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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管大老爷”
一直以来，《华商报》的办报资金问题是最困扰办报人的。1947—1948年《华商报》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为了闯过这一关，报社发动了两次“救报运动”，号召大家想办法。此时，饶彰风忽然想到曾有人对他说过，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曾把一批财宝埋在英军军营厨房两侧的空地里。在一次报社会议上，“总管大老爷”饶彰风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我们不如去那里看看，看是否能挖出什么财物出来。”对于饶彰风所说的这一传闻，大家都从未听闻过，不少人觉得有点不靠谱。
邓文钊听后倒是非常支持饶彰风的提法：“嗯，这个主意不错。虽说这仅仅是个传闻，可现在我们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干脆碰碰运气好了，要是真能挖出点什么那就一切问题好说，倘若没挖出什么，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就再想其他办法。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去尝试，成不成功，有没有结果，要试过才知道吧！”
听完邓文钊发言，其他工作人员相互看了看，想想这的确也是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了，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那好，大家要是没有其他意见，咱们就开个会一起商量具体的作战方案吧！”
于是，一个“挖宝作战会议”开始了，饶彰风做主持，邓文钊等人参与会议。会上，大家将挖宝所需要的工具及现场的环境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会议决定：由邓文钊负责探路，解决进军营的问题；由陈景文挑选几个可靠的工友，负责挖掘；而饶彰风等则守候在报社等待消息及做好后勤工作。
当时《华商报》的相关工作人员中，就只有邓文钊在香港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条件足以让他胜任探路的任务。他在行动前几天联系上守营的军官，英国军官知道邓文钊的社会地位，因此对他也没有太多防备。邓文钊将他们挖宝的计划告诉守营军官，并告诉他说将会把所挖的财宝与他分成，军官一听有财宝可拿，立马答应了邓文钊的要求，同意在他们前来挖宝的那天在军营门口接应他们，保证他们顺利进入营内挖宝。
几日过后，邓文钊、陈景文等一行四人一大早吃过早餐便带着挖宝的工具锄头、铁锹，带上午餐乘车前往“宝地”。车还没开到军营门口，他们就看到守营军官已在那儿等候他们了。车停好，一伙人下了车，邓文钊走在最前面，他朝守门的军官挥挥手，守门军官立刻迎上来同邓文钊嘀咕了几句，接着就打开营门让他们四人进去。他们走到饶彰风所说的那块空地后，陈景文等人便立马抄起家伙使劲挖起来。
“兄弟们，大家加油使劲挖啊，争取在午饭前弄好。刚才那位军官跟我说了，到时候会有军队来查岗，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没来之前挖出来。”在一旁“督战”的邓文钊说道。他们这次的行动是很秘密的，是怕惊动上面的人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陈景文等几个人连续挖了几个小时，除了挖出一些空罐头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挖到，更不用说财宝了。中午时分马上就要到了，邓文钊看着已经挖得筋疲力尽的陈景文等人，关心地说道：“景文，算了，别挖了，我看这里是没有货了。我们还是先离开吧，要不等到英军大队人马来了就难脱身了。”
陈景文一看时间，离英军查岗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再挖下去也没什么东西，还不如先回去再商量。于是邓文钊、陈景文等一行四人拖着疲惫的身体，拿着工具，双手空空地离开了。回到报社办公室，他们将今日挖宝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饶彰风：“彰风兄，我们是按照你一开始说的地点去挖的，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地点错了啊？”
“不会的，就是那里，我后来又去打听过，地点错不了。大家不要灰心，反正今日我们只是挖了空地的一半，说不准日本人把财宝埋在另一边呢，明日你们再去看看吧！”
“好的。”
第二天，邓文钊、陈景文等人又来到英军军营，在空地的另一侧开始挖掘。可是和第一天一样，他们把地挖出个大洞还是一无所获。四人只好又一次空手而回。
回来后，大家都在纳闷是不是本身这个情报就有误，故意害人的呢？后来饶彰风仔细分析了一下，解释道：“这个情报是当年在军营里的一位厨工提供的，也许是因为时间久了中间有变化。或许是日军撤退时自己就把财宝挖走了，厨工也不知道。”大家见饶彰风所说十分合理，便也不再去讨论这次挖宝的事情了。
“没关系，这次就当是做了一次户外运动好了，当做是找到解决方法前的一次强身训练吧！”饶彰风打趣地说道，众人哈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此次挖宝事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经过这次行动，加深了中共中央党组织与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及港澳同胞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邓文钊不计个人身份的尊卑，与普通职工一起全心全意支持解放战争事业的作战态度，给饶彰风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众人一致好评。
彰风欣赏文钊，正如文钊欣赏彰风一样，经过长期的工作合作，二人之间的友谊之花愈开愈大。也正是有了这份真挚的友谊及共同的革命理念，才会有后来的“仗义执言”。
《华商报》的创办经营过程就已经向世人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共所提倡的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华商报》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般的奇迹，才能产生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关于《华商报》复刊，华嘉亦更浓墨重彩地描绘道：
负责《华商报》复刊的筹备工作的是饶彰风。他是个讲究效率而又和蔼可亲的实干家，从10月开始，没到年底就做好一切筹备工作，只等出报。这时各地来的人陆续到广，很快就组成一个很强的工作班子：总编辑刘思慕，副总编辑廖沫沙，主笔狄超白。后来萨空了调来任总经理，才减轻了饶彰风一些行政工作。跟着又成立了社论委员会，那都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先后为报社撰写社论的就有章汉夫、乔冠华、许涤新、张铁生、陈此生、夏衍、邵宗汉、胡绳、邵荃麟、冯乃超、黎澍、黄药眠等知名人士。
《华商报》是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的。复刊初期正是重庆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1月政治协商会议刚刚闭幕，2月就开始刮起反动的风暴。3月10日发生了重庆的“较场口事件”。5月4日广州也发生捣毀《华商报》广州分社和兄弟图书公司事件，随后更出动广州军警搜掠和封闭进步报刊。同时，在上海也封闭了刚刚创刊的《建国日报》（即《救亡日报》）和《新华》周刊。于是，广州、上海、重庆等地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又一次先后陆续被迫转移到香港来。
复刊后的《华商报》，不仅保存了1941年那种战斗的风格，而且还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副刊除了散文、杂文、小说等方面有很大的收获，还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成就。
这个时期的《华商报》，先后发表的长篇散文连载有：茅盾的《苏联游记》，爱伦堡的《美国印象》，刘尊棋的《访美见闻》。还有萨空了的《两年的政治犯生活》，愤怒地揭露了重庆政府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恶行，并积极宣传爱国民主战士的勇敢斗争。1948年8月25日开始，《华商报》还连载了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更是轰动一时。这部长篇散文，一直连载到郭沫若平安回到当时的北平，12月5日才刊载完毕。后来经郭沫若修订后改名《洪波曲》出版。
杂文仍然是《华商报》最善于使用的文艺武器。第二版的“今日的问题”专栏，复刊不久改名为“每日展望”，评论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每篇都署名。写得最多的仍然是夜班值班的总编辑刘思慕和廖沬沙，同时也约请了知名专家写稿。另外，为了适应民族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及时向读者介绍战局情况，在第二版增辟一个“每周战局”的专栏。开始时还没引起注意，但不久就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因为这些文章语言生动，笔锋犀利，形象生动，以大量事实说明问题，说理透彻，通俗易懂，与其说是政论文章，不如说是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散文。这个专栏的作者署名“怀湘”，即廖沫沙。廖沫沙在那个年代是十分勤奋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写得很多很好。他在《每周战局》和《群众》周刊及其他刊物发表的军事论文，都是轰动一时的。最近已编辑成书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
复刊后的《华商报》的副刊，先改名《热风》，后改名为《茶亭》，对杂文更是一如既往地十分重视，而且还有了很大发展。副刊每天都有一篇“花边文学”的专栏，虽然多次改变名称，战斗的风格却仍然是很强的。《热风》初期的杂文专栏叫“无所不谈”，署名“东方未白”，是刘思慕、廖沫沙、胡希明、吕剑等人的集体笔名。同时，还有少史公的“俯拾即是”和申公的“和平谈屑”。到1948年就只剩下一个专栏，叫“今日谈”。副刊改名为《茶亭》，初期曾开辟了“楼栖”和“秦牧”两个杂文专栏，到1949年又统一改为“家常话”。复刊后的《华商报》的杂文专栏作者，最突出的一个是“三流”，即胡希明。他继承和发展了1941年的《东拉西扯》的传统风格，先后为副刊写了这样一些专栏：《热风》的“心照不宣”、“欲说还休”；《茶亭》的“亭边琐语”等。他每天都到报社来，看副刊的大样，还看“读者版”，兴之所至，抓住题目就即兴发挥，都是三言两语，有时是“打油诗”或他自称的“新乐府”，嬉笑怒骂，淋漓尽致。他的杂文风格独树一格，在当时固然是只此一家，到现在还没看到来者。特别是以后他主编“周末版”，更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杂文作家之一。
《华商报》不仅连载了内地著名戏剧家章泯的五幕剧《恶梦》；同时连载了司马文森写香港社会生活的小说《阻街的人》，开创了表现此时此地生活的创作道路。跟着，夏衍发现和推荐了黄谷柳的处女作：《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在《热风》副刊连载并获得了读者的赞赏。作者在读者的鼓励下，随后接连发表了第二部《白云珠海》、第三部《山长水远》。《虾球传》一直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并在建国后一再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影响甚大。还有世居香港的著名本地作家侣伦，也在《热风》副刊发表了长篇小说《穷巷》，这是这位创作态度严谨、文风独特的作家的一篇力作。这里说的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当然还可列举很多新人及其作品，由于篇幅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复刊后的《华商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7年10月，报社已经穷到办不下去，只好公开在报上发起群众性的“救报运动”，呼吁广大读者支持报社捐款办报。在“救报运动”期间，收到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几乎每封信都对报社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有机会听取这些来自广大群众的意见，从而制定革新的措施，更加坚定地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既不相同于某些本地报纸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化，但又要适应香港普通市民的阅读能力和欣赏习惯，才能使我们的报纸更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也不是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反映了40年代香港文学在通俗化和大众化方面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值得作为专题去研究和探索。
1949年初，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华商报》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增加了“星期增刊”，新设《新中国专刊》、《新中国文艺》、《笔谈》、《工作与学习》、《舞台与银幕》等五个专刊，同时开辟一个《华南版》，加强报道华南解放区的新闻。这个期间的《华商报》，大量刊载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茶亭》副刊还连载解放区作家李尔重的小说《落后的脑袋》。
40年代的香港文学活动是十分活跃、丰富多彩的，不是只从《华商报》这一个小小的侧面能说得清楚的。譬如说，在当年出版的众多文学刊物里，就有不少影响极大的名家佳作。像萧红的小说，聂绀弩的杂文，黄药眠的理论文章，还有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等等，都是香港文学库藏的瑰宝，不仅文艺界早有定评，而且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传诵。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深感遗憾。
40年代的香港文学，是我国抗战文艺和人民文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两个高潮时期都起着团结的、民主的、进步的文化中心作用，不仅对内地和本地影响很大，而且对海外的华文文学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作用。40年代的香港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植根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服务。40年代的香港文学，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有所革新和创造。因此，40年代香港文学，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回顾年40代的香港文学，不仅是为了研究史料、探索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有利于创造今天和明天的香港文学。我们期待着香港文学一次规模更大的新的高潮的到来！
这里应多说几句是，黄谷柳的《虾球传》现在已成为广东文学中长篇小说的几部经典力作之一，与《三家巷》、《香飘四季》一起成为岭南文学足以传世的杰作。尽管黄谷柳未能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得以幸免，《虾球传》的传世却是不可改变的……
1947年3月，彰风离开了香港，奔赴南洋，为《华商报》的生存，也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数百万爱国华侨当中……
邓文钊听后倒是非常支持饶彰风的提法：“嗯，这个主意不错。虽说这仅仅是个传闻，可现在我们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干脆碰碰运气好了，要是真能挖出点什么那就一切问题好说，倘若没挖出什么，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就再想其他办法。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去尝试，成不成功，有没有结果，要试过才知道吧！”
听完邓文钊发言，其他工作人员相互看了看，想想这的确也是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了，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那好，大家要是没有其他意见，咱们就开个会一起商量具体的作战方案吧！”
于是，一个“挖宝作战会议”开始了，饶彰风做主持，邓文钊等人参与会议。会上，大家将挖宝所需要的工具及现场的环境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会议决定：由邓文钊负责探路，解决进军营的问题；由陈景文挑选几个可靠的工友，负责挖掘；而饶彰风等则守候在报社等待消息及做好后勤工作。
当时《华商报》的相关工作人员中，就只有邓文钊在香港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条件足以让他胜任探路的任务。他在行动前几天联系上守营的军官，英国军官知道邓文钊的社会地位，因此对他也没有太多防备。邓文钊将他们挖宝的计划告诉守营军官，并告诉他说将会把所挖的财宝与他分成，军官一听有财宝可拿，立马答应了邓文钊的要求，同意在他们前来挖宝的那天在军营门口接应他们，保证他们顺利进入营内挖宝。
几日过后，邓文钊、陈景文等一行四人一大早吃过早餐便带着挖宝的工具锄头、铁锹，带上午餐乘车前往“宝地”。车还没开到军营门口，他们就看到守营军官已在那儿等候他们了。车停好，一伙人下了车，邓文钊走在最前面，他朝守门的军官挥挥手，守门军官立刻迎上来同邓文钊嘀咕了几句，接着就打开营门让他们四人进去。他们走到饶彰风所说的那块空地后，陈景文等人便立马抄起家伙使劲挖起来。
“兄弟们，大家加油使劲挖啊，争取在午饭前弄好。刚才那位军官跟我说了，到时候会有军队来查岗，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没来之前挖出来。”在一旁“督战”的邓文钊说道。他们这次的行动是很秘密的，是怕惊动上面的人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陈景文等几个人连续挖了几个小时，除了挖出一些空罐头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挖到，更不用说财宝了。中午时分马上就要到了，邓文钊看着已经挖得筋疲力尽的陈景文等人，关心地说道：“景文，算了，别挖了，我看这里是没有货了。我们还是先离开吧，要不等到英军大队人马来了就难脱身了。”
陈景文一看时间，离英军查岗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再挖下去也没什么东西，还不如先回去再商量。于是邓文钊、陈景文等一行四人拖着疲惫的身体，拿着工具，双手空空地离开了。回到报社办公室，他们将今日挖宝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饶彰风：“彰风兄，我们是按照你一开始说的地点去挖的，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地点错了啊？”
“不会的，就是那里，我后来又去打听过，地点错不了。大家不要灰心，反正今日我们只是挖了空地的一半，说不准日本人把财宝埋在另一边呢，明日你们再去看看吧！”
“好的。”
第二天，邓文钊、陈景文等人又来到英军军营，在空地的另一侧开始挖掘。可是和第一天一样，他们把地挖出个大洞还是一无所获。四人只好又一次空手而回。
回来后，大家都在纳闷是不是本身这个情报就有误，故意害人的呢？后来饶彰风仔细分析了一下，解释道：“这个情报是当年在军营里的一位厨工提供的，也许是因为时间久了中间有变化。或许是日军撤退时自己就把财宝挖走了，厨工也不知道。”大家见饶彰风所说十分合理，便也不再去讨论这次挖宝的事情了。
“没关系，这次就当是做了一次户外运动好了，当做是找到解决方法前的一次强身训练吧！”饶彰风打趣地说道，众人哈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此次挖宝事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经过这次行动，加深了中共中央党组织与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及港澳同胞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邓文钊不计个人身份的尊卑，与普通职工一起全心全意支持解放战争事业的作战态度，给饶彰风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众人一致好评。
彰风欣赏文钊，正如文钊欣赏彰风一样，经过长期的工作合作，二人之间的友谊之花愈开愈大。也正是有了这份真挚的友谊及共同的革命理念，才会有后来的“仗义执言”。
《华商报》的创办经营过程就已经向世人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共所提倡的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华商报》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般的奇迹，才能产生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关于《华商报》复刊，华嘉亦更浓墨重彩地描绘道：
负责《华商报》复刊的筹备工作的是饶彰风。他是个讲究效率而又和蔼可亲的实干家，从10月开始，没到年底就做好一切筹备工作，只等出报。这时各地来的人陆续到广，很快就组成一个很强的工作班子：总编辑刘思慕，副总编辑廖沫沙，主笔狄超白。后来萨空了调来任总经理，才减轻了饶彰风一些行政工作。跟着又成立了社论委员会，那都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先后为报社撰写社论的就有章汉夫、乔冠华、许涤新、张铁生、陈此生、夏衍、邵宗汉、胡绳、邵荃麟、冯乃超、黎澍、黄药眠等知名人士。
《华商报》是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的。复刊初期正是重庆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1月政治协商会议刚刚闭幕，2月就开始刮起反动的风暴。3月10日发生了重庆的“较场口事件”。5月4日广州也发生捣毀《华商报》广州分社和兄弟图书公司事件，随后更出动广州军警搜掠和封闭进步报刊。同时，在上海也封闭了刚刚创刊的《建国日报》（即《救亡日报》）和《新华》周刊。于是，广州、上海、重庆等地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又一次先后陆续被迫转移到香港来。
复刊后的《华商报》，不仅保存了1941年那种战斗的风格，而且还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副刊除了散文、杂文、小说等方面有很大的收获，还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成就。
这个时期的《华商报》，先后发表的长篇散文连载有：茅盾的《苏联游记》，爱伦堡的《美国印象》，刘尊棋的《访美见闻》。还有萨空了的《两年的政治犯生活》，愤怒地揭露了重庆政府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恶行，并积极宣传爱国民主战士的勇敢斗争。1948年8月25日开始，《华商报》还连载了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更是轰动一时。这部长篇散文，一直连载到郭沫若平安回到当时的北平，12月5日才刊载完毕。后来经郭沫若修订后改名《洪波曲》出版。
杂文仍然是《华商报》最善于使用的文艺武器。第二版的“今日的问题”专栏，复刊不久改名为“每日展望”，评论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每篇都署名。写得最多的仍然是夜班值班的总编辑刘思慕和廖沬沙，同时也约请了知名专家写稿。另外，为了适应民族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及时向读者介绍战局情况，在第二版增辟一个“每周战局”的专栏。开始时还没引起注意，但不久就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因为这些文章语言生动，笔锋犀利，形象生动，以大量事实说明问题，说理透彻，通俗易懂，与其说是政论文章，不如说是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散文。这个专栏的作者署名“怀湘”，即廖沫沙。廖沫沙在那个年代是十分勤奋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写得很多很好。他在《每周战局》和《群众》周刊及其他刊物发表的军事论文，都是轰动一时的。最近已编辑成书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
复刊后的《华商报》的副刊，先改名《热风》，后改名为《茶亭》，对杂文更是一如既往地十分重视，而且还有了很大发展。副刊每天都有一篇“花边文学”的专栏，虽然多次改变名称，战斗的风格却仍然是很强的。《热风》初期的杂文专栏叫“无所不谈”，署名“东方未白”，是刘思慕、廖沫沙、胡希明、吕剑等人的集体笔名。同时，还有少史公的“俯拾即是”和申公的“和平谈屑”。到1948年就只剩下一个专栏，叫“今日谈”。副刊改名为《茶亭》，初期曾开辟了“楼栖”和“秦牧”两个杂文专栏，到1949年又统一改为“家常话”。复刊后的《华商报》的杂文专栏作者，最突出的一个是“三流”，即胡希明。他继承和发展了1941年的《东拉西扯》的传统风格，先后为副刊写了这样一些专栏：《热风》的“心照不宣”、“欲说还休”；《茶亭》的“亭边琐语”等。他每天都到报社来，看副刊的大样，还看“读者版”，兴之所至，抓住题目就即兴发挥，都是三言两语，有时是“打油诗”或他自称的“新乐府”，嬉笑怒骂，淋漓尽致。他的杂文风格独树一格，在当时固然是只此一家，到现在还没看到来者。特别是以后他主编“周末版”，更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杂文作家之一。
《华商报》不仅连载了内地著名戏剧家章泯的五幕剧《恶梦》；同时连载了司马文森写香港社会生活的小说《阻街的人》，开创了表现此时此地生活的创作道路。跟着，夏衍发现和推荐了黄谷柳的处女作：《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在《热风》副刊连载并获得了读者的赞赏。作者在读者的鼓励下，随后接连发表了第二部《白云珠海》、第三部《山长水远》。《虾球传》一直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并在建国后一再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影响甚大。还有世居香港的著名本地作家侣伦，也在《热风》副刊发表了长篇小说《穷巷》，这是这位创作态度严谨、文风独特的作家的一篇力作。这里说的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当然还可列举很多新人及其作品，由于篇幅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复刊后的《华商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7年10月，报社已经穷到办不下去，只好公开在报上发起群众性的“救报运动”，呼吁广大读者支持报社捐款办报。在“救报运动”期间，收到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几乎每封信都对报社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有机会听取这些来自广大群众的意见，从而制定革新的措施，更加坚定地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既不相同于某些本地报纸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化，但又要适应香港普通市民的阅读能力和欣赏习惯，才能使我们的报纸更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也不是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反映了40年代香港文学在通俗化和大众化方面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值得作为专题去研究和探索。
1949年初，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华商报》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增加了“星期增刊”，新设《新中国专刊》、《新中国文艺》、《笔谈》、《工作与学习》、《舞台与银幕》等五个专刊，同时开辟一个《华南版》，加强报道华南解放区的新闻。这个期间的《华商报》，大量刊载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茶亭》副刊还连载解放区作家李尔重的小说《落后的脑袋》。
40年代的香港文学活动是十分活跃、丰富多彩的，不是只从《华商报》这一个小小的侧面能说得清楚的。譬如说，在当年出版的众多文学刊物里，就有不少影响极大的名家佳作。像萧红的小说，聂绀弩的杂文，黄药眠的理论文章，还有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等等，都是香港文学库藏的瑰宝，不仅文艺界早有定评，而且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传诵。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深感遗憾。
40年代的香港文学，是我国抗战文艺和人民文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两个高潮时期都起着团结的、民主的、进步的文化中心作用，不仅对内地和本地影响很大，而且对海外的华文文学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作用。40年代的香港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植根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服务。40年代的香港文学，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有所革新和创造。因此，40年代香港文学，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回顾年40代的香港文学，不仅是为了研究史料、探索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有利于创造今天和明天的香港文学。我们期待着香港文学一次规模更大的新的高潮的到来！
这里应多说几句是，黄谷柳的《虾球传》现在已成为广东文学中长篇小说的几部经典力作之一，与《三家巷》、《香飘四季》一起成为岭南文学足以传世的杰作。尽管黄谷柳未能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得以幸免，《虾球传》的传世却是不可改变的……
1947年3月，彰风离开了香港，奔赴南洋，为《华商报》的生存，也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数百万爱国华侨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