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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铁骑踏进了北京城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直就不如欧洲和美洲的。这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可见一斑。还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对中国也有很高的评价。西方曾称赞中国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与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很多。特别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国”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这具古老的躯体丧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闻风而至的敌人也在寻找着机会。正如《草原帝国》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说:“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这些野蛮人吸引到中国来。”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认同感。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一些富有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赶不上衰败的速度。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官僚体制时要有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同道者所听懂,可是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虽然激起了一丝涟漪,可是没有办法惊起千重浪。

  知识分子失败了,中国的农民站起来了。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于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1899年起事态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卷整个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对抗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膛炮装备的八国联军。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只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蹂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农民是愚昧的,他们的排外没有任何的选择性。

  义和团,始发于山东,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1900年,义和团在涿州(河北涿州)、保定(河北保定)一带,杀害铁路上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使馆提出交涉,那慈禧派守旧党另一巨头、部长级的北京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在调查之前就已写好,他归来后报告说,义和团都是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守旧派意在利用义和团来向洋人发难,这样可以一石两鸟。于是慈禧停止了对义和团的镇压,招抚并命令义和团开进北京“抗洋”。

  慈禧还把义和团首领请进宫中,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所有洋人杀光。直隶(河北省)总督裕禄也迎接女领袖黄莲圣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黄莲圣母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数烧死。皇太子溥隽在颐和园里,一副义和团装束,自称是副领袖(二师兄),誓言扫除那些阻碍他立即登基的洋鬼子。

  一向禁卫森严的九城向这些红布包头、红布兜肚的粗汉们全面开放,任凭他们到处设坛作法,操刀执杖,喊打喊杀,出入王府官邸,担当教师爷和门房大爷,向清兵传授刀枪不入之术,白米白银一批批赏下来……,并许以拳首们高官厚禄。拳首们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清明了,个个受宠若惊,感激零涕,誓言肝脑涂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奴才的位置还未坐稳,急匆匆扯起一面灭洋扶清的大旗,烧教堂、杀洋人。慈禧大加赞许,恣意纵容,于是拳众群情昂扬,争先恐后蜂涌所向,暴乱如火如荼,不可收拾。北京、直隶(河北省)和稍后任命毓贤当省长(巡抚)的山西省,全陷于义和团的风暴之中。外国人很少能逃出生命,妇女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仅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洋事务有关的中国人,如带西洋眼镜、穿洋装的人,同样的厄运当头。跟西洋有关的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也都被焚烧。

  义和团在北京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仅在河北就有二万多中国教民被杀、两百四十余名外国传教士被砍头,其中十几名传教士全家男女老少妇女婴儿被斩尽杀绝。后来竟至不管是洋人还是国人,不管是官人还是百姓,所过之处尽行肆虐,烧杀掳掠奸淫,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农工商民受害最深。义和团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义和团漫入直境,横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发现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乱刀砍死。

  各国对这种流血的动乱,十分震惊,驻北京的一些使节纷纷向中国政府要火速派兵保护。他们还不知道,摧毁使馆正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计划,他们认为使馆是夷狄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夷狄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5月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到火车站探听援军的消息,在中途遭遇义和团,被拳勇肢解剁为肉酱,5月24日,德国公使克拉德不顾劝阻突出使馆,亲自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衙门却人去屋空。在中途被皇太子之父载漪所统率的军队(虎神营)射杀。北京对外电报、铁路等一切交通通讯,都告断绝,慈禧太后认为时机已到,下令清军跟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第二天,即5月25日,慈禧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

  义和拳勇们自恃刀枪不入,举大刀挺长茅,以血肉之躯进攻使馆,各公使馆枪声大作,霎时,使馆门前拳勇的尸体堆积如山。各国使馆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清军跟义和团数万人进攻,都无法攻破。

  此时慈禧太已带着奴才们跑到承德山庄逍遥游,暗中却下令城中清军炮队乘乱轰击外国各使馆,炮队队长深知利害重大,不敢妄为,发空炮虚应慈禧,避免了大祸。

  无奈,义和团们奋愤地喊起了“反清灭洋”这样绝对彻底“革命”的口号,可谁都知道一伙无知无识、迷信神灵的平头百姓,是不可能抵挡住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官军和洋军的……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可惜它最后被自己所忠心的朝廷出卖而遭到扼杀。这次运动却给西方国家入侵制造了口实。

  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很快,八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开进了紫禁城。1900年8月14日,是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由世界上八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英人当日记道:“日本人和俄国人所面对的满城城墙,高六十英尺。顶部宽四十英尺,”“城墙的顶上聚集着军队,这两支军队整天都被阻截住。作了无数次用强烈棉炸药轰开城门的努力,但是,每次派人去点燃引信时都被打倒了。这样持续到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各遭到了一百人被打死的损失。”美军攻打东便门时,“城墙只有三十英尺高,九英尺宽”,且“离中国人的火力较远”。于是美军“决定从城墙的角上用梯子爬上去,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了上去”。不过,虽然这是首先进入北京外城,“他们暴露在从满城城墙上射来的令人苦恼不堪的炮火之下”。中午,英军向宣武门冲击前进,“在十到十二发炮弹放出之后,城门就打开了”。

  15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内城及紫禁城进攻,美国人说:“已经决定攻打皇城,沙飞将军就命令美军在前门集中。在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在前门上面内城城墙上架了四门大炮,”“三门大炮瞄准西边一又四分之一英里的顺治门,敌人的步兵和可怜的炮兵正在那儿开火。另一门炮正对准皇城。”当联军冲开天安门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门进攻时,“遭到城墙上、城楼上猛烈火力的攻击”。这日,炮声不绝,齐向内城轰击。美军在正阳门上发炮,前三门内火烟滚滚。及夜,北望城内,半天通红,照耀如昼。深夜子时,“闻排枪不绝,正官兵在天安门接仗”,“以洋兵炸炮力猛,势遂不支,收队入午门”。清军虎神营守后门、景山一带,列阵而待,黎明之时,“与洋兵鏖战许久,阵亡士卒甚多,尸横遍地。炮火来去,将后门轰毁,波及两旁房屋,尽成劫灰”。守安定门的是前吉林将军延茂,知大势已去,遂下城。“于是京师内九门全为英、日、美、俄四国所得,而树其旗帜矣”。清军在各街道与联军巷战,联军与清军交战一日,彼此均不甘休,日、俄、英各军渐渐驱逐清兵退至西北两方。美军则带炮兵进攻皇城南门,“当即毁去数门”。

  16日,清军继续在京城各处激烈巷战,目击的美国人说:“有数千人自前日下午,已藏于宫墙之内,以候机会。中国枪弹亦甚猛烈,予由破裂倾斜之门跑进,心中跳动不已。”“有中国死尸在地,此皆性质坚毅,遇攻不退,死而犹烈者也。”法国大主教樊国梁当日记道:“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

  早7时,日兵、法兵救援西什库教堂,在西华门与清兵激战,清兵战死800人,法兵死2人,伤3人。10时许,法公使、提督皆在西什库教堂与樊主教相见,“互庆余生,拥抱为礼”。该教堂被围两月余,“共死教民四百人,地雷炸死小孩七十六口,法兵死十人,意兵死五人。”至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分区占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后住在慈禧太后原先居住的西苑仪鸾殿(后为怀仁堂),其内藏有珍宝极多。不久该殿即遭焚毁,据称这是偷盗者纵火灭迹。抢劫更是随处可见,瓦德西在《拳乱日记》里说侵略军攻陷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皇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劫后残余的《永乐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册”。此外遗失的珍贵图书“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十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大肆屠杀,被捕的义和团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说是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侵略军把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当场烧死1700人。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杀人时,八国联军全副武装“监斩”,并从各个角度照相,企图恐吓中国人民,如今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铁证。

  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瑞澄在家书中称:“各国洋兵已满九城,火光冲天者三日夜,地安门桥以南烧尽,西四至西单烧尽,朝阳门楼、前门楼均烧化为乌有。”

  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实事求是地讲,这时的中国兵也多、武器也不差,那怎么轻轻易易地就被人家八国联军打败了呢?只能说是战斗力极低、极差而已!义和团我们且不说它,那是一伙迷信刀枪不入崇尚大刀长矛冷兵器的乌合之众。单说说官军,这是一支自从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装备洋枪洋炮、按照洋式方法训练出来“新军”,号“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每军万余人,总共五万多人。此时,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去了山东、宋庆的“卫左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以外,“前、中、后”三军布署在津京一线,北京城中也还有宫廷卫队和八旗亲兵。京城内这万余官军,攻打区区不足千人守卫的外国使馆区,大炮轰步兵冲挖地道放火烧,忙活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攻克,甚至连人家屋顶上的外国旗帜都照旧迎风飘扬,这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又是什么呢!

  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首推腐败,清末的政冶腐败、官场腐败、军纪腐败是尽人皆知的。读史读到细节处,每每看到上层的惧洋媚外、底层的吃里扒外。举两个例子:

  一是6月19日清廷决定宣战后,攻打使馆不克,7月15日闻讯天津失守,西太后遂“命总理衙门向各国使馆馈送西瓜果品及各种食物”,以讨洋人欢心。弄得洋人“疑为有毒而不敢食之”。7月25日清军接着又继续攻击使馆。

  二是给“日本人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中国士兵把鸡蛋藏在他们宽大的袖子里面带过来,卖给我们的人。”“24日,鸡蛋的供应开始减少。携带鸡蛋的那些士兵报告日本人说:他们的长官已进行威胁,如发现任何人携带任何东西给被围困的人们,当予处决。23日,日本人看见有两人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斩首。”向洋人卖鸡蛋的这些士兵当中,有一人甚至在洋人出价二百五十元之后,为其往返天津送了三封求援信。

  面对战场上的敌人,“统帅送西瓜、士兵卖鸡蛋”,像这样的队伍还能打胜仗?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军队!

  此时的清廷已经逃跑了,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后来避过了风头的慈禧太后对列强还保留着大清朝还是暗自庆幸的。毫无疑问,在八国联军横扫了华北的京津地区以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军政、军民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制肘的现状,使原本就昏庸无能的清王朝统治者彻底放弃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它们转而卖身投靠、乞求在洋人的庇护下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统治。于是,李鸿章与列强诸国(十一国)的代表们经过半年多的谈判,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安安稳稳地过最后的几年。

  有了条约,就该老老实实地执行吧,对此,慈禧老佛爷可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史载:她对洋人之所求无不“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不时入宫,与闻内”。1902年2月1日,慈禧亲自接见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子女,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后来说,太后一把抓住她的手,抽泣哽咽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后悔莫及;又赶紧摘下自己手上的贵重戒指和手镯给康格夫人戴上。

  见此情景,就连有些有点良心的西方人、包括像英国的狄龙博士先生这样的人,都不免有些看不下眼去,1902年2月9日他说道:“觐见活动进行得太好了,以致有些爱挑剔的人们认为有些热情过份,因而怀疑是虚伪的。特别是在接见夫人们的时候,皇太后的风度潇洒极了!据说本月28日还将举行一次觐见。”

  就在老佛爷风度潇洒地享受着和平日子时,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政府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的国土划为“交战区”,供人家打仗;西南爆发了江孜之战——《红河谷》电影说的就是这个,此战,中央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不是和藏族同胞共同御外,而是要使抗英的藏族失败,好由他向英军乞降。他在奏折中竟道“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令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7月6日江孜陷落。达赖喇嘛十三世等在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前星夜北走,使全藏无人主持。英军则沿途劫掠、烧杀之后,竟得到有泰亲下英营表示的“欢迎”,及送去的米、面、牛、羊的“犒赏”……

  自此以后,积弱的中国门户大开,那门边上的看门人都成了黄头发白皮肤的洋大人。俄国在东北,英国在上海、武汉和西藏,法国在南方的云贵两广,德国在山东,日本在东南台闽,而美国则后来居上的要求利益均沾。这些洋大人们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从中国丰厚的资源中攫取了数不尽的利润回去。就这样整整又闹腾了十几年,终于民国了,北伐了,抗战了,又是十多年,这才在“十一”28响礼炮声中,迎来了大门口都换上自家人的日子。

  古老的中国在19世纪末一点一点地沉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由此断送了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也都没有让中国这头被拿破仑称作“睡狮”的狮子醒过来。同样,30多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却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面对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太后仍然可以相对而言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可惜的是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它腐败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被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有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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