月后，更不堪设想矣！素仰先生领导侨胞，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尚希为祖国灾民呼吁，群策群力，共勤善举，而收宏效，无任企盼感激之至！
此致
蚁美厚先生
宋庆龄
1946年9月18日
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积极响应宋庆龄主席的号召，在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和福利基金义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钱物，通过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华南救济协会转到国内，为救济祖国难民和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在泰华建救总会成立的第一个年头中，救国救乡和福利基金义捐共得泰币100万铢，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大的数目。其中大约70%寄交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此外，还委托冯尔和先生转交南京蒋夫人宋美龄，捐助孤儿保育院国币500万元，捐助汕头存心善堂国币1000万元，汇给香港培侨学校港币1万元以救济失学儿童……在往后的几年中，泰华建救总会除将义捐所得继续汇寄各有关团体外，一部分捐款还用于泰国的社会福利事业。
泰华建救总会成立一周年前夕，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到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吵大嚷，说什么“建救、建救，所建何国？所救何乡？”又说“建苏联的国，救延安的乡，建救汇款给苏联”。但当他们打开“建救”成立一年来的收支簿和各种单据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来“建救”不仅汇款给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以救济国内外难民，还托冯尔和先生带款转交宋美龄创办的战时孤儿保育院。此外，还捐助汕头存心善堂办慈善事业、汇款香港培侨学校救济失学儿童等等。经过这次吵吵嚷嚷的公开查账，反而更加提高了泰华建救总会在侨社的威信，使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哑口无言。很清楚，泰华建救总会的目的在于团结侨社，促进中泰亲善，共同救济宗邦难民，并帮助建设新中国。
1949年11月底，蚁美厚奉命南下广州工作。当时广州解放伊始，粮食和各种日用品紧缺，群众生活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又来轰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中共华南分局负责同志叶剑英、方方等亲自找蚁美厚和邓文钊、朱竟之、伍治之商量，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组运七万吨大米和大批日用品来穗。几个月来，蚁美厚和邓文钊、魏孟昌等人为此奔波于港穗间，有几次险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死。后来，蚁美厚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董事长卢瓞川、总经理陈振敬、副总经理苏永奎购运几批泰国米，投入广州市场，供应民食。
在这期间蚁美厚和邓文钊等还为解放大军进军海南岛筹备了一些军需品。1950年4月，海南刚解放，青黄不接，粮食匮乏，米价上涨，人心浮动，蚁美厚在叶剑英的授意下，立刻与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联系，及时把大批泰国米运往海南岛应急。由此可见，解放初期蚁美厚在协助中共华南分局稳定广州和海南局势方面，是有所建树和贡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某些国家有排华活动，许多难侨回国，亟待安置，这时蚁美厚担任全国救济总会委员兼广东救济分会副会长，积极配合中侨委进行接侨和安置工作。在新中国海运业尚未开展和受当时国际外交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蚁美厚再次通过卢瓞川、陈振敬、苏永奎租用五福轮接运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难侨，他们的船只成了解放后第一批驶进汕头港和海口的客轮。
1951年年初，广东省商业厅组织华侨投资成立一家义益行，由蚁美厚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是魏孟昌，董事长是苏永奎。义益行在“华企”的指导和扶掖下，迅速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为了配合国家恢复国民经济，并抵制反禁运、反封锁的行动，“华企”和义益行在其成立初期，专做进出口生意，实际上是以侨商、港商的名义从国外购买和运进被美帝封锁的禁运物资，也抢运新中国所急需的工业物资和军用物资，并在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先后由“华企”和义益行组运出口外销的土特产创汇几千万港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缺乏外汇的情况下，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
为了国家经济建设，蚁美厚投其毕生精力，无怨无悔，从来不觉得自己所做算得了什么，反而时时感到自己应该做得更多，这份为国为民服务的“激情”该怎样形容呢！
可以提及的亲友还有很多，很多……
正是为了这一份真情，这一份挚爱，邓文钊还是从香港回来了。
他没有犹豫，也没有后悔，义无反顾。
其实，有不少人认为邓文钊香港之行是不会再回来了。
同样，在香港，也有不少人劝他不要回内地了。是呀，“华企”奇冤，反右惊魂，多少挚友遭难，自己也九死一生，检讨来检讨去，以致精神失常，连副省长也一度被撤了。
可是，他还是回来了。
也许，不为别的，只为那些相濡以沫的亲人、至交。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述已经道出了人的本质特征，因此，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独自存在，人总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无形中强调了一种集体精神力量，而这也正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所遵行的一条准则，这也是为何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不论是革命进行中，还是革命胜利后，或新中国建设中，都一直没有动摇这一准则。
饶彰风与邓文钊二人是统战中的典型人物，且两人在中国革命及新中国建设中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这必然少不了他们的亲人朋友的支持。
无论是邓文钊还是饶彰风，他们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许多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相伴中，共同作战。
邓文钊生性喜欢广交朋友，而他一生中也的确深交了很多朋友。在他的朋友中既有国内的朋友也有国际友人，且各行各业都有，他对自己的朋友们全部真诚相待。问及邓文钊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没有人不说他是个好人的。
第一位当是廖承志——他的姻亲，也一直是饶彰风的直接上级。
廖承志：邓文钊的姻亲、饶彰风的上级由于与何家之女何捷书结为夫妻，邓文钊便时常接触廖氏姐弟，慢慢地相互之间便结下很好的友情。廖承志可以说是邓文钊一生中最重要的友人之一，他既是邓文钊革命道路的引导者，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好友。廖承志与邓文钊之间的情谊一直持续到老。廖承志曾这样评价邓文钊说：“人生在世，总难免酒、色、财、气四个字。酒、色、财三字，文钊还好，还算清白，算是难得的。”可见评价之高。因为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邓文钊，能做到不嫖、不赌、不饮、不吹，这在香港是很少见的。更甚者，邓文钊几乎没有私家车，平常的娱乐也仅仅限于打桥牌、骑自行车等运动而已，就连跳交际舞他也不如其妻。
廖氏一家对于邓文钊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在他革命的道路上，更是给予他无限的帮助与鼓励。青年时期，年纪小小的廖氏姐弟已经跟随母亲何香凝走南闯北地四处革命，他们的视野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开阔，看问题也要更深远。正是有了这份不一样的经历，当邓文钊认识了廖氏姐弟后，完全被他们的革命激情和经历所吸引了。从青年时代起邓文钊也想象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和廖氏姐弟一样意气风发。之后在去英国留学的过程中，何香凝又给予邓文钊精神上的支持与关心。何香凝扫除邓文钊心中的担忧，积极鼓励他出国学习，在伦敦学习期间又亲自前去看望邓文钊夫妇，进一步对邓文钊的思想进行教育，加深其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及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也正因有了这前期的接触与交往，邓文钊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一直表现得十分出色。
邓文钊喜欢广结朋友，他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国民党、中国人和外国人。由于常年负责统战工作和海外联络工作，他所认识的朋友形形色色，涵盖当时的左、中、右派。然而，正是由于他认识了这么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邓文钊在工作中能够较好地解决各种问题。如果认识的人面儿不宽的话，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事都很难解决。
邓文钊交朋友不看对方的出身背景，而是强调投缘。他对人诚恳热情，一视同仁，所以，他的朋友都愿意在他危险时刻或遇到问题之时出面帮助解决。
对朋友，邓文钊是没得说的，好得很；而对家人，他也同样十分关心、爱护。在生活上，邓文钊忠于他的妻子何捷书。婚后，邓文钊十分关心何家的人，有时更胜过关心邓家的人。
当年，邓何两家门当户对，喜结连理。邓文钊从此对婚姻家庭忠心不二。
何捷书虽然是何家的千金，但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学识上与邓文钊是有很大差距的，可是她是一位持家的好手。由于深深受到姑妈何香凝的思想影响，她一直以来扮演着邓文钊身后强大的后盾，“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因为这样，邓文钊在外工作才没有后顾之忧。
何捷书十分支持邓文钊的工作，也很理解他工作的艰辛；而邓文钊在生活上也总是顺从何捷书。就这样，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传统家庭，达到一个和睦的境界。
邓文钊自从娶了何捷书后，一直很关注何家人的事情，常常帮助何家亲人，为他们做事。可以说，他在何家人眼中是一个好丈夫、好女婿。
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想了解一个人，可以从他身边的朋友入手。当时那个年代和邓文钊、饶彰风所接触的人，都是如廖公一样为着祖国、人民，为着正义、民主而不断努力奋斗的战士，是时代让他们成为当时的勇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勇往直前、不惧艰险的群体，中国革命必将走向胜利，新中国的建设也必将蒸蒸日上。
让我们追溯一下历史。
廖承志（1908—1983年），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县（现惠城区）陈江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身为国民党元老之子，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最终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他经历了七次牢狱之灾，却更加乐观豁达。他为世界和平事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对海外侨胞感情深厚，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为港澳回归殚精竭虑，他魂系宝岛，情动两岸。
廖承志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其父母亲便是有名的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岳父是经亨颐，姐姐是廖梦醒，妹妹是廖光凤。而他的长子廖晖，曾任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出生时，父母亲希望其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名“承志”。青少年时代，跟随父母为革命奔走广州、上海和日本。少年时期其父廖仲恺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于是年少的廖承志与姐妹一同随母亲何香凝奔走于各地。就是在这一路的奔波中，年纪轻轻的廖承志受到革命启蒙，从小便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意识及革命意识。而这小时候的革命熏陶和经历，也为他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做好了铺垫。
廖承志把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大一统的任务还未完成。1982年7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的信，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廖承志学识渊博，通晓五国语言，擅长诗词、书画、戏剧，才华横溢。1983年6月6日，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将对其委以重任时，他却不幸于198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
对于邓文钊而言，廖承志是他的革命启蒙导师，从廖承志那里邓文钊知道了弹丸之地香港之外更为广阔的天地，知道了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难，知道了革命；长大成年后，在很多时候邓文钊更是受到廖承志的帮助与引导。而对于饶彰风而言，廖承志无疑是其很好的革命伙伴、革命同志，自他入党后廖承志一直是他的直接领导。
陈祖沛：商界挚友，患难之交
除了拥有廖承志这种类似革命精神导师的朋友，邓文钊还有很多商界或其他领域的知名人士朋友。因为邓文钊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他同样认识香港工商界的很多上层人物。正因为这样，在革命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靠邓文钊请各位香港友人出手帮忙。陈祖沛便是其中之一。然而陈祖沛在反右斗争中跳楼自杀、死而复生的惨烈遭遇，让他精神失常了八个月。
陈祖沛，1916年农历六月初八生，广东新会人。其祖父曾任清朝末年的直隶知州，父亲陈韵楼曾考取秀才，后来到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读书，考取半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修读中学课程，毕业回国后，在广东农学院当助教，几年后携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于著名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当时孙中山、陈少白在日本向旅日华侨宣传革命，陈韵楼等四人在孙中山的教育影响下，一起加入了同盟会。陈韵楼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和抱负，锐意经商。也许是遗传了祖上的经商基因，陈祖沛少时就表现出出众的商业天赋。他长期在香港、广州、天津、上海、青岛、汉口、长沙、重庆等地经商，任香港大成行总经理。虽然是个地道的商人，但是心中却充溢着满满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曾组织物资支援华北解放区，资助香港《华商报》。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参与创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广东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祖沛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也有着一颗爱国之心。1947年，国民党大军进攻解放区时，陈祖沛在长沙工作，一日突然接到香港《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来信，信上说报刊经济告急，陈祖沛二话没说，立马就电汇20000港元。那时《华商报》已经成功复刊，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其复刊经费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筹集，但仍然存在很大困难。陈祖沛不仅自己积极捐款，还发动身旁的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筹款。后来《华商报》在报载鸣谢中说陈宅捐款是当时救报运动中个人捐款较大的一笔。可正因为这样，反而招来国民党当局对陈祖沛的注意和忌恨。国民党当局派人搜查陈祖沛在汉口的大成行分行，追查他的去向，并且在长沙捣毁陈家的大成米机，打伤车间主任，掠走全部谷米。之后，陈祖沛便不再到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活动。他回到香港后，收到刘思慕的通知，相约去《华商报》报社座谈。就在参与座谈会那天，陈祖沛第一次见到了邓文钊，虽然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但是刘思慕在之前就已经向陈祖沛介绍过《华商报》的督印人是邓文钊，并将邓文钊的经历简单介绍给了陈祖沛，说邓文钊是一个富家子弟，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港，是比利时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为党的事业出了很多力。因此，尽管陈祖沛与邓文钊素未谋面，但是当陈祖沛第一眼见到邓文钊时，就感觉特别亲切，大家是一见如故。以前对于邓文钊的认识只是听闻，但经过亲身接触后，陈祖沛发现传言果真不假。邓文钊完全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傲慢，反而为人坦率、豪放、仗义。后来成立了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陈祖沛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而邓文钊也常常出席俱乐部晚餐会，二人之间的来往便多了起来，时常一起畅谈，在很多问题上两人常常会形成共识。就这样，二人慢慢成为至交，陈祖沛跟其他人一样很亲切地称呼邓文钊为“钊哥”，情同手足。
1950年5月，以黄长水为团长，陈君冷、莫应溎、马万祺为副团长，陈祖沛为总务主任的港澳工商界赴东北观光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聆听了朱德、陈云同志的教诲，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观光团在参观后返回北京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务院陈云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热情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及经济建设构想，对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寄予厚望，一再强调欢迎港澳实业家回大陆投资办工业。新中国的诞生，党的召唤，使陈祖沛的爱国之心早已飞回大陆了。返港后，他立即召集总行和分行经理开会，统一思想，通过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三年内只发股息，不分红利，集中力量办工业；二是总行由香港迁至天津。这些决定充分体现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当即受到党政领导赞扬。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努力开展支援前线的活动。此时陈祖沛在香港，由于他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经常受到中共在港的工商统战工作负责人许涤新和饶彰风，以及中共在港出版的《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影响，因此政治觉悟高，自然十分支持与配合中央的一切活动。
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使得进步人士十分高兴，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以报道解放的大好形势。陈祖沛二话不说应允捐助开办费10000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港元。陈祖沛还支持进步文化事业和福利事业，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解放大军等。
陈祖沛曾说：“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就凭这份坚持与信任，1946年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革命事业的款项达十多万港元。抗美援朝时期他毅然作出了捐献三架战斗机支援志愿军的决定。陈祖沛以大成行总经理的身份亲自起草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中国以往长期受外国欺凌与奴役，幸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才得到翻身，并且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现美帝通过侵略朝鲜，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此，我提议大成行捐献三架战斗机，共计人民币45亿元。其中企业（含总行、各分行及工厂）两架，另一架从职员（总经理至见习生均含在内，但工厂生产工人不在内）1951年的奖金中提取半数，如仍不足，则由总经理本人补足。如同意，请在信中签名。”信发出后不久，得到来自天津、广州、青岛、上海、重庆、长沙、汉口以及香港各行正副经理和广大职员的签名响应。一位姓阮的职员曾背后煽动大家抗交款项，认为捐献属资方之事，与职员无关。初时有些职员动摇，但多数职员反对，结果款项如期如数入库。捐献数以天津总行最多，为15亿，广州分行次之，为5亿。
事后有人请陈祖沛谈一下大成行捐献三架战斗机的情况。他分析说，战斗机是由苏联提供的，每架作价人民币15亿元，企业承担两架共30亿元，这是能够完成的。1951年，大成行包括当年先后创办的天津大成五金机械厂、广州皮革厂、青岛榨油厂、上海针织厂、重庆涪陵食品厂，以及恢复和发展了的长沙米机在内，资产总数为港币1700万元，全部转回大陆折合人民币为630亿元，捐款仅为企业资产总数的5%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支援抗美援朝，应当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公民的一份责任。至于经理及职员个人，由于大成行当时业务兴旺，企业为了保障员工的生活，免受通货膨胀之苦，按折实单位计算薪金，而折实单位的数值是按生活的必需品价格计算的。中上层职员的月薪可买粗米10—18担（或丝苗米7—13担），比大学教授的月薪约8—13担还高。在他们获得的企业年度奖金（大学教授没有企业年度奖金）中拿出一半捐献出来买战斗机，以支援志愿军，亦是有足够能力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乐于解囊。
1952年“五反”运动开展，在未经查核账目的情况下，大成行要交付“补税款”200亿元（旧人民币），即使倾其国内各个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只好命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补税款”。后来总结评定天津大成总行为守法户，依政策，包括各分行在内都不用补税款和罚款。陈祖沛于汉口的大成分行在“五反”运动中也成为当地的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某些过“左”的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即使如此，自从接受公私合营之后，陈祖沛仍有信心活跃市场经济，在国际贸易上大显身手。不料到1957年，陈祖沛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他以死明志，跳楼自杀，虽被抢救过来，却给饶彰风、尤其是邓文钊极大的刺激。
陈祖沛自被划为右派分子后，随即被革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职务，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和恢复职务。当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时，陈祖沛尽释前嫌，为打开国门，不惜以残病之躯为动员更多朋友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奔走呼号，直至去世。而这些，无论是邓文钊还是饶彰风都不可能知道了。
爱泼斯坦——邓文钊和饶彰风共同的国际友人在与邓文钊和饶彰风交往的友人当中，除了众多商界好友和同胞，还有很多国际友人，爱泼斯坦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做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来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爱泼斯坦本身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与中国客家人一样在世界古代史上有着悠久迁徙史的族群。也许正因为身上流淌着这非比寻常的族群的血液，内心深处印刻着一段特殊的祖辈经历故事，所以爱泼斯坦有一种更为广阔、宽容的姿态。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大利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这一家人迁徙之路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太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时隔72年之后，爱泼斯坦出席了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这便道出其为何会在中国大地上生活那么长时间，甚至成为中国公民。
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告诉爱泼斯坦，当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密销的文件中有一份报告，说拉沙尔·爱泼斯坦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十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
爱泼斯坦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作为一个和平正义的人士，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支持和肯定孙中山夫妇的革命事业，作为一名国际代表为中国革命事业出一份力。邓文钊与爱泼斯坦是在宋庆龄创办中国保盟会的时候认识的，两人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往来。爱泼斯坦对邓文钊的评价是：“虽然在香港出生，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一间外国银行当经理，但他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对祖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业坚贞不移。”邓文钊一直与爱泼斯坦保持着联系，即使后来爱泼斯坦回美国后，他们之间也保持着通信联系。邓文钊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最喜欢阅读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新书。在抗战胜利后，他便积极与美国好友爱泼斯坦恢复联系，请求爱泼斯坦从美国“多寄一些全世界的好书”给他。如他的几封信中都写道：“盼望你能寄些书籍给我，因为我渴望读到英文书。”喜欢读书也是邓文钊留给爱泼斯坦的一个深刻印象，而这种书友的关系，成为他们精神交流的纽带，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1938年4月，他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前两年的战绩。
爱泼斯坦还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以转移革命者。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她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
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是宋庆龄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和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妻子邱茉莉主办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中。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他们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为《今日中国》），任执行编辑，后于1979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总编辑，至今还是刊物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语种的综合性月刊，他为这本杂志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动乱期间也蒙受过冤屈，被囚禁狱中五年，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年初，获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为记者，他仍然追踪与记录新中国和世界的变迁。
蚁美厚：危难见真情
在邓文钊和饶彰风共同为革命工作期间，自然少不了众多好友们的帮助，其中既包括海外民主爱国人士，也有坚贞的中共党员。蚁美厚便是其中有突出贡献的一位。
蚁美厚先生于1909年11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南畔洲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蚁仲居，母亲是陈乖。蚁美厚先生原名美扬，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于贫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腊月里年幼的美扬依然打着赤脚。
旧社会农村封建势力猖獗，美扬家不但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压榨，而且常遭乡间大姓、村里强房欺凌。有一次，美扬去田头送番薯汤给父亲解渴充饥，刚走到村前就被绰号“半流氓”的强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扬长而去。母亲得悉美扬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泪下。她看着美扬孱弱的身体，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他那红一块、青一块的鳞伤，悲切地说：“儿啊！你今后出门可要留神，若见到那个‘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赶快避开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为娘心疼呵！”此后，母亲把家中鸡蛋储存起来，每周给小美扬煮两次鸡蛋粥吃，算是穷人家的上等补品了。
过去南畔洲以产菜头（萝卜）和菜籽闻名海内外，但由于南畔洲是个小村落，在旧社会南畔洲地里的菜头常被周围大乡的恶人拔走，农民不仅白流汗水，还倒贴了菜种和肥料，只得眼睁睁地蹲在菜园边痛哭，故俗云：“南畔洲菜头——痛窟！”
至于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在旧社会是司空见惯的。童年时代的穷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扬的心灵上产生阵阵冲击，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强食”的恶势力，逐步形成勤奋、耿直和富于正义感的品格。
1922年冬，旅泰著名华侨领袖蚁光炎回故乡南畔洲省亲及办公益事业。在巡视私塾时，他要塾师介绍一个忠厚老实的学童给他的亡兄蚁允照做义子（蚁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风灾中都被淹死）。塾师指着美扬说：“这个孩子老实、厚道。”老华侨蚁光炎走到这个衣着朴素的穷孩子跟前，对他仔细端详，见其纯朴、憨直，心里已有几分喜欢；老华侨又通过各方面了解，证实美扬确实是个老实、厚道和聪颖的穷孩子，遂认为“孺子可教也”。经过同族长商量并向其家长征求意见，老华侨蚁光炎终于认领美扬为义侄，并对他说：“好，从今天起，我就认你做义侄，给你起一个名字，就叫美厚吧。你在家乡努力再读几年书，课余劳动，多吃点苦，等你长大，再带你去泰国做牛（牛马精神、艰苦奋斗之意）。”
小小的美扬，睁着大大的眼睛，用劲地点头。
1925年春，年满16岁的美厚被接到泰国曼谷。叔父蚁光炎要义侄从学徒、勤杂做起，接受老华侨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和实际锻炼，白天工作是扫地、倒痰盂、跑腿、抄账和干粗活，晚上学泰文。当时，给美厚每月只发工资五铢，对此，美厚很不理解，觉得很奇怪，每天都干这么多活，为什么得到的报酬还这么低呢？可是叔父却对他笑着说：“我初来暹罗当苦力，每月的工资只有两铢，你现在每月的工资比我初来暹罗还高出350保升呢，年轻人要多吃苦、多磨炼，日后才会有出息嘛！”蚁美厚这才明白当初叔父所说的“做牛”的全部含义。往后，蚁美厚跟着叔父慢慢学会经商办事，并参加中泰各种社交活动。
1936年，蚁光炎先生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还兼任许多社团的重要职位，如泰华最高慈善机构——报德善堂董事长，曼谷华侨医院董事长，泰国潮州会馆常委兼财政，曼谷中华中学、新民学校、中声学校、树人学校、俊才夜校校董会主席等，公私事务十分繁忙。此时蚁美厚也开始成为叔父蚁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让他掌管光兴利船务公司的财政，之后又让他担任光兴利船务公司经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传到曼谷侨社，椰风哀号，湄水翻泣。由泰华进步文教团体发起的悼念鲁迅先生大会，得到蚁美厚的叔父、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响应。悼念大会就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光华堂召开，并且免收租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蚁光炎，还有泰华进步文教团体的代表许宜陶、许煜、许侠等。蚁美厚先生对召开悼念鲁迅先生大会也很关心，曾亲临会场协助检查准备工作。大会召开的当天，曼谷很多华侨社团都有负责人和代表前来参加，光华堂里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肃立的人群。大会的气氛既悲痛又热烈。当时会场有这样的挽联：“大地有阿Q！何时灭狂人？”这充分表达了具有爱国正义感的泰国侨胞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不抵抗政策的愤懑和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蚁美厚先生即参加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侨众和侨社上层分子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道理，协助蚁光炎主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将其叔父募得的捐款和抗战物资设法送到在香港的廖承志的办事处。当时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也是通过蚁美厚先生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联系的。
对于国内来泰宣传抗日和募捐的人员，蚁美厚先生总是协助蚁光炎给予热情的接待，并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到泰国看望华侨和宣传抗战，就是由蚁光炎主席等亲自接到蚊宅居住，并派人陪她到各处同侨胞们开座谈会。蚁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黄兴夫人交谈，从而获得很多教益。
1938年春夏间，广东省军政长官余汉谋、吴铁城派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华侨传达广东的抗日情况，鼓励侨胞捐款购买飞机，也得到蚁光炎主席的响应和支持。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和随行记者梁若麈离开泰国时，蚁光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希望祖国各方面团结抗战，不能对敌妥协投降。”
不知不觉中，蚁美厚先生在其叔父身边已工作很多年了，也正因为这样，蚁美厚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为他日后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打下思想基础。秉承着爱国精神，蚁美厚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暹京时报》（简称《时报》）于1937年11月1日创刊（1938年12月26日改为《暹京新时报》），李一新任社长，杨伟新任总编辑，朱梦熊任督印人，资金由李一新负责筹措。《时报》配合中国七七抗战，每天刊载抗日电讯，报纸销量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从1938年3月7日起，《时报》改用黄兴夫人徐宗汉所书《暹京时报》报头，同日起每天在报纸头版左角刊出以中国抗战及国际时事为题材的漫画一幅，颇具特色。《时报》或《新时报》的经费发生困难时，屡次都能得到蚁美厚先生的资助。当时找蚁美厚先生帮忙的就是该报社长李一新，可说“有求必应”。通过这一事例，足见蚁美厚先生当年对宣传抗日救国之热心。
1938年秋，泰国爱国华侨领袖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等人为宣传中泰文化、促进中泰亲善、团结华侨和宣传抗日，计划创办报馆。这时曾在祖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认为要在远离祖国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动华侨抗日救国，非宣传不能成功。于是他就向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五位爱国华侨领袖建议，并获得全力支持，在1938年10月1日创办《中国报》（它的姊妹报是《中原报》）于泰京曼谷演说街。而上述五位华侨领袖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国报》的五位股东，陈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陈恒奎，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郑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郑午楼，蚁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蚁美厚，余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余卓桑。《中国报》就是以陈恒奎、李其雄、郑午楼、蚁美厚、余卓桑五位代表人为股东，由法律顾问陈绎如向泰国政府登记注册备案的。
《中国报》编辑部拥有一批名记者和资深的编辑人员，堪称阵容强大。社长初时是陈恒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担任，李其雄还兼任《中国报》的总编辑和督印人，他是《中国报》的实际负责人。
《中国报》每日出版报纸四大张，分为午版三大张，早版一大张，如遇重要战讯，则随时刊出号外。此外，每逢星期日，还出版16开本《中国周刊》。《中国报》出版后不久，增刊《中原报》一大张，以代替《中国报》早报，这种姐妹报是为适应泰华报纸的实际需要，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即可以另一报名顶替，继续出版。《中国报》在为正义呼吁，提醒侨胞警醒，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侨胞的赞扬。1939年8月，《中国报》和其他八家华文报皆被当地政府查封，仅有《中国报》的姐妹报《中原报》获准继续出版，这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份华文报，同时也是泰国政府对华侨传达政令的唯一一份报纸。此报一直坚持到日军在曼谷登陆，才被迫停刊。
1939年11月21日晚11时，蚁美厚先生像往常一样，在曼谷素里翁路蚁宅等待叔父回家，准备向他汇报当天的业务和社团工作。突然从中央医院打来加急电话，说“蚁光炎主席遇刺身亡！”这一犹如晴天霹雳的噩耗，使蚁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当蚁美厚得悉叔父蚁光炎是被日伪指使的凶手暗杀之后，默默地站在蚁光炎的遗像面前立誓：“阿厚坚决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踏着您老人家的血迹前进，继续从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项事业，以慰叔父在天之灵！”
蚁光炎遇刺后，蚁美厚先生被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并兼任其他社团的职位（如泰华报德善堂董事、曼谷华侨医院董事、泰国潮州会馆执行委员、泰国澄海同乡会理事等）。蚁美厚先生一方面继续与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努力协助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促进中泰友好、做好团结华侨工商业者的工作，并继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泰华建救总会成立后，与国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香港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新加坡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取得联系，共同做“建救”工作。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人都先后担任过泰华建救总会的名誉会长。
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曾于1946年9月18日致函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原文如下：
径启者，抗利以来，抗战中所受创伤未愈，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饥馑遍地，灾民盈野，敝会为筹募救济基金，曾在上海发起募捐运动，以所得全部捐款，在各灾区举办施粮、医疗及设立人民生产合作社之用，以期在实际施赈之外，更可防灾荒所致之疾病与死亡，并企图防止灾荒之再临。现合作社内，拟办种籽银行、肥料制造厂及农具制造厂等。现先在灾情最重之湖南及粤北创办，然后继续在其他灾区施行。然敝会所募究属有限，常有“杯水车薪”之叹！各地灾情，有增无减，虽在收割期中，灾荒依然如故；而今年收获，大约只足五个月粮食，五个月后，更不堪设想矣！素仰先生领导侨胞，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尚希为祖国灾民呼吁，群策群力，共勤善举，而收宏效，无任企盼感激之至！
此致
蚁美厚先生
宋庆龄
1946年9月18日
泰华建救总会会长蚁美厚先生积极响应宋庆龄主席的号召，在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和福利基金义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钱物，通过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华南救济协会转到国内，为救济祖国难民和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在泰华建救总会成立的第一个年头中，救国救乡和福利基金义捐共得泰币100万铢，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大的数目。其中大约70%寄交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此外，还委托冯尔和先生转交南京蒋夫人宋美龄，捐助孤儿保育院国币500万元，捐助汕头存心善堂国币1000万元，汇给香港培侨学校港币1万元以救济失学儿童……在往后的几年中，泰华建救总会除将义捐所得继续汇寄各有关团体外，一部分捐款还用于泰国的社会福利事业。
泰华建救总会成立一周年前夕，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到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吵大嚷，说什么“建救、建救，所建何国？所救何乡？”又说“建苏联的国，救延安的乡，建救汇款给苏联”。但当他们打开“建救”成立一年来的收支簿和各种单据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来“建救”不仅汇款给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和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以救济国内外难民，还托冯尔和先生带款转交宋美龄创办的战时孤儿保育院。此外，还捐助汕头存心善堂办慈善事业、汇款香港培侨学校救济失学儿童等等。经过这次吵吵嚷嚷的公开查账，反而更加提高了泰华建救总会在侨社的威信，使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哑口无言。很清楚，泰华建救总会的目的在于团结侨社，促进中泰亲善，共同救济宗邦难民，并帮助建设新中国。
1949年11月底，蚁美厚奉命南下广州工作。当时广州解放伊始，粮食和各种日用品紧缺，群众生活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又来轰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中共华南分局负责同志叶剑英、方方等亲自找蚁美厚和邓文钊、朱竟之、伍治之商量，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组运七万吨大米和大批日用品来穗。几个月来，蚁美厚和邓文钊、魏孟昌等人为此奔波于港穗间，有几次险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死。后来，蚁美厚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董事长卢瓞川、总经理陈振敬、副总经理苏永奎购运几批泰国米，投入广州市场，供应民食。
在这期间蚁美厚和邓文钊等还为解放大军进军海南岛筹备了一些军需品。1950年4月，海南刚解放，青黄不接，粮食匮乏，米价上涨，人心浮动，蚁美厚在叶剑英的授意下，立刻与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联系，及时把大批泰国米运往海南岛应急。由此可见，解放初期蚁美厚在协助中共华南分局稳定广州和海南局势方面，是有所建树和贡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某些国家有排华活动，许多难侨回国，亟待安置，这时蚁美厚担任全国救济总会委员兼广东救济分会副会长，积极配合中侨委进行接侨和安置工作。在新中国海运业尚未开展和受当时国际外交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蚁美厚再次通过卢瓞川、陈振敬、苏永奎租用五福轮接运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难侨，他们的船只成了解放后第一批驶进汕头港和海口的客轮。
1951年年初，广东省商业厅组织华侨投资成立一家义益行，由蚁美厚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是魏孟昌，董事长是苏永奎。义益行在“华企”的指导和扶掖下，迅速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为了配合国家恢复国民经济，并抵制反禁运、反封锁的行动，“华企”和义益行在其成立初期，专做进出口生意，实际上是以侨商、港商的名义从国外购买和运进被美帝封锁的禁运物资，也抢运新中国所急需的工业物资和军用物资，并在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先后由“华企”和义益行组运出口外销的土特产创汇几千万港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缺乏外汇的情况下，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
为了国家经济建设，蚁美厚投其毕生精力，无怨无悔，从来不觉得自己所做算得了什么，反而时时感到自己应该做得更多，这份为国为民服务的“激情”该怎样形容呢！
可以提及的亲友还有很多，很多……
正是为了这一份真情，这一份挚爱，邓文钊还是从香港回来了。
他没有犹豫，也没有后悔，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