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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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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学第一人——严复
1877年，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上，一位青年伫立船头，遥望着西方的世界，若有所思。他心里有很多疑问：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今日何以沦落到受尽欺凌之境？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又何以如此富强？
他是幸运的。他获得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都不可能有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身心去亲自领略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进而得以回答萦绕在他脑海的问题。此次留学播下的西学种子，更是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他，就是严复。
严复之所以能获得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留学机会，不能不提及他少时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洋式学堂训练。
严复的父亲严振先是当时的名医，像当时所有的士绅家庭一样，父亲希望严复能通过科举成为达济天下的儒官，就让他自幼跟着他秀才出身的胞叔严厚甫读书，严复学习很勤奋，1865年，严复才9岁，严厚甫就已经无书可教，因此严复的父亲严振先不得不把严复送到“宗彝书馆”里去发蒙。“宗彝书馆”的教师黄少岩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很有学问，“汉学与宋学并重”，在他的教导下，严复了解了宋、元、明三代杰出思想家的处世态度和思想精髓。但教书的环境却非常差，特别是教室设在一个戏班的楼上。上半夜戏班经常要彩排，免不了锣鼓喧天，严复只得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掩着耳朵读书。黄老师见他艰辛，便劝他说：上半夜先睡觉；下半夜等戏班彩排结束后再起来读书。以后严复果然都在下半夜起床做功课，一直到天亮。但不幸的是第三年黄少岩就逝世了，第四年正当严复沿着父亲所希望的道路前进的时候，不幸发生了。父亲也病逝了！
严复先失恩师，后失严父，不但少年失怙，而且经济受到严重的威胁，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严复只好放弃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之念，不得不报考“公费”的马尾船政学堂。因为他的古文基础非常好，便考了第一名，以后他学习的成绩也屡列优等，不论是月考还是大考，都得了许多奖学金，寄回家里去帮贴母亲维持生计。也因此得到钦差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赏识。
刚进入学堂的严复内心充满无奈和痛苦。令严复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所接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他学外语，学西方近代科学，打下了很深厚的根基。
1871年，严复以优等成绩毕业，被派到“建威”练习舰上实习；一年后，他被调到“扬武”兵舰。在这里，严复的学识和操作才能得到“扬武”舰英国籍教习托莱西的高度赞扬，在他的帮助下，严复获得了赴英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严复早年家境贫寒，严父病故后更使他早早背上了家庭的责任，不得不报考在当时并不被世人重视的船政学堂而去学习西学。出人头地的愿望，也许就是在那时于严复的心中扎根。然而，以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官，而是天生的学者、思想家的材料。严复一生恐怕都是游走于这两极之间。严复性格上的软弱，以及早年不无激进主义色彩的变法主张，和他早年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人们是不应忽视的。
从严复留学英国开始，他就十分注意研究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来拯救已经像一滩死水般的中国。在英国，严复看到了它的繁荣发达，回顾落后贫穷的祖国，严复陷入了深深的反思。留学期间，他注意的并不是海军，而是大量地阅读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名著，像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等，试图从中探求救国的真理。博览群书以及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真地考察着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对英国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求得答案而热切地探索着……资本主义的政教文明在他脑海里扎根，君主立宪、自由平等以及达尔文、斯宾塞进化论思想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复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也是很勤奋的。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期间，他也是“考课屡优等”，同时他花更多的时间到伦敦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资产阶级哲学著作，还深入社会考察调查，到法院旁听审判，等等，了解和比较英国的社会制度，其学问无人相匹。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是一个十分有学问，也十分自恃的人，但独独钦佩严复的造诣。他对朋友说，只有像严复这样的人，才最有资格出使英国。他自己是很惭愧的。以后严复回国，郭嵩焘特别写信给清政府，力荐严复的学问，请予重用。
两年后，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国海军大学，回国后在船政学堂担任总教习。1890年，严复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此时的严复，书生意气，“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他议论朝政，指陈时弊，往往鞭辟入里，在封建士大夫中声望越来越高。严复毕业回国，是抱着一心救国的伟大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但腐朽的清王朝根本不懂得发挥严复的聪明才智和专长。在北洋水师学堂20年，才从教员升为校长，严复的才能无法得到施展。中法海战失败，严复另谋出路，四次参加科举不第。
不久之后的一场战争，让国人颜面扫地，更惊醒了严复。严复才从科举的噩梦中惊醒过来。通过译文，大声疾呼，从事维新运动。从此，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位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所竭力呼号的教育救国“要道”，毫无反响地变成孤鸿哀鸣，消失于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向西方学习不到30年的日本，竟然打败了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主张要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但是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还很肤浅。他们只知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不知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迅速倔起。他们已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它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宣传、效仿西政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革新运动。然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还是局部的，不可能深入。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所谓“学问饥荒”状态。那时西方的理论著作还没有完整地翻译介绍过来，有些人不懂西文，不能直接阅读原著和亲知西方文化，深感心余力绌。而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作为理论指导。严复正是在此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面对战败屈辱的局面，严复站了出来，向社会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历史选择，一任固步自封坐以待毙，还是改弦易张死里逃生？
1895年2月—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大声疾呼，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一一进行对比，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
此后，严复的活动重心由海军界转向思想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在此时期，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译著《天演论》，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达尔文用大量事实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著的《天演论》，是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著作。他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存在着生存竞争，只有强者及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同于生物界，但是由于生物进化论概括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普遍法则，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的。严复介绍和宣传进化论，正是要人们认识到这一普遍法则，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中国只有发奋图强，才不会亡国灭种。当时正处在民族危亡时的中国，凡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在苦苦思索、探寻着中国的出路。《天演论》的出现，很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为他们变法革新的合理性提供了思想武器。
但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只取了其中“进化论”部分，用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代替赫胥黎的伦理学主张，同时又抛弃了斯宾塞“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采取了赫胥黎“与天争辩”的积极观点。严复翻译西方著作（《天演论》、《法意》、《原富》、《自由论》等）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国人发出祖国危亡的警告，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天演论》进行了大规模的取舍和改造，在书中，严复自己的按语竟然有三分之一之多。《天演论》中阐发的思想，并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却有不同一般的反响。这一方面是严复在翻译时，没有生搬硬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另一个是这一理论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对维新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严复宣传进化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但这是次要的。他介绍、宣传的西方先进思想，不仅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发挥了重大的启蒙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几代年青年爱国者都有着启蒙影响和作用。
在书中，严复宣扬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阐明中国若顺应天演规律，变法维新，就可以“自强保种”，反之则会“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严复希望让民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书中，严复还激励民众的斗志，强调“变法必可成功”。
严复还主张西方民主，并对西方民主作了多方面的宣传。他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中西社会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例如在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在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娱。在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通过这种比较，严复认为，强国要政有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他与夏曾佑、王修植一起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提倡西学。严复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都是抱着爱国主义激情来唤醒国人，力图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挽救中华民族。他的思想活动和所有启蒙活动，就如严冬后的春雷，惊醒了沉睡多年、做着帝国美梦的国人，点燃了中国新思想的火种！
这些崭新的观点和语言，开拓了中国思想界的眼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不得不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胡适说：“天演论》）是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中国的思想界为之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中国的爱国者为之奔走驰命。于是维新变法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以说，严复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以他翻译的《天演论》，第一个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震醒了中华民族，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维新改革运动，挽救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严复睡在中国历史的摇篮上，酝酿着爱国之梦。他从西方盗来《天演论》的火种，燃烧着整整的一个中国，使中国人民在火光中觉醒，也在火光中得到新生。
严复本身也身体力行地参加具体的维新活动。他除了发表大量鼓吹维新的文章外，还上书光绪皇帝，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案，并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维新没有成功，但严复《天演论》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促进中国的革命和进步。
在经历了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事件后，严复从政治活动中“撤离”。此时的他，思想上趋于保守。在文化观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以引进西学为前提，建立以儒学为主体意识的新时代的文化体系，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但严复的回归不同于纯粹的复古派，因为他始终对西学持肯定态度。严复是一个对传统有深切的了解而又“得风气之先”的人，他谈到中国的古圣人崇古并非是不相信人有无限的潜能可供开发，而是有“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终将不足的深长忧虑，加上“和谐”价值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古圣人视“争”为“人道之大患”，“故宁以止足为教”。假如“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中国即使不能说达到“郅治”，也还是可以“相安相养”。但事实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来了，中国不能不变，怎么变的问题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沉淀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之中，中国必须修古而更新之，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才具备可能性、可行性。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能抛弃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和思维模式，要注意振奋民族精神，呼唤民族意识。虽然严复在一些主张上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种中西文化融合观点，对于我们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又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思想界严复是一位学习西方的大师，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在贯彻着西方的教育理念，是一位开明的慈父。在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严复却对儿女一视同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儿女的健康，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严复无不牵挂。春天气候多变，他向儿女们交代：“春气越发，极易生病，善自节宜为要。”秋天西风四起，则提醒“秋风戒寒，早晚起居，格外谨慎。”冬天将届，就汇专款给儿女添置皮袄御寒。为了预防天花，嘱咐家人请医生为他们种牛痘。当他得知三儿子因困坐勤学致病，就忠告“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并即“令此儿晨起每日出户一点钟狂走”，逼他晨跑锻炼身体。他惦念在北方的大女儿尝不到平日爱吃的家乡风味——油酥肉松和调味豉油，总是尽力设法购寄。
严复留给历史的遗憾在于他晚年偏离了理性原则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进而失去学者的风范去豪赌、吸食鸦片，进而去党附袁世凯，进而走向神秘主义。除却种种光环，严复的性格当中也潜伏着致命的缺陷——偏激，正是由于这一点，严复在晚年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严复的留英同学中，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伊藤博文学成回国后得大重用，一举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胞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但他自己却仕途不顺。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有关。他的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乏”可议之处。他意志消沉即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他1919年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与熊纯如书》）。读史每及于此，笔者不免伤痛不已。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某种妥协，或曰对现实的过分看重，严氏也不可能脱离开现实利益的物质诱惑。在1900年以前和清亡民初前后，为维持一笔不菲的家庭开销和吸食鸦片的消费，完全依靠稿费和版税来支撑生活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严氏嗜赌的恶习，牌桌上也不可能永远是赢家。不过在赢得一次豪赌后，严复实在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在这喜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把人生一切都看透了的顽世的严复。人人皆知晚清另一文化巨人梁启超酷爱麻将，但是却没有梁氏一度千金、万金的记录，倒是梁氏的许多妙文奇思却是在麻将桌边完成的。在辛亥革命后到袁世凯和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这段时间，严氏党附袁世凯，除去政治上的原因外，是否与严氏的经济需求相关，笔者尚未看到与此相关的材料，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猜测很可能与此有一定联系。
至于严复晚年喜好老庄、笃信迷信而走入神秘主义一端的癖好，更是为世人共知的事实。在严氏日记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类似于“博戏”、“占财”、“占升官”、“问流年”、“占妹临产吉凶”、“占出外贸易”、“占婚”、“占出行”、“占谒贵”、“请丹”、“服罗真人符三道”的记载，从呼唤变法维新到不无激进主义色彩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再到清廷行将灭亡时个人地位的窜升和各种名誉的纷至沓来，严氏的确失去了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批判精神。笔者不才，认为个体境遇的好坏和其批判意识的强弱往往成反比，尽管在思想的掩盖下似乎是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追求，但是体现在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严氏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高尚从来也不可能脱离开世俗而独立存在。
这种偏激的个性担当了为同胞开智启蒙的大任，自然执于偏见而不自知。孙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因此回答了那句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我们看英美革命、法国革命，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为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我们于此段历史公案可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执行家并不一致。
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他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中法战争后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晚年，严复怀着苦闷至极、郁郁寡欢的心情，回到老家福州，住在南后街郎官巷寓所。每日除“看云听雨”，“临池遣日”外，“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深重的忧患意识时常伴随着他，并在诗篇中流露出来。“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1921年，严复面对“落日青山一片愁”无可奈何地赍志而殁。临终时，留下了“须知中国不灭”这句爱国名言。
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敦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职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
回顾历史，严复曾经是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主张引进科学、民主和西方文化；他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尽管他后来退化为保守者，却依然对国家命运和中国文化前途非常关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第一次建立起一个中西哲学汇合、以近代科学为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严复不仅是一位教育家、翻译家，还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思想家。
当百日维新失败后，当“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溅洒在菜市口的土地上时，严复曾以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戊戌八月感事》一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在诗中，思想家的愤怒、伤痛、悲叹和决心溢于言表。据记载，“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因“讳伤其类”，当年的孔子临河而退。思想家引此故事表明自己并未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心灰意冷。可惜的是，在日后的岁月里，思想家并未沿着这一决心而坚定地走下去，给历史平添了一丝遗憾和恨意……
他是幸运的。他获得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都不可能有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身心去亲自领略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进而得以回答萦绕在他脑海的问题。此次留学播下的西学种子，更是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他，就是严复。
严复之所以能获得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留学机会，不能不提及他少时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洋式学堂训练。
严复的父亲严振先是当时的名医，像当时所有的士绅家庭一样，父亲希望严复能通过科举成为达济天下的儒官，就让他自幼跟着他秀才出身的胞叔严厚甫读书，严复学习很勤奋，1865年，严复才9岁，严厚甫就已经无书可教，因此严复的父亲严振先不得不把严复送到“宗彝书馆”里去发蒙。“宗彝书馆”的教师黄少岩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很有学问，“汉学与宋学并重”，在他的教导下，严复了解了宋、元、明三代杰出思想家的处世态度和思想精髓。但教书的环境却非常差，特别是教室设在一个戏班的楼上。上半夜戏班经常要彩排，免不了锣鼓喧天，严复只得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掩着耳朵读书。黄老师见他艰辛，便劝他说：上半夜先睡觉；下半夜等戏班彩排结束后再起来读书。以后严复果然都在下半夜起床做功课，一直到天亮。但不幸的是第三年黄少岩就逝世了，第四年正当严复沿着父亲所希望的道路前进的时候，不幸发生了。父亲也病逝了！
严复先失恩师，后失严父，不但少年失怙，而且经济受到严重的威胁，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严复只好放弃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之念，不得不报考“公费”的马尾船政学堂。因为他的古文基础非常好，便考了第一名，以后他学习的成绩也屡列优等，不论是月考还是大考，都得了许多奖学金，寄回家里去帮贴母亲维持生计。也因此得到钦差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赏识。
刚进入学堂的严复内心充满无奈和痛苦。令严复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所接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他学外语，学西方近代科学，打下了很深厚的根基。
1871年，严复以优等成绩毕业，被派到“建威”练习舰上实习；一年后，他被调到“扬武”兵舰。在这里，严复的学识和操作才能得到“扬武”舰英国籍教习托莱西的高度赞扬，在他的帮助下，严复获得了赴英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严复早年家境贫寒，严父病故后更使他早早背上了家庭的责任，不得不报考在当时并不被世人重视的船政学堂而去学习西学。出人头地的愿望，也许就是在那时于严复的心中扎根。然而，以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官，而是天生的学者、思想家的材料。严复一生恐怕都是游走于这两极之间。严复性格上的软弱，以及早年不无激进主义色彩的变法主张，和他早年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人们是不应忽视的。
从严复留学英国开始，他就十分注意研究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来拯救已经像一滩死水般的中国。在英国，严复看到了它的繁荣发达，回顾落后贫穷的祖国，严复陷入了深深的反思。留学期间，他注意的并不是海军，而是大量地阅读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名著，像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等，试图从中探求救国的真理。博览群书以及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真地考察着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对英国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求得答案而热切地探索着……资本主义的政教文明在他脑海里扎根，君主立宪、自由平等以及达尔文、斯宾塞进化论思想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复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也是很勤奋的。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期间，他也是“考课屡优等”，同时他花更多的时间到伦敦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资产阶级哲学著作，还深入社会考察调查，到法院旁听审判，等等，了解和比较英国的社会制度，其学问无人相匹。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是一个十分有学问，也十分自恃的人，但独独钦佩严复的造诣。他对朋友说，只有像严复这样的人，才最有资格出使英国。他自己是很惭愧的。以后严复回国，郭嵩焘特别写信给清政府，力荐严复的学问，请予重用。
两年后，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国海军大学，回国后在船政学堂担任总教习。1890年，严复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此时的严复，书生意气，“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他议论朝政，指陈时弊，往往鞭辟入里，在封建士大夫中声望越来越高。严复毕业回国，是抱着一心救国的伟大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但腐朽的清王朝根本不懂得发挥严复的聪明才智和专长。在北洋水师学堂20年，才从教员升为校长，严复的才能无法得到施展。中法海战失败，严复另谋出路，四次参加科举不第。
不久之后的一场战争，让国人颜面扫地，更惊醒了严复。严复才从科举的噩梦中惊醒过来。通过译文，大声疾呼，从事维新运动。从此，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位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所竭力呼号的教育救国“要道”，毫无反响地变成孤鸿哀鸣，消失于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向西方学习不到30年的日本，竟然打败了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主张要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但是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还很肤浅。他们只知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不知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迅速倔起。他们已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它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宣传、效仿西政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革新运动。然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还是局部的，不可能深入。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所谓“学问饥荒”状态。那时西方的理论著作还没有完整地翻译介绍过来，有些人不懂西文，不能直接阅读原著和亲知西方文化，深感心余力绌。而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作为理论指导。严复正是在此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面对战败屈辱的局面，严复站了出来，向社会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历史选择，一任固步自封坐以待毙，还是改弦易张死里逃生？
1895年2月—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大声疾呼，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一一进行对比，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
此后，严复的活动重心由海军界转向思想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在此时期，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译著《天演论》，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达尔文用大量事实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著的《天演论》，是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著作。他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存在着生存竞争，只有强者及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同于生物界，但是由于生物进化论概括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普遍法则，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的。严复介绍和宣传进化论，正是要人们认识到这一普遍法则，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中国只有发奋图强，才不会亡国灭种。当时正处在民族危亡时的中国，凡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在苦苦思索、探寻着中国的出路。《天演论》的出现，很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为他们变法革新的合理性提供了思想武器。
但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只取了其中“进化论”部分，用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代替赫胥黎的伦理学主张，同时又抛弃了斯宾塞“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采取了赫胥黎“与天争辩”的积极观点。严复翻译西方著作（《天演论》、《法意》、《原富》、《自由论》等）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国人发出祖国危亡的警告，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天演论》进行了大规模的取舍和改造，在书中，严复自己的按语竟然有三分之一之多。《天演论》中阐发的思想，并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却有不同一般的反响。这一方面是严复在翻译时，没有生搬硬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另一个是这一理论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对维新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严复宣传进化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但这是次要的。他介绍、宣传的西方先进思想，不仅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发挥了重大的启蒙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几代年青年爱国者都有着启蒙影响和作用。
在书中，严复宣扬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阐明中国若顺应天演规律，变法维新，就可以“自强保种”，反之则会“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严复希望让民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书中，严复还激励民众的斗志，强调“变法必可成功”。
严复还主张西方民主，并对西方民主作了多方面的宣传。他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中西社会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例如在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在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娱。在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通过这种比较，严复认为，强国要政有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他与夏曾佑、王修植一起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提倡西学。严复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都是抱着爱国主义激情来唤醒国人，力图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挽救中华民族。他的思想活动和所有启蒙活动，就如严冬后的春雷，惊醒了沉睡多年、做着帝国美梦的国人，点燃了中国新思想的火种！
这些崭新的观点和语言，开拓了中国思想界的眼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不得不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胡适说：“天演论》）是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中国的思想界为之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中国的爱国者为之奔走驰命。于是维新变法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以说，严复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以他翻译的《天演论》，第一个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震醒了中华民族，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维新改革运动，挽救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严复睡在中国历史的摇篮上，酝酿着爱国之梦。他从西方盗来《天演论》的火种，燃烧着整整的一个中国，使中国人民在火光中觉醒，也在火光中得到新生。
严复本身也身体力行地参加具体的维新活动。他除了发表大量鼓吹维新的文章外，还上书光绪皇帝，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案，并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维新没有成功，但严复《天演论》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促进中国的革命和进步。
在经历了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事件后，严复从政治活动中“撤离”。此时的他，思想上趋于保守。在文化观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以引进西学为前提，建立以儒学为主体意识的新时代的文化体系，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但严复的回归不同于纯粹的复古派，因为他始终对西学持肯定态度。严复是一个对传统有深切的了解而又“得风气之先”的人，他谈到中国的古圣人崇古并非是不相信人有无限的潜能可供开发，而是有“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终将不足的深长忧虑，加上“和谐”价值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古圣人视“争”为“人道之大患”，“故宁以止足为教”。假如“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中国即使不能说达到“郅治”，也还是可以“相安相养”。但事实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来了，中国不能不变，怎么变的问题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沉淀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之中，中国必须修古而更新之，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才具备可能性、可行性。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能抛弃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和思维模式，要注意振奋民族精神，呼唤民族意识。虽然严复在一些主张上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种中西文化融合观点，对于我们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又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思想界严复是一位学习西方的大师，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在贯彻着西方的教育理念，是一位开明的慈父。在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严复却对儿女一视同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儿女的健康，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严复无不牵挂。春天气候多变，他向儿女们交代：“春气越发，极易生病，善自节宜为要。”秋天西风四起，则提醒“秋风戒寒，早晚起居，格外谨慎。”冬天将届，就汇专款给儿女添置皮袄御寒。为了预防天花，嘱咐家人请医生为他们种牛痘。当他得知三儿子因困坐勤学致病，就忠告“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并即“令此儿晨起每日出户一点钟狂走”，逼他晨跑锻炼身体。他惦念在北方的大女儿尝不到平日爱吃的家乡风味——油酥肉松和调味豉油，总是尽力设法购寄。
严复留给历史的遗憾在于他晚年偏离了理性原则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进而失去学者的风范去豪赌、吸食鸦片，进而去党附袁世凯，进而走向神秘主义。除却种种光环，严复的性格当中也潜伏着致命的缺陷——偏激，正是由于这一点，严复在晚年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严复的留英同学中，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伊藤博文学成回国后得大重用，一举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胞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但他自己却仕途不顺。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有关。他的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乏”可议之处。他意志消沉即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他1919年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与熊纯如书》）。读史每及于此，笔者不免伤痛不已。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某种妥协，或曰对现实的过分看重，严氏也不可能脱离开现实利益的物质诱惑。在1900年以前和清亡民初前后，为维持一笔不菲的家庭开销和吸食鸦片的消费，完全依靠稿费和版税来支撑生活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严氏嗜赌的恶习，牌桌上也不可能永远是赢家。不过在赢得一次豪赌后，严复实在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在这喜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把人生一切都看透了的顽世的严复。人人皆知晚清另一文化巨人梁启超酷爱麻将，但是却没有梁氏一度千金、万金的记录，倒是梁氏的许多妙文奇思却是在麻将桌边完成的。在辛亥革命后到袁世凯和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这段时间，严氏党附袁世凯，除去政治上的原因外，是否与严氏的经济需求相关，笔者尚未看到与此相关的材料，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猜测很可能与此有一定联系。
至于严复晚年喜好老庄、笃信迷信而走入神秘主义一端的癖好，更是为世人共知的事实。在严氏日记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类似于“博戏”、“占财”、“占升官”、“问流年”、“占妹临产吉凶”、“占出外贸易”、“占婚”、“占出行”、“占谒贵”、“请丹”、“服罗真人符三道”的记载，从呼唤变法维新到不无激进主义色彩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再到清廷行将灭亡时个人地位的窜升和各种名誉的纷至沓来，严氏的确失去了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批判精神。笔者不才，认为个体境遇的好坏和其批判意识的强弱往往成反比，尽管在思想的掩盖下似乎是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追求，但是体现在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严氏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高尚从来也不可能脱离开世俗而独立存在。
这种偏激的个性担当了为同胞开智启蒙的大任，自然执于偏见而不自知。孙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因此回答了那句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我们看英美革命、法国革命，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为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我们于此段历史公案可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执行家并不一致。
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他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中法战争后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晚年，严复怀着苦闷至极、郁郁寡欢的心情，回到老家福州，住在南后街郎官巷寓所。每日除“看云听雨”，“临池遣日”外，“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深重的忧患意识时常伴随着他，并在诗篇中流露出来。“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1921年，严复面对“落日青山一片愁”无可奈何地赍志而殁。临终时，留下了“须知中国不灭”这句爱国名言。
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敦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职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
回顾历史，严复曾经是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主张引进科学、民主和西方文化；他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尽管他后来退化为保守者，却依然对国家命运和中国文化前途非常关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第一次建立起一个中西哲学汇合、以近代科学为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严复不仅是一位教育家、翻译家，还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思想家。
当百日维新失败后，当“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溅洒在菜市口的土地上时，严复曾以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戊戌八月感事》一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在诗中，思想家的愤怒、伤痛、悲叹和决心溢于言表。据记载，“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因“讳伤其类”，当年的孔子临河而退。思想家引此故事表明自己并未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心灰意冷。可惜的是，在日后的岁月里，思想家并未沿着这一决心而坚定地走下去，给历史平添了一丝遗憾和恨意……
