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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送行酒
当时营救工作的主要据点是《华商报》，邓文钊的“红屋”更成了中转站。
夜幕降临，白日喧嚣的香港街道又恢复宁静。人们大都准备休息了，可是在一个小小的五六平米的小房子里，却依旧充满着白天忙碌的气息。
房屋里几个人一会儿翻阅着各种资料，一会儿相互交谈，一会儿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又在图纸上画着什么，那是饶彰风、连贯等人正在为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北上而彻夜忙碌着。
“我看咱们可以从这条路线走，这边地方当局的监督势力较松，而且咱们晚上出行，再乔装打扮，应该不容易被敌人发现。”饶彰风说完便将之前翻阅的图纸递给身旁的连贯，将沿路经过的街道一一指给他看。
连贯仔细看了这些街道，又查阅了这些街道的情况，与其他同志分析讨论后，终于把护送路线确定下来。彰风等人看着制定好的路线，露出满意的笑容。
“吁——”众人不约而同地大吐了一口气。
“终于弄好了！”
“是啊，太好了。”
大家都伸伸胳膊，扭扭头，将“僵硬”的身躯舒展舒展。
这时，东方已见鱼肚白。
办法是党中央过问了的，从东北或朝鲜租用外籍的货船，装上大豆、人参、药材、土产等运到香港，在港澳市场卖出，再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并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登船北上。
为了减少外界的注意，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上船，并且民主人士出发前都要进行乔装打扮，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记者、医生或其他人员，然后由具体护送的同志陪同，从各人的住地出发；而有的则是先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出发上船。
在如此精密的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人士有序离开香港顺利北上。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不大，客房极少。当时，即1948年9月4日，潘汉年、连贯到李济深家开会落实名单时，有些人说手上有些工作尚待处理，来不及第一批离港，还有个别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是否安全，只有沈钧儒、蔡廷锴等毫不犹豫，说走就能走。这一船北上时，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陪同，钱之光派祝华、徐德明随船照顾。
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由连贯派罗培元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大家先到连贯家，吃过晚饭，还化了装。沈钧儒、谭平山胡须甚长，只能当做老大爷；章伯钧打扮成大老板，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蔡廷锴则穿着褐色薯莨绸，足登旧布鞋，俨然一个商业运货员。他们随着罗培元步行，大约10分钟就走到铜锣湾海边，随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货船开去。当大家扶着摇摇晃晃的吊桥走上货船后，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
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顺利驶离香港，向北航行。9月16日在澎湖列岛遇上强劲台风，波尔塔瓦号被狂风恶浪冲进一个荒岛，眼看将要触礁了，船长下令救船。蔡廷锴奋起参加，和船员一起拿着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
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号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港迎接。上岸休息后，乘车向着朝中边境进发，当晚在图门市歇息。9月28日下午继续北行，29日到达哈尔滨市。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陈云、林枫、蔡畅、高崇文等负责人在火车站热烈欢迎。晚上，东北行政委员会设宴招待。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给沈钧儒一行发来电报，对他们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表示欢迎。随后，周恩来又将他亲笔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由高岗、李富春转送，请他们提意见。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人。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陪同，宦乡随行，钱之光派王华生随船照料生活。
本来按照计划，这批民主人士应于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由于从大连租用的阿尔丹号货船到港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要入坞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货船华中号载客，迟至1948年11月23日深夜才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已离开香港北上，不使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
前两次北上行动并没有引起港英当局及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可在这之后，他们嗅到了风声，警戒愈加森严起来了。尤其是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份小报向外界透露了国民党元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这使得整个形势一下子紧张了起来，空气凝重。
码头，一艘挂着荷兰国旗的商船就要起航了。一伙“生意人”，撑竿的、管账的、当股东的，头戴礼帽、身着长衫，通过了港英当局的海关检查处。突然，海关人员要检查一位“生意人”的手提皮箱。
“站住，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打开来，检查！”
这位“生意人”站住，没有作声。
“快点，打开，爷要检查！”海关人员又吆喝道。
旁边一位见势不妙，立即跑过来一边道歉一边顺手塞过去一张50元的港币……
“官爷，呵呵，我们生意人没什么东西好拿的，就是一些日用衣物，呵呵，不麻烦您辛苦检查啦，呵呵！”
那位海关人员手握着票子，斜眼看了看这“生意人”，再打量了一下身旁这位，原本紧绷的脸突然露出一丝令人作呕的微笑，说道：“好啦，好啦，爷也没闲情去看了，你们快过去吧，以后办事注意点！”
“是，是，您说的是。谢谢，谢谢！”
有惊无险，总算过去了。荷兰商船载着这批生意人驶向浩瀚的东海……
这几位“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还有马寅初先生，他们分别到青岛、大沽、大连，再到平山县集合，筹备“新政协”。李济深先生也在这条船上，他在上船之前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小报走漏了消息，特务硬是把他盯住了。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港英当局和美国领事馆也与其接触频繁。可见李济深先生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势力还徘徊不定，因此，他们都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在香港，便可以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筹码。
其实，中央早就想把李先生安排在第一批护送人员中，一来是为了团结各党派一起召开新政协，二来也是为了李济深本人的安全。但是，李先生说他自己时间太匆促，来不及走。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虽然李济深已经同意北上，可是怎么才能摆脱盯梢，则着实让饶彰风等绞尽了脑汁。他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冥思苦想，终于商定了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的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
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香港的圣诞节非常热闹，李济深的寓所也是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热情款待，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家宴进行到一半、喝至半酣时，李济深借“方便”之由离开宴席：“各位尽管尽情地吃喝，今天过节，大家玩得开心尽兴，呵呵……鄙人暂时离开一会儿去方便一下，各位自便，不用拘谨。”说罢，举起一杯酒一干而尽。放下空酒杯，李济深突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旁人连忙说：“快来两个人哪，快扶着李先生，想必先生今天喝多了，快点，扶着先生去，以防跌倒。”两名早已等候在旁的伙计从两旁将李济深扶着，慢慢朝后院走去。
“呵呵，放心，我没醉，大家继续，不要客气，我去去便来，呵呵——”李济深边说边示意大家继续，而自己则歪歪倒倒地从众人中离开。
走到后院后，李济深用眼探了探四方，确定没有危险时，立马一改当初醉态，变得清醒起来，而身旁的两位伙计则马上为李济深在前带路。这两人是早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中共党员，是专门负责接李济深出家门坐船的。
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之后直奔邓文钊的“红屋”。
“李先生，您可出来了，我还以为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怕您不能脱身呢！”车上一伙计带着一丝担忧说道。
“哈哈，这金蝉脱壳之计怎会失效呢？这可是设计得相当之精密的计策啊！呵呵……好了，咱们快走吧，免得文钊、彰风等同志在‘红屋’等久了。”
车开走了，就这样，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李济深逃走了。
十几分钟后，车子开到了“红屋”门前。门口邓文钊早已在守候。
“李先生，您总算到了。大家都在里面等着您呢，快进去吧。”
邓文钊领着李济深走进室内，来到客厅，这里方方、连贯、饶彰风早已等候多时，看到李济深走了进来，大家连忙上前迎接，表示欢迎。“李先生，一路过来让您受惊吓了，等我们把您护送上船出了香港之后就会安全了，还请先生您再多坚持一下。”
“大家言重了，鄙人知道这次护送任务的艰难，我定会配合好工作的。”
邓文钊这时则尽显主人之谊，拿出好茶及点心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同时他还在等候杨奇的电话。杨奇当时也是《华商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南方日报》的社长及编辑，后来还创建了《羊城晚报》。
原来，为了方便李济深从家宴中脱身，不引起怀疑，一开始就计划让他不带任何行李物品只身一人离开，而李济深的行李以及其他离港人士的行李则委托杨奇于几天前集中到湾仔六国饭店，再于圣诞节当晚送至一艘小汽船上。此时，杨奇也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护送行李的任务，他将物品送达后仔细观察岸边，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打电话给邓文钊：“文钊，我看今晚月色清晰。”
这是杨奇与邓文钊事先商量好的沟通暗语，以防被国民党特务窃听到消息。
“哦，是吗？那好啊，看来还是个不错的夜晚啊。”
与杨奇通完电话，邓文钊将杨奇那边的情况告诉饶彰风、李济深等在场人士：“杨奇已将各位先生的行李运送至小汽船上了，现在那边一切正常，各位先生可以动身了。”
一行人这才离开“红屋”，此时邓文钊早已在门口为他们准备好了便车，李济深等人出门后便乘车到不远的湾仔海滂。前来送行的有何香凝、郭沫若、沈钧儒等人。临走前李济深等人万分感谢邓文钊、饶彰风等人为他们北上所做的这一切：“感谢诸君，后会有期，保重！”
由于“红屋”到湾仔海滂很近，李济深等人坐了十几分钟的车就到了。他们到达后，杨奇等人马上接应，带着他们一行人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船，接着开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许多外轮中的一艘苏联货轮。自然这也是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
这一晚，与李济深一同离港的还有朱蕴山、梅龚彬、吴茂荪、李民欣等民革的头面人物，他们各自从九龙或香港的寓所到“红屋”集合，而后一同坐船离开香港。
就这样，李济深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三天之后，《华商报》才发表消息：“李济深北上参加新政协。”国民党特务一脸诧异与茫然，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船已过了台湾海峡。
香港反动当局看着报纸上的新闻，气不打一处来，好端端的李济深他怎么就可以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呢？
“啪！”报纸被当局头子狠狠地摔在桌面上！
“饭桶，饭桶，监视一个人都做不好！”
当局头子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里一顿乱骂。
十多天之后，南京政府掌权的桂系白崇禧才派出大员，手持其亲笔信赶到香港，敦请李济深先生到武汉“主持大计”，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望着空荡荡的楼房，来者无奈地摇头：“大势已去，大势已去啊！”
1948年8月下旬到1949年初，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全部都安全离港到达解放区，转赴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饶彰风和同志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之后，彰风还顺利地完成了输送大批党的干部去解放区的任务，大大满足了解放区的扩大需要。
紧接着，华南分局又迁往了内地，连贯、夏衍等同志纷纷应党中央的要求转去内地工作，彰风则作为分局特派员留在了香港，而此时他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
这段时间他参与了策动粤东起义、粤北始兴起义、闽西起义、两航起义等活动。
1945年5月，他安排在香港的一些艺社及其他文艺青年分批进入粤东地区。
彰风还一直坚持党的宣传阵地工作。《群众》周刊一直出版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商报》则是在刊登广州解放的喜讯后，于1949年10月15日宣告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华商报》一直坚持工作的邓文钊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岗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革命工作已经结束，事实上他将开始一段新的革命历程。
1949年10月17日，在香港战斗了多年的饶彰风同爱国人士李章达等人一道，终于起程回到了内地。
创业难，守业更难。在他回到华南首府广州后，更沉重的历史重担又压在了他36岁年轻的肩膀上！
§§下篇
夜幕降临，白日喧嚣的香港街道又恢复宁静。人们大都准备休息了，可是在一个小小的五六平米的小房子里，却依旧充满着白天忙碌的气息。
房屋里几个人一会儿翻阅着各种资料，一会儿相互交谈，一会儿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又在图纸上画着什么，那是饶彰风、连贯等人正在为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北上而彻夜忙碌着。
“我看咱们可以从这条路线走，这边地方当局的监督势力较松，而且咱们晚上出行，再乔装打扮，应该不容易被敌人发现。”饶彰风说完便将之前翻阅的图纸递给身旁的连贯，将沿路经过的街道一一指给他看。
连贯仔细看了这些街道，又查阅了这些街道的情况，与其他同志分析讨论后，终于把护送路线确定下来。彰风等人看着制定好的路线，露出满意的笑容。
“吁——”众人不约而同地大吐了一口气。
“终于弄好了！”
“是啊，太好了。”
大家都伸伸胳膊，扭扭头，将“僵硬”的身躯舒展舒展。
这时，东方已见鱼肚白。
办法是党中央过问了的，从东北或朝鲜租用外籍的货船，装上大豆、人参、药材、土产等运到香港，在港澳市场卖出，再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并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登船北上。
为了减少外界的注意，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上船，并且民主人士出发前都要进行乔装打扮，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记者、医生或其他人员，然后由具体护送的同志陪同，从各人的住地出发；而有的则是先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出发上船。
在如此精密的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人士有序离开香港顺利北上。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不大，客房极少。当时，即1948年9月4日，潘汉年、连贯到李济深家开会落实名单时，有些人说手上有些工作尚待处理，来不及第一批离港，还有个别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是否安全，只有沈钧儒、蔡廷锴等毫不犹豫，说走就能走。这一船北上时，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陪同，钱之光派祝华、徐德明随船照顾。
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由连贯派罗培元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大家先到连贯家，吃过晚饭，还化了装。沈钧儒、谭平山胡须甚长，只能当做老大爷；章伯钧打扮成大老板，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蔡廷锴则穿着褐色薯莨绸，足登旧布鞋，俨然一个商业运货员。他们随着罗培元步行，大约10分钟就走到铜锣湾海边，随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货船开去。当大家扶着摇摇晃晃的吊桥走上货船后，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
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顺利驶离香港，向北航行。9月16日在澎湖列岛遇上强劲台风，波尔塔瓦号被狂风恶浪冲进一个荒岛，眼看将要触礁了，船长下令救船。蔡廷锴奋起参加，和船员一起拿着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
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号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港迎接。上岸休息后，乘车向着朝中边境进发，当晚在图门市歇息。9月28日下午继续北行，29日到达哈尔滨市。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陈云、林枫、蔡畅、高崇文等负责人在火车站热烈欢迎。晚上，东北行政委员会设宴招待。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给沈钧儒一行发来电报，对他们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表示欢迎。随后，周恩来又将他亲笔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由高岗、李富春转送，请他们提意见。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人。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陪同，宦乡随行，钱之光派王华生随船照料生活。
本来按照计划，这批民主人士应于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由于从大连租用的阿尔丹号货船到港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要入坞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货船华中号载客，迟至1948年11月23日深夜才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已离开香港北上，不使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
前两次北上行动并没有引起港英当局及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可在这之后，他们嗅到了风声，警戒愈加森严起来了。尤其是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份小报向外界透露了国民党元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这使得整个形势一下子紧张了起来，空气凝重。
码头，一艘挂着荷兰国旗的商船就要起航了。一伙“生意人”，撑竿的、管账的、当股东的，头戴礼帽、身着长衫，通过了港英当局的海关检查处。突然，海关人员要检查一位“生意人”的手提皮箱。
“站住，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打开来，检查！”
这位“生意人”站住，没有作声。
“快点，打开，爷要检查！”海关人员又吆喝道。
旁边一位见势不妙，立即跑过来一边道歉一边顺手塞过去一张50元的港币……
“官爷，呵呵，我们生意人没什么东西好拿的，就是一些日用衣物，呵呵，不麻烦您辛苦检查啦，呵呵！”
那位海关人员手握着票子，斜眼看了看这“生意人”，再打量了一下身旁这位，原本紧绷的脸突然露出一丝令人作呕的微笑，说道：“好啦，好啦，爷也没闲情去看了，你们快过去吧，以后办事注意点！”
“是，是，您说的是。谢谢，谢谢！”
有惊无险，总算过去了。荷兰商船载着这批生意人驶向浩瀚的东海……
这几位“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还有马寅初先生，他们分别到青岛、大沽、大连，再到平山县集合，筹备“新政协”。李济深先生也在这条船上，他在上船之前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小报走漏了消息，特务硬是把他盯住了。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港英当局和美国领事馆也与其接触频繁。可见李济深先生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势力还徘徊不定，因此，他们都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在香港，便可以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筹码。
其实，中央早就想把李先生安排在第一批护送人员中，一来是为了团结各党派一起召开新政协，二来也是为了李济深本人的安全。但是，李先生说他自己时间太匆促，来不及走。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虽然李济深已经同意北上，可是怎么才能摆脱盯梢，则着实让饶彰风等绞尽了脑汁。他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冥思苦想，终于商定了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的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
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香港的圣诞节非常热闹，李济深的寓所也是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热情款待，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家宴进行到一半、喝至半酣时，李济深借“方便”之由离开宴席：“各位尽管尽情地吃喝，今天过节，大家玩得开心尽兴，呵呵……鄙人暂时离开一会儿去方便一下，各位自便，不用拘谨。”说罢，举起一杯酒一干而尽。放下空酒杯，李济深突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旁人连忙说：“快来两个人哪，快扶着李先生，想必先生今天喝多了，快点，扶着先生去，以防跌倒。”两名早已等候在旁的伙计从两旁将李济深扶着，慢慢朝后院走去。
“呵呵，放心，我没醉，大家继续，不要客气，我去去便来，呵呵——”李济深边说边示意大家继续，而自己则歪歪倒倒地从众人中离开。
走到后院后，李济深用眼探了探四方，确定没有危险时，立马一改当初醉态，变得清醒起来，而身旁的两位伙计则马上为李济深在前带路。这两人是早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中共党员，是专门负责接李济深出家门坐船的。
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之后直奔邓文钊的“红屋”。
“李先生，您可出来了，我还以为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怕您不能脱身呢！”车上一伙计带着一丝担忧说道。
“哈哈，这金蝉脱壳之计怎会失效呢？这可是设计得相当之精密的计策啊！呵呵……好了，咱们快走吧，免得文钊、彰风等同志在‘红屋’等久了。”
车开走了，就这样，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李济深逃走了。
十几分钟后，车子开到了“红屋”门前。门口邓文钊早已在守候。
“李先生，您总算到了。大家都在里面等着您呢，快进去吧。”
邓文钊领着李济深走进室内，来到客厅，这里方方、连贯、饶彰风早已等候多时，看到李济深走了进来，大家连忙上前迎接，表示欢迎。“李先生，一路过来让您受惊吓了，等我们把您护送上船出了香港之后就会安全了，还请先生您再多坚持一下。”
“大家言重了，鄙人知道这次护送任务的艰难，我定会配合好工作的。”
邓文钊这时则尽显主人之谊，拿出好茶及点心热情地招待这些客人。同时他还在等候杨奇的电话。杨奇当时也是《华商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南方日报》的社长及编辑，后来还创建了《羊城晚报》。
原来，为了方便李济深从家宴中脱身，不引起怀疑，一开始就计划让他不带任何行李物品只身一人离开，而李济深的行李以及其他离港人士的行李则委托杨奇于几天前集中到湾仔六国饭店，再于圣诞节当晚送至一艘小汽船上。此时，杨奇也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护送行李的任务，他将物品送达后仔细观察岸边，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打电话给邓文钊：“文钊，我看今晚月色清晰。”
这是杨奇与邓文钊事先商量好的沟通暗语，以防被国民党特务窃听到消息。
“哦，是吗？那好啊，看来还是个不错的夜晚啊。”
与杨奇通完电话，邓文钊将杨奇那边的情况告诉饶彰风、李济深等在场人士：“杨奇已将各位先生的行李运送至小汽船上了，现在那边一切正常，各位先生可以动身了。”
一行人这才离开“红屋”，此时邓文钊早已在门口为他们准备好了便车，李济深等人出门后便乘车到不远的湾仔海滂。前来送行的有何香凝、郭沫若、沈钧儒等人。临走前李济深等人万分感谢邓文钊、饶彰风等人为他们北上所做的这一切：“感谢诸君，后会有期，保重！”
由于“红屋”到湾仔海滂很近，李济深等人坐了十几分钟的车就到了。他们到达后，杨奇等人马上接应，带着他们一行人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船，接着开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许多外轮中的一艘苏联货轮。自然这也是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
这一晚，与李济深一同离港的还有朱蕴山、梅龚彬、吴茂荪、李民欣等民革的头面人物，他们各自从九龙或香港的寓所到“红屋”集合，而后一同坐船离开香港。
就这样，李济深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三天之后，《华商报》才发表消息：“李济深北上参加新政协。”国民党特务一脸诧异与茫然，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船已过了台湾海峡。
香港反动当局看着报纸上的新闻，气不打一处来，好端端的李济深他怎么就可以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呢？
“啪！”报纸被当局头子狠狠地摔在桌面上！
“饭桶，饭桶，监视一个人都做不好！”
当局头子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里一顿乱骂。
十多天之后，南京政府掌权的桂系白崇禧才派出大员，手持其亲笔信赶到香港，敦请李济深先生到武汉“主持大计”，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望着空荡荡的楼房，来者无奈地摇头：“大势已去，大势已去啊！”
1948年8月下旬到1949年初，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全部都安全离港到达解放区，转赴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饶彰风和同志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之后，彰风还顺利地完成了输送大批党的干部去解放区的任务，大大满足了解放区的扩大需要。
紧接着，华南分局又迁往了内地，连贯、夏衍等同志纷纷应党中央的要求转去内地工作，彰风则作为分局特派员留在了香港，而此时他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
这段时间他参与了策动粤东起义、粤北始兴起义、闽西起义、两航起义等活动。
1945年5月，他安排在香港的一些艺社及其他文艺青年分批进入粤东地区。
彰风还一直坚持党的宣传阵地工作。《群众》周刊一直出版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商报》则是在刊登广州解放的喜讯后，于1949年10月15日宣告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华商报》一直坚持工作的邓文钊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岗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革命工作已经结束，事实上他将开始一段新的革命历程。
1949年10月17日，在香港战斗了多年的饶彰风同爱国人士李章达等人一道，终于起程回到了内地。
创业难，守业更难。在他回到华南首府广州后，更沉重的历史重担又压在了他36岁年轻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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