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诸葛亮

第三节 广开言路，任用贤才

　　诸葛亮秉政之后，由于后主刘禅暗弱年幼，国家大事集于自己一身，因此他深感责任重大。诸葛亮为了广开言路，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于建兴元年（223年）接连下发了《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亦称《与群下教》）和《又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亦称《又与群下教》），鼓励部属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他在第一《教》中说：所行之事，之所以让大家参与讨论，是为了集思广益。如果为了避免小嫌疑而不肯提出不同意见，则会对国家造成损失。通过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最后得出正确结论，就如同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一样。然而人们总是顾虑重重，苦于不能把心中的话完全说出，只有徐元直能够直言不讳，另外董幼宰参与处理政事7年，我办事每有不周之处，他都能反复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如果大家能学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能像董幼宰那样勤勤恳恳，忠于国家，那我就可以少犯过失了。在第二《教》中又说：我任重才轻，故多阙漏，过去与崔州平交往时，屡闻指点得失；与徐元直交往时，多受启发教诲；与董幼宰共事时，他每次都把话讲尽；与胡伟度共事时，他经常有规劝阻止。我虽然天性鄙陋愚昧，不能完全采纳，但与此四人的关系始终很融洽，这足以说明我对直言者绝不会疑忌。从以上两《教》来看，诸葛亮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很欢迎部属能够提出不同意见，供自己斟酌参考，以避免或减少失误。

　　由于诸葛亮鼓励大家提意见，不搞打击报复，因此部属们便敢于对他直言劝谏。例如，刘备刚去世后，诸葛亮身为丞相，日理万机，然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甚至连校阅账簿文书之类的具体小事，他也亲自处理。对于诸葛亮的这种工作方法，主簿杨颙就提出批评，他说：为治应有分工，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一个家庭，男奴管耕种，女婢管炊事，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用于载重，马用于远行，分工明确，所求皆足，如此，则主人便可雍容不迫，高枕无忧。相反，如果主人分工不明确，凡事皆躬亲，劳其体力，为此细务，则必形疲神困，一事无成。这并非主人之智力不如奴婢鸡犬及牛马，而是治家的方法有问题。治理国家，亦同此理，坐而论道，乃王公之职责；作而行之，乃士大大之职责。汉宣帝的丞相丙吉春日出行，看见清道夫群斗，死伤横道，他并不过问，但看见耕牛吐舌喘气，他却为之担忧。因为丙吉认为丞相不应亲自处理小事，只应关心大事。群斗小事，应由长安令和京兆尹处理；耕牛春天热得喘气，说明时气失节，阴阳不调，关心此类大事，才是丞相的职责。汉文帝问丞相陈平，全国每年决狱多少？每年钱谷出入多少？陈平说，事有分工，各负其责，决狱之事，可问治狱廷尉；钱谷之事，可问治粟内史，丞相的职责，不在具体细务，而在于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育万物，各得其宜，外镇四夷，安抚诸侯，内亲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职。杨颙在向诸葛亮举了以上事例后，又对他说：“丙吉、陈平为丞相，都能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现在您任丞相，连校阅账簿文书之类的具体小事都要亲自处理，形疲神困，汗流终日，这不是太劳累了吗！”诸葛亮听了杨颙对自己工作方法的批评后，非常感谢。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曾为之垂泣，并在写给张裔和蒋琬的信中说：“令史中失去赖厷，掾属中失去杨颙，对朝廷的损失太大了。”当然，由于蜀汉当时的具体国情，加之诸葛亮小心谨慎的一贯作风，使他不可能完全改变事必躬亲的工作方法，但是，他广开言路，鼓励部属提意见，不搞打击报复，这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是完不成对一个国家的管理的，比如一项政策制定出来后，就需要很多人去贯彻执行。因此，诸葛亮在广开言路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同僚的行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择人艺术。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保证了蜀汉政治体制下官员素质的德才兼备。一般说来，统治集团中大多数官吏讲究德行，将有助于整个世风向好的方向发展。

　　蜀汉政权承袭汉室而来，在官员选拔制度上，仍采用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使用下级官员，这种制度的实质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控制了官员的选拔。不能否认，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倘若掌实权的人在官员选拔上把关不严或者是选用了大量的庸官、贪官，就会给整个政治体制带来一定的危害。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蜀汉的选官制度决定了他有很大的权力。他没有滥用朝廷给他的权力，在选拔官员时，注重德才兼备，为蜀汉选择了一批品才兼优的官员。他这种注重德才兼备的选拔官员制度与曹操的唯才是举的选拔官员制度最大的不同是：在注重人的才能时，兼顾人的德行。

　　杨洪，字季休，犍为郡武阳县人。他忠贞清廉，正直诚信，忧国如忧家，侍奉继母非常孝顺。这人不仅品行高，也很有才能，当年，刘备争夺汉中时，来急件要求调兵，时任军师将军的诸葛亮似乎还有些疑惑，就以此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道：“汉中是益州的咽喉之地，是存亡的要害之处，如果没有汉中就没有蜀郡了，这是家门口的祸患。现在的情况是，男儿应当去参战，女子则应当参加运输，发兵还有什么疑惑呢？”诸葛亮听了点头称是。由于当时蜀郡太守法正随刘备到北边去了，诸葛亮就上表让他兼任蜀郡太守。

　　董和，字幼宰，东汉末年，他率领同族人向西迁移进入四川境内，曾为成都令。他崇尚节俭，不与世风同流合污，当时的蜀地由于物产丰盛，奢侈之风大盛，连商人都穿王侯的衣服，红白喜事，更是倾其所有。于是，他带头节俭，穿粗劣的衣服，吃粗茶淡饭。他还很善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在与少数民族打交道时，尽量表现出诚信，因此少数民族很爱戴和信任他。诸葛亮很欣赏这位德才兼备的人，对他推崇备至。

　　刘巴，字子初，年轻时就很出名。他品德高尚，清廉节俭，不经营家业，有古代圣贤高雅的风范。他擅长运筹帷幄，当年刘璋派法正去迎接刘备入蜀时，他就苦口婆心劝谏刘璋，说：“刘备是一代枭雄，肯定不会久居于人下，你不要把他请进来，请进来你肯定会为他所害。”刘璋不信。后来，刘璋又派刘备去打汉中的张鲁，他又劝谏刘璋，说：“让刘备去攻打张鲁，无异于放虎归山呀。”刘璋还是不听，事实证明，刘巴说的都是正确的。对于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诸葛亮多次在刘备面前称赞和推荐。刘备为汉中王时，他担任尚书，后来又任尚书令。刘备称帝时，所有的文、诰、策、命，还有向皇天后土的祭告，都是出自他手。

　　马忠，字德信，巴西郡阆中县人。他为人宽和，喜欢周济人，喜怒不形于色。刘备征东吴失败后，回到了永安，经过与他谈话，发现他是一个人才，赞不绝口，诸葛亮对他也非常器重，不断委任他各种官职，想把他培养成蜀汉的重要官员。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任命他为门下督；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又委任他为牂牁（治所在贵州福泉）太守；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又让他担任丞相参军，做丞相长史蒋琬的助手，协助处理留守成都丞相府的军政事务；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又命他到伐魏前线，处理军务；建兴十一年（233年），他被任命为庲降都督。总体说来，马忠没有辜负诸葛亮对他的期望，总能出色地完成各种任务。他任牂牁太守时，参加南征，率领的部队平定了牂牁郡丞朱褒的叛乱，任庲降都督时，他能忠实执行诸葛亮的和睦、安抚各民族的民族政策，长期坐镇一方，保卫一方土地的平安。

　　诸葛亮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与曹操唯才是举，过多专注人的才能，而忽略人的品行是有很大不同的，并且曹操在后期对于他招揽的那些德才兼备的人表现出了凶狠的一面，大力打压。那段时间里，三国分立的局面已基本确定，曹操想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他的注意力也从外部转移到内部，为代汉建魏做准备。那些品行高尚、不愿意他代汉的“异己之士”就成为剪除的对象，这里面最出名的就是荀彧和崔琰了。荀彧，字文若，他曾为曹操献了很多计策，就因为他说了曹操不应该接受九锡的赏赐，曹操便对他心生不满，想把他置之于死地，最终他也郁郁而终。崔琰，字季珪，他对曹操选拔人才贡献很大，曹操因为有人诬告他傲世不满、心生怨恨诽谤，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赐他自尽。

　　曹操用人重才不重德，还打压那些德才兼备的人。诸葛亮择人是专注德才兼备，对那些具有才华、但品行不高的人不是一棍子打死、弃而不用，而是在用他们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诲和德行培养，督促他们改正自己的坏习惯，坚决不让他们的坏行为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

　　张裔，成都人，他处理政事敏捷，言语应对反应快，但为人不公平，还常夹带私怨处理公事。本来他与杨洪关系很好，因他儿子张郁受到杨洪的责罚，他便对杨洪怀恨不满，后来他又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甚至达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这时，诸葛亮坐不住了，他不能容忍这种风气在蜀汉政权内部蔓延下去，便写了一封信教导张裔，信中先回忆了二人的友情，以情动之，然后再晓之大义，说道：“我们俩都有了这种超过金石的交情，就算是仇人也要推荐以使双方获得益处，就算是舍弃亲生骨肉也要表明自己的无私，这些都是不能推辞的，何况现在我只是看重了元俭（岑述的字），你怎么就不能忍受呢？”张裔看后大受感动，对自己的坏毛病有所收敛。

　　何祗，原是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名小吏，有才干，处理起政务来又快又好，可能由于小时候家里穷，长大后养成了不节俭、喜欢饮食、好美色玩乐的坏习惯。在他调任负责执法的督军从事时，曾因放纵玩乐、不过问政事而受到诸葛亮的突击检查，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大家都知道若出现什么差错，丞相肯定会严惩的。幸运的是，他因临时抱佛脚，用了一夜功，而回答无所停顿，受到诸葛亮的赞赏。尽管如此，他也明白此次过关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可谓险中求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幸运之神不一定还会站在他这边。他思前想后，痛下决心再也不敢放纵自己，开始尽忠职守，最终因功被升为犍为太守。

　　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掌握着选拔官员的权力，他深知一支良好的官员队伍将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着教化之功效。为使统治集团内部清廉之气蔚然成风，他选官任人时，注重德才兼备，像董和、刘巴这些清廉之吏就成为他重用的官员和推崇的对象，马忠这些品行高尚的年轻后辈就成为他不遗余力培养的对象，那些有才但德行有瑕的人，他也不完全排除在官员选拔的队伍外，而是给予恰当任用，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以满足国家军队的需要。同时，诸葛亮也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教诲、督促他们改正自己的坏行为，坚决不让他们的坏行为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负面效应。这样一来，君王臣子，无论有意还是被迫，均尚清廉，注重德行。东汉后期，蜀地所形成的奢侈陋习在统治集团崇德尚行的风气带动下逐渐消失，老百姓也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态度。史书记载，整个蜀汉出现“官吏中不容奸邪存在，人人都勉励自己努力上进，路不拾遗，强不侵弱的局面”，虽有夸张嫌疑，但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