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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邓饶复办《华商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此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为了使全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正确方针，全国各地兴起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的活动。在这一系列宣传活动中自然少不了饶彰风的影子。也就在邓文钊重返香港后不久，饶彰风也来到了此地。
于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终于有了交集。这个交集点，便是再度复刊的《华商报》。《华商报》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深深地锲入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它是邓、饶二人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历史见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久负盛名、由廖承志出面、邓文钊主办的《华商报》被迫停刊。香港唯有国民党的报纸整日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区，误导香港市民……
怎么办？
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共一直都积极争取这股力量。面对国民党的“胡言乱语”、曲解事实，中共中央决定派饶彰风等同志前往香港，开展对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文化宣传工作。饶彰风作为统战能手早已轻车熟路，且在海外的名声也好，因此他自然成为不二人选。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在新成立的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上，彰风当选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9月他便奔赴香港。
对于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宣传工作，我党首先派人做《明朗》周刊的工作，争取到了其主编的同情。面对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在山海关“破坏停战”，饶彰风立马写了一篇文章《山海关之战》，在《明朗》上登出了此文，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是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攻进山海关解放区！文章讲得有理有据，是谁在破坏停战、发动内战，便昭然若揭了。国民党中央社的谣言不攻自破！
可《明朗》是周刊，更主要的是它不完全是自己的刊物！身为宣传部长的饶彰风急得火烧火燎。
“没有我们自己的刊物，始终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啊。无论如何都要创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刊物！”
彰风在房内来回踱步，左思右想，心中暗自下了决心——不管形势多么艰难，一定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刊物。
香港虽说是弹丸之地，却至关重要，它是联系中国内陆与广大海外同胞的桥梁与纽带。虽然海外华侨身居异国他乡，但是追根溯源，同是华夏子孙，他们一直心系祖国，关心祖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日本侵略、革命战争，他们自然是万分关心，然而在当时只有通过香港他们才能获悉国内的情况，因此在香港创办中共自己的报刊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坚持下去！”彰风暗暗为自己打气，他坚信一定可以实现创办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报刊的愿望。
在多方努力下，经港英当局批准，他们仅仅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便办起了《正报》，宗旨为：为民主运动努力，为建国大业服务。
中篇1.邓饶复办《华商报》
《正报》及时戳穿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积极宣传我党的建国方针及反对内战的鲜明态度。但是《正报》是一份新上市报刊，其在香港的影响力一下子没法赶上反动势力的旧刊，光靠《正报》还不行，其力度还不够。而且要知道当时在香港存在的反动势力的宣传刊物可不仅仅只有一家，导致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对国民党存在很大的幻想，而对于我党的主张并不了解。
于是，饶彰风和中央派来的同志想到1941年4月8日曾经在香港创办的产生重大反响的《华商报》。当年这份报纸以统一战线为目的，而且在香港各界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要是将它恢复，则会更有利于团结与争取大多数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
要想恢复大型的《华商报》，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显得十分匮乏。然而面对眼前严峻的形势，容不得彰风等同志有所迟疑。
饶彰风马不停蹄，一头扎进了《华商报》的筹备工作之中。他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建立班子。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邓文钊这个当年主要负责创办《华商报》的香港知名人士。虽然当时二人并没有深交，但是耳闻邓文钊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积极分子，当年为《华商报》的创刊而奔走辛劳，积极配合宋庆龄的革命工作。饶彰风坚信，这次重办《华商报》一定能让邓文钊重新“出山”。于是，他便亲自去拜访邓文钊。闻名不如见面，见到邓文钊后，饶彰风确信听闻不是虚传。邓文钊虽然是一位生活在香港上层社会的知名人士，但是为人低调，言行举止雍容儒雅，对待友人特别热情真挚。饶彰风再次在心中确定邓文钊是一个不错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邓文钊也对眼前这位中等身材、具有大将风范的饶彰风钦佩不已，虽然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他早年在香港的一些刊物上拜读过饶彰风的文章，所以也不算是陌生人。都说文如其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邓先生，我早有耳闻您为国家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很是钦佩，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在革命统一战线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啊！要是没有先生的积极支持与帮助，香港这边的革命事业很难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饶先生，过奖了，您才是革命事业的健将啊，我所做的也只是身为一名中华儿女应当做的事，不足挂齿，事实上我还要多向您学习！”
邓文钊、饶彰风这份谦虚并非是矫情做作，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因欣赏对方而说的真心话。他们心中明白，中国的革命事业并非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说单独靠哪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这份伟大的事业需要的是群策群力，需要的是团结一切中华儿女，不论党籍，不论国籍，不论男女，不论老少。在中国革命事业面前，不谈个人恩怨与利益，说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
邓文钊和饶彰风互相寒暄了一会儿，邓文钊请饶彰风坐下，便问道：
“不知您此次前来有什么事？”
“呵呵，是有点事想麻烦先生。当下国民党的刊物四处胡言乱语，欺骗众多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这样下去我担心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毕竟‘众口铄金’，因此，我们想创办我们自己的报刊，说真话，让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真正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之前我们已经创办了《正报》，但是您也知道，我们对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了解不是很深，再者所办的报纸是新刊物，广大同胞未必会认可，同时反动势力的宣传刊物势力又比较庞大，因此，单凭这一份《正报》并不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因此我们还想再多办个报刊。当初由您还有廖承志同志等人创办的《华商报》曾经对海外华侨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今日，我想再次让它发挥作用，我们想重办《华商报》。”
“先生所说甚是，的确，近期国民党太嚣张了，是不能让他们这样肆意妄为下去。好，要是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定当竭尽所能。”
“现在创办刊物的确有很多困难，不过有了先生这句话就足够了……”
紧接着，饶彰风将自己的创刊想法和其中遇到的问题，如经费、内容、排版等一一对邓文钊作了一个说明。这样一谈，就是大半天。
“哎呀，时间过得真是快啊，不知不觉天都已经黑了！耽误先生那么久，真是抱歉啊——”
“饶先生您过谦了，没事的。能为国家革命事业出份力一直是我所坚持的，这也是我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女士、廖承志等同志那儿所学来的精神。”
“难得您这么深明大义。我看先生您比我长几岁，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文钊兄吧，先生先生地叫太生分了，您直接叫我名字就好。”
“呵呵，好的，好的。”
“那文钊兄，小弟我就先告辞了，创刊的事情还麻烦您多帮帮忙啊。”
“这是应该的，有事只管找我吧。”
出了邓家门，饶彰风迈着轻快的步伐大步朝其办公点走去。
此次拜访邓文钊，让饶彰风对重办《华商报》信心十足，他坚信只要团结大家的力量就一定可以实现。
其实对于这次复办《华商报》而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经费，没有资金周转的话，报刊很难创办，今后也难以运行。这个问题其实在1941年《华商报》第一次创办时就十分明显。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动广大的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进行赞助支持，报纸才得以运行。现在再次面临这样的困境，团结发动广大海外同胞势在必行。
经费问题一日不解决，创刊就一日不能提上日程，对此饶彰风等人非常清楚。饶彰风积极联系知名人士，如黄长水、庄希泉，希望可以在广大爱国人士的帮助下渡过难关。做统战工作，饶彰风在这一方面是出了名的能手，许多民主人士称赞他是“天生的统战部长”。经过彰风的积极活动，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都纷纷为办报捐了款，其中包括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等人。
1945年11月初，廖沫沙偕同任以沛、黄文珊夫妇，奉周恩来、王若飞的指示，从重庆赶去香港，协助筹备恢复《华商报》。可路途艰难，经过水程、旱程，直到12月中旬才抵达目的地。
在路途中，廖沫沙等人就非常担心办报工作。香港到底不是内地，尽管有党组织及党外人士的帮助，人力、物力也还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心中清楚工作难度相当大，到香港后尚需付大力气，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可能把报纸筹办好。
“眼下香港时局很紧张，咱们没什么物力人力，要想在短时间内办好报纸看来是很难啊！”
“彰风同志比我们要先行一步到港，想必他现在也正苦于此点，在想法子吧！”
怀着担心与忧虑，廖沫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香港。他们一到站便火速前往《华商报》办公处。
“彰风，很抱歉啊，我们来晚了，影响了报纸进展，惭愧啊！”
廖沫沙等人一直在为自己的迟到而惋惜，原本以为事态非常糟糕，饶彰风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可始终微笑的饶彰风却告诉他们：
中篇1.邓饶复办《华商报》
“整个筹备工作都已就绪，只待试版；大约半个月后，便可以正式出版了。”
“真的？”
“怎么那么快？”
来的几个人个个睁大眼睛，面面相觑，诧异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本来我也是担心会拖延时间，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耽误了，于是我发动了很多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很热心帮忙，尤其是邓文钊先生。我想你们大概也听说过这个人吧，之前1941年的《华商报》，他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邓文钊，是的，当年是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及其自身的产业解决了不少《华商报》的资金问题。这回他又答应来帮忙，这真是太好了。”
“是啊，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彰风，你实在是厉害啊！”
听到彰风的这般解释，来者都欢呼雀跃起来。
廖沫沙知道中央复办这份报纸的消息才一个来月；这一个来月，他们全用在路上了。可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饶彰风一个人忙里忙外竟把具有相当规模的报馆筹备齐全了，而且比1941年时的《华商报》要健全、集中得多，社址、设备、规模十分完善，人事安排、版面设置及其他一切都已井井有条——他们在重庆时的担心，刹那间涣然冰解。
取得这么快的成果，这与彰风的付出是息息相关的。他那时可以称得上是百务缠身，每天从早忙到晚，事事亲力亲为，不仅负责报刊的编辑、排版、人事等工作，同时也负责为报刊筹集资金等外联事务，他还经常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的社论，审阅一些重要文稿。有时工作实在太累了，彰风便伏在桌上休息片刻。有一次，他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同志们知道了赶快买了两个面包给他充饥。彰风的敬业精神感染了身边同他一起工作的其他同志。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这种无形的号召力将大家团结在一起。饶彰风以他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同仁的认可及海内外同胞的支持。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积极配合与帮助，也让饶彰风更加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能理解党外爱国人士那颗跳动的赤诚之心。
后来，廖沫沙在回忆彰风的文章《多少英雄硬骨头》中写道：
“他是我们党内最忙碌的、工作负担最繁重的同志。他那时所管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他每天要接待造访的人，不是几十人也是十几人。因此我们曾经同他开玩笑，称他为我们党驻香港的大总管，是我们的‘总管大老爷’。”
饶彰风几乎一人就把复办《华商报》大大小小的前期工作都包揽下来了。事事关心事事过问，那种细心，那份认真，如同一个母亲在照顾自己的孩子。
于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终于有了交集。这个交集点，便是再度复刊的《华商报》。《华商报》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深深地锲入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它是邓、饶二人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历史见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久负盛名、由廖承志出面、邓文钊主办的《华商报》被迫停刊。香港唯有国民党的报纸整日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区，误导香港市民……
怎么办？
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共一直都积极争取这股力量。面对国民党的“胡言乱语”、曲解事实，中共中央决定派饶彰风等同志前往香港，开展对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文化宣传工作。饶彰风作为统战能手早已轻车熟路，且在海外的名声也好，因此他自然成为不二人选。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在新成立的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上，彰风当选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9月他便奔赴香港。
对于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宣传工作，我党首先派人做《明朗》周刊的工作，争取到了其主编的同情。面对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在山海关“破坏停战”，饶彰风立马写了一篇文章《山海关之战》，在《明朗》上登出了此文，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是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攻进山海关解放区！文章讲得有理有据，是谁在破坏停战、发动内战，便昭然若揭了。国民党中央社的谣言不攻自破！
可《明朗》是周刊，更主要的是它不完全是自己的刊物！身为宣传部长的饶彰风急得火烧火燎。
“没有我们自己的刊物，始终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啊。无论如何都要创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刊物！”
彰风在房内来回踱步，左思右想，心中暗自下了决心——不管形势多么艰难，一定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刊物。
香港虽说是弹丸之地，却至关重要，它是联系中国内陆与广大海外同胞的桥梁与纽带。虽然海外华侨身居异国他乡，但是追根溯源，同是华夏子孙，他们一直心系祖国，关心祖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日本侵略、革命战争，他们自然是万分关心，然而在当时只有通过香港他们才能获悉国内的情况，因此在香港创办中共自己的报刊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坚持下去！”彰风暗暗为自己打气，他坚信一定可以实现创办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报刊的愿望。
在多方努力下，经港英当局批准，他们仅仅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便办起了《正报》，宗旨为：为民主运动努力，为建国大业服务。
中篇1.邓饶复办《华商报》
《正报》及时戳穿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积极宣传我党的建国方针及反对内战的鲜明态度。但是《正报》是一份新上市报刊，其在香港的影响力一下子没法赶上反动势力的旧刊，光靠《正报》还不行，其力度还不够。而且要知道当时在香港存在的反动势力的宣传刊物可不仅仅只有一家，导致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对国民党存在很大的幻想，而对于我党的主张并不了解。
于是，饶彰风和中央派来的同志想到1941年4月8日曾经在香港创办的产生重大反响的《华商报》。当年这份报纸以统一战线为目的，而且在香港各界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要是将它恢复，则会更有利于团结与争取大多数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
要想恢复大型的《华商报》，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显得十分匮乏。然而面对眼前严峻的形势，容不得彰风等同志有所迟疑。
饶彰风马不停蹄，一头扎进了《华商报》的筹备工作之中。他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建立班子。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邓文钊这个当年主要负责创办《华商报》的香港知名人士。虽然当时二人并没有深交，但是耳闻邓文钊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积极分子，当年为《华商报》的创刊而奔走辛劳，积极配合宋庆龄的革命工作。饶彰风坚信，这次重办《华商报》一定能让邓文钊重新“出山”。于是，他便亲自去拜访邓文钊。闻名不如见面，见到邓文钊后，饶彰风确信听闻不是虚传。邓文钊虽然是一位生活在香港上层社会的知名人士，但是为人低调，言行举止雍容儒雅，对待友人特别热情真挚。饶彰风再次在心中确定邓文钊是一个不错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邓文钊也对眼前这位中等身材、具有大将风范的饶彰风钦佩不已，虽然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他早年在香港的一些刊物上拜读过饶彰风的文章，所以也不算是陌生人。都说文如其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邓先生，我早有耳闻您为国家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很是钦佩，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在革命统一战线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啊！要是没有先生的积极支持与帮助，香港这边的革命事业很难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饶先生，过奖了，您才是革命事业的健将啊，我所做的也只是身为一名中华儿女应当做的事，不足挂齿，事实上我还要多向您学习！”
邓文钊、饶彰风这份谦虚并非是矫情做作，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因欣赏对方而说的真心话。他们心中明白，中国的革命事业并非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说单独靠哪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这份伟大的事业需要的是群策群力，需要的是团结一切中华儿女，不论党籍，不论国籍，不论男女，不论老少。在中国革命事业面前，不谈个人恩怨与利益，说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
邓文钊和饶彰风互相寒暄了一会儿，邓文钊请饶彰风坐下，便问道：
“不知您此次前来有什么事？”
“呵呵，是有点事想麻烦先生。当下国民党的刊物四处胡言乱语，欺骗众多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这样下去我担心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毕竟‘众口铄金’，因此，我们想创办我们自己的报刊，说真话，让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真正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之前我们已经创办了《正报》，但是您也知道，我们对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了解不是很深，再者所办的报纸是新刊物，广大同胞未必会认可，同时反动势力的宣传刊物势力又比较庞大，因此，单凭这一份《正报》并不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因此我们还想再多办个报刊。当初由您还有廖承志同志等人创办的《华商报》曾经对海外华侨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今日，我想再次让它发挥作用，我们想重办《华商报》。”
“先生所说甚是，的确，近期国民党太嚣张了，是不能让他们这样肆意妄为下去。好，要是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定当竭尽所能。”
“现在创办刊物的确有很多困难，不过有了先生这句话就足够了……”
紧接着，饶彰风将自己的创刊想法和其中遇到的问题，如经费、内容、排版等一一对邓文钊作了一个说明。这样一谈，就是大半天。
“哎呀，时间过得真是快啊，不知不觉天都已经黑了！耽误先生那么久，真是抱歉啊——”
“饶先生您过谦了，没事的。能为国家革命事业出份力一直是我所坚持的，这也是我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女士、廖承志等同志那儿所学来的精神。”
“难得您这么深明大义。我看先生您比我长几岁，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文钊兄吧，先生先生地叫太生分了，您直接叫我名字就好。”
“呵呵，好的，好的。”
“那文钊兄，小弟我就先告辞了，创刊的事情还麻烦您多帮帮忙啊。”
“这是应该的，有事只管找我吧。”
出了邓家门，饶彰风迈着轻快的步伐大步朝其办公点走去。
此次拜访邓文钊，让饶彰风对重办《华商报》信心十足，他坚信只要团结大家的力量就一定可以实现。
其实对于这次复办《华商报》而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经费，没有资金周转的话，报刊很难创办，今后也难以运行。这个问题其实在1941年《华商报》第一次创办时就十分明显。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动广大的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进行赞助支持，报纸才得以运行。现在再次面临这样的困境，团结发动广大海外同胞势在必行。
经费问题一日不解决，创刊就一日不能提上日程，对此饶彰风等人非常清楚。饶彰风积极联系知名人士，如黄长水、庄希泉，希望可以在广大爱国人士的帮助下渡过难关。做统战工作，饶彰风在这一方面是出了名的能手，许多民主人士称赞他是“天生的统战部长”。经过彰风的积极活动，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都纷纷为办报捐了款，其中包括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等人。
1945年11月初，廖沫沙偕同任以沛、黄文珊夫妇，奉周恩来、王若飞的指示，从重庆赶去香港，协助筹备恢复《华商报》。可路途艰难，经过水程、旱程，直到12月中旬才抵达目的地。
在路途中，廖沫沙等人就非常担心办报工作。香港到底不是内地，尽管有党组织及党外人士的帮助，人力、物力也还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心中清楚工作难度相当大，到香港后尚需付大力气，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可能把报纸筹办好。
“眼下香港时局很紧张，咱们没什么物力人力，要想在短时间内办好报纸看来是很难啊！”
“彰风同志比我们要先行一步到港，想必他现在也正苦于此点，在想法子吧！”
怀着担心与忧虑，廖沫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香港。他们一到站便火速前往《华商报》办公处。
“彰风，很抱歉啊，我们来晚了，影响了报纸进展，惭愧啊！”
廖沫沙等人一直在为自己的迟到而惋惜，原本以为事态非常糟糕，饶彰风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可始终微笑的饶彰风却告诉他们：
中篇1.邓饶复办《华商报》
“整个筹备工作都已就绪，只待试版；大约半个月后，便可以正式出版了。”
“真的？”
“怎么那么快？”
来的几个人个个睁大眼睛，面面相觑，诧异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本来我也是担心会拖延时间，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耽误了，于是我发动了很多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很热心帮忙，尤其是邓文钊先生。我想你们大概也听说过这个人吧，之前1941年的《华商报》，他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邓文钊，是的，当年是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及其自身的产业解决了不少《华商报》的资金问题。这回他又答应来帮忙，这真是太好了。”
“是啊，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彰风，你实在是厉害啊！”
听到彰风的这般解释，来者都欢呼雀跃起来。
廖沫沙知道中央复办这份报纸的消息才一个来月；这一个来月，他们全用在路上了。可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饶彰风一个人忙里忙外竟把具有相当规模的报馆筹备齐全了，而且比1941年时的《华商报》要健全、集中得多，社址、设备、规模十分完善，人事安排、版面设置及其他一切都已井井有条——他们在重庆时的担心，刹那间涣然冰解。
取得这么快的成果，这与彰风的付出是息息相关的。他那时可以称得上是百务缠身，每天从早忙到晚，事事亲力亲为，不仅负责报刊的编辑、排版、人事等工作，同时也负责为报刊筹集资金等外联事务，他还经常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的社论，审阅一些重要文稿。有时工作实在太累了，彰风便伏在桌上休息片刻。有一次，他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同志们知道了赶快买了两个面包给他充饥。彰风的敬业精神感染了身边同他一起工作的其他同志。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这种无形的号召力将大家团结在一起。饶彰风以他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同仁的认可及海内外同胞的支持。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积极配合与帮助，也让饶彰风更加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能理解党外爱国人士那颗跳动的赤诚之心。
后来，廖沫沙在回忆彰风的文章《多少英雄硬骨头》中写道：
“他是我们党内最忙碌的、工作负担最繁重的同志。他那时所管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他每天要接待造访的人，不是几十人也是十几人。因此我们曾经同他开玩笑，称他为我们党驻香港的大总管，是我们的‘总管大老爷’。”
饶彰风几乎一人就把复办《华商报》大大小小的前期工作都包揽下来了。事事关心事事过问，那种细心，那份认真，如同一个母亲在照顾自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