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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谁是总统
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很多地区宣布独立成立自治军政府。清朝政府一片恐慌，它赶紧派官员领军队进攻武昌，可所依靠的新军却不肯听从指挥，调度不灵，军事上长时间没有进展。谁来出面支撑这一盘散沙呢？西方国家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为代表，建议清朝政府任用袁世凯出头收拾局面。
在大清帝国袁世凯应该算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小时候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荒于科业。不过，袁世凯的家族在清代倒是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袁保中在地方上列钜绅，剿办捻军期间，筹办团防，平捻有力，受到朝廷嘉奖。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是淮军中剿平捻军最有功勋的名将，最后官拜总督。袁的叔父袁保庆一向追随袁甲三，在袁甲三手下颇著功绩。袁世凯在家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弟弟袁保庆征战在外，年已过四十还没有儿子，而自己子女却很多，就把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袁世凯过继后，颇受袁保庆一家人宠爱。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时年八岁，也随养父一起到了山东。两年后，袁保庆调到江苏，袁亦随同前往。1874年，袁保庆死于江南盐巡道任内，袁回到河南项城。1875年，他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见袁游手好闲，就将他带到了北京，受业于堂叔袁保龄。1876年，袁返回项城参加了乡试，落第。同年，时年十八岁的袁世凯与一位姓于的小姐结婚。婚后，袁重回北京，并随袁保恒到河南赈灾。袁保恒死于河南开封，第二年朝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袁世凯得到了堂叔父的余荫，朝廷捐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但袁并没有将这个捐官看在眼里，他将自己所读的诗文和书籍用一把火给烧了，并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娱岁月？1880年，他的“志在四方”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了，他被推荐到养父昔日友人庆军统领吴长庆那里，成了山东军营中的一名将士。就是从那时起，袁世凯开始步步高升，直到权力的顶峰。
不久，袁世凯就带领清军去朝鲜攻打过朝鲜的农民起义军，表现很优秀，开始受到提升重用。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他曾经受清政府委派在天津训练新式陆军，新军的很多将领都和他关系密切，外人根本指挥不动；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袁世凯，这位河南籍汉人，历史的嬗变和时代的际遇使他走到了权力的中心位置。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有意除掉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袁得密报，惊恐万状，遂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掩人耳目，袁世凯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袁世凯垂钓的模样使人觉得这位不到50岁的枭雄，真的要归隐了。然而，袁世凯在一系列归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实际上，袁世凯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可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作为大清国稳健而富于实力的改革家形象，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与大清国孤儿寡母和革命党一干新锐的周旋中，袁世凯真正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政坛第一角色。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迫使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河南彰德秘会主子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授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言。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辛亥革命后第四天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得到任命后，心满意足的袁世凯亲自南下，装模作样指挥军队攻占了汉口，为了进一步捞取政治资本，他并不想彻底地打跨革命党人，随后就返回了北京。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此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让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廷：如果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廷来恐吓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那时在中国的的外国势力是很强大的，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革命势力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们希望狭隘的袁世凯取代清朝统治中国，镇压革命的力量。西方列强大都支持北方的袁世凯而不支持南方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快就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勾结在一起，在英国人的调解下召开南北和谈。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资金、武器、和训练都很低劣，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实际上很难战胜袁世凯的军队，很高兴地接受了和谈。
袁世凯就派自己的亲信唐绍仪和的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
和谈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纷纷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很多外国军舰聚集在长江水面上，西方势力还阻止了革命军在大连的登陆。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分别增加在东北和内蒙的兵力。
南京政府自己意见也不统一，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压迫南京政府，要求尽快结束谈判，接受北方也就是袁世凯开出的条件。他们针对西方报纸鼓吹武装干涉的宣传，宣扬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好象塌天大祸就在眼前。
在同盟会内部，妥协思想也占上风。黄兴曾给袁世凯写信说，希望他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南北开始谈判后，黄兴等人又害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总统职位收买他。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被抓，出狱后也投靠了袁世凯，他一面向袁世凯告密，出卖北方革命组织，一面跑到上海，劝说革命党人接收袁世凯，还恶意攻击孙中山有为个人谋权利思想。
袁世凯的军队也时不时地找机会吓唬革命派。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担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指使他的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做出强硬的反应，撤消唐绍仪议和代表资格，段祺瑞在汉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声称如采用共和政体，当战斗到底。冯国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决政体问题。他们还叫嚣要与民军开战。武昌、汉阳的北洋军违背停战协定，炮轰武昌。这些都是袁世凯故意做出不惜谈判破裂的架势，逼革命派跟他妥协。
最后南京政府最后只好妥协，接受袁世凯开出的条件，革命党人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无钱无兵的孙文随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代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反正，随时让位。半个月后，孙文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承诺。
袁世凯在压服了南方革命党人以后，立刻开始拿出两面派的手段，吓唬清朝皇室。那时的清朝皇室，只有一个没什么主见的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主持大局。
袁世凯一面指使手下将领给清朝政府上书要求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不时在各地制造骚乱，一面让俄国公使联合各国公使给清室发电报，也是要求清帝退位。他自己则哭哭咧咧地进皇宫，隐瞒自己按兵不动的事实，尽量夸大革命党人的威胁，还用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例子吓唬隆裕太后。他的亲信大臣也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当革命党人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接着又发表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这样，清皇室内部就没有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
当时有个满族贵族组织的“宗社会”强烈反对清帝退位，袁世凯就故意放风说“宗社会”的领袖良弼是实行共和的主要障碍，结果良弼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炸得伤，本来伤能治好的，可给袁世凯派去的人医了一回，反而很快就死了。
隆裕太后给吓得魂不附体，最后只好答应退位，实行共和。但是，袁世凯表示革命的行动，却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渐明确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剪掉辫子是当时表示革命的标志性行为。而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此说不符合袁世凯当时的心迹。如果没有得到当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剪掉辫子的。
于是，另一说可能成立：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斡为其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尽管当天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参议院才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袁世凯，说“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袁世凯又观察了一日，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确实符合袁世凯老奸巨猾的性格。
“袁世凯剪辫子”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上层的轰动新闻。袁世凯为什么选在2月16日剪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代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这样，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这位袁世凯才剪掉了辫子。
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除了有西方力量的支持外，自身也有很重要的条件。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其时，无论是各派革命党，还是国际社会，甚至中国普通民众，无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中国在那一时刻，似乎真是到了非袁不可的境地。
袁世凯果然争气。
1912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仪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起那一天：
“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毯上跪着一个粗壮的老头，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
6岁的小皇帝哪里知道，袁世凯的几滴眼泪，顷刻间革了中国几千年帝制的命。兵不血刃，国体巨变，袁世凯政治智慧，一时无二。
2月12日，溥仪下诏退位。退位诏书末尾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授意添上去的。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袁世凯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革命党一诺千金，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许就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忽然发现，皇帝的龙椅，竟然离他如此之近。
后来在袁世凯复辟时，京城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袁世凯：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虽然崔启勋被袁世凯处决了，但这副对联却真实地勾画了袁世凯这位“共和英雄”的本来面目。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之后，形成了南孙北袁的权力较量，从1911年双十起义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到清廷颁布《逊位诏》，从8月孙赴北京与袁世凯多次商谈并最后让总统之位给袁，到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政局大起大落，成败转瞬交替。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把大总统的头衔让给袁世凯，绝非因为他本人的顾全大局和不贪恋权力，而是因为实力对比和国内外局势使然。
在大清帝国袁世凯应该算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小时候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荒于科业。不过，袁世凯的家族在清代倒是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袁保中在地方上列钜绅，剿办捻军期间，筹办团防，平捻有力，受到朝廷嘉奖。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是淮军中剿平捻军最有功勋的名将，最后官拜总督。袁的叔父袁保庆一向追随袁甲三，在袁甲三手下颇著功绩。袁世凯在家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弟弟袁保庆征战在外，年已过四十还没有儿子，而自己子女却很多，就把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袁世凯过继后，颇受袁保庆一家人宠爱。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时年八岁，也随养父一起到了山东。两年后，袁保庆调到江苏，袁亦随同前往。1874年，袁保庆死于江南盐巡道任内，袁回到河南项城。1875年，他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见袁游手好闲，就将他带到了北京，受业于堂叔袁保龄。1876年，袁返回项城参加了乡试，落第。同年，时年十八岁的袁世凯与一位姓于的小姐结婚。婚后，袁重回北京，并随袁保恒到河南赈灾。袁保恒死于河南开封，第二年朝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袁世凯得到了堂叔父的余荫，朝廷捐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但袁并没有将这个捐官看在眼里，他将自己所读的诗文和书籍用一把火给烧了，并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娱岁月？1880年，他的“志在四方”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了，他被推荐到养父昔日友人庆军统领吴长庆那里，成了山东军营中的一名将士。就是从那时起，袁世凯开始步步高升，直到权力的顶峰。
不久，袁世凯就带领清军去朝鲜攻打过朝鲜的农民起义军，表现很优秀，开始受到提升重用。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他曾经受清政府委派在天津训练新式陆军，新军的很多将领都和他关系密切，外人根本指挥不动；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袁世凯，这位河南籍汉人，历史的嬗变和时代的际遇使他走到了权力的中心位置。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有意除掉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袁得密报，惊恐万状，遂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掩人耳目，袁世凯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袁世凯垂钓的模样使人觉得这位不到50岁的枭雄，真的要归隐了。然而，袁世凯在一系列归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实际上，袁世凯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可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作为大清国稳健而富于实力的改革家形象，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与大清国孤儿寡母和革命党一干新锐的周旋中，袁世凯真正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政坛第一角色。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迫使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河南彰德秘会主子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授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言。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辛亥革命后第四天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得到任命后，心满意足的袁世凯亲自南下，装模作样指挥军队攻占了汉口，为了进一步捞取政治资本，他并不想彻底地打跨革命党人，随后就返回了北京。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此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让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廷：如果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廷来恐吓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那时在中国的的外国势力是很强大的，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革命势力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们希望狭隘的袁世凯取代清朝统治中国，镇压革命的力量。西方列强大都支持北方的袁世凯而不支持南方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快就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勾结在一起，在英国人的调解下召开南北和谈。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资金、武器、和训练都很低劣，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实际上很难战胜袁世凯的军队，很高兴地接受了和谈。
袁世凯就派自己的亲信唐绍仪和的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
和谈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纷纷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很多外国军舰聚集在长江水面上，西方势力还阻止了革命军在大连的登陆。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分别增加在东北和内蒙的兵力。
南京政府自己意见也不统一，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压迫南京政府，要求尽快结束谈判，接受北方也就是袁世凯开出的条件。他们针对西方报纸鼓吹武装干涉的宣传，宣扬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好象塌天大祸就在眼前。
在同盟会内部，妥协思想也占上风。黄兴曾给袁世凯写信说，希望他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南北开始谈判后，黄兴等人又害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总统职位收买他。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被抓，出狱后也投靠了袁世凯，他一面向袁世凯告密，出卖北方革命组织，一面跑到上海，劝说革命党人接收袁世凯，还恶意攻击孙中山有为个人谋权利思想。
袁世凯的军队也时不时地找机会吓唬革命派。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担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指使他的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做出强硬的反应，撤消唐绍仪议和代表资格，段祺瑞在汉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声称如采用共和政体，当战斗到底。冯国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决政体问题。他们还叫嚣要与民军开战。武昌、汉阳的北洋军违背停战协定，炮轰武昌。这些都是袁世凯故意做出不惜谈判破裂的架势，逼革命派跟他妥协。
最后南京政府最后只好妥协，接受袁世凯开出的条件，革命党人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无钱无兵的孙文随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代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反正，随时让位。半个月后，孙文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承诺。
袁世凯在压服了南方革命党人以后，立刻开始拿出两面派的手段，吓唬清朝皇室。那时的清朝皇室，只有一个没什么主见的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主持大局。
袁世凯一面指使手下将领给清朝政府上书要求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不时在各地制造骚乱，一面让俄国公使联合各国公使给清室发电报，也是要求清帝退位。他自己则哭哭咧咧地进皇宫，隐瞒自己按兵不动的事实，尽量夸大革命党人的威胁，还用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例子吓唬隆裕太后。他的亲信大臣也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当革命党人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接着又发表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这样，清皇室内部就没有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
当时有个满族贵族组织的“宗社会”强烈反对清帝退位，袁世凯就故意放风说“宗社会”的领袖良弼是实行共和的主要障碍，结果良弼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炸得伤，本来伤能治好的，可给袁世凯派去的人医了一回，反而很快就死了。
隆裕太后给吓得魂不附体，最后只好答应退位，实行共和。但是，袁世凯表示革命的行动，却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渐明确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剪掉辫子是当时表示革命的标志性行为。而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此说不符合袁世凯当时的心迹。如果没有得到当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剪掉辫子的。
于是，另一说可能成立：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斡为其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尽管当天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参议院才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袁世凯，说“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袁世凯又观察了一日，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确实符合袁世凯老奸巨猾的性格。
“袁世凯剪辫子”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上层的轰动新闻。袁世凯为什么选在2月16日剪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代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这样，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这位袁世凯才剪掉了辫子。
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除了有西方力量的支持外，自身也有很重要的条件。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其时，无论是各派革命党，还是国际社会，甚至中国普通民众，无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中国在那一时刻，似乎真是到了非袁不可的境地。
袁世凯果然争气。
1912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仪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起那一天：
“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毯上跪着一个粗壮的老头，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
6岁的小皇帝哪里知道，袁世凯的几滴眼泪，顷刻间革了中国几千年帝制的命。兵不血刃，国体巨变，袁世凯政治智慧，一时无二。
2月12日，溥仪下诏退位。退位诏书末尾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授意添上去的。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袁世凯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革命党一诺千金，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许就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忽然发现，皇帝的龙椅，竟然离他如此之近。
后来在袁世凯复辟时，京城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袁世凯：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虽然崔启勋被袁世凯处决了，但这副对联却真实地勾画了袁世凯这位“共和英雄”的本来面目。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之后，形成了南孙北袁的权力较量，从1911年双十起义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到清廷颁布《逊位诏》，从8月孙赴北京与袁世凯多次商谈并最后让总统之位给袁，到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政局大起大落，成败转瞬交替。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把大总统的头衔让给袁世凯，绝非因为他本人的顾全大局和不贪恋权力，而是因为实力对比和国内外局势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