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末日——清朝最后五十年

第五节 宋教仁之死

　　在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可以算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政治谋杀案，受害人就是革命元老宋教仁，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经不是个人事件。

　　宋教仁，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民主政治的旋风。他心怀民主的梦想，要耗尽自己的良知和才智，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宪政理想。只可惜，他错生在一个没有规则也没有人想认真遵守规则的国度里，只能在32岁的时候就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之后戛然而止，惨然而逝。

　　宋教仁，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上坊乡香冲村。年轻的时候留学日本，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举行了反清起义。1905年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与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同时，还多次举行了反满武装起义，但都遭失败。特别是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大会员丧失了革命的信念和斗志。宋教仁、谭仁凤等鉴于同盟会军事战略重心局限于广东、广西、云南一隅，屡战屡败，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闸北区北浙江路821号（今浙江北路61号福建北路小学）设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秘密接洽机关。中部总会奉同盟会总部为主体，以筹划长江流域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武装起义为己任，并确立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到各地运动新军，策划起义。从此革命的火种由上海撒向内地，革命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起来，同盟会是通过中部总会实现对武昌起义的领导的。上海光复后，同盟会总部自日本东京迁回上海，中部总会遂告结束。可以说同盟会中部总会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12年1月18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宋教仁担任新政府法制局总裁。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法律、政治方面的特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禁不起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就夭折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到三个月，在袁世凯的威逼和伪称拥护共和及革命党人的退让下，1912年2月中旬，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时，袁世凯一再虚伪地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遵守《临时约法》、拥护民主制度。并按照《临时约法》组成第一届内阁，还让同盟会员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宋教仁担任农林总长。但实权却由袁的亲信掌握，如陆军部长便是由段祺瑞担任。由于袁世凯独裁专制，目空一切，宋教仁愤然谢绝了袁的一再挽留，于当年7月宣布辞职。不久，袁世凯就把唐绍仪赶走，让他的心腹赵秉钧担任总理，并开始做起他那称孤道寡的皇帝梦来。

　　袁世凯的虚伪表演，曾经迷惑了包括梁启超、宋教仁在内的许多人，他们以为袁世凯真的拥护共和制度，赞成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从而对袁氏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看不透袁的本质。甚至有人寄望袁世凯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为万世开太平。

　　当时，梁启超还在日本，由于章太炎、汤济武、张君劢、云南都督蔡锷、甚至副总统黎元洪等人先后来信和通电对梁启超表示欢迎，梁氏便于1912年10月回国，并决定了拥袁的方针。所以回国后，便向袁世凯就立国和财政等方面著文献计献策。梁氏在1913年2月24日正式加入共和党。但在三月初写信给女儿思顺时，已谈到对国事的失望。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便致力于实业方面，对同盟会的活动已很少过问，宋教仁则成了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为了革新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宋教仁辞职后积极主张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以此来限制袁的权力。而要组织政党内阁，就必须有一个大的政党。这年5月间，民社与统一党、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几个小党派联合成立了共和党，拥护袁世凯，反对同盟会。为了与之相抗衡，宋教仁征得孙中山等人同意，以放弃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为代价，于当年8月在同盟会的原有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国民公党等几个中间党派，组成了国民党。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人，幻想利用约法和议会来限制袁世凯，甚至想依靠议会的多数，由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与袁世凯分享权力。这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真的获得了压倒其他党派的多数议席，宋氏便声称：将以国会的多数党组阁，由他担任国务总理。他并为此到南方各省游说，批评时政，发表政见。

　　由于宋教仁不断扩充国民党的力量，而使国民党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1912年底，国会大选开始，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取得了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自然成了政党内阁的组阁人。为了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地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统治地位。袁世凯对待政敌有两项法宝：一是收买，或给予金钱，或授与高官厚爵；二是暗杀，如果政敌不被收买，则暗杀之以除后患。当宋教仁漫游全国，四处讲演抨击时政，袁欲以金钱贿买之，乃令人付给宋一本支票，可以自由签发支票，绝不退票。但宋是条硬汉，又是一代伟大政治家，当然不为所动，严正地予以拒绝。这使袁对宋更加顾忌，袁透过第三者向宋表示，只要宋不坚持责任内阁制，袁便提名他为内阁总理，袁对“责任内阁”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性。原来他在宣统年间养疴洹上时，武昌爆发了革命，清廷被迫起用他为湖广总督，他乃提出组织责任内阁作为出山的主要条件，这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他就是借责任内阁迫使清廷让国的。现在他做了总统，遂把责任内阁制度当做了洪水猛兽，宋口口声声不离责任内阁，劝他、收买他、威胁他都没有用，这怎不让老袁对这位湖南硬汉下毒手呢！早在国会选举前，袁世凯就试图拉拢宋教仁，曾赠他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要他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宋教仁不为所动，以“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为由退回支票。袁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当他得知宋教仁拥黎逐袁计划后终于收买流氓，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但是对袁来说，杀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下决心的，何况要杀的又是人人皆知的精英人物宋教仁。

　　一直到了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从老家长沙沿江东下，途经武汉、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认定，自己的宪政理想就要迈开第一步了，他在杭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语气中已明显流露出政府总理舍我其谁的气魄。

　　袁世凯认识到了，再不杀宋，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就保不住了，更别想做什么皇帝梦了。于是袁世凯终于下手了。时间：1913年3月20日。地点：上海火车站。凶手：武士英，山西小贩。联系人：应桂馨，上海无赖。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历史那一幕是刻骨铭心的。1913年3月20日夜，上海沪宁车站，战乱初平的上海滩又开始人流如织。“呜——，”沿着破蔽的铁轨，即将开往北平的蒸汽火车拖着长长的汽笛，缓缓地驶进站台。骚动的人群中，一位身着西装的神秘人物在随从的簇拥下向头等舱门口走去。突然，一个流氓打扮的青年快步上前，从怀中掏出手枪，朝着“西装”的背影设计，两声清脆的枪声击碎人群混乱中的思维，“西装”痛苦地倾倒在挤车的人群中，站台上的次序顿时大乱。

　　为他送行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对于右任说：“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他在痛苦中仍念念不忘国事，要求他的同志在他死后“总要往前做”，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宋教仁被暗杀的电报到京，章士钊正和袁世凯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的叹息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大报馆纷纷暴出头条消息：昨晚，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遭受枪击，因歹徒将弹头涂满毒药，宋教仁已于本日凌晨在医院不治身亡。

　　3月22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32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袁世凯在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在假惺惺表示哀悼、愤怒的同时，抑制不住的是内心的喜悦。黎元洪、赵秉钧、章太炎，共和党、民主党等政见不同的个人、政党、团体都纷纷发出唁电，黄兴、国民党的通电则充满了悲愤之情。在近代史上政治人物被暗杀几乎是常见的，但各界反应之强烈以宋教仁之死为最。

　　宋教仁对自己的结局是没有预料到的，他在此前只有着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满腔抱负。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自我感觉良好，急流勇退转身去经营“路政大计”去了，金迷纸醉的上海滩又继续着昔日的繁华，身为袁世凯北京政府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却心怀忧郁。本来，宋教仁所希望的是，自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按照他的设计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况且，宋教仁的构想还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予以确定，中国的民主政治指日可待。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但是，形势发生恶劣逆转，袁世凯根本就没有实践《临时约法》的打算，而是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夺取革命派分去的权力和地盘，一场新的内战一触即发。

　　宋教仁不希望流血，宋教仁希望通过政治的手腕解决权力问题。这个时候，他有自信，因为他已经有10余年的革命经历了，积累了大量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深厚的西方政治理论修养让他感觉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在他看来，他所面对的，不过是不懂政治的袁世凯，一介武夫罢了。于是，他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模式，联络合并了一批小党派，在全国大造舆论拉取选票，在依法设置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高兴了，因为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由国会选举获胜的政党组阁，获胜政党领袖担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失望了，怨恨了，按照西方法理条款，他将失去刚从孙中山手中巧取豪夺过来的权力。

　　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在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75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道要变了，天也要变了，袁世凯假惺惺的面孔当然也要变化了，而心地坦荡的宋教仁还在“春闺梦里”。在他最后一行之前，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意外，但宋教仁坦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于是，1913年3月20日的上海，就在宋教仁预备赴北平就任内阁总理的火车站站台上，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伟人的胸膛，罪恶的毒液浸染了他充满幻想的血液，巨星的陨落，民族的悲哀，民主的葬礼，随着宋教仁身躯的倒下，都幻为了一个永恒的悲情。

　　宋教仁被杀了，孙中山开始觉醒了，也就揭开了所谓的“二次革命”的序幕。“三尺剑，五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候，一抷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滴苌虹血泪，向屈子招魂！这幅孙中山留下的挽联，何其伤感啊！

　　宋教仁被刺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倒可以折射出当时的许多人和事，也对历史产生了恶劣影响。

　　一个就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宋教仁的被刺，无论从当时的政坛还是到今天的许多所谓主流历史学家，均普遍把这件事情无限升级，认为这意味着宪政民主在中国就像宋的个人命运一样死路一条。独裁专制集权的思潮重新占有市场，袁世凯甚至最终想回到帝制的老路上。这种影响直到今天。

　　第二是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这是一个应该被反复强调的恶性事件，用武力来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开创了日后军阀割据混战的先河。

　　第三是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法治观念在处置这件事情时被是被断然抛弃。所谓“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想当然地认为法院会被政府影响，便要求改变国家的司法体系，这种对法治的公然践踏的行径，与宋的法治思想真是南辕北辙。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地方司法机构勇敢无畏地传讯了国务总理赵秉均，这应该是中国司法史上最不畏强权的事件。可惜我们没有在任何中国法制史上教科书上看到。

　　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中国离民主最近的一次是在1913年。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尽管这次选举还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了限制。毕竟开始了，就是好事情。

　　“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是最大宋先生宪政思想最大的一个实践，尽管离他的理想只有一步只遥，但是却让国民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还可以这样。

　　子弹结束了宋先生年轻的生命，也使中国与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擦肩而过。这是一场悲剧，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宋教仁，而是中国。

　　如果没有在第一线，宋教仁也许会成为宪政教父式的精神领袖。作为“议会迷”，可以说，早期的辛亥革命党人中，对现代宪政、法治、政党等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他是第一人。早年东渡日本的求学生涯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了，对日后的《临时约法》影响深远。此外，翻译的《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等著作，亦让革命党内许多人对宪政这个新生事物有个感性的认识。

　　宋先生身上还有一样好东西，那就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当仁不让”的观念。用傅国涌先生的话说，宋有一种“健全的角色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总是对“第一”的态度比较暧昧，退隐成为被推崇美德，皇帝即位还要假惺惺推辞几番。“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这种责任感今天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宋教仁另一个应该被载入历册的宪政实践就是改组国民党，他才是国民党真正意义上的缔造者。

　　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都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政党，或者只能算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或许，还可以把革命的标签贴上去。1912年征得孙黄两位大佬点头后，宋先生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在同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多党竞选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可惜宋先生倒下了，还没能等到把国民党彻底改造。以致于国民党还是摆脱不了那种草莽英雄的心态，法治和民主形同虚言，最后连个小岛的统治权都拱手让人。此是后话了。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很赞成傅国涌先生的说法，“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宋教仁死，中国的一次民主萌芽被掐死了。连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