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雄要有用武之地
按照基督教教义，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开始，人类就有罪。资本原始积累就像人一生下来即有罪一样具有“原罪”。这是神学上的“原罪”与经济学上的“原罪”。政治也是如此，自从产生就有原罪，政治的本质就是争抢地盘，都是争抢地盘，谁能说，谁能比谁高尚，谁能比谁龌龊？只是手法高明一些，会经营一些，本质都是一样一样的。董卓争地盘杀人，袁绍争地盘杀人，刘备争地盘照样也杀人，曹操争地盘当然不比他们好哪儿去，争夺地盘还是杀人，这不仅仅是人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是“政治”让他们戴上了共同的面具，在这套面具下，没有高尚没有龌龊，只有现实利益。
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是因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是说，能否成为英雄，关键在于是否有用武之地，当然不是英雄即使有了用武之地，也成不了英雄，自己的地盘反而会成为英雄们扬名立万的宝地。
《沙家浜·智斗》，胡传魁有一段唱词：“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这几乎是草头王的发迹历程写照，创业初期，备尝艰难，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更不要说地盘了。曹操这样经历过，袁绍也是这样过来的，皇叔刘备也历经辗转流浪。没有用武之地，成了英雄们的共同难题。
联军解散之后，尽管政治立场上已经分道扬镳，但为了生存，两个人表面上还是相当亲密的。由于曹操名义上还是朝廷通缉犯，自然没有官职，所以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完全寄存袁绍的地盘上，全靠袁绍养活。可袁绍家也没有余粮啊，袁绍虽然名声很大军队也不少，但地盘很小，小小的渤海郡根本无法保证供给，和曹操同样没有用武之地。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虽然董卓控制下的政府已经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但是皇帝毕竟还在，各路诸侯在名义上还是皇帝的臣子，因此就不好明着抢地盘。尽管已经发生了兖州刺史刘岱攻杀东郡太守桥瑁的事件，但是东郡是兖州的下辖地盘，刺史有权监察太守的言行。因此这个事件可以解释为一次先斩后奏（当然现实情况是没法儿上奏皇帝），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合法性。袁绍是渤海郡太守，如果离开自己的辖区渤海郡去兼并别的郡县，那从道义上就说不过去，但别人邀请是一码事；而曹操作为一个代理将军（行奋武将军），如果去别的地方“用武”，说轻了是“师出无名”，说重了那就是“兴兵造反”，根本没有正当性可言，这一点曹操自然很清楚。
其实，袁绍当初和韩馥另立刘虞，并不是真正为了老刘家的天下抑或天下苍生，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说白了，刘虞只是袁绍的一颗棋子，袁绍要的不是皇帝，而是天下，只是那个时候，袁绍还没有那个勇气和实力，不得不如此。
一看东部的联盟解散了，没谁能威胁自己了，董卓安心地回长安了。
董卓回长安了，倒董联军也分崩离析了，整个东部看上去似乎风平浪静。实际上，各路诸侯可谓暗流涌动，谁有谁的算盘，谁有谁的打算，尽管没有明说，但都知道没有谁愿意安于现状，一辈子只做一州之牧、一郡之守抑或一国之相，都是胸怀天下。
最先打破平静不是别人，还是袁绍。袁绍当时只是渤海太守，手中只有一个比较偏远的郡。这肯定不行，庙小养不了大和尚。袁绍手下的谋士逢纪就说：“不据一州，无以自全。”连自保都做不到，怎么成就大事呢？袁绍心里知道逢纪的意思，就是让他夺取冀州。这也和袁绍“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构思相吻合。可是，袁绍认为自己的实力不足，如果贸然去争夺冀州，一旦失败，就更没有容身之地了。逢纪就出主意说：可以去找公孙瓒，让他来攻击冀州。公孙瓒一来，韩馥肯定害怕。这个时候再派人去游说韩馥，就能让他把冀州让出来。
袁绍按这个计策实施，果然公孙瓒就来了。于是，袁绍开始亲自出面了，向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韩馥开炮。其实这事不怪袁绍，而冀州这地太好了，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问题在于韩馥是“匹夫”，如果是“枭雄”、“英雄”、“奸雄”，那就是“金鳞本非池中物，一遇惊雷便化龙”，那就可以“提三尺剑，斩白蛇”，号令天下了。
从冀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兵家历来必争之地。这样一块美味的肥肉，嗅觉灵敏的豪强自然不会放过，早就在一旁觊觎多时了。南面的兖州刺史刘岱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曾扬言：“等干掉董卓之后，我便会率军讨伐韩馥。”这样一来，冀州成了众矢之的，南面险象已生，北面有虎视眈眈、急着挺进中原的幽州公孙瓒，东面的袁绍也早不习惯韩馥的供给了，正蓄势待发，而西面则还有凶猛彪悍的黑山军盘踞于山岭间，对韩馥构成了潜在威胁，韩馥置身其中，哪还有多余的精力自保呢？
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是因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是说，能否成为英雄，关键在于是否有用武之地，当然不是英雄即使有了用武之地，也成不了英雄，自己的地盘反而会成为英雄们扬名立万的宝地。
《沙家浜·智斗》，胡传魁有一段唱词：“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这几乎是草头王的发迹历程写照，创业初期，备尝艰难，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更不要说地盘了。曹操这样经历过，袁绍也是这样过来的，皇叔刘备也历经辗转流浪。没有用武之地，成了英雄们的共同难题。
联军解散之后，尽管政治立场上已经分道扬镳，但为了生存，两个人表面上还是相当亲密的。由于曹操名义上还是朝廷通缉犯，自然没有官职，所以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完全寄存袁绍的地盘上，全靠袁绍养活。可袁绍家也没有余粮啊，袁绍虽然名声很大军队也不少，但地盘很小，小小的渤海郡根本无法保证供给，和曹操同样没有用武之地。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虽然董卓控制下的政府已经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但是皇帝毕竟还在，各路诸侯在名义上还是皇帝的臣子，因此就不好明着抢地盘。尽管已经发生了兖州刺史刘岱攻杀东郡太守桥瑁的事件，但是东郡是兖州的下辖地盘，刺史有权监察太守的言行。因此这个事件可以解释为一次先斩后奏（当然现实情况是没法儿上奏皇帝），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合法性。袁绍是渤海郡太守，如果离开自己的辖区渤海郡去兼并别的郡县，那从道义上就说不过去，但别人邀请是一码事；而曹操作为一个代理将军（行奋武将军），如果去别的地方“用武”，说轻了是“师出无名”，说重了那就是“兴兵造反”，根本没有正当性可言，这一点曹操自然很清楚。
其实，袁绍当初和韩馥另立刘虞，并不是真正为了老刘家的天下抑或天下苍生，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说白了，刘虞只是袁绍的一颗棋子，袁绍要的不是皇帝，而是天下，只是那个时候，袁绍还没有那个勇气和实力，不得不如此。
一看东部的联盟解散了，没谁能威胁自己了，董卓安心地回长安了。
董卓回长安了，倒董联军也分崩离析了，整个东部看上去似乎风平浪静。实际上，各路诸侯可谓暗流涌动，谁有谁的算盘，谁有谁的打算，尽管没有明说，但都知道没有谁愿意安于现状，一辈子只做一州之牧、一郡之守抑或一国之相，都是胸怀天下。
最先打破平静不是别人，还是袁绍。袁绍当时只是渤海太守，手中只有一个比较偏远的郡。这肯定不行，庙小养不了大和尚。袁绍手下的谋士逢纪就说：“不据一州，无以自全。”连自保都做不到，怎么成就大事呢？袁绍心里知道逢纪的意思，就是让他夺取冀州。这也和袁绍“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构思相吻合。可是，袁绍认为自己的实力不足，如果贸然去争夺冀州，一旦失败，就更没有容身之地了。逢纪就出主意说：可以去找公孙瓒，让他来攻击冀州。公孙瓒一来，韩馥肯定害怕。这个时候再派人去游说韩馥，就能让他把冀州让出来。
袁绍按这个计策实施，果然公孙瓒就来了。于是，袁绍开始亲自出面了，向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韩馥开炮。其实这事不怪袁绍，而冀州这地太好了，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问题在于韩馥是“匹夫”，如果是“枭雄”、“英雄”、“奸雄”，那就是“金鳞本非池中物，一遇惊雷便化龙”，那就可以“提三尺剑，斩白蛇”，号令天下了。
从冀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兵家历来必争之地。这样一块美味的肥肉，嗅觉灵敏的豪强自然不会放过，早就在一旁觊觎多时了。南面的兖州刺史刘岱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曾扬言：“等干掉董卓之后，我便会率军讨伐韩馥。”这样一来，冀州成了众矢之的，南面险象已生，北面有虎视眈眈、急着挺进中原的幽州公孙瓒，东面的袁绍也早不习惯韩馥的供给了，正蓄势待发，而西面则还有凶猛彪悍的黑山军盘踞于山岭间，对韩馥构成了潜在威胁，韩馥置身其中，哪还有多余的精力自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