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诸葛亮

第四节 闭关息民，发展经济

　　从诸葛亮辅佐刘备兵定益州直到刘备去世，整整十年之间，基本上是用兵不断，即便间隔年余，也是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期间，诸葛亮虽然很少亲临前线指挥战事，但他坐镇成都，调拨兵马，提供军饷，支援前方，更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关羽失荆州，刘备伐吴兵败，给新兴的蜀汉政权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这不仅使蜀汉的国力大为削弱，更使蜀汉在三国分立的政治舞台上陷入被动的境地。所以在刘备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派遣邓芝去东吴重修盟好之后，诸葛亮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

　　诸葛亮深知，只有让农民休养生息，“安其居，乐其业”，才能使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也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形成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而推动政治上各项革新的实施，使之“上下和睦，百姓安乐”，出现一个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稳定的社会局面，唯其如此，才能向外拓展，去进行北伐统一的战争。建兴二年（224年），就是宣布实行“闭关息民”政策的这一年，因益州名士、主簿杜微“老病求归”，诸葛亮在挽留杜微的书信中，把实行这一政策的道理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书中说：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山野。丕又大兴势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

　　这封书信同样反映了诸葛亮当时求贤若渴的心情，希望名士杜微留下来，“以德辅政”，和他共同把蜀中治好。但诸葛亮在这封信中，却揭示出他之所以实行“闭关息民”，是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由于上一年邓芝去东吴恢复了吴蜀联盟，两国使者往来频繁，引起了曹丕的愤恨，今年就举兵伐吴，即书中所说的“又大兴势役，以向吴楚”。诸葛亮正是因魏、吴相争，乘曹丕“多务”，争取时间“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与此同时，“并治甲兵”，厉兵讲武，调练出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可见诸葛亮实行“闭关息民”，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军事目的的。

　　早在荆州之时，诸葛亮就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从安定民心出发，提出过均摊赋役的主张，让大批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即所谓“游户”，自报上册，增加官府管辖的人口，平摊赋税和兵役，这在赤壁之战前既及时地解决了一部分急需的军饷和兵员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势，安定了民心。不过，由于诸葛亮这一主张，是针对荆州地方豪强占有大量游户的情况而提出的，但在当时无经略远志的荆州牧刘表的统治下，荆州地区像这类大姓豪强的确不少，诸葛亮提出“游户自实”的主张又为时较晚，而且鉴于当时曹操即将南侵的形势，为了解决兵饷，不得不这么做，但由于荆州大权还不在刘备手里，也不可能放手去做。据说，刘备当时还向南阳一个姓晁的大姓豪强借过钱，说是“贷钱千万，以为军需”，并由诸葛亮担保立了借券，说该“券至宋犹存”，此事记载在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中。而在《绥寇纪路》中，却说明代末年张献忠破荆州时，还发现刘备“借富民金克军饷券”，并且说“武侯押字，纸墨如新”，若果真如此，足见当时荆州豪富财势之大。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州政权，想来应是放手去做的时候了，从《广舆记》“孔明驻临蒸，调赋税以供军实，后人立庙”的记载来看，也可想见诸葛亮当时继续推行均摊赋役的政策措施，抑制豪强，安定民心，奖励农耕，发展社会生产，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不仅在当时为西进益州提供了大量的军饷，而且也深受人民的爱戴，后人在临蒸专门给他建立祠庙，以纪念他的治绩。

　　平定益州之后，赵云建议把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归还给人民，使其“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这完全符合诸葛亮“富国安家”的一贯政治主张。当时赵云那一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宏论，深深感动了刘备，得到了实现，这对安定新政权以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是非常及时而必要的。相对地说，蜀中虽不像中原地区经过那么多战争的浩劫，但在攻占益州长达两三年之久的战争中，拿刘璋最后打算投降的话“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来看，也使原来较为稳定的蜀中社会经济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诸葛亮说：“民如浮云，手足不安。”在占领益州后，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从事各项社会生产，这是关系到蜀中新政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诸葛亮在赞美蒋琬当时做广都（今四川双流）长的治绩时，说：“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足见他要求当时地方官吏要以“安民”作为施政的根本，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浮夸不实之风。正因为他发现蒋琬是一位体察民情、注意实际、脚踏实地的能吏，在刘备死后，他先提拔蒋琬做了丞相府参军、长史，后来还把蒋琬作为他的接班人来加以培养。

　　正是由于诸葛亮在占领益州之后，就实行了“安民”之治，积极发展社会生产，三年之后，为刘备夺占汉中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足兵足食”保证了前线的供应。归总起来看，从诸葛亮任军师将军主持左将军、大司马府亭，到刘备称帝担任丞相之后，他从经济上治蜀的主要措施和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政策。诸葛亮先后以秦宓、孟光这两位很有见识的学士担任大司农，又设置“督农”之官，加强对蜀汉农业的管理。诸葛亮说：“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他正是从蜀汉国小贫弱的客观现实出发，施行“安民”之治，既让农民安心从事生产，取缔一切“妨碍农事”的弊端，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唯劝农业，无夺其时”；等到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手头宽裕了，他又坚决禁止横征暴敛，让农民“素有蓄积，以储其后”，实行“唯薄赋敛，勿尽民财”的政策。由于诸葛亮既重视发展农业又实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再加上其他一些奖励社会生产的措施，这就给蜀中经济带来了繁荣的景象。无论历史上说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或是“闭境劝农，养育民物”，以及在战争间隙时实行“休士劝农”，诸葛亮始终对封建经济的基础——农业，丝毫不放松。晋人袁准称道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夫本立而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这正是对诸葛亮治蜀，抓农业这个根本而出现的太平盛世的真实写照。

　　其次，与蜀中农业生产发展密切相关，诸葛亮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修。第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这不但是当时最大的水利灌溉网，也是益州农民的生活命脉。诸葛亮认为，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都江堰极为重视，他设专职堰官对都江堰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并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和疏浚，以使都江堰永远维持最佳状况，提高都江堰的灌溉力，促进了蜀汉农业的生产。在现在的都江堰景区内，还矗立着诸葛亮的塑像，以纪念他维护都江堰的功绩。

　　再次，修筑九里堤。史料记载，当时成都的西北边地势较低，为了避免此处被洪水所淹，诸葛亮在此修建了一条九里长的堤坝，这条堤因此而叫作九里堤。1980年，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了一张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令”碑的拓片，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见：“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223年）九月十五日。”这张拓片碑文与史料相互印证，证实了诸葛亮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直到现在，在成都的西北部，仍然可以看到九里堤的残存遗迹。

　　诸葛亮每到一地，也总是注意兴修和维护当地的水利设施。在南中，诸葛亮兴修水利被当地各族传为佳话，那里至今还在使用的水利设施，仍命名为“诸葛堰”。在汉中，诸葛亮也派人兴修了山河堰的二堰和三堰，并维修及兴修了山河堰的头堰，使之成为当地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他还派人疏导整治了汉中的流珠堰、五门堰、王道池、小王道池、顺池、明月池、草池、南江池等，这些水利设施保证了农田灌溉之需。

　　再其次，诸葛亮既然实行“薄赋敛”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他采纳刘巴的建议，铸造钱币，平诸物价，设立“官市”，派官吏管理市场。另一方面，他又设置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专管盐铁生产，前者在数月之间，就收到了“府库充实”的明显效果；而后者因实行盐铁官营，“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刘备初入蜀，两手空空，官府财政极度困难，军用开支无所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刘巴的建议，铸造“值百”大面额钱，即同样大（或更小）的一个铜钱，因有“值百”二字，就相当于过去一百个“五铢”钱的购买力，政府开支、军用开支很快就解决了。后来蜀汉还铸了“太平百钱”、“值百”、“定平一百”等大面额钱，但这些钱并非从天而降，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过去的存钱者，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没有银行，有钱人家盈余的钱，除购买土地等不动产外，通常以现金方式储存在家里。

　　益州豪族多经几代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他们过去存的数量极为庞大的现金——五铢钱，竟在一夜之间贬值100倍！

　　蜀汉政府开支、军用开支的财产，表面上看好像是铸造新币所产生的奇异效应，实质上都是从益州土著豪族那里掠夺而来。终蜀汉之世，一直坚持铸造、使用值百钱，坚持从经济上抑制、打击土著豪族。刘备这一招曾引起孙权的羡慕，孙权还不满足于刘备的“值百”钱，他觉得让豪族手中货币贬值百倍还不够，他于东吴嘉禾五年（236年）开始铸“当五百”、“当千”、“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面额钱，但由于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对，孙权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妥协，于孙吴赤乌九年（246年）下令收回大面额钱，孙权的这一妥协，最终赢得江东豪族对他政策的支持。

　　盐是维持人体正常营养所必需的物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万乘之国，食盐者当以千万计。汉代以来，铁占据着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铁是制造农具和兵器的重要原料。蜀地素产盐铁，秦汉以来，煮盐、铸铁之业发达，西汉卓氏和程郑都在临邛以冶铸为业，成为名震全国的富豪。汉文帝时曾将严道（今四川雅安）铜山赐给上大夫邓通，允许他自行铸钱，因此邓氏钱布天下，他还将铜山转包给卓氏，卓氏在此冶铸铜钱，财富过王侯。东汉中期以后，盐铁由政府专卖的禁榷制度瓦解，大地主控制了盐铁经营权。诸葛亮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对盐铁的专权，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重新恢复了盐铁专营的制度。

　　诸葛亮设立“盐府”作为管理机构，设置“司盐校尉”，选拔勤于职守、善于理财的王连为司盐校尉。王连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对制盐业实行改革。在王连的努力下，盐业之利不断增加，以至盐府官员大大紧缺，王连又奏请诸葛亮选拔吕义、杜祺、刘斡为典曹都尉，成为盐府的高级盐官。

　　他还派干练敏捷的张裔为“司金中郎将”。所谓“司金”，就是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冶炼，负责监制农具、兵器等，至于各种铁器的赋税，则有司盐校尉统一征收，列入蜀汉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收归国有的政策，抑制了豪族垄断生产、任意抬高盐价、敲诈人民牟取暴利等恶行。诸葛亮还改进火井煮盐工艺，开凿新井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使产品畅销以保证盈利，盐铁赋税收入成为支持蜀汉政府军政开支的一项重要来源。

　　诸葛亮还设置锦官，直接管理蜀地织锦业。蜀锦产于蜀地，在汉代已驰名全国，其质地轻软光亮、华丽无比。为了加强对蜀锦的经营管理，至迟在东汉安帝时即设立锦官以董其事，诸葛亮则进一步扩大锦官的机构、加强其权限。蜀汉丝织业分官营与民营两种，官营者归锦官直接管辖，锦官负责组织机户及管理蜀锦的生产、调拨、销售等事宜，民营织锦业，一为工商业者经营，二为农民的副业，他们由锦官间接管理，其产品多以赋税的形式上交锦官。

　　蜀汉之世，锦作为军资，为军费的主要来源；作为商品，光彩夺目、质地精美的蜀锦同样是富商巨贾竞相购买的珍品，远销吴、魏两国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礼品，蜀锦成为各国间交往馈赠的佳品，邓芝、费祎、陈震等人每次出访东吴都要携带大量的蜀锦赠送给东吴皇帝、大臣；作为赏赐奖励各级有功人员及兄弟民族等。蜀锦带来的经济收入成为蜀汉财政的支柱。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开源和节流，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两个不可分的环节。东汉末年，“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诸葛亮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一反挥霍无度的时俗，倡导节用。

　　诸葛亮力行节俭，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的严格控制上。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曾建造宫殿，但宫殿的规模和奢华程度却是不一样的。曹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曾为了增修宫殿而大兴土木，他修建了太极诸殿，筑造高十余丈的总章观，增大宫殿的高度，用雕刻装饰官观和阁楼，开凿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花石头，在芳林园中堆起一座景阳山，在太极殿的北边修建了昭阳殿，又铸造了黄龙、凤凰等巨大的鸟兽来装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等。这些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先后征发了数万人来做工。

　　247年，孙权在群臣的建议下改建太初宫，于248年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官周围有300丈，太初宫的南面开有5个宫门，其中正门叫公车门，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分别叫作苍龙门、白虎门和玄武门，正殿称“神龙殿”。其时，每有魏蜀两国遣使至建业，无不叹太初宫之富丽明秀，赞不绝口。

　　至孙皓继位，穷奢极侈，犹嫌不足，他于甘露二年（266年）在太初宫东修建昭明宫，征集民工无数，下令品秩二千石以下官员入山督促伐木，又令大开园囿，兴建七山楼观，耗资亿万，昭明宫比太初宫大了一倍有余。孙皓还命人开凿“城北渠”引后湖碧波，巡堂绕殿，昭明宫大小殿堂数十处，皆饰金玉，此宫建成华丽无比，孙皓从此移居新宫，于绿水红花间流连忘返，居住在金殿玉楼上醉生梦死。

　　苑城，为东吴皇家苑区及宫廷禁卫营地，又称后苑，亦名建平园。苑城不仅是皇室闲暇休息游玩之处，也是贵族子弟骑马射猎、习武练兵之地，可以容纳3000多名贵族子弟同时骑马操练，可见其地之广。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了都城面积的四分之一。

　　而关于蜀汉宫城，史籍记载得较少，但也还是有一些线索可寻。《三国志》就曾记载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是成都城内南边一座大型古墓冢的名字，在成都的西北方，也就是说当时蜀汉的宫城位于现在北校场五担山一带。关于蜀汉宫城的规模，未见史料记载，但从有关的线索来看，蜀汉宫城应该是三国宫城中规模最小的。蜀汉官吏谯周曾劝说刘禅删减乐官，减少对宫城的增修，奉行刘备的政策，为子孙做出节俭的榜样。刘禅是三国君王中较为节俭的皇帝，然而在刘禅看来，诸葛亮督造的蜀汉宫城还是太小了。

　　诸葛亮力行节俭，也表现在对刘备惠陵规模的节约控制上。

　　汉制，丞相亲自负责营建皇帝的陵墓，凡是帝陵的营建，首先要严格选址、规划、设计，才可以动工。因此刘备惠陵的设计、规模、位置等都由诸葛亮亲自统领，施工过程他还多次亲临现场，在他的主持下，惠陵的修造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节俭。位于成都南面的惠陵现封土仅高12米，周长约155米，单就规模而言，应该算是我国古代帝王陵墓中最小的了。这表明了诸葛亮经办的事情，就算是与皇帝有关，也能做到廉洁、节俭。

　　汉末以来，各地战乱频繁，大量人口或逃散，或死亡，难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粮用不足的情况就一直困扰着统治阶级。

　　酿酒会耗费大量粮食，造成浪费，为了节约粮食，刘备曾下令在民间禁止酿酒，如果违反就要处以刑罚。当时的禁酒令非常的严厉，甚至有一次在一家人的住宅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都要被处以与酿酒者一样的罪责。老臣简雍对这一做法不赞同，但又不知怎样劝说刘备，终于他在一次与刘备共同外出时找到了机会，他见前面有一男一女走在一起，便对刘备说：“那个男人要行不轨之事，赶快把他抓起来吧。”刘备觉得奇怪，问道：“你怎么知道的？”简雍答道：“他有行不轨之事的条件，跟那个有酿酒工具的人一样，因此也应该一并治罪。”刘备听后大笑，明白了简雍的用意，于是把之前关押的那个人放了。

　　诸葛亮对禁酒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觉得禁酒令实在是节约粮食不得已而为之，酒难禁，制裁有酿酒器具者就更是过分了。在他的《又诫子书》中可以看出他对酒的态度：“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他认为，酒确实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适量的饮酒是应该允许的，但饮酒必须适度，即使醉酒也不能迷失本性，趁此胡作非为。因此他对禁酒在态度上就相对比较宽松，只要求蜀中上下限量饮酒，不可过度，而正是因为他在禁酒上的人性化态度，使蜀汉在禁酒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历史记载，在他当政期间，蜀汉地区达到了“朝会不哗，路无醉人”的局面，很好地解决了酿酒对粮食的浪费问题。

　　诸葛亮发展生产，其目的当然在于增加赋税收入，加强蜀汉的经济实力，以战胜强魏，但客观上也给百姓们带来了一些好处，符合百姓安居乐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