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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初见中山
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两个边缘社会。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或者受诱骗、劫持而被贩卖到国外，或者自愿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他们虽与故乡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远离故土，生活在另一种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下，因而逐渐游离于国内正统社会之外。而其中一小部分新进分子，则已经“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祖国能顺应世界潮流，革除专制，增进民主。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后半期中外交往的发展，另一个更具颠覆力的边缘社会逐渐形成。其地理基础，是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为中心；其经济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制度基础，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其社会构成，则是中外商人、业主、雇员、外交官、传教士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制度架构、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接近，而与以清廷为核心的正统社会，则距离更远。在其《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中，冯自由将香港、澳门也纳入华侨地区加以处理，由此可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早已认识到了这两个边缘社会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共同意义。
孙中山的个人背景，恰好在这两个边缘社会中展开。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虽然岭南在明清之际以“富而通”著称，但他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却不富饶。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农民生计艰难，他出世时的家境亦颇困苦。父亲曾在澳门充当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任更夫。他从6岁起就参加一些劳动，“农家子”的生活使他“早知稼穑之艰难”。10岁方入村塾读书，但对机械地背诵而不求甚解的教学十分不满。周围的封建陋习令他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和缠足等等愚昧卑劣的现象。
然而，故乡蕴涵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传统却在孙中山的稚弱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就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的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刚刚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显然给少年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传统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这样深情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在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之余，沉浸在游水、捉鱼、放风筝、踢毽子、与小伙伴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活动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外部新世界。如果没有别的机会，他也许将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终老于乡。但是，由于毗邻澳门、广州这一地缘优势，香山县的农民具有内陆中国农家所没有的机会，那就是出国谋生。他的哥哥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加入了离乡背井到异域去谋生的行列，并渐次由佣工而成为拥有农场和商店的企业主。孙中山终得在12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此行拓展了他的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当时的檀香山属于夏威夷这个弱小的君主专制国家，而美国正在极力吞并它。当地土著居民的激烈反击与当时国内清政府接二连三的退却求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孙中山在这里“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这里的厄运也勾起了他对祖国前途兴亡的关心。“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并不是能救人于水火的真谛，改良祖国也决不是改良清政府那样简单，而是要从社会地层开始逐步深入，清政府实际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友”，但孙中山并没有发觉到，这可以从他书李鸿章要求改革看出，而上书失败也同时就预示了革命是必然的趋势。
在檀香山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开始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给予孙中山以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于1883年返回祖国，但在故乡居留短暂，与好友陆皓东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动颇遭非议，改良乡政的尝试难以奏效。他不久被迫前往香港，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和西医书院。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孙中山在内，便与国内正统社会日益疏离，而与海外华侨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
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这一年，爆发了为他亲身感受的一场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严峻的现实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不断用暴力推行殖民主义，致使古老的中国从封建末世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被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所桎梏。对外缺乏真正的独立，对内没有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严峻的现实。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国，先进人士和群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随着民族资本的萌发而出现了新的因素。维新志士们较为系统地引进了“西学”，广泛传播了社会变革观念。中法战争及其结果所导致的尖锐的内忧外患促进了人民的反抗和维新思潮的扩展。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不败而败再次给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后来说道：“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只是一种想法，并没有付出很多实际行动，毕竟当时的孙中山对清廷还抱有一丝幻想。这样的矛盾之所以会产生，与孙中山思想上的不成熟有关，而且尚无法摆脱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维新改良思朝。
1886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研习医学。他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政治学说。进化论和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给他以深刻影响。正是在这这些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念书期间，经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在杨的家中聚会。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去不远，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与四大寇有过密切关系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这些人以后大多加入了兴中会，成为中华革命的先驱。
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象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象，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言语、想象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象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象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这一时期被孙中山自己称作“革命的言论时期”。
然而，同样地，这批青年只是高谈阔论，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并且他们的言行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改良主义色彩。其实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思想便已存在了，但只是由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和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孙中山在与郑观应的交往中也就不免受其影响，因此他的一些思想与洋务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洋务派的失败则充分说明了用改良主义的思想来改造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在校期间，孙中山曾致书退居香山的官员郑藻如，提出仿效西方的主张，建议兴办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社会活动，交结会党和各界志士，酝酿建立团体，日渐放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孙中山先生走上社会的第一站就是澳门，他通过澳门这扇窗口认识世界，从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澳门，青年孙中山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创办《镜海丛报》是他的重要活动之一。在行医期间，孙中山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国难未已，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民智需开启，国民需唤醒，于是他决定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救国主张。经过紧张筹备，1893年7月18日，《镜海丛报》在澳门下环新街3号创刊。《镜海丛报》是澳门第一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份报纸也是中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最早的报纸之一。由于该报观点鲜明，内容充实，风格新颖，很快风靡一时，不仅在澳门畅销，还发行到中外各地，国内的发行点有：氹仔、湾仔、前山、石岐、广州、佛山、香港、福州、厦门、上海、北京、海外的发行点有：美国旧金山、葡萄牙、横滨、马尼拉等。
但孙中山的事业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这件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故里翠亨，闭门不见任何外客，专心起草给李鸿章的上书，表达他要求改革的思想和心愿，“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又奋起”。他在上书中提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概括来说便是人和、地利、物资及贸易四点，可以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但是思想深度却不够，这就充分暴露改良主义的弊病：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实质性的措施。在上文中，也夹有对李鸿章的溢美之词，并表示了希望能入仕朝廷的心愿。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但孙中山的一腔热血却石沉大海，李鸿章对此毫无兴趣。而不久后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激战之时，慈禧却动用军资为她自己庆寿，这更使孙中山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让他完全地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改良主义向彻底革命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的决心，并且使他走上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光辉道路。
在中日战争的炮声中，他前往檀香山并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894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诞生。兴中会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了共和国方案，虽然还是初具雏形，却显示了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开始了历史性的超越，踏上了正规民主革命的道路：既摒弃了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又抛却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和渐进手段。翌年，孙中山又在香港与杨衢云等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先期事泄，致使计划流产。然而，“乙未广州之役”作为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诸史册。
但是关于政体、政治方面的政纲都没有成型。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兴中会章程，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阐述。兴中会当时是否有过“创立合众政府”这一誓词，到现在还无法肯定。就算承认有此誓词，光有一个“合众政府”或“共和国”的名词，并不足以说明孙中山当时的政治纲领。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语境，去追踪其具体言行，才能明了青年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孙中山对于“共和国”的感知，得自于1894年夏威夷的政治变革，当年7月，夏威夷实施了一部新的宪法，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国。但孙中山在那里停留未久，且忙于组织兴中会，纵然对这一新事物有所共鸣，对于“共和国”的认识也不可能很深。与香港兴中会其他成员一样，孙中山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识和体验，更主要还是通过在香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获得的。正因为此，这批青年志士的政治知识，恐怕还不如久居香港政界的何启。他是一名资深律师，担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对于洋务派的改革路线，以及政制建设，都提出过批评性的改良意见。
另外，兴中会对会众的动员方式，亦可以反映青年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程度。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时，他指望通过利益的驱动力来动员会众，“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一八九五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所筹得的款项中，会员会底银和股份银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于革命事业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这一迹象，一方面表明，传统的利益驱动方式难以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政治动员已经开始在群众（尽管还只是少数）中产生影响。
可是，青年孙中山的群众动员意识，显然没有因此而立即改变。一八九五年初，这一方式作为一项详细的筹款方法，明确写进了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本会……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科银十元……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稗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生财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等等词语，甚至将之与清廷的捐纳相比较，发起人以利益刺激会众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动员方式，在性质上与传统秘密结社的动员方式没多少差别。这表明，孙中山此时的群众动员意识，还未完全超越传统反叛者的程度。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一种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强大动员作用，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都还比较遥远。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贬低孙中山的形象，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分析青年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程度。
因此，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看，孙中山此时对于革命前景的设想，还并不十分明确，更谈不上具体。萦绕于他头脑中的，主要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是，这一强烈的革命理想，在1895年前后，便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动员力量。一部分会员的大额捐款，占了檀香山兴中会和香港兴中会所获资金中的主要比重，便是直接证据。虽然少数商人捐出巨款，并不一定全都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但毫无疑问，革命理想亦在其中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趋向。尽管青年孙中山一时还未能对此趋向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当他逐步对此作出积极反应、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也就是革命从理想转向思想之时。
不久，陆皓东等在武装反清斗争中壮烈牺牲，孙中山偕同郑士良等逃亡日本。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之后，断发改装，赴檀香山、美国和英国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政府驻英使馆馆员诱骗绑架。由于他在西医书院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孙中山才免于被押解回国处死的厄运。他在被囚禁十二天脱险后曾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国际影响。他留居伦敦期间还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危机，使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1897年秋，孙中山离英赴日。他的革命活动得到国际友人——特别是日本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也援助了菲律宾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趋于高潮时，孙中山在10月发动了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在兴中会阶段所策划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规模达到两万余人。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朝政府业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奴隶总管，它们共同压榨群众。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日益革命化；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在这种从低谷趋向高峰的形势下，孙中山迅速认清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混淆革命与保皇的险恶用心，并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扫除保皇邪说”。孙中山在檀香山等地对保皇党徒们进行了口诛笔伐，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充分表现了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时，他确信“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组织成为当务之急。
应该说，孙中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转变对其一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对世界也必然有着特殊的认识。出身贫穷让他亲身体验到了地主剥削阶级的本质；檀香山见闻让他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并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而求学时肆无忌惮地漫谈奠定了他的伟大志向；中法战争、上书失败及中日甲午战争给予他接二连三的打击，激发了他内心深处革命的火花。这一切贯穿着孙中山的整个少年时代，也使他思想发生本质性的转变。
任何人都会经过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走好一步至关重要。孙中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带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沿着宽敞但曲折的道路前进着……
§§第五章 不确定的时代
孙中山的个人背景，恰好在这两个边缘社会中展开。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虽然岭南在明清之际以“富而通”著称，但他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却不富饶。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农民生计艰难，他出世时的家境亦颇困苦。父亲曾在澳门充当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任更夫。他从6岁起就参加一些劳动，“农家子”的生活使他“早知稼穑之艰难”。10岁方入村塾读书，但对机械地背诵而不求甚解的教学十分不满。周围的封建陋习令他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和缠足等等愚昧卑劣的现象。
然而，故乡蕴涵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传统却在孙中山的稚弱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就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的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刚刚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显然给少年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传统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这样深情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在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之余，沉浸在游水、捉鱼、放风筝、踢毽子、与小伙伴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活动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外部新世界。如果没有别的机会，他也许将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终老于乡。但是，由于毗邻澳门、广州这一地缘优势，香山县的农民具有内陆中国农家所没有的机会，那就是出国谋生。他的哥哥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加入了离乡背井到异域去谋生的行列，并渐次由佣工而成为拥有农场和商店的企业主。孙中山终得在12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此行拓展了他的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当时的檀香山属于夏威夷这个弱小的君主专制国家，而美国正在极力吞并它。当地土著居民的激烈反击与当时国内清政府接二连三的退却求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孙中山在这里“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这里的厄运也勾起了他对祖国前途兴亡的关心。“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并不是能救人于水火的真谛，改良祖国也决不是改良清政府那样简单，而是要从社会地层开始逐步深入，清政府实际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友”，但孙中山并没有发觉到，这可以从他书李鸿章要求改革看出，而上书失败也同时就预示了革命是必然的趋势。
在檀香山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开始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给予孙中山以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于1883年返回祖国，但在故乡居留短暂，与好友陆皓东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动颇遭非议，改良乡政的尝试难以奏效。他不久被迫前往香港，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和西医书院。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孙中山在内，便与国内正统社会日益疏离，而与海外华侨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
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这一年，爆发了为他亲身感受的一场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严峻的现实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不断用暴力推行殖民主义，致使古老的中国从封建末世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被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所桎梏。对外缺乏真正的独立，对内没有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严峻的现实。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国，先进人士和群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随着民族资本的萌发而出现了新的因素。维新志士们较为系统地引进了“西学”，广泛传播了社会变革观念。中法战争及其结果所导致的尖锐的内忧外患促进了人民的反抗和维新思潮的扩展。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不败而败再次给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后来说道：“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只是一种想法，并没有付出很多实际行动，毕竟当时的孙中山对清廷还抱有一丝幻想。这样的矛盾之所以会产生，与孙中山思想上的不成熟有关，而且尚无法摆脱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维新改良思朝。
1886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研习医学。他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政治学说。进化论和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给他以深刻影响。正是在这这些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念书期间，经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在杨的家中聚会。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去不远，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与四大寇有过密切关系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这些人以后大多加入了兴中会，成为中华革命的先驱。
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象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象，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言语、想象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象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象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这一时期被孙中山自己称作“革命的言论时期”。
然而，同样地，这批青年只是高谈阔论，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并且他们的言行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改良主义色彩。其实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思想便已存在了，但只是由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和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孙中山在与郑观应的交往中也就不免受其影响，因此他的一些思想与洋务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洋务派的失败则充分说明了用改良主义的思想来改造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在校期间，孙中山曾致书退居香山的官员郑藻如，提出仿效西方的主张，建议兴办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社会活动，交结会党和各界志士，酝酿建立团体，日渐放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孙中山先生走上社会的第一站就是澳门，他通过澳门这扇窗口认识世界，从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澳门，青年孙中山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创办《镜海丛报》是他的重要活动之一。在行医期间，孙中山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国难未已，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民智需开启，国民需唤醒，于是他决定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救国主张。经过紧张筹备，1893年7月18日，《镜海丛报》在澳门下环新街3号创刊。《镜海丛报》是澳门第一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份报纸也是中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最早的报纸之一。由于该报观点鲜明，内容充实，风格新颖，很快风靡一时，不仅在澳门畅销，还发行到中外各地，国内的发行点有：氹仔、湾仔、前山、石岐、广州、佛山、香港、福州、厦门、上海、北京、海外的发行点有：美国旧金山、葡萄牙、横滨、马尼拉等。
但孙中山的事业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这件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故里翠亨，闭门不见任何外客，专心起草给李鸿章的上书，表达他要求改革的思想和心愿，“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又奋起”。他在上书中提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概括来说便是人和、地利、物资及贸易四点，可以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但是思想深度却不够，这就充分暴露改良主义的弊病：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实质性的措施。在上文中，也夹有对李鸿章的溢美之词，并表示了希望能入仕朝廷的心愿。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但孙中山的一腔热血却石沉大海，李鸿章对此毫无兴趣。而不久后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激战之时，慈禧却动用军资为她自己庆寿，这更使孙中山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让他完全地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改良主义向彻底革命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的决心，并且使他走上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光辉道路。
在中日战争的炮声中，他前往檀香山并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894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诞生。兴中会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了共和国方案，虽然还是初具雏形，却显示了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开始了历史性的超越，踏上了正规民主革命的道路：既摒弃了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又抛却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和渐进手段。翌年，孙中山又在香港与杨衢云等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先期事泄，致使计划流产。然而，“乙未广州之役”作为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诸史册。
但是关于政体、政治方面的政纲都没有成型。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兴中会章程，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阐述。兴中会当时是否有过“创立合众政府”这一誓词，到现在还无法肯定。就算承认有此誓词，光有一个“合众政府”或“共和国”的名词，并不足以说明孙中山当时的政治纲领。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语境，去追踪其具体言行，才能明了青年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孙中山对于“共和国”的感知，得自于1894年夏威夷的政治变革，当年7月，夏威夷实施了一部新的宪法，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国。但孙中山在那里停留未久，且忙于组织兴中会，纵然对这一新事物有所共鸣，对于“共和国”的认识也不可能很深。与香港兴中会其他成员一样，孙中山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识和体验，更主要还是通过在香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获得的。正因为此，这批青年志士的政治知识，恐怕还不如久居香港政界的何启。他是一名资深律师，担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对于洋务派的改革路线，以及政制建设，都提出过批评性的改良意见。
另外，兴中会对会众的动员方式，亦可以反映青年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程度。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时，他指望通过利益的驱动力来动员会众，“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一八九五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所筹得的款项中，会员会底银和股份银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于革命事业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这一迹象，一方面表明，传统的利益驱动方式难以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政治动员已经开始在群众（尽管还只是少数）中产生影响。
可是，青年孙中山的群众动员意识，显然没有因此而立即改变。一八九五年初，这一方式作为一项详细的筹款方法，明确写进了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本会……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科银十元……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稗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生财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等等词语，甚至将之与清廷的捐纳相比较，发起人以利益刺激会众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动员方式，在性质上与传统秘密结社的动员方式没多少差别。这表明，孙中山此时的群众动员意识，还未完全超越传统反叛者的程度。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一种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强大动员作用，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都还比较遥远。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贬低孙中山的形象，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分析青年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程度。
因此，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看，孙中山此时对于革命前景的设想，还并不十分明确，更谈不上具体。萦绕于他头脑中的，主要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是，这一强烈的革命理想，在1895年前后，便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动员力量。一部分会员的大额捐款，占了檀香山兴中会和香港兴中会所获资金中的主要比重，便是直接证据。虽然少数商人捐出巨款，并不一定全都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但毫无疑问，革命理想亦在其中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趋向。尽管青年孙中山一时还未能对此趋向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当他逐步对此作出积极反应、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也就是革命从理想转向思想之时。
不久，陆皓东等在武装反清斗争中壮烈牺牲，孙中山偕同郑士良等逃亡日本。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之后，断发改装，赴檀香山、美国和英国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政府驻英使馆馆员诱骗绑架。由于他在西医书院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孙中山才免于被押解回国处死的厄运。他在被囚禁十二天脱险后曾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国际影响。他留居伦敦期间还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危机，使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1897年秋，孙中山离英赴日。他的革命活动得到国际友人——特别是日本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也援助了菲律宾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趋于高潮时，孙中山在10月发动了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在兴中会阶段所策划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规模达到两万余人。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朝政府业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奴隶总管，它们共同压榨群众。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日益革命化；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在这种从低谷趋向高峰的形势下，孙中山迅速认清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混淆革命与保皇的险恶用心，并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扫除保皇邪说”。孙中山在檀香山等地对保皇党徒们进行了口诛笔伐，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充分表现了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时，他确信“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组织成为当务之急。
应该说，孙中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转变对其一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对世界也必然有着特殊的认识。出身贫穷让他亲身体验到了地主剥削阶级的本质；檀香山见闻让他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并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而求学时肆无忌惮地漫谈奠定了他的伟大志向；中法战争、上书失败及中日甲午战争给予他接二连三的打击，激发了他内心深处革命的火花。这一切贯穿着孙中山的整个少年时代，也使他思想发生本质性的转变。
任何人都会经过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走好一步至关重要。孙中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带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沿着宽敞但曲折的道路前进着……
§§第五章 不确定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